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你见到亚当先生和夏娃女士了吗：《盗梦空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8: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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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怡
很惊叹导演诺兰的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在几重梦境与潜意识的荒原之上，展开了一套质疑人生之真实性的镜像的叙事。
我曾以一瓶矿泉水为例，阐释基督徒喝水，和其他人喝水有何差异。我怎么喝一瓶水呢，只是口渴，并不足以撑起我与水之间的情感。就像只是被压抑的性欲，不足以撑起人全部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人从来不只是在感官中喝水，人乃是在他的世界观中喝水。在感官中喝水，是动物本能。在世界观中喝水，才是人生。这就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的话语”。所谓话语，就是搭建世界观的梁木。
第一，我怀着一个确信喝水。这瓶水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我正站立其上喝水的这个世界，也是真实的。圣经的第一句话，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诺兰的故事有一种深切的谦卑，他要表达的是，人作为造梦者和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无法为他身历其境的经验的真实性背书。在电影的几重梦境中，上帝创造的世界（现实）和人造的世界（梦境）之间，以及作为“上帝的形象”的人（主角柯布的妻子），和作为“人的形象”的梦中人（柯布梦境中的妻子）之间，模糊不清，真伪难辨。如今，不要说死，连喝一瓶矿泉水都构成了人生苦难的一部分。但在我的确信中，是上帝为这世界的真实性背书。换言之，如果上帝是真实的，我和我的矿泉水就是真实的。如果上帝是虚假的，我就不知道自己是否同样虚假。
感谢上帝，最近这五年，我喝每一瓶矿泉水的时候都是幸福的。我没有陷入“喝即是不喝，不喝即是喝”的心智危机。我在信心中举起每一瓶水，即使在高烧41度的夜晚，也未曾怀疑过我的口感，没有陷入“不喝白不喝”的人生观。
第二，我在一瓶水中看到了秩序和美。一位弟兄是地质学博士，他说在显微镜下，矿石的美惊心动魄。当我看见水，就看见了宇宙的法则。水分子里的逻辑，完美胜过造梦者的迷宫。柯布和妻子，留在意识荒原最深的梦境里。那里混沌、虚空，一穷二白。他们无事可做，就说，要有别墅，就有了别墅；要有街道，就有了街道。50之久，他们一起慢慢变老，创造了一个以纽约为模型的幻梦城市。
这对雅贼，是人类灵魂世界的冒险家。柯布最终意识到，他们创造的世界，依然单调穷乏。后来，他的小师妹萝莉，曾想象一个将城市对叠起来的梦境，并利用两面巨大的镜子，在互相映照中，创造出一种虚假的“无限”。但柯布在这样的“无限”中活过50年，他知道人可以利用数学和几何，模拟出无限和丰盛的假想。但人却无法凭着自己，创造秩序，解决“渊面的混沌”；创造生命，解决“大地的虚空”。创造光明解决黑暗；以及，创造永恒解决死亡。
在我看来，这部伟大的电影充满了对人文主义的讽刺和隐喻。皮科，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1486年，他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中提出一个著名命题，“我们愿意是什么，我们就能成为什么”。约翰·卡洛尔在《西方文化的衰落》一书中，把这话视为500年来对人文主义精神最入骨的诠释。当“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宣告被遗弃后，人类必须自己建一块磐石；必须凭空创造出如耶稣所说的、可以移山的信心；必须在这自产销的信心上，创造出一座光明之城。
这就是为什么，柯布梦中创造的那座城市，酷似被扒光了衣裳的纽约。在梦里，人类兼造物主和被造物于一身，伟大的梦想家们遗世独立，在灵魂的跑马场上，创造人类的乌托邦。在他们外面，灵魂失丧，日以万计。在他们脚下，大地岿然不动，灾祸忽然来临。但临了，人们也要扔下一句狠话。就如尼采在最后一本书（《瞧这个人》）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狄俄尼索斯（希腊酒神）和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基督）对决”。意思是或者基督，或者我自己，或者现实，或者梦境。或者生，或者死。人类从此的命运就是非彼即彼，不能同负一轭。
或者当死亡来临，就像海涅一样高声呼喊，“温柔的幻想，把我抱得更紧一些吧，把你的嘴紧贴住我的嘴——把我这弥留之际的痛苦更添上一些甜味”（组诗《拉撒路》）。
911和《盗梦空间》，是现代人文主义幻灭的一连串事件。拉登曾嘲笑纽约，是“无信仰的大本营”。说他的安拉将使“天空无柱石而高高升起”。意思是说，如果美奂美轮的双塔，如今已成西方无信仰之文明的柱石，“那我就能轻易使你们的文化轰然倒塌”。作为一连串事件，你必须在911之后的人类场景中去理解《盗梦空间》，你也有必要在《盗梦空间》的逻辑下，去理解奥巴马支持在世贸遗址附近建清真寺。
柯布和他妻子在灵魂的荒原之上，就像第二对亚当和夏娃。他们在梦境中50年的创造，象征着人文主义500年来的履历表，以及回到现实、喝一杯真实的矿泉水的渴望。但他妻子沉陷在那棉花般的时间里，将鉴别现实与虚假的陀螺藏了起来。现实中陀螺会倒下，所以他们特别设计了一个梦中永远不倒的陀螺，帮助他们鉴别经验的真实性。后来柯布侵入妻子的梦境，深入意识最深处，“植入”了一个念头——这是电影的片名和核心观念。本来是你在做梦，但有人闯入你的潜意识，接管了这个梦，成为你的梦中编剧。他就操纵你的梦境，植入一个想法，却叫你以为那是自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结果。
柯布向他妻子植入的念头，是对梦幻城市之真实性的怀疑。但当他们脱离梦境，回归现实后，这一休谟式的怀疑论却在妻子的灵魂中，如癌细胞一样蔓延。她彻底丧失了对喝一瓶矿泉水的确信，最终选择了自杀。这是对《创世记》中撒旦引诱夏娃那一幕的，合符圣经世界观、又极富想象力的描述。电影说，你无法植入一个道德性的想法，如“你不能去想大象”，这会反而刺激人去想“大象”。你只能植入一个怀疑性的想法，如“其实我父亲并不真的爱我”。
这是导演对人类罪性入木三分的洞察。为什么上帝说，“惟独智慧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一观念没有“植入”亚当和夏娃的灵魂；当魔鬼说，上帝的话不一定正确和美善，他的话却如三聚氰胺一样，成功地“植入”了人类的灵魂，以至谬种流传，直到如今？
这与我喝一瓶矿泉水的第三个确信有关。从一瓶水中，不但能看见肉身的需要，且能看见这世界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换言之，在喝一瓶矿泉水时，我确信宇宙中爱的存在。就像一个孩子出生，房间中既有尿布，又有奶瓶。柜子里堆满衣服，厨房里一应俱全。假如孩子成长中的每一种需求，碰巧都在房间里找得到相应的产品。你怎能想象这房间是自然界偶然进化出来的呢？最合理的解释是有一对爱他的父母，在出生之前为他预备了万事。
最后，柯布在梦中与妻子的幻象对话，这是诺兰传递他的世界观的点睛之笔。柯布说，我为什么能确信这里不是现实，我必须回去。第一，是在你身上，我无论多么努力，都看不见那无限的完美和无限的不完美，上帝创造了我的妻子，而我创造出来的，只是她的倒影。我的妻子有“无限”的内容，但她的倒影只有“无限”的形式。第二，是每当我留在梦境中面对你的时候，我都有深深的罪恶感。不是手上的陀螺，而是良心的定罪（guilty），使我分辨出了真实与虚假。
原来诺兰最核心的观念，不是数学的，也不是哲学的，而是基督教的。活在罪中，就是活在虚假中。人若不认自己的guilty，人就无法从梦里爬出来，重回真实的生命。
