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光：患感冒的打火机(中国青年报 2008-11-19)

      在温州一家中型打火机企业的样品室内，陈列了两万多件造型无一雷同的打火机。     史训锋摄          史训锋摄         李中坚         黄发静         温州打火机企业召开研讨会          打火机厂车间一角
“我的企业不是很困难，是相当困难，就是赵本山和谁那个小品中的那个‘相当’。”黄发静用墨绿色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点燃一支“中华”烟，深吸一口，眉头紧锁着说道。
他年逾半百，身材高大，是浙江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老板。这个拥有500人的公司，每年为全球提供1000万只金属打火机。而作为这座城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温州大大小小的打火机企业，其产品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份额的80％。
这原本是一种多赢的格局。有人买打火机，企业赚钱，员工得利，政府收税，社会劳动力被吸纳。不幸的是，由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一股寒流，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秩序。这股寒流已席卷中国的大江南北，严重地挫伤了一个又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在温州，打火机业首当其冲。    开工还是停产
和温州大部分产品一样，黄发静的打火机主要走向国际市场。日丰每年生产的1000万只打火机，90％出口。
于是，一场远隔万里的金融危机，通过种种中介，和他的企业发生了关联。简单说，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购买力下降，打火机的市场逐渐萎缩，企业的日子便开始不好过了。在温州，不少打火机企业关停，一些甚至倒闭。
每年6月28日，本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开会的日子。“以往都有几百人，热热闹闹的。今年来了不到100人，整个会场空荡荡的，简直有点寒酸。明年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黄发静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
鼎盛时期，温州的打火机厂有3000多家。“去年还有500家，现在最多只有100家能开工。”
全国的情况也不乐观。媒体报道称，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
国际市场的萎缩只是一个诱因。原材料、能源、运输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经严重压缩了产品的利润空间。汇率、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以及银根紧缩等组合拳，则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转的难度。
温州瑞安市的企业家协会在持续3个月的调查报告中统计，与去年相比，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幅在10％以上，最高提价达30％。而同期，产品价格涨幅不过3％左右。日丰公司一名管理人员称，打火机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锌合金，仅此两项的价格上涨，就使得产品的成本增加了25％。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非常明显。新《劳动合同法》于今年1月实施后，仅员工社保一项，工厂每年需要为每个工人多支付 5000元。
打火机业本是一个微利行业。“好的时候，毛利润保持在10％，差一点时，则在5％。”价格成本一上涨，生产还是停产，对任何一个老板来说，都是一个现实而严峻的问题。
黄发静的工厂仍在继续生产。他非常清楚，如果选择停产，意味着可能会丧失未来的市场，以及多年打拼下来的声誉。还有，工厂的500名员工，至少暂时要各回各家。选择生产，则意味着每天巨额的投入。
两相比较，黄发静选择了后者。毕竟，自己在这个行当内做了16年，并且做得有声有色，要想放弃，确实难以割舍。多年的积累，使他暂时还无须过多考虑资金流。不过，他也开始想方设法压缩管理成本，精打细算过日子。
“现在企业根本没有利润。每天睁开眼睛，就得准备几万块钱。”他叹息道。这几天他患了轻微感冒，有点鼻音，在南方10月一个小雨的日子里，显得有些凄凉。    大家都有难处，谈判吧
黄发静不时摆弄着手中的塑料打火机。这大概是在某个饭店里顺手拿来用的，很轻巧，比他自己生产的金属打火机来得方便。
从1992年进入打火机行业以来，黄发静积累了不少稳定客户。2002年，他开始和国际著名的打火机厂商Zippo合作，共同研制了CR多功能点火枪。这是Zippo公司自1932年创立以来，在美国本土以外首次合作开发的新产品。此举更稳定了黄发静的日丰在全球打火机行业中的地位。
因此，和温州众多打火机厂商相比，黄发静具有绝对优势。他的订单总量并未减少，因为打火机生产厂家锐减，一些新的订单也落到了日丰。不过，单次订单的数额却在减少，“以前订单都是几万只几万只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几千只几千只的。”
