神马文学网一个中学教师的文革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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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 劫 难
后惟泰
1966年到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共识。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注定在劫难逃。
本当该自杀才是，只因不甘心蒙受“自绝于人民”之辱，又放不下年逾古稀的双亲和哇哇坠地的儿女，在亲情的支撑下，终于断了此念，忍辱负重，苟延残喘，得以能有今天。
挥洎拨墨书旧事，岁月沧桑鉴后人，劫后余生苦作乐，痛定思痛泣无声。
说苦就苦在这顶“牛鬼蛇神”的桂冠。“牛鬼蛇神”辞书上是说牛头的鬼、蛇身的神，泛指妖魔鬼怪。万没想这一成语被精通帝王的老佛爷看中了，经他活用之后可就神通了。他谙达历史王朝的兴衰，悟出了一条铁桶江山的真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了万古不朽，发下圣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言九鼎，谁能杠得住！深受“忠”之教化的庶民，岂敢犯上，何况是“妖魔鬼怪”敢不喊打？
1966年6月初，京都燕园的一张大字报，被老佛爷看中，大加赞美，又亲自发出《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无数革命小将受宠若惊，一些心术不正之徒时来运转，一夜之间变成了打“鬼”的英雄。他们手捧圣旨，“造反有理”，冲锋陷阵，所向披糜。“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一位小知识分子，原本也是忠实的信佛之徒，也算是听话紧跟的。就因为老祖宗曾是小康之辈，小民又不甚乖巧。于是在1966年8月初的一天，我蟾宫折桂，金榜题名，中了牛鬼蛇神的头名状元，从此整整十年失去了人的尊严。
一个平时以“死懒”有名的“蚊虫”，这下变得格外勤快，日以继夜的为我撰写了一部“封神榜”，将个诺大的会堂糊得严严实实，至今我也不知上面写些什么，只看到封给我的几个醒目的头衔：“地主阶级的孝心贤孙”、“封资修的卫道士”、“反动的学术权威”等等。
好在第一次“金榜题名”，只“触及灵魂”，未伤肉体，不识时务的我竟在勒令检查交代之时说：“父母送我上学至今我还未曾尽孝，我说的1960年饿死人的事全是真的，没有污蔑造谣。我不是鬼，不是蛇，更不是神，只能算条牛，一条会耕田的牛。”不料这一申辩，引来了更大的灾难。
那位“蚊虫”四年的中文大本没白读，拾起平时交谈的片言只语上纲上线，犹如当今商品的包装，硬把我往“三反”名牌上推。
在“小金榜”公布之后，接着给我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加冕典礼，那周密的布置，精心的策划，是谁的专利不得而知。那桂冠之高，三尺有余，犹如佛塔；桂冠之实、钢筋布面，经久耐用。我头戴“桂冠”，颈卦“奖牌”，双手被扭到背后，脑袋被紧紧按住，被押上批斗台， “打倒后惟太！”“xxx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风光了半天之后，又被一大帮人簇拥着上街示众，架着喷气式，俯瞰着脚下的土地，只听得人声鼎沸，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全然不知。那佛塔式的桂冠下面有细铁丝扣着下巴，有时被碰倒，铁丝勒着喉管，有窒息之险；那又大又重的木板奖牌，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后惟太”，细细的铁丝直往脖子的肉里钻，我悄悄地用手将铁丝挪到衣领上，可这“狡猾”之举逃不过干将们的慧眼，时有再犯，换来重重的一脚，比起铁丝扣颈更痛快，只有咬紧牙关挺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批斗之后，1966年8月15日，学校领导正式通知我到厨房劳动。主要任务是挑水、切菜。那时还没自来水，全校几百号人的饮用水全靠从井里提取。一天要提二三百桶水要挑到厨房大缸里，尤其是将水灌到大半人高的水锅里非常吃力，到晚上两臂酸痛得都举不起来，遍身骨头散了架似的；每天要切两百多斤的菜也是很艰巨的，速度跟不上还要挨骂。
在厨房劳动的同时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打扫厕所，每天得在天亮时抓紧完成，迟了有碍“方便”。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也慢慢习惯了，经过长时间的驯化，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放下自己，听天由命。在厨房劳动中我常这样麻痹自己：“假如我父母不送我读书，没有当教师，还是在农村种田，能在镇上找个炊事员的工作还会感到幸运呢。”从此我把自己看成了就是炊事员，一干就是两年多。