在路易斯的《凯斯宾王子》中，狮子阿斯兰对闯入纳尼亚世界的孩子们说，“你们见到亚当先生和夏娃女士了吗”。他说，“这可是一件既让人觉得光荣，又让人感到羞耻的事。光荣到能使最可怜的乞丐敢于在人前抬起头来，羞耻到足以让世上最权高位重的君王屈身愧惭”。
诺兰的雄心，是改写一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真实与虚假的边缘，描写他们的光荣和羞耻。但他也可能是魔鬼的代言人，延续了《黑暗骑士》中的玩世不恭。他让柯布回到女儿身边；让桌上的陀螺一直旋转，狠下心就在这里结束；让人们乖乖地排队买票，成功地、玩笑式地把对真实性的怀疑，也“植入”了所有观众的内心。诺兰的成功，是对好莱坞“梦工业”最好的诠释。从此，所谓电影就是撒旦的课件。而电影院的意思，就是盗梦空间。
柯布的身上有陀螺，心中有负罪感。而可怜的我们身上有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从每一部电影中爬出来，在喝矿泉水的时候，开口感恩，花满枝头？或者当接连两个公休假期，政府决定向公民“植入”一个想法，用世俗的权力把“礼拜天”变成“礼拜三”，把“礼拜三”变成“礼拜天”时，我们如何因循灵魂的生物钟，依然有在时间的洪水中有安息，依然知道自己活在哪一个世界？
克尔凯郭尔曾讲过一个故事，一匹受惊的马在道上狂奔，马背上的人惊呼救命。一辆马车载着两个英国贵族，迎面而来。其中一个说，“我出一百英镑赌他会从马上摔下来”。另一个说，“好，我赌他不会”。于是两人掉转车头，与奔马齐驱。一路护航，为惊马扫清路障，好让这场赌博有个公平的结局。克尔凯郭尔轻蔑地说，在他的时代，人文主义的气象，就连这种英国贵族式的赌博冲动都失去了。在亚当的光荣和羞耻之间，知识分子们开始站立在医院三楼的窗口，观看别人的生活。
一些伟大的作品，向人类展现永恒的法则和力量。另一些伟大的作品，却叫人心神不宁。诺兰的电影，介于两者之间。他的《黑暗骑士》和《盗梦空间》，就像克尔凯郭尔笔下这两个英国贵族，以一种骑士的风范和激情，护送一个911之后的世界，为一个梦幻的世界送终。看人类到底是摔下来，还是摔不下来？看柯布到底是回来了，还是没有回来？
2010-9-13
谁也打不过自己：《特工邵特》王怡 发表于 - 2010/9/9 12:30:00
“身份认知”，是间谍片的经典议题和魅力所在。安吉丽娜·朱莉，饰演一个美、俄的双面女间谍，动作凌厉，节奏干脆。上映前，更出人意外地发生了美俄交换美女间谍的新闻，令片子轰动一时。
在某个角度，我认为自由（liberty）和身份（identity），是最核心的两个现代性议题。不只是间谍，世上所有人的一生，都被卷入了这两个词语。或者说，现代性的诞生，使每个人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都成为了间谍。
想得更远一点，地球上的第一个间谍，是伊甸园中那条古蛇。它离间人类始祖与上帝的关系，说，其实上帝怕你们吃了智慧树的果子，又吃生命树的果子，就和他一样了（但在《启示录》中，上帝将生命树白白地赐给那些相信基督为他们受难的人）。又说，你们吃也不一定死（上帝说，你们吃就必死）。最后说，你们吃了就栩栩“如神”，能判断一切善恶（几千年后，所罗门王回想这一幕，感叹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
这是古往今来，一切骗子的三板斧。第一是虚无主义，诋毁上帝的美善动机，就等于宣告在宇宙中，无私的爱和圣洁的公义是不存在的。第二是相对主义，抹煞上帝话语的确定性。宇宙的规则一旦不确定，人的主体性就不再确定。就像户籍制度一旦形同虚设，就有数亿人，每天清晨都要问自己，到底我还算不算农民？或对一个士兵来说，如果他领受的作战命令不确定，他就不知道自己在一场战争中的身份。
第三是人本主义，用地位的僭越，和自我的膨胀，来摧毁身份的确定性。就像某人一旦“知道”自己可能成为董事长，就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第一个“知”，指向个人自由，是指知道了更多的信息。第二个“知”，指向主体身份，是指对尊严、地位和价值的确信。这正是现代性的悲剧：人知道（的信息）越多，反而就知道（自己是谁）越少。
悲剧在于，我们“知道”的能力过剩，管理我们所知的能力却不足。我喜欢听别人介绍自己，或看别人的名片。一个人如何告诉别人“我是谁”？就等于告诉别人，他是如何评价、筛选和排序自己知道或拥有的一切的。他相信什么，追求什么，在乎什么，以及，贪图什么。又或者，他虽活着，却对这一切尚无头绪。
读到一本《2009-2010中国打工诗歌精选》，有许多温柔而怜悯的句子。陈忠村写到，“深夜，我对着蚌埠的方向沉默”，而“醒来，躺着的上海是别人的”。张绍明想起远方的父母，他写道，“城市像扣一笔罚款一样把他们扣在了城里”。
看这部动作片，我却莫名其妙的想起这些忧伤的句子。从小看电影，喜欢问两个问题。知道角色身份的，就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不知道角色身份的，先问，他是哪一边的？电影的海报，用了一句简洁、夺目、充满写实风格的标语，“邵特是谁”（Who are slat）？在战场上，你到底是谁呢，“谁是邵特”，其实是问，谁是邵特爱的人，谁是邵特相信的人。以及，谁是邵特效忠的人？
对一个美食家来说，你就是你所吃的。对一个书呆子来说，你就是你所读的。对一个人来说，你就是你所信的。当一个人求菩萨保佑，他就被定义为一个偶像崇拜者。当他称呼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的主（Lord）”，他就被定义为“基督徒”。
宗教学者杨凤岗，最近在北京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语出惊人。说据他研究，今天有85%的中国人有宗教或巫术信仰。从社会学的角度说，人对宇宙、人生及社会所怀的信念确定性越高，身份的确定性就越高，同时他行为的自由度就越小。反过来，一旦人的身份模糊到无法识别的时候，人就彻底无法无天。这就是在影片中，为什么谁都打不过特工邵特的原因。
很显然，身份确定的士兵，往往打不过身份不确定的间谍；受雇于一方的间谍，又打不过双料间谍。这就像一些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人，反而更容易致富。因为他们对财富的非正常的饥渴感胜过了别人。换言之，一个必须通过财富才能证明、发现或检验自己是谁的人，自然比一个贫穷却仍然确知自己是谁的人，更倾向于打破一切规则。
换言之，市场的邪恶，不是金钱本身邪恶，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他们本来该去读哲学，却去读了工商管理。他们本来应该去教会，却去了公司。其实市场是很无辜的，它明明是做生意的地方，人们却到那里去拜关公。它明明是积累财富的地方，人们却到那里去积累偶像。它明明只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却幻想在那里找到“如神”的感觉。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致命的疾病》中，有句怵目惊心的话，描述人屈服在那条古蛇诱惑之下的结果。他说，“所谓罪，就是把你的身份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之上”。
因此，所谓前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把人的身份比较固定地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某种事物之上”的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已无法把人的身份固定地建立在“除了上帝之外的任何事物之上”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对人的奴隶身份有一种确信的、“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代。一个是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就是对人的奴隶身份充满了焦虑和不确信的、“一无所有”的时代。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不存在第三种可能，那么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人海中的间谍。在城市与乡村，官府与公民，美国与中国，男人与女人之间。以及，在生与死、天与地、人与神之间，凡不能确定自己身份的人，都是特工邵特。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打不过我们。但我们活了一辈子，却打不过自己。