谈判的难度也在增加。作为商人，黄发静想尽量把企业的额外成本转移到产品中，但外商也看到了国内制造业的形势，因此总在“拼命压价”。每一笔生意，他总要和外商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才能最终签字。有一笔不太大的生意，他和外商共谈判过5次，周期长达一个多月。
不成功的谈判也经常发生。温州还有更小的打火机厂，外商还有选择的余地。黄发静的产品虽有品牌和质量优势，但价格相对较高。对于这种易耗品，更低的价格自然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每次谈判，我都要提一点价。一次不能提得太多。提得太多，人家接受不了。多谈几次，多做几笔生意，价格就逐渐上来了。”在这个不景气的时节，黄发静有的是耐心。
今年6月，他跟一个法国客商谈判。为争取4美分的差价，谈判僵持了5个小时。最后双方各让50％收场。后来法国人“非常严肃”地对黄发静说，他那天是下了决心的，价格压不下来绝不吃饭。
人民币升值之前，和美元之间的汇率相对稳定。但人民币升值后，汇率变动较大，而一笔国际间的生意，账期通常在两三个月，在此期间，无论汇率如何变化，总有一方利益会受损。因此，汇率谈判就成为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
为规避风险，黄发静偶尔也和外商用英镑等外币结算，或者找一家外贸公司出口，由其承担风险。不过，他最常用的手段是和外商约定一个固定汇率。尽管如此，风险还是存在的。在账期中，一旦人民币升值，黄发静就亏了。相反，则是外商亏损。
无论哪一方受损，总会影响生意。经过一轮一轮的谈判，黄发静和外商又有了新的约定，即在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上，新增风险共担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汇率如何变化，任何一方的损失，都由双方共同承担。
谈判成本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长，那些资金短缺、产品竞争力小的企业，还未能进入谈判环节，就被内部问题缠住了。在这场危机中，优胜劣汰的法则，进一步得到了体现。那些胜出的，或者像黄发静一样在苦苦支撑着的打火机企业，部分应归功于品牌。    这叫与狼共舞
日丰、东方、虎牌等，都是温州知名的打火机品牌。但很大一部分打火机产品，只是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牌子。
“日丰”的Logo立在黄发静工厂的最高处。办公楼前的5面旗帜中，除一面是国旗外，其余4面上均有日丰的标志，两蓝两黄。办公楼的大厅内，摆放着十多箱打包好的打火机产品。后面的工厂中，工人们则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温州龙湾区状元镇这个以鞋革为主的工业区中，这个占地10亩的工厂显得干净和气派。
闯荡商海之前，黄发静是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1983年，他紧随经商大潮，停薪留职。先是做工业电器，接着又摆弄了几年眼镜。1990年，他投资了几万元，支起了打火机的摊。
起先，他和其他工厂一样，只是一个组装商。零部件由各个不同的工厂提供，他则按照各种订货要求组装起来。虽然产品档次不高，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利润空间并不小。最高时，每只打火机的利润有五六元。
1992年是黄发静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他遇到了法国一家大公司。从那之后，他就开始标准化生产，更新设备，并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队伍。这一举措，使得他避开了低端产品市场的恶性竞争，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好日子在2001年碰到了障碍。当年，欧盟制定了CR法规。这项旨在保障儿童使用打火机安全而制定的法规规定，价格在2欧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而早在1994年，美国就制定了此法规。因未积极应对，中国的打火机业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美国市场。
“这个法规是把产品的价格标准当成了安全标准。”黄发静不服气。为避免温州打火机业全军覆没，他决定牵头抵制欧盟。2001年12月，黄发静联络了温州17家打火机企业召开了研讨会。在他的努力下，次年3月，原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司派人到欧盟6国交涉。历经“千辛万苦、千呼万唤”，这个原本于2004年6月生效的标准，终于暂停实施。
因抵制欧盟CR法规一事，黄发静被评为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说到此处，原本一脸严肃的黄发静笑了。他将自己舒展在沙发上，又悠然地点上一根“中华”。气氛稍微活跃了一点。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如此放松。
黄发静之后，温州东方轻工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应诉了2002年欧盟提出的反倾销诉讼。同年10月，欧盟承认了东方公司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这并不是最后的胜利。“有大的订单，国际商家不仅要来调查产品的质量，还会来调查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有没有童工，有没有虐工，是否为员工提供各种福利等等。”黄发静说。
为应对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拿到大订单，黄发静不得不一再增添新的设备，改进产品质量，并尽量提高员工的福利。
