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与吴石将军

《潜伏》与 吴石将军

2009040900272708051.jpg (42.44 KB)
2009-4-17 21:04  

《潜伏》电视剧热播之后，一大批粉丝不但积极对剧情、人物进行探讨交流，还对《潜伏》所发生的历史时代和相关的历史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网友还积极查找男主人公余则成的任务原型。很多人倾向认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吴石是余则成的任务原型。
吴石(1894～1950年)原名萃文，字虞薰，号湛然，闽侯县螺洲镇(今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人。（中国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可查阅吴石案考证，“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主席曾有诗所赠。1973年，大陆官方追认吴石将军为烈士）


吴石将军与家人
0019d18398280b4be39b3b.jpg (18.48 KB)
2009-4-17 21:04

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前后受业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后至日本深造，学习军事。学成回国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其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 1940年初，吴石重见相隔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几年里，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服务。吴仲禧到南京后见到吴石，吴石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 “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为把情报尽快送出，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上述情报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稍前，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之所以要将这批机要档案转移到福州，原来他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又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则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派人先运台湾。紧接着的一天，吴石又下达“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1949年7月，吴石由福州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找到吴仲禧，吴石说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到台湾去，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8月14日，吴石接蒋介石急电令共即日赴台。15日上午，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了解放军。
吴石历任上尉参谋、军械处处长、少校参谋、上校教官、北伐军总部作战科长等职；军事厅参谋长、参谋本部处长、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史政局局长等职位。
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先后失利。这两仗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解放军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
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一个星期后，吴石在寓所秘密接见朱谌之，向她提供了一批绝密军事情报的微缩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造成包括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了吴石。蒋介石得悉，非常震怒。1950年3月1日，台湾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这样，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不久，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由于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加上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待。1950年4月8日“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一篇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的始末。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与吴石和朱谌之一起就义的还有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等人。
吴石案
1950年3月1日，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据称由于受被破获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牵连，被台湾特务机关秘密逮捕，罪名是“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受该案牵连而后被捕的人有：朱谌之（女，吴石的联络人）、王璧奎（吴石妻）、聂曦（××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吴石的老部下）、陈宝仓（前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方克华（××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江爱训（主管补给的×处参谋）、王正均（吴石的副官）等。1950年6月10 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等4人，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其余的人也分别被判刑。
震惊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密使一号”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主席赞“密使一号”的诗文。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这是“密使一号”奔赴刑场时吟诵的一首诗。
    “密使一号”是谁？
    他叫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字虞薰，1895年生于福建闽侯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学生军。此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为校友。1929年，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地下党员吴仲禧，设法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在国防部谋取一个职务。经吴石帮忙，吴仲禧很快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并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李树正满口答应。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
    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有一次，毛主席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很是高兴。
    1949年7月，吴石经广州辗转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告诉对方，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
    “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担忧地说。
    “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嫌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穿着整齐的中将军服，在台北寓所的书房里接待一位穿着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从身上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哎，朱小姐，你是什么时候来台的，现住在什么地方？”
    “好几天了。”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zhufeng01.jpg (6.36 KB)
2009-4-17 21:04
    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


    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同志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慎重藏好情报，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随后又约见“老郑”蔡孝干。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wushi-1.jpg (27.83 KB)
2009-4-17 21:04
（最左侧为陈宝仓、朱枫、签名者为吴石将军、背后是副官聂羲）


zhufeng02.jpg (17.18 KB)
2009-4-17 21:04
朱枫烈士到达刑场就义前



niexi.jpg (28.94 KB)
2009-4-17 21:04

聂羲烈士到达刑场就义前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台湾著名记者徐宗懋先生，根据已曝光的绝密档案撰写此文，其中有多幅照片是首次发表。

这几年，笔者在大陆和台港陆续发表了许多历史照片，也举办了好几次的图片展览，以提供史学研究新的证据和参照。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应是2000年8月在台北策划展出的“1950仲夏的马场町”图片特展，内容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第二年大举枪决中共地下党人以及党内不稳份子的秘密档案照片。由于机密照片首度公开，画面极具震撼，加上附判决原文与早年的报导，现场气氛极强，参观人潮络绎不绝。有人在展场的留言板写道：“突然感到外面的蓝天多么美好！”这些照片现已成为史学界和媒体反复引用的材料，成为经典的影像。　　笔者曾几度在南京雨花台纪念馆和台北忠烈祠中伫立良久，胸中百感交集，难以言语，里面供奉的都是很有勇气的人，但在国共双方的眼中却是截然相反的忠与奸。这背后其实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是完全的光荣就是完全的毁灭。　
　

“1950仲夏的马场町”特展首度以人道主义的角度质疑战争中的忠奸分际，反省中国人政治竞逐中是否有更高的文明标准？由于打破社会的惯性思维，反响很大。后来笔者又以《战争后的战争》为题在大陆杂志《老照片》上面介绍其中部分内容。由于地下党人朱谌之的友人做出响应，对往事十分感伤。因此笔者再透过不同的刊物将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最大的政治案“中共省工委”和“吴石案”，再做详细的陈述与说明。


以上就是“省工委会案”和“吴石案”中三个代表性人物蔡孝干、吴石、朱谌之的相关史料记录，他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相关的同志纷纷死于枪下。时间大致上是从1950年仲夏开始，此时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对政治异己也利用此时机快速、残酷地处置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押至马场町处决，亲属被吓得不敢出面领尸，无亲属者则一并处理，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仅立着一块块刻上名字的小墓碑。由于无人闻问，40余年间已是荒烟蔓草，直到93年在偶然的情况下才重见天日，由昔日幸存的同志和友人组成受难者协会，协助整理墓地，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

由于台北市政府计画将墓地重新规划整修，盖成具有历史教育性质的公园。恰巧笔者陪同市府官员前往勘查墓园时，一位大陆来台的“新华社”记者闻讯前来采访，不过她对墓地的历史背景不甚了解。我告诉她：“这里埋了很多被枪毙的共产党人。”她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知如何问话。
敏感吗？笔者不仅公开谈，还以此为主题举办图片展览，吸引了数万的参观人潮。同时，笔者还在自己主持的电视节目里邀请当年与朱谌之关在一起的冯守娥女士，请她回忆大家口中的“朱大姊”，一些好心人纷纷向笔者索取这些珍贵照片以转给他们在大陆的遗族，另一些人则希望代为追查某些失踪者的下落。今年“二·二八事件55周年纪念”，笔者再举办另一个相关的历史资料展览。一些老台湾人由大陆来台探亲，顺便看此展览。活动后，我们一伙人坐在露天咖啡座闲聊，另一”新华社“记者亦在座，提起前尘往事。笔者笑地对他说：”难道你不认识眼前这位老先生吴克泰？他就是前中共台湾学工委会书记兼台北市工委书记。” 的确，蔡孝干被捕后，也有一批重要的地下党人成功逃去大陆，90年代后又以探亲的名义返台，并成为台湾文史工作者主要的访谈之一。虽然如此，历史真相透过史料发掘越多而越清楚，但历史意义的提升却等同于民族的成长，为一曲折漫长的过程。

349399062500.jpg (36.53 KB)
2009-4-17 21:19


349289687500.jpg (22.47 KB)
2009-4-17 21:19




349640000000.jpg (31.45 KB)
2009-4-17 21:19




350173906250.jpg (22.75 KB)
2009-4-17 21:19







349535625000.jpg (22.48 KB)
2009-4-17 21:19





349781718750.jpg (42.6 KB)
2009-4-17 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