就像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就用无花果的叶子，彼此遮盖。从此婚姻就成了一部谍战片。一个人偷情，另一个人存小金库。爱与不爱，谁跟谁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为了一个吸血鬼。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身份认知，不断地建立在对别人的榨取上。所以有人需要不断的挣钱；邵特需要不断的杀人；而我们需要不断地问，你还爱我吗？
耶稣在地上布道的时候，有人带小孩子来，要耶稣为他祝福。门徒们责备那人，说小孩子又听不懂，带来干什么。耶稣却抱起孩子，说了句很著名的话，他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一些教育家也引用这话。他们以为，既然小孩子在天国，他们就是天使。所以中世纪的许多油画，也把天使画成胖乎乎的、有翅膀的小孩子。
换言之，他们把儿童教育的根基，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上。
其实，在圣经中，天国并不是给天使住的，天国是为罪人预备的。
奥古斯丁有句名言，与当代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看来是过时了。他说，襁褓中的婴孩，和我们的差异，不在于他缺乏行恶的愿望，在于他缺乏行恶的能力。
换言之，儿童并不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是罪人，儿童就是小罪人。人不是长大了才变坏。如果恶是后天习得的，你就要问下去，谁是第一个堕落的人？谁碰翻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如果我们承认，两千年后的人性，并不比两千年前更光明。那么，奥古斯丁要么在2010年仍然是对的，要么想当年就是个笨蛋。
我看了《小人国》，认为一切感言，还是要从人性论开始。换言之，如何教育儿童，首先不取决于我们对儿童的看法，而取决于我们对人类的看法。除非，我们认为儿童不是人，或者我们不是人。
但我常常发现，人本主义的教育方式，却隐含着“儿童不是人”或“成人不是人”的二元论立场。他们把儿童的天真与个性，与成人世界的差异，升华为一种本体论的差异。于是誓死捍卫儿童进入成人世界之前的自由空间，所以他们呼喊，谁把儿童的幸福拿走了？他们宣称，玩耍是儿童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们也说，赞美和认同是最好的教育。
结果，现代的儿童教育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尝试对“教育”的放弃，和对“教育者”的淡化；以及，从小鼓励一个反权威的世界观。
如果我们认为，后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反权威的和个人主义的。那么许多儿童教育理念，并不是旨在培育会对成人世界和人类未来构成挑战的新一代，而是讨好和对接成人世界的操作系统。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尝试了各种教育模式后，还是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假如这世上没有“坏孩子”，那人们到底将在哪一刻变成坏大人？这种对儿童及其世界的浪漫主义，源自教育者对成人世界的某种厌弃。是因着我们的失落，而回头去刻舟求剑。
我想了很久，认为所有幼儿园都该向巴学园学习，但我仍然不会把孩子送到巴学园去。
教育的目的，或人格的内涵，归根到底不过是成全善，和抑制恶。巴学园的教育，令人感动的，是在“成全善”上所付出的耐心。她们发挥了蒙特梭利的教育法，强调老师作为儿童世界的“旁观者”，要退后一步，寻找引导的机会，判断干预的时机。好比裁判，辛苦的跟着球员跑，但不帮他们踢球，只在该吹哨的时候吹哨。
这种帮助者、观察者和陪伴者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非常宝贵。花一分钟帮孩子穿好衣服，这是仆人做的事；花半个小时观察、引导和陪伴孩子穿一件衣服，这才是老师做的事。显然后者所需要日复一日的爱和忍耐，是绝大多数父母都无法做到的。
所以大多数父母和老师的教育方式，都倾向于“行为主义”模式。透过简单的奖赏与惩罚，禁止或许可，去重复建立孩子的行为模式。在圣经中，这被称为“律法主义”或道德主义。简单说，就是透过外在行为的示范、要求和矫正，来塑造人格。并透过对外在道德行为的评价系统，来建立对人格或灵魂的终极评价。圣经把这一倾向称之为“凭行为称义”。一个男孩得到老师赞赏，不是因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他是谁”？而是因为一个外在的和变动的问题，即“他做了什么”？
我观察过，小书亚是怎么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的？譬如一天，他在桌子上敲了三下，问我要糖吃。我碰巧给了他。这就暗示和鼓励了他要糖吃或获得大人注意的行为方式。第二次他又敲桌子三下，问我要糖吃。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他很可爱，还是决定给他吃了。第三次，我发现他很得意的告诉另一个孩子，如果你想要吃糖，就要在桌子上敲三下。而且只能这么敲，不能那么敲。
又可笑又遗憾，因为他虽然吃到了糖，却没有吃到我的爱。他不知道有糖吃的原因，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父亲的儿子。不在于行为，而在于恩典。因此，我们虽然在外在行为模式上，发展了父与子的关系；却没有在灵魂内涵和人格关系上，得着连接、传递和建立。
作为教育者，家长和老师最需要的勇气，是以一种盟约主义的爱，去替代律法主义。但父母往往没有信心对孩子说，无论你做了什么，成绩如何，我都一样爱你。因为我们生怕一说，孩子就嚣张起来，反而倒霉了。
换言之，什么才是对人格的真正激励？让孩子知道他与父母或老师的关系，是由“他是谁”决定的，还是让他们以为这一关系是由“他做了什么”决定的？是一种盟约般的、仿佛不可更改条款的爱，能够激励孩子；还是一种随时可能根据他的行为调整合同内容的爱，能够激励孩子？
这要看你到底希望激励孩子的行为，还是激励孩子的灵魂。
作为对儿童世界的有耐心的观察者和教导者，以及对行为主义教育模式的放弃，巴学园都提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典范。这是很好的起点，从而能够将纪律的教育，置放在一个有内在自由的平台上。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抑制恶的一面，巴学园的“怀柔”教育法，因其“性本善”的浪漫主义假设，而在纪律的养成、道德内涵的塑造，及爱与公义的平衡上，都有着明显的缺陷。
因为你要反对的，永远是律法主义，而不是律法本身。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普遍的教育危机。其一，对孩子的严格管教，被视为负面的、过时的观念。甚至父母对孩子的灵魂与行为的管教权柄，都受到国家以立法方式的不断的剥夺和侵害。其二，所谓人格，就是人的灵魂，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内涵。但在一种过份强调尊重孩子的观念中，孩子人性中的罪与幽暗，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反对和挑战，对善的成全也就因此落空了。