2001年，日丰公司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检测。同年，其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还通过了全球最权威机构的认证。2005年，他联合温州32位身为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发起“关爱员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倡议，并承诺率先做到“六有六无”，这12项，均是为了保护员工利益。
当然，这是一笔不菲的投资。“国际商家在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与狼共舞。”他忿忿地说。
不过，黄发静和李中坚也承认，正是前期的投资，使得他们的企业，能在这场金融危机前期站住脚。
这条企业发展之路，也和现在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思路相吻合。前不久，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鼓励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自力更生，勇当浴火“凤凰”，推进转型升级。记者采访中，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也称，该局将企业的转型升级作为以后工作的重点。
不过，黄发静的老朋友、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认为，单靠企业自身的能力很难完成转型升级。
“转型谈何容易？很多企业都是作坊式的，要转型升级，得有大笔的资金。钱又从哪里来呢？”他反问道。    税痛！税痛！
隔着大洋吹来的寒风让温州的打火机打起了喷嚏。但实际上，这个微利产业在税负的重压下，本就有些哆嗦。
黄发静和李中坚均表示，目前打火机企业所要缴纳的税费，大概要占到企业总营业额的8％。这个数字，赶上了很多打火机企业在行情看好时的利润。
早在多年前，黄发静就在公开场合提出，包括打火机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税负过重，并呼吁政府减轻税负，以便这些企业完成转型升级。
2004年8月28日，温家宝总理到温州，就促进非公经济与当地企业家座谈。黄发静是被邀的9位民营企业家之一。
“会议本是讨论‘36条’的。温总理为了让每个企业家都发言，就变更了座谈会的议程，改为每个企业家发言10分钟。”他回忆道。
在发言中，黄发静提到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问题。“当时总理认真地听，我想他一定会听取我们的意见的。”
时隔4年，面对记者，他又提到了税负问题。“市场好的时候，我们有钱赚，多交一点税，大家也还能接受。但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还要交那么多税，哪个企业能承受得了？你随便问一个企业老板，看看有几个能记住交多少项税费。即使是会计也搞不清楚。”他再次忿忿起来。
说到激动处，黄发静又会用墨绿色的塑料打火机点上一只烟。淡淡的烟雾升起，但声音是愈发严厉了。
记者查阅发现，对于像日丰这样的中小企业，所要负担的主要税种有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等，名目繁多，难怪黄发静有“数不胜数”的抱怨。此外，这些企业还要负担各种基金和费用。
2007年，民建苏州市委会曾做过一个题为《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的报告。报告表明，非公有制企业承担的仅由地方税务局代征的基金和费用就多达12项。而其他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收费的项目，也五花八门。
“目前，仅根据《苏州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公布的执行项目就有341项，其中涉及企业收费的有220项，还不包括各种摊派、赞助、协会收费、有偿宣传费、罚款负担、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企业‘办事’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和成本、企车政用、政费企负等。”报告中写道。
有评论认为，由此仅仅只是窥见中小企业所承担税负的一斑。
民建中央也曾于2007年底就非公企业税负做过一份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0.6％的企业认为“税、费混杂，各种变相和强制性收费太多”，30.6％的企业认为“税、费收取额度的确定人为因素大，民、私营企业受到歧视。”
调查中，在回答“制约企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因素”这一问题时，36.9％的民营企业选择了“税负太重”。
对此，民建中央发布了一份名为《非公有制企业税费负担状况及分析》的报告，报告指出：“税费负担过滥、过重仍然是制约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和体制因素。”
饶有意味的是，2008年第一季度，当温州的GDP同比增长10.5％，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约3．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全市的财政总收入却同比增长了29.9％。今年上半年，在整个国家的GDP同比增长10.4％，比去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国家预算收入却同比增长了33.27％。    只要有人拉一把就死不了