人生在世遇到过不去的坎，退一步想想，绕过弯过去，有时还真有用。在8月3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我以一个正常的劳动者的身份进行了一项劳动技术改革，自以为做了一下“主人”。
每天提水挑水的活实在太累了，我一直琢磨着想个办法不用挑水多好，终于想出来了。在井边做个略高的木架，安一只下有出口的木盆，用水管连接水缸、水锅，从井里提上的水直接倒入木盆，水流进水缸就不用挑水。客观情况迫使我想从繁重的劳动中减轻一点负担。
1967年8月上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武斗。当时学校的“山头”很多，“兵团”、“司令部”如雨后春笋，各显神通。我这一甲一等的头名牛鬼蛇神，是各山头共同的靶子，我被拉锯般地拉来拉去，新兵团成立要拉我去“助兴”，司令部创新功要拉我去作“贡献”，新牛鬼入棚要拉我去“奉陪”。有时三更半夜什么也不是也要把我叫起来演习一番。给我开小灶，专题培驯我批斗时的姿势：站要猫着腰，行鞠躬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人人都经过，可长时间的丝纹不动地行下去，非亲历者难知其味。
为考验我站的功夫，一次夜深入静时几个值班人竟别出心裁，要我站在一条只有三只脚的方凳上，手不能划动，腿不准颤抖、坚持不住跌下来，除了训斥还加拷打。
跪的姿势也有讲究，要长跪，即腰要挺直，头要低，绝不允许屁股落在脚跟上。
大会批斗的程式大同小异，一般是先念一段语录，再大喊：将“牛鬼蛇神（或其他头衔）×××押上来！”同样是戴高帽、卦黑牌、手被扭到背后，按住脑袋“×××万岁”、“打倒×××”口号声震天动地，批判发言千篇一律，全是造谣诬蔑，无论说你是什么，都得一口说“是”，若不及时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常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在批斗的过程中干将们丧心病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文功武卫”的号令之下，各山头闻声而动，一件更惨的事又落在我头上。
被打伤后，本校教师连夜给我请来伤科医生，开了些治伤的药。
在那十分恐怖的日子里，学校的教师都纷纷走了，不得已我第三天只好带着重伤和医生开的中药到乡下一同事家休养了几天，就绕道回芜湖老家了。治疗了几个月，至今腰部创伤尚未痊愈，每当阴雨天气还剧烈疼痛。
当时两派相斗，我因是“牛鬼蛇神”而靠边，没有加入任何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任何派别活动。关于“打耕牛”的话，我莫名其妙，事后据说那天白天，有牛在学校园里吃东西，有学生用树枝赶牛，互相争过嘴，此事我不但不在场，而且一点不知道，白天我在朋友家玩，晚饭时才回校的。
首先是将我赶进一间条件更为恶劣的牛棚——一间又小又破的原是存放粪桶之类杂物的储藏间。上面是蛛网密布的透亮的瓦片，下面是坑坑洼洼的发霉的泥地，全靠自己动手打扫，拣来碎砖、旧板、乱稻草，搭一个夜晚可供停放躯壳的平台。我原住的房间里的东西一概不准动，连一本书都不让带，只有一床被条和几件衣服。
牛棚外日夜有人看守，开始时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知是怕我逃跑，还是怕我自杀。狱中罪犯尚有家人探监的条例，而我却没有这个资格。当时我爱人在娘家做产妇，女儿满月了，我尚未能见到面。一次我爱人怀抱婴儿来学校看我，竟被挡在门外，看守将我反扣在屋里，只听她在门外苦苦哀求，仍未能见面。在我濒临绝望之时，她想尽办法托学校冯会计给我搭来字条：“忍着点，别硬顶；想开点，别犯傻！”亲人的支撑坚定了我“留得青上在”的信心。
还有一次，我在菜园里劳动，突然看到我老家芜湖的一个老乡，我急忙想上前和他说话，竟被看守的人挡住，只能隔得远远的招手示意。
事后才知道是我单位派人到我老家外调,让我父母知道了,特意派人来看我.那老乡心地善良,怕太伤二老的心,回去后谎称我在学校很好，一点事没有。真多亏这位乡亲机智善良的撒慌。我年逾古稀的二老就我这根精神支柱，若知我当时的遭遇不急死才怪呢。
进了与世隔绝的年棚，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是写检查交代罪行，但这丝毫代替不了批斗游街，尽管我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朝自己头上扣，但总是难以通过，他们常以检查不彻底，交代不老实为借口，隔三差五地要牵我出去游斗一下，也许只有“自绝于人民”才算是彻底老实。
我想回房间找点书看看，未得到允许，过了几天才同意可以看红宝书，但必须写学习心得交司令部审查，其他书一律不准看。