以片中的“孩子王”洋洋为例，老师的耐心，尤其面对其他家长压力时的坚持，实在令人动容。但从头至尾，老师对洋洋身上“恶”的一面的介入、矫正和批评，显然不够清晰、肯定和坚持。有人评论说，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个好领袖。就算如此，在我看来，这个所谓“好”，还是指的才干，不是指的德性。我看不出来这孩子成为专制领袖或民主领袖，成为清官或贪官，成为慈善家或黑老大的可能性，会有倾向性的差异。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意思是说，人格的典范和道德的绝对性是存在的，所有人都要往这里来。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也是爱的目的。不然，在这世上，父亲，母亲，爷爷，奶奶，老师和媒体，大家都在喊，“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小孩子到底要去哪里呢。
换言之，如果人格的典范及道德的绝对标准是不存在的，所谓的多元、个性和天真，就会在本体论上的意义上被偶像化，获得免予起诉的地位。所谓人格，就只剩下了将来能否在成人世界生存的、功利性的人格而已。巴学园是优秀的，但她的教育方式，因为缺乏更高的道德目标，在我看来，并没有完全脱离李老师自己所反对的行为主义模式。
8月24日：婚姻场景
只有和你
说另一种方言
只有和你
用身体彼此款待
只有和你
搅动了过去的每个日子
像醋混合了苹果汁
我变了颜色
你换了一个姓氏
只有和你
抱着一起悔改
一起呼吸
一起从黑暗睡到黎明
那天在家里
只有和你
像互相翻开的书籍
像两张摊开的底牌
那天在家里
我们不停的祷告
路西弗在空中
不停的哭泣
2010/8/24，黄昏。
又见炊烟升起：《朱莉和朱丽娅》王怡 发表于 - 2010/8/21 14:33:00
王 怡
我的观后感，最恰当是“愉悦”二字。纽约时报说，而今，这样不含“女性沙文主义偏见”的女性电影，实在少见。我顺手拿起一张纸，写下一个命题，“我怎么知道这时代的家庭正在衰败”。随后，陆续写下一些片段：
1、晚上十点以后还不关门的商店越来越多。
2、隔代教育的时间超过每周20小时以上。
3、寄宿制学校的大量出现。
4、越来越多的家庭难以确定自己对一座城市的委身。
5、一年出差超过60天以上的男人越来越多。
6、以及，从国航知音卡升级为金卡，成为成功男人的标志之一。
7、换言之，成为一家公司的知音，比成为一位妻子的知音，更能体现人生价值。
8、几乎所有城市，离婚与结婚之比都开始超过1:3。
9、每个晚上，成龙都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中提醒出门在外的男人使用安全套。
10、以及，就如十年前有经济学家说贪污腐败能促进经济繁荣，有社会学家说卖淫嫖娼刺激了经济发展。今天，《中国妇女》杂志的韩湘景社长也说，离婚率上升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农村的文明程度比城市低，所以农村的离婚率尚未达到城市的标准。
11、越来越多的职员，到点下班时，咬着牙竞争谁收拾东西最慢，谁回家最晚。
12、在家用餐的平均时间，开放家庭聚会的次数，和每一位母亲的拿手菜都在减少。
13、在家庭中，丈夫和妻子越来越成为彼此角色的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
14、不下厨房和不会烹饪的妻子越来越多。
15、以及，越来越多的女人（和男人），都深信个人事业有成，比成为家庭主妇、养育儿女更有成就感。
16、换言之，家庭越来越被视为一个不能实现人的尊贵、自由和价值的，未经登记的人类消费场所。
在古埃及的语言中，找不到一个可以表示“结婚”的词语。因为埃及人不举行任何公开的、成家的典礼。学者们发现，古埃及男人常用“盖一所房子”来指称他们的已婚状态。如一位将领在著作中说，“我盖了一所房子后，成为了一支舰队的指挥官”。
用我们的通俗版本说，家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或者夫妻吵架时，一方就说，你把这里当旅馆啊。
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在《家庭史》中宣称，他们无法确切的知道，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因为仅仅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视阈看，无法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人需要一辈子固定和另一个人睡觉？
这也是后现代社会的问题，既然学者们都无法解释；那么，我为什么、我凭什么，必须一辈子固定和另一个人睡觉呢？
在古希腊，比较务实的亚里士多德，和比较务虚的柏拉图，对家庭的看法大相径庭。柏拉图令人吃惊的认为，没有家庭的城邦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或许是更好的。因为家庭意味着一种私人领域的完整性。当我说家庭正在衰败，意思不是指数量减少，而是指这一完整性的不断破损。柏拉图说，私人领域的完整性，对有抱负的男人（和后现代的女人）来说，是一种障碍——显然，师母拿水泼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就算没被淋到，也应该是在场的。
但亚里士多德，却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将家庭与城邦的关系，天衣无缝地连接了起来。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政治权利，即在城邦中的选举权，是由家庭身份决定的。“在有公民权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有参与城邦管理的权利”。甚至在伯里克利改革之后，只有父亲是公民，已不能让孩子成为公民。只有父母双方是公民，他们的孩子才是雅典公民。
换言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家庭不但是城邦的内容，而且是城邦的界限。
令人悲哀的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正朝着柏拉图的方向、而非亚里士多德的方向迈进。
在古以色列，家庭的意义，除了和房子有关，和城邦有关外，还多了一层。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做两件事。一是“支搭帐篷”，二是“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前者显明他的家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后者显明他的家与上帝或另一个世界的关系。在大地上，亚伯拉罕既是一个定居者，又是一个寄居者。在这两层关系上，家庭都不是一个孤岛，而是向着上帝、世界和未来敞开的地方。
换言之，亚伯拉罕透过他的“帐篷”和“祭坛”，表明家庭在这个宇宙中，既是最私隐的，又是最公开的。
我说家庭衰败，也不是指人们不重视家庭。也有可能，人们太重视“支搭”，忘了所搭只不过是帐篷。或太重视“帐篷”把世界关在外面；忘了家里的祭坛，向着长阔高深的一切的敞开。
换言之，当家庭越来越成为一种封闭的营生时，家庭就成了自我的偶像，这也是家庭衰败的另一面。
电影改编自两本真实的传记，两条叙事线，描写了两位女性，在两个时代，回到家庭烹饪中找回自我、重建尊严，并向着世界敞开的故事。一个是朱丽娅·查尔德。她的自传《我在法国的生活》，记录了她写作《掌握法国烹饪的艺术》一书的过程。这是二战后美国最畅销的烹饪书。朱莉娅后来也在电视上教导烹饪，是老少咸知的人物。她的书，是写给“没有仆人的美国厨师们”的，她的快乐曾感染了一代美国人，掀起了一股回归家庭、回归厨房的家庭主妇运动。有人赞美她，说朱丽娅是“厨房里的德兰修女”。
另一位女性，是当代纽约的朱莉·鲍威尔。她是一个普通职员，面对女朋友们吃顿饭都要接十几个电话，张口就是几百万订单的压力，她决定参照朱莉娅的食谱，定下一个365天、烹饪524道法国菜的计划，并开始网络写作，“每日一博”。
朱莉对丈夫说，小时候妈妈做过朱丽娅的“勃艮第炖牛肉”。用牛肩断小块，勃艮第的红酒，碎香叶腌渍。当黄油在锅里发出嗤嗤响声时，就像听到了朱丽娅的笑声。
再煎黄培根片，放入洋葱、口蘑。倒两匙橄榄油，加胡萝卜条和水。起锅时随撒盐、胡椒粉、香料、葱蒜，再用热烤炉闷罐两小时。出炉后，可再添番茄汁少许、热黄油及炒熟的香叶。她说，那是一个庆典，家庭成为人类最美的聚会，成为生命中自由和荣耀的瞬间。