在2004年和温家宝总理的座谈会上，黄发静除提出中小企业税负过重问题外，还提到了中小企业的地位问题。当然，前者只是中小企业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
“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可我们和大型企业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经营自家企业25年，这是黄发静最大的感触。他又点上一支烟，有一口没一口地吸着。
有数据表明，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实现利润的40％、出口总额的60％，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此外，我国1000多万家的中小企业，还解决了城镇就业人员的75％、农业转移劳动力的80％。
即使在中小企业内部，内外资的地位也不一样。与“三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明显处于劣势。几乎与内资企业同步发展的“三资企业”，能享受到“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即从获利年度起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一直保持在33％，且从成立开始就交。这种不公平，直到“两税合一”后才消除。
融资困难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自2004年以来，这个问题日趋严重。当年10月28日,央行宣布提高存贷款利率。此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一再飚高，最高达到17.5％。这意味着银行能放的贷款越来越少。次年，国务院发布的“非公经济36条”，虽在政策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想从银行贷到一笔钱，仍要费尽周折。
“要是通过正常渠道贷款，不要财产抵押就要信用担保，我们这些小企业，很难有这样的条件。要想贷到款，只能找关系。其实有些企业，只要有人拉一把就死不了。”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板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中，他因资金链断裂，托了很多关系，也没贷到款，只好将工厂卖掉，到贵州找矿去了。
李中坚有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前一段时间，因更换土地证，需要从银行把抵押的旧证件拿出来。银行坚持要李中坚还掉贷款，但李中坚不敢，怕银行不再放贷。如此谈判了好几轮。最后，在各种力量的担保下，双方才完成对接。
因此在温州，民间借贷仍是融资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就此做过统计，在温州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三者之比，当前已达到54：18：28。
众所周知，温州的民间资本非常发达，民间借贷盛极一时。不过，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也与民间资本的数量之多一样著名：通常是银行利率的4倍左右，个别甚至达到10倍。
“短期借贷还能承受。长期的谁也受不了。更何况这是不合法的。”周德文说。
银根紧缩的难关还没度过去，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又给打火机业当头一棒。2006年，国家下调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纺织品、家具、塑料、打火机、个别木材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13％调整到11％。这意味着，1亿元的出口额，收入较调整前要减少200万元。
李中坚是温州最早从事外贸的商人之一，“在《温州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对此他颇为得意。1991年，其自营出口创汇就达3000万元，第二年增长到6000万元，1998年突破了1亿元。
“以前外汇奇缺，国家鼓励出口。现在国家外汇多了，下调出口退税率，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温州有不少企业，就是依靠出口退税活着。”李中坚说。
目前，李中坚的企业和黄发静的一样，也在“苦苦支撑”。不过他的另一摊事业似乎受影响不大。因为长相酷似邓小平，他成了小有名气的特型演员，为此还曾接受过表演专业训练。眼下正有一部他参演的电视剧在横店摄制，他还是扮演邓小平。
“经济不是拉木偶，一下子上一下子下的。企业家希望政府有一个稳定、持续的政策，而不是呛一口水，再拉上来喘口气。有些人就喘不过气来了，有些人就不干了。我这个邓小平一点办法也没有哦。”这个温州“邓小平”学了句四川话，笑声像他所模仿的对象一样爽朗。    “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在黄发静看来，温州这些小小的打火机，即使这次扛过了寒流和感冒活下来，也依旧隐藏着一个大大的危机，那就是劳资矛盾。