不料又惹来了新的麻烦，过了一些时候要我交出笔记本审查，结果又“争取”到一次批斗。大会宣布“阶级斗争新动向”。因为我在笔记中记了我做过的几件好事：一天请假到屯溪看病遇到一位盲人挑了一担草鞋，听说是同路，我就接过他的担子牵着他手中的竹竿把他送到家。那天村里失火，我和大家一起参加了救火；有天晚上理发，人多排队，轮到我，在我后面的一个筑路民工说，明天要起大早上工，我就让他先理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小事，可在他们的眼里这是违背了“阶级规律”。他们在批斗会上声嘶力竭地大叫：“要识破他的假相，撕掉他的伪装！……一个牛鬼蛇神，阶级乱人，还说自己学雷锋、做好事，为人民服务，这不是在美化自己又是什么？”接着有一位大师阴阳怪气地进行了蛊惑人心的推理：“他这么一个大好人，我们还要批斗他，多不应该啊！大家看，这不是诬蔑革命造反派，诬蔑文化大革命又是什么？”于是在我众多的头衔中又多了“阴险”、“狡滑”。
又一次，他们发现我在以前一篇“思想汇报”中写道：“蒙司令部关怀照顾，派我到厨房参加劳动锻炼，把打水切菜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光荣而艰巨，我一定要好好为人民服务。”不料又犯了“法”，他们狠狠地训斥我说：你到厨房劳动是劳动改造！怎能说是“光荣”是“为人民服务”呢？
戴红帽的人拉出的屎都是香的；戴黑帽的人流出的血都是臭的！
又要写汇报，又不准说真话，只有抄口号，只有不断地舀粪往自己身上浇，不把自己说得最臭、最黑、世上最坏，就不足以显示他们最香、最红、最有能耐。
整天戴着白袖章在厨房转动的机器岂能稍停片刻，进驻学校的那位贫下中农发现我不用挑水，太便宜我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加大创收，改善生活。于是又给我增加了一项劳改任务——种菜。已抛荒多年的废墟上瓦砾遍地，杂草丛生。要开出来种菜谈何容易。累得腰酸背疼不能休息，满手磨起血泡仍要坚持。挖好了地要栽上菜，要施肥、除草、浇水；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阴雨蒙蒙，我都得起早摸黑地在菜园地里干活，厨房里的活还照样要干。12月23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有好几件事要做，中午、晚上两餐的菜要准备，昨天挖好的地要栽上菜，白菜收了地要挖，还要切黄叶菜给猪吃……我只有一双手啊！”12月25日气温骤降，在屋里都冷得打颤，觉得园里没什么要紧的事要做就没有下地劳动，结果挨了狠狠的一顿训斥。
有人偶然看到我写的《牛棚受驯》文稿，说我“驯”字写错了。年纪大记忆力差，写文章是常出错别字，可我这个字没有写错，驯牛、驯马、使之顺从、就是这个“驯”。我被难牛棚的两年多，过的就是受驯的日子。走路不许抬头，坐着不许翘腿，不准和人说笑，干活不得休息。违者后果不堪设想，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拳打脚踢。驯牛驯马尚念“使用”，以存一丝怜悯之心。驯“牛鬼蛇神”目的不在于“使用”，因为这“牛”的产权不属于他们个人，只是逞威风、寻开心、折磨人、求刺激。即使驯死了也不足惜，与他也不相干。只需贴一张“×××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即可了之。
圣旨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啊！古有圣上“赐死”之说，少儿时很不理解，现在总算明白了。皇恩浩荡，指挥操刀手杀人自然也是伟大的皇恩。我已忘记我还是不是人，我好象是马戏团的小猴子，又象小孩手中的橡皮泥，更象武士练功用的沙袋，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给主人带来无限的快乐。
我校规模很小，教职工总共才十几个人。在文革中遭劫难的除了我还有五位，他们是在我之后挖出来的。他们凭什么能进入牛棚，至今我也没完全弄清楚。
教导员老项，胆子如鼠，兢兢业业埋头教导处的日常事务，说有什么历史问题。老李、老汪和我一样，肚里放不住话，有话就讲，有些不听使唤，让领导看不惯。那老胡算什么呢？一字不识的干苦力的工友，他也能加入牛棚实属罕见。据说他胆大包天，不识时务，竟敢说××太太（炊事员编制）只拿工资不干活。还有那学生方某，那是吃了我的亏，怨我不该让他做我的得意门生，也怨他不该为我打抱不平。
本来我的劳动任务已够艰巨了，由于牛队壮大了，于是又上了新项目，要盖厕所。这可把我推上了顶尖，土工、砖工、木工样样少不了我。我只有苟延残喘，拼命地支撑着。其他几位也都吃尽苦头，没花一分钱，全靠我们的血汗，就地取材，盖了一座有十几个蹲位的厕所。
后来县总司令部从各乡镇选一批“罪大恶极”的到县里集中大批斗，我被选中，其余五位不够资格，那段时间我牙痛得厉害，不让治疗，不能吃干饭，又没条件吃流汁，只能饿着肚子换批斗。住的牛棚比学校的牛棚更糟。县级的“牛鬼蛇神”我认识的不多，就我所知略述一二。
休宁中学
从县城批斗回来之后，不久我又一次被押到临溪小学操场，那是全镇最大最中心的聚会场所。这次批斗会规模空前，集中了全镇最大号的“牛鬼蛇神”、“走资派”。其残酷程度不亚于渣滓洞集中营。
提起那次批斗，让我心有余悸。这之前不久我的一个姓郑的学生悄悄地告诉我，他母亲在隆阜中学进了牛棚，不让她用自来水，她就到井上提水，正在弯腰提水时，一个红卫兵把她推到井里淹死了，