我妻子也被影片感动。她已选择在家，全时间服侍丈夫、孩子和教会一年多了。她说，家是一个接待远人和弟兄的地方，但我们家的“勃艮第炖牛肉”在哪里呢？
打开抽油烟机，又见炊烟升起。孩子他妈在厨房哼起了邓丽君的歌。“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有诗情，黄昏有画意”。
我说，亲爱的，我们一起倒垃圾，一起睡觉，一起读经，一起在地上租房子。
2010-8-16
王晓春：大螢幕後的光與熱王怡 发表于 - 2010/8/21 14:28:00《天堂沉默半小时：电影中的信仰寻思》（繁体版），今年7月在台湾宇宙光出版。这是宇宙光王晓春弟兄的一篇评介：
（
宇宙光七月新書《天堂沉默半小時》，天堂為何會沉默？這本書在講些什麼呢？喜愛電影藝術的人，可能會猜到這是本跟電影有關的書，因為已故的知名大導演伯格曼的經典名片《第七封印》中，主角布洛克的妻子在餐前朗讀了聖經啟示錄的片段：「羊羔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靜默了大約半小時。」
電影的情節，上帝的思維，這兩個看來互不相關的範疇，就這樣連了起來，而這正是本書作者王怡試圖去闡釋的話題：電影中的信仰沉思。
王怡是中國當代十分活躍的作家、評論家，二○○四年他曾獲選為「影響中國的50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精湛的文筆，清新獨創的觀點，吸引了大量的讀者。愛讀書的王怡也愛看電影，他陸續出版了兩本影評書，《天堂沉默了半小時》、《我有平安如江河》(兩本皆為簡體中文版)，二○一○年，宇宙光將這兩本書進行精選，輯為《天堂沉默半小時：電影中的信仰尋思》，讓台灣的讀者能順利閱讀王怡精采的論述。當中不但有豐富的哲理思想，更有從信仰中散發出的深刻情感。
「每一回，哈山跑去為小主人阿米爾追趕戰利品，都會回頭，手放嘴邊，說出這句全然委身的諾言：『為你，千千萬萬遍。』但阿米爾知道，自己沒有真把哈山當朋友。他不可能回應這句偉大而沉甸甸的諾言。」這是王怡講述近年極受歡迎的一本小說改編成的同名電影《追風箏的孩子》。
王怡從這部片子看見了一個神聖的話題，那就是立約。王怡在書中說：「所謂立約，就是對一個自我中心的世界的放棄。只有與天立約(聖約)，與民立約(憲約)，與人立約(盟約)之後，我們說『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才不是扯淡。」而片中堅守盟約的僕人之子哈山的作為，令王怡有感地道出人在盟約中那份溫暖堅毅的情感：「我在盟約中的愛，不以你之背約為我背約的理由。」
除了《追風箏的孩子》，王怡在書中還解析了《贖罪》、《班傑明的奇幻旅程》、《黑暗騎士》、《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三十多部廣受歡迎的影片。透過書頁，王怡為讀者開啟了大螢幕的心靈之窗，共同藉由電影來尋思生命的真義。
(原刊於2010年8月光譜月刊)
旧金山“一代人的见证”大会：王怡视频王怡 发表于 - 2010/8/14 22:18:00http://www.56.com/u11/v_NTAyODg4ODM.html
人类在本质上是一场聚会：《海上传奇》王怡 发表于 - 2010/8/12 11:45:00
王 怡
乡村的意思，是树比人多的地方；城市的意思，是人比树多的地方。
马克思的人观，“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拆成两个短句，第一句，人是“关系的总和”。这是犹太人的观念，来自旧约的世界观。第二句，一切关系都是“社会关系”。这是唯物主义的眼光，与犹太传统背道而驰。多年来，我曾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以一种近乎烈女的姿态，拒绝过这一定义。十年之后，我才慢慢意识到，应当拒绝的，是第二个短句，而不是第一个短句。
在第二个短句中，对人的社会学解释，否定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作为创造主的上帝与受造的人类、作为救赎主的上帝和立约的选民，以及作为审判者的上帝与犯罪的人类之间的关系。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摩西十诫”的前四诫，即上帝与人类的立约关系，就被哲学化、唯理化和道德化了。这一过程在中世纪经院神学中，曾因希腊哲学的沉浸，就已发生过。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重新将人类灵魂的路线图，指回耶路撒冷。马克思事实上站在这两个德国伟人，即黑格尔和马丁路德之间。他穷尽一生，致力于删除第一块法版（前四诫），并重述一个第二块法版（后六诫）的唯物主义版本。
耶稣曾说，十诫的总纲，是“敬虔爱神”（前四诫）和“爱人如己”（后六诫）。加起来说，人是两重关系的总和。一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二是人与他人的关系。更准确地说，人是这两重关系中的爱的总和。
马克思的革命理想，是在摩西律法中去掉第一块法版；在两重关系的总和中，去掉人与上帝的关系。但文革中，却连亲爹亲妈的关系都保不住了。当道德律只剩下人际关系时，也可能看上去更加充满道德激情。因为人类一定忍不住，会将高尚的目标，等同于高尚的自己。结果，参加唯物主义者的葬礼时，人们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
关系的总和，意味着人类在本质上是一场聚会。城市是身体的聚会，教会是灵魂的聚会。家庭是私人的聚会，国家是公共的聚会。换成柏拉图的话，“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他有些不可想象地说，一个离开城邦还能保持完整生活的人，要么是一个神灵，要么是一个野兽。
就第二块法版的范围说，国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着保护每个家庭、每间教会和每座城市的聚会。不然，国家就沦为了人类史上最大的非法聚会。
就第一块法版的范围说，如果人类不敬畏上帝，人类在本质上就是非法聚会。
所以我借用两块法版的层面，来解读这部关于城市的电影。上海的兴起，显然是中国近代史上，场面最大的非法聚会。在第二块法版的关系内，有足够的理由，又爱这城市灯红酒绿，又恨这城市婊子无情。上海和几乎所有中国城市不同，它在起初几十年，基本上是一座“民办城市”。1930年，上海的民间慈善总额，已接近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50%。长达半个世纪，上海的救火会，承担了城市的消防工作。1949年初，上海有1300多个近代民间社团，超过全中国其他城市的总和。慈善社团兴办的育婴堂，收养了全市新生女婴的10%。上海之于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这1300个聚会，北京还是北京；但没有这1300个聚会，上海就不再是上海。
贾樟柯的野心，是记录那些参与这场party的人，是如何被打扰的。爱和自由，又如何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聚会中被争取、放弃和叙述。随后，在第一块法版的关系内，贾樟柯很天才的，给了这部片子一个看得见的灵魂，就是幽灵般走来走去的赵涛。就第二块法版的关系而论，这个常被雨淋湿的妙龄女性，透出起伏的胸脯，满目的情欲，和鬼魅般的情思。象征着一个肉身的集体主义时代，和一个灵魂的“伪个人主义”时代。赵涛的女性身体，成为这座秀色可餐的城市的，记忆与欲望的LOGO。
贾樟柯用18位访谈者的故事，和聚集在黄浦江边的码头工人，世博会建筑工地上生动的目光，及地铁里疲乏漠然的市民，形成了一种历史与当下的对照。如果说，上海是一场人类的聚会，这18位访谈者显然都是这场聚会的参与者，许多人还在其中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但从开埠到世博，多数的与会者，那些更加生动、短暂的脸庞，其实就如赵涛一样，只是一个游魂；甚至，是一个鬼魅。他们并未真正参与这场聚会。这里或许是他们栖身、谋生、逃亡、伸冤的地方，但这里却不是他们的party。