过去30年间，企业员工的利益，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望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总是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毕竟，中国拥有太多的劳动力，而像打火机厂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准入门槛是非常低的。因此，众多的企业老板有了更宽泛的选择。劳动力成本之低，也成为众多国际制造商进军中国的重要原因。
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这种不平衡的劳资关系，将有明显改善。“劳动密集型企业，哪个不加班加点的？一旦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处理不好，员工把企业告了，企业就吃不了兜着走啦。”黄发静说。他一再强调，自己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讲出来，而“讲问题的人是真正想执行的人”。
他的员工大都是老员工，很多人跟随他10年以上，他们之间关系处得不错，没有发生员工状告企业的事。但他听说在别的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没处理好，员工一纸诉状将企业告了，最后企业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惩处，还罚了一大笔钱。
这样一来，似乎“企业成了弱势，员工成了强势”。“员工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造成的损失谁负责？”不少老板遭遇过员工不辞而别的尴尬。
当然，每个员工每年5000元的社保支出，无论对哪个企业老板来说，都是一副重担。
“企业的日子本来就很难，一下子又有了这么大的压力。万一工厂倒闭，工人最终还是失业，这种连锁反应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黄发静不无担忧地说。
李中坚曾做过一个估算：一个中等规模的打火机厂，至少能吸纳200名员工。温州打火机企业从去年的500家，下降到今年的不足100家，这也就意味着，至少有8万名工人不得不自谋出路。
放眼全国，大批农民工因企业关停，失业返乡的消息，屡见报端。已经有评论指出，对这些失业的人来说，不是挣多挣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地方挣钱的问题。
“保护企业家的利益和保护员工的利益同等重要。企业家的信心正在丧失。”黄发静表示。李中坚和周德文也强调了这一点。
浙江省统计局的网站数据显示，2007年第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45.2,今年第一季度，这一指数下降到135.3，第二季度则继续降至122.4。该网站预测，第三季度的企业家信心指数将下降到119.3。
和大多数温州老板一样，黄发静最初的动力来自对脱贫致富的渴望。他有7个兄弟姐妹，吃饭的人多，家里很穷。上学的时候买不起书包，父亲给他做了一个木头书包，招来所有同学的嘲笑。
“现在不少人赚钱了。企业的日子这么艰难，政府如果不对我们有实质性的扶持，谁还有动力发展？”他端坐在沙发上，身体尽量挺直。本就没有笑容的脸，显得愈发严肃。
在温州一些工业区，转租厂房的广告间或可见。当地报纸上，也经常能见到此类消息。
不过，高层已经在行动。7月上旬短短6天内，4位中央领导分别在5个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经济考察和调研。同时，商务部、银监会、国税总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出动调研。有媒体评价说：这类调研地域、时间、高层官员之密集，为多年来所罕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温州调研时，特意到黄发静的工厂待了半小时。期间，他详细听黄发静讲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种种困难，并让工作人员一一记录。
8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扶持中小企业，如出口退税率的上调。财政部明确提出，将从6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其中包括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实施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措施是，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降低基本医保和工伤保险费率，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这些都让黄发静“稍微有了点底”。他也坚信，打火机终归会有市场，因为“有那么多人离不开烟嘛”，退一步说，“人类总离不开火”。
“温总理在美国演讲时说过，信心比黄金还珍贵。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有什么比失去信心更可怕的呢？我们贡献了那么多，我相信，中央一定会为我们正名的。”
小雨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黄发静把墨绿色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攥在手里。不管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也不管是打火机，还是别的什么商品，大家都指望这场伤风感冒赶紧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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