在批斗台上，我认识的区里的一位姓凌的干部和我紧挨着站在一排，他曾以目示意、点头招呼。会上被斗得很惨，散场时我俩同路回来，他的腿被打伤了，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也筋疲力尽，晚上早早地睡了。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听说凌××死了，是上吊死的。
这天我又被拖去参加批判会，会场上“凌××畏罪自杀”、“凌××自绝干人民，死有余辜！”等大幅标语铺天盖地。
文革劫难，罄竹难书，运动虽已过去，但心中的创伤难以扶平。在我生活的小圈子里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文革已过去四十年了，四人帮已被打倒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提了，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这样说的人大凡是劫外人士，或尚未涉世的后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人，包括其亲属，还有许多刚正的老知识分子，试问谁不是满腹愤懑？四十年前的今天我也这么想过，四人帮已经打倒了，“牛鬼蛇神”的帽子已摘了，再可以平平安安过日子了，可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只放在少数人的橱柜里，有几个老百姓知道？还不是照样“高举”、“坚持”、“按既定方针办”。文革中被难者照样被歧视。不说我本人，连我的七岁的儿子都被孩子们骂做“地主子”，因为我由“地主子”晋升为“地主分子”，自然我的儿子就是“地主子”了。
在打我的过程中只听到一片骂声：
“这个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还没斗好，现在又作怪了，竟敢打我们贫下中农，还得了！”
“打死他！打死这个地主分子没事。”
“你再叫！再叫就送你命！”
这次被打伤势很重，胸口、腰眼两处最为严重，半个多月不能下床，一个月后呼吸时心口还疼，腰不能伸直，近两个月不能正常工作，至今也尚未全愈。
令人气愤的是一些干部，事情发生后我爱人即时到区里求救，一位副书记无动于衷，推说这是人保干部管的事，好不容易找到人保干部程某，他又磨蹭着迟迟不肯动身。之后也没来过问一下。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我去找程某，程不理不睬，找书记，书记说，这属于民事纠纷不归他管。
什么民事纠纷？我孩子被人打了，只想讨个公平，哪怕他家有人说句“对不起”我也算了。我牵那小孩到区里也是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想讨个公平。在全过程中我没有开口骂人，更没有动手打人，直到被打伤也没有回一下手，事后也没有找干部纠缠。这么多年当地干部无人过问，就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讲过。
为什么会这样？我与他们无冤无仇，还不是因为这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耳闻目睹：我是“牛鬼蛇神”、“地主分子”、“现行反革命”，人人可得而欺之。他们为何不能欺一下呢？打人也是一种高级刺激。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已不属“人民”，凭什么要过问我的事呢？
我在文革中前后两次无辜被人打成重伤，至于在批斗中被打更不用说，都是因为我头上有顶老佛爷赐给的“牛鬼蛇神”帽子。我曾多次向区县领导申诉都不予理睬。1979年初我以详细的书面材料向当时的徽州地委申诉，到地委大院跑了好多次都未能见着领导，每次都让门卫或一般工作人员应付了之，被收下的材料石沉大海。一次门卫值班的一位老人跟我说：“书记很忙，他实在没空见你，文革中好多人命案都没法处理，说句老实话，象你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根本排不上号。”
“象我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想想也是，从那以后我就没再申诉了。
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睡梦里还常听到老佛爷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这第一次我已受够了，下次可能轮不到我了。若有来世我一定设法钻进乞丐或地痞的娘肚里。我在梦中也常记起一些似乎被人淡忘的古典：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如此惊天动地、史无前例，以“斗”为纲的运动，仅四人帮有这么大的能耐？四人帮的权力是谁给的？造反派为何能肆无忌惮？这使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他在以身殉国之前，痛斥昏君楚王“背法度而心治”。仍念念不忘“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