贾樟柯曾构思，一艘船从重庆出发，去接近上海。因为上海不只是定居者的上海。很多人可能只去过一次上海，送儿女上学，出一趟差，度一个假，签一份合同。就像今年参观世博会的3500万游客一样，人们奔赴中国史上一场最大的聚会。如果从月球往下看，这是前所未有的长征。茫茫人海，是对城市最恰当的描述。显明人们对这个世界，仍然如饥似渴。人们对一切灵魂内涵的聚集和陈列，永远翘首企盼。
还有更多中国人，是上海的消费者。小时候，上海货，构成了我们生活理想的一个注释。一块肥皂，一辆自行车，不止是一桩关于身体的消费，而且是一座城市的信物，是关于另一场更带劲的人类聚会的短消息。
一个牧师说，既然上帝爱人多过爱树，上帝也一定爱城市多过爱乡村。在圣经对历史的描述和预言中，人类的梦想并非田园牧歌式的，人类的确开始于一个园子（伊甸），却将终结于一座城市（新耶路撒冷）。我想这是对的，如果说，人类是受造物的中心，那城市也就是大地的中心。上海的意思，就是风云际会，就是大江大海。上海和我们的城市一样，既是罪恶的中心，也是恩典的中心。
如果城市是人类的聚会，城市的意义就是公义和怜悯。在树比人多的地方，不需要民主，也不需要法庭。任何受害者，永远都是到人更多的地方、而不是到人更少的地方寻求公义。所以没有上访者的城市是可耻的。除非这世上本无上访者。乞丐也从来只有在城市才能生存，因为乡下养不起他们。所以没有乞丐的城市也是无耻的，除非这世上本无乞丐。人类史上的异议分子，也几乎都生活在城市。因为在乡下更容易被烧死。所以没有异议分子的城市，简直就不配被称为城市。
越黑暗的时代，人们越向往城市。因为古人说，小乱避乡，大乱避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这三场大乱成就了上海。所以在第一块法版的关系内，赵涛的形象，其实就是许多高尚社区外面，柱子上雕塑的天使。在希腊叫守护神，在上海叫城隍爷。
没有一座城市是没有天使的。当初朱元璋下令，给每座城市的城隍爷，裂土封王，打精神牙祭。意思是承认，一座城市的聚会，不可能都握在政府手里。既然纽约需要自由女神，上海也需要一个精灵。即使我们尚不明白她的面庞和泪水，到底意味着什么。
2010-8-9
姐姐（短诗五首）王怡 发表于 - 2010/8/9 11:37:00 姐姐
我有三个姐姐
她们还是婴孩
婴孩的嘴里有能力
婴孩能想起未来的事
我一阖上眼
就听见她们说：
弟弟，弟弟
想上天堂先要死
末日
大地要吐出物产
海洋要吐出死人
但没有爱的人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新天
白天不用点灯
晚上不用点灯
在基督的荣耀里
看见你的灵魂
理想
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吃亲手作工得来的
心中有广大
墙上有初开的花
孩子们的脸上
有耶和华的荣光
仆人
这人是个奴隶
脸上有个烙印
这人有智慧聪明
从前没有像他的
以后也没有像他的
看见那烙印的都说
凡这人所做的
都是他主人叫他做的
也是靠着他主人做的
也是为着他主人做的
2010年6月写于纽约。
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唐山大地震》王怡 发表于 - 2010/8/6 10:06:00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2010-8-2
天国在你心中吗：《最后一站》王怡 发表于 - 2010/8/2 18:04:00
一、
片头，引用了托尔斯泰的名言，“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I understand only because I love）”。
我想对比这话与奥古斯丁和笛卡尔的差异。
奥古斯丁说，“我信故我知”，换成一个公式，就是my understanding＝my faith。因着信心，寻求理解。因为奥古斯丁承认理性与人性中的败坏。他是自己内心污秽的目击证人。如果说，罪性污染了我们的理性，理性就是一种需要被牵引的活动。这话代表了被基督教更新后的欧洲文明的思想系统。
到了笛卡尔，被信仰牵引的理性，开始争取独立的王权。所以他说，“我思故我知（自己存在的真实性）”。换成公式，就是my understanding＝my mind。这是启蒙时代的号角，尽管笛卡尔的目的是论证上帝的真实性，但他的进路，却等于欧洲文明脱离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宣言。
或者说，自此，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分道扬镳，因而产生了两个欧洲。在另一个欧洲，因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对奥古斯丁道路的持守，理性对启示的顺服，依然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如路德曾以一种愤怒的方式所说，“不顺服圣灵的理性，是个娼妓”。
而作为两个欧洲的一种混合，后来在哲学上，出现了康德主义，在道德上，出现了近代的托尔斯泰主义，和现代的史怀哲主义等。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就是从信仰世界中，抽离出来一种非理性的、超验的和道德性的内涵，譬如“爱”。然后嫁接在启蒙世界的图画中。
现在，就能理解托尔斯泰这句名言了。他从笛卡尔往回走，但还没到路德和奥古斯丁，就停步了。他把一个基督教时代的公式（my understanding＝my faith），换成了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公式：my understanding＝my love。
这就越过了faith和love的关系，在信仰与爱之间，欧洲大地发生了再次的断裂。
从一种抽象的或提纲挈领的意义上说，这正是托尔斯泰和苏菲亚婚姻悲剧的实质。
从这一断裂的实质上看，最近一百年，悲剧不断在上演。
二、
1910年11月10日晚上，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在女儿萨沙和瓦伦丁等人协助下，离家出走，逃离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或者说，是逃离了他的妻子，乘火车到了阿斯塔堡车站。10天后，苏菲亚带着一群记者来到车站。但她丈夫拒绝见他，在站长室孤独地去世。
尽管电影中，修改为苏菲亚带着一位神父，来到早已聚集成群记者的车站，并最终见了丈夫最后一面。
即便如此，在托尔斯泰的全部文字面前，这依然是一个悲惨的、自我否定的结局。对很多人来说，所谓痛苦，莫过于无法像自己想要的那样去生活。但对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痛苦，是无法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生活。
当我有一天，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课堂上讲授的，都是自己不能在真理上确知的。以及，自己写下来告诉别人应当如此的生活的文字，也都是自己做不到的。我终于发现，自己是一个假先知。
我就沦陷在了奥古斯丁、笛卡尔和托尔斯泰这三句话之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知”，到底应当及可能建立在“mind”，“love”，还是“faith”之上呢？
有人问我，佛教、道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佛教有“大师”，基督教只有“牧师”；道教有“道人”，基督教只有“传道人”。
最杰出的牧师，都不是大师。因为他承认自己没有独立于他所相信的那本《圣经》以外的任何智慧。这是成为牧师的基本条件。而且，越不承认这一点的，就越是杰出的牧师。所以基督教就没有“藏经阁”，因为除了一本圣经，所有牧师写的东西，都不是“经”。
最杰出的传道人，也都不是道人。因为他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个信使。越是忠实于他所传的信息，不添加，也不增补的，就越是杰出的传道人。他传的是别人的道，不是自己的道，所以他不配被称为道人。他看见自己的罪性，往往会扭曲自己所传的道，而绝不可能增色自己所传的道。所以最优秀的传道人，也只配被称为蒙恩的罪人，而不配被称为真人。
世人看托尔斯泰，就当他是大师，和真人。所以他死了，矛头都指向索菲亚。后来托尔斯泰的学生，就是电影中的切尔特科夫，写了一本《托尔斯泰的出走》的小册子出版。对他们婚姻悲剧的基本理解，就是这位伯爵夫人无法理解丈夫的伟大。当年，高尔基曾撰文反对，认为对索菲亚不公平。
但人们的看法，往往忽略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如果真如托尔斯泰所说，他的“知”是建立在“爱”之上的。那我们必须承认，当他离家出走时，是托尔斯泰，而不是索菲亚，背叛了婚姻，也背叛了爱。按着托翁自己的公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最终沦陷于“无知”。
三、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前，绝望的苏菲亚，这样回答她的丈夫：“结婚以后，你是我的结果，我是你的结果，对我而言，这就是爱情”。
从这话看，索菲亚对爱的理解，其实超过了托尔斯泰本人。如果她说的是对的，那么离婚的意思，就不只是“我”和“你”离婚；而且是“我”从“我”里面出走，“你”和“你”自己离异。
在经验层面，婚姻的长短，过去、目前的处境，自然会影响“你是我的结果，我是你的结果”的深浅。但在上帝面前，盟约之内，在不可见的灵魂合一所带来的经验的结果上，以及在可见的身体合一所带来的属灵的结果上，这些因素，譬如过去一年不再同房，过去半年没有说话；对“你是我的结果，我是你的结果”这一婚姻的实质而言，其实并无影响。
如果要面对最艰难的现实，对婚姻之爱存有盼望。这才是一个可靠的阿基米德的支点。换言之，当人类对婚姻的盼望，无法可靠地建立在过去和当前的经验之上时；我们的盼望和确据，就只能单单建立在婚姻盟约的神圣性之上，即建立在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在盟约中的合一所带来的属灵后果之上，以及，最终建立在上帝对这一盟约中的属灵后果的恩典的应许之上。
天国只降临在亲密的盟约关系中。换言之，天国若不在你和妻子之间，也不在你与任何人的亲密关系中，天国就绝不可能单独在你心中。婚姻、教会和国家，在圣经中被视为上帝与人立约的三个盟约关系的范围。托尔斯泰提倡信仰与仁爱，却反对教会群体。他希望越过婚姻、教会和国家这三重盟约，而去爱全世界的人。这一貌似博爱的托尔斯泰主义，首先就在婚姻这一最小的人类盟约关系中，遭遇了最大的失败。
爱不下去的时候，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另一个公式：my love＝my faith。
或许托尔斯泰伯爵真希望去爱所有农奴，却无法继续对妻子的爱；索菲亚到最后，则这样说，虽然我很自私，但我真的很爱你。
然而同时的，爱不只是经验，爱是信仰；爱不只是信仰，爱是经验。
加起来说，爱就是道成肉身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是的，我所知道的一切，皆因爱而起。
2010-7-26
以父亲的名义：《良医妙药》王怡 发表于 - 2010/8/2 17:57:00
我必须在孩子出生前，为他起名。这样，第一眼见到他时，才知道怎样呼喊他。如果你只笼统叫一声儿啊，乖乖啊，整个病房的人都会转头过来，略带嗔意的问，谁叫我的孩子？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呼天为天，唤地为地。于是天就成为天，地就成为地。随后，上帝将所有动物带到亚当面前，看亚当怎样称呼它们。亚当呼唤狮子为狮子，狮子就成了狮子。他又呼唤女人为女人，女人就成了女人。
是在命名与呼喊的意义上，亚当成为了人类的父亲。
换言之，父亲这一人类角色的诞生，并未推延到亚当与夏娃同房之后。父亲的意义，不只是在繁殖上有份。从业务上说，父亲的工作量，显然不如母亲。
父亲的意义，并不是提供一个姓氏。姓氏只是生命相遇的外观设计。事实上，在我心意中，涌现出小书亚的名字时，我已开始成为父亲。反过来说，我定意为孩子命名时，是我和孩子的第一次相遇。
所以，在产房外第一次真实遇见小书亚，并且喊他的名字。我就像贾宝玉遇见林黛玉那样说话，“这个孩子是我见过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这样看父亲的意义，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生命的关系，早在母腹之先就存在。或者说，生命是被给予的。所以古人对此虽不求甚解，他们也会带着一份敬畏，为儿子起名“天赐”。
第二，父亲节的意义，并不是对一场风花雪月的劳动节的纪念。父亲在本质上，不是作为体力劳动者的父亲，而是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父亲。意思是，尽管父亲可能、也愿意操劳一生，但父亲之于儿女的意义，并不在乎他的操劳，他的奔跑。
就像一位神学家说，一位牧师对会众最大的祝福，不是他的恩赐、能力，和对他们的服侍、教导和关怀；而是他个人生命的圣洁。
一位父亲，也是如此。我们对下一代最大的责任，不是拯救他们，或满足他们，甚至也不是教导他们；而是去祝福（Blessing）他们——尽管真正的祝福中，也总是包含了教导、满足和看顾。
Blessing，是这个世界早已遗忘了的、父亲最大的角色。男人们作为体力劳动者，供养下一代的生活，却渐渐失去了祝福他们的意愿和能力。
因为不敬虔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灵魂；不圣洁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婚姻；无信心的男人，无法祝福孩子的德性。
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说，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无父的世界”。
我如此阐述，不代表我如此生活。因我常落在一种试探里，就是无论在孩子，或在我弟兄姊妹面前，我更愿意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人，胜过了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一个世俗主义的时代，人们对一个故事的期待，也像对一位父亲的要求那样，总是把能干和爱心捆绑起来。因为人们不再相信这两者之间，需要一座洒满鲜血的桥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角色不被祝福，人间的爱本身是无力的，无论父爱还是母爱，都并不必然通向能力。
真正的力量，来自祝福；真正的血路，不是自己洒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名字，早于我们的出生，在我们尚未作成一件事之前，就已被命名——被命名就是被祝福，因为有一种敬虔、信心和圣洁的属灵遗产，已落户在一个赐给我们的名字中，仿佛灵魂的DNA。
然而，当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被理解为本身具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换言之，就是认为这世上有一种自产自销的父爱。或者说，认定在亚当成为人类的父亲之前，没有一位比亚当更高的上帝（一个附带的结论，进化论的社会学意义，就是一个“无父”的世界）——那么，任何对父爱的讴歌，就像对母爱的赞美，就沦为了一种原始的偶像崇拜。
本质上，就是一种男根崇拜。
上述杂感，其实是我对这部感人电影的评论。父亲值得赞许的牺牲、智慧和勇气，并如何同时迎合了我们内心的男根崇拜。
2006年，记者吉塔·安南德写了一篇报道，《治愈：一个父亲如何快速筹集到1亿美元、建立医药公司并拯救了自己孩子的性命》，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电影改编于这个真实的传奇。
约翰?克罗利是一位公司高级主管。1998年，他家的一儿一女同时患上罕见的庞倍氏症。当时这病无药可治，孩子们只能坐轮椅，随时可能衰竭而死。克罗利翻阅医学刊物，看到罗伯特教授提出了一种特效药开发的新理论。尽管克罗利没有任何医学及生物学背景，他却辞去工作，找到这位教授，说服他研发新药，并承诺募集1亿美元成立药物开发公司。
克罗利一路成功，后来，他们被一家更大的公司收购。2006年，新药研发出来，同年被FDA（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批准。克罗利的两个孩子，都因此被拯救，恢复了健康。克罗利也成为千万富翁。这个过程中，克罗利也因孩子的病情加剧，屡屡剑走偏锋，破坏游戏规则，以至最后与罗伯特教授分道扬镳。
对任何成功故事的解读，都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带着敬畏，一是带着骄傲。当一个拯救的故事，和一个创业的故事；也就是当爱心和能力混在一起时，很容易让人落在另一种试探里，就是对自己到底更愿意显示为一个能干的人，还是更愿意显示为一个有信、望、爱的人；因着骄傲，而开始失去了辨识。
而当一位父亲失去对这种试探的辨识时，就开始失去了对孩子们的祝福。照着耶稣基督的话，这是一个吊诡的世界：失丧生命的，反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却失丧生命。
为克罗利和他的孩子，也为全世界数万名庞倍氏症患者，我实在感恩。看了电影，我也对这位真实的父亲，有代祷的负担。因这实在是奇妙的故事。人拿着一枝歪笔，可以画出一根直线。克罗利被拿在上帝手中时，那位天上的父亲，藉着这位地上的父亲，也画出了何等笔直的一根生命线。
因此我想，如果克罗利先生不了解这一点，这将一个多么危险的故事。除非我们承认，自己并不是孩子生命中的拯救者；不然，我们就无法继续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祝福者。
补充一句，看这部电影，碰巧是在父亲节。
2010-7-5
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沿着晏阳初的筚路蓝缕，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做全时间义工。这是没有舞台感的事业，很多时间，人很孤单。最早的修道士安东尼，几十年隐修在沙漠。有人问，你成天干什么呢。他说，太忙了，天天忙着与魔鬼搏斗。
意思是说，人心似海，要么用许多东西去填，要么生出许多搅扰来。少年时，我曾努力在心思中，除掉一位异性的幻影，花了整整一年。所以我知道这位沙漠教父在说什么。理想不能当饭吃。说这话的有两种人。一种常见的，是虚无主义者。对他们而言，看得见的叫东西，花得出去的叫钱，吃得下去的才叫饭。他们只把饭当饭，就算有得吃，也不会谢饭。他们会讥笑理想主义者，不过他们忘了，其实嘲笑也不能当饭吃的。
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轻看、讥笑或藐视别人呢，其实这也是某种理想主义的后遗症。财富或许是真的，财富带来的优越感却一样是虚的。宝马或许也是真的，但宝马带来的身份感也一样是虚的。
换言之，没有人不务虚。有人埋头挣钱，看来务实，其实一辈子都在务虚。那些年轻人去乡村服务，倒因为他们太务实了。他们把钱只当钱，就像把饭只当饭。他们没有从金钱上，看出更多的附加值。而那些虚无主义者，却从钞票上凭空看出很多的理想主义。譬如，吃一百元以下的饭，叫消费；吃一万元以上的饭，严格地说，已经不是消费，而是偶像崇拜。意思是说，他们不是在消费，而是在消费自己的消费。他们不是在花钱，而是在购买一种花钱的感觉。
这世上有两种理想主义。虚无的和务实的。务实的理想主义，把附加值指向人命；虚无的理想主义，把附加值指向财货。
在我们中间，后者的文化基础极为厚重。如法律里，最迎合这一虚无主义价值观的，就是谋财和害命，都可以判死刑。一旦财货的价值，可以拿人命来衡量；凡嘲笑那些年轻朋友的人，就有了理直气壮的、国家主义的理由。
这也是最近，我读《侵权责任法》，略感欣慰的缘故。因为字里行间，整个时代虚无主义的嚣张气焰，有所缓解。但是，当法律不能在人的生命丧失，与人的财产减损之间，划出一些清晰而肯定的界限时，法律依然在本质上，构成了这时代虚无主义的一部分。
有人说，我看电影，看来看去都是信仰。其实这个说法可以细分，准确地说，我看来看去，第一，总是看见我自己；第二，总是看见灵魂；第三，总是看见中国。
三者加起来，如果还未指向信仰；只能说明这三者，已变作虚无主义的三座大山。
更吊诡的是，在务实的人眼里，死亡和末世，是真实并值得认真思考的事。反在虚无主义的文化里，是没有末世论的。最虚无主义的事，莫过于此。人活着，看他一切行为模式，就好像人永远不会死，政权永远不会变，以及，世界永远不会毁灭一样。
很难想象，人会混账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喜欢这部电影，在地球末日，人们抢夺或保卫世上的最后一本圣经。凶恶的黑帮头子抢到手后，却绝望地发现这是盲文版的。护卫者艾利是一位盲人，他耗尽心力，最终背出了整本圣经。所以按着圣经传统，这本重新口述的KJV（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本）圣经，电影中也被称为“艾利之书”。
我们的一个悲剧，是从未有过末世论电影。美国人就算没地震，也要虚构一次地震，来警示人类的灭亡。我们却连唐山大地震这样清晰、强烈而刺骨的末世灾难，也能拍成人定胜天的虚无主义版本。
我有机会和那些年轻人，在几个早上，分享儒家内省传统，与基督教默想传统的差异。我说，理想不能当饭吃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理想只是道德主义的。老子说，“大道不存，有德焉”。他看穿了儒家礼仪的律法主义精神，他却无法信靠那“道可道、非常道”的玄思，去成全真正的“道德”。于是在不可言说中，又走向反律主义（虚无主义）。
这两家，是中国文化里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与反律主义（虚无主义）的两极。道德主义总是与世俗理性相伴，虚无主义常与神秘主义同行。所以，儒家的内省功夫是道德修行，道家的内省功夫是神秘体验。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他们的省察中，都没有末世论的位置。
但在基督教看来，无论今世有什么，没有什么，今世都绝对无法与永世相比。就像五分钟的片花，无法与三小时导演剪辑版相比。
理想主义的意思，是对未来的憧憬。对有些人来说，所谓未来，就是死亡之前的时间。对基督徒而言，所谓未来，是指死亡之后的时间。死亡之前，屈指可数；死亡之后，直到永远。所以，你有未来吗？这话的意思是你默想过死亡吗。因为默想死亡，就是默想未来。
也唯有默想死亡，才是默想未来。如哲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来说，缺一分对死亡的默想，就缺一分今日理想的动力。
儒家的内省，无法超越道德主义的原因，就因为它从来不以末日为内省的一个中心。我们不敢、也不能，让对那“大而可畏的日子”的默想，点燃我们今日的熊熊烈火。于是，有些人想死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有问题；有些人从来不想死，我们却从来不认为他们有问题。
以末世的眼光看，可以把罪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不怕死”带来的。暴力的罪，大多如此。意思是，对现场的生命缺乏敬畏，对死亡之后的生命缺乏盼望。
另一类是因为“怕死”带来的。怕死的人才烧香，怕死的人拜偶像，怕死的人拼命挣钱，怕死的人不敢付出。他们把理想主义建在如流沙一般的光阴上，缺乏对死亡的默想，而对真正的未来无动于衷。
不怕死的人生，是粗野的人生。怕死的人生，是腐朽的人生。所以我说，若不超越儒道这两极，乡村的事业终将难以为继。当年，晏阳初在被称为“剑桥七杰”之一的传教士盖士利创办的教会学校长大。他了不起，并不因为他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若不能理解他，就很难效法他。
最温暖的是这个镜头，艾利教女孩祷告，他说，以前人们不是这么吃饭的。人们吃饭前，会先这样说：
“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我们食物，感谢你赐我们温暖的床，以及在寒冷的夜晚，我们头顶的屋檐，我们更感谢你在这样艰难的时间里，赐给我们友谊。阿门”。
为什么要谢饭呢。就是在有吃的时候默想匮乏，活着的时候默想死亡，孤单的时候默想友谊，今世的日子默想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