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张、样二将军

周恩来与张、杨二将军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唐都学刊：社科版  198802
【作者】张应超

一
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结识交往，与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有密切的关系。其间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到团结，进而风雨同舟、共挽国难的过程。
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见之前，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把张学良作为主要敌人进行谴责和反对。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把张学良与蒋介石、阎锡山并列为“卖国贼”，痛斥为“人面兽心的败类”（《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集(下)第328页。），表明了当时中共对张学良的看法。中共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的命令，使东北迅速沦亡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受到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他却不敢揭露事实真象，而是代蒋受过，于一九三二年下野出国。一九三四年一月，奉蒋之命回国。二月，被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一九三五年十月，又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指挥三十余万大军对红军进剿。这一时期，张学良虽有抗日的愿望，却主张中国走德、意法西斯道路，拥护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张学良积极支持。他在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不久对部下的讲话中声称：“只有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什么其它办法呢?”（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他要求部下“同心同德、奋勇前进、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这些讲话，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张学良的政治主张。
但是，事与愿违。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十一月下旬，在进剿红军的短短三个月中，张学良部损失兵力近三个师。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更令他寒心的是，蒋介石不仅没有象对自己的嫡系部队那样给张予以补充，反而趁机削弱其实力，撤销其被红军歼灭的一一、一九两个师的番号，停发军饷，并对张学良申斥奚落。现实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出路，决心与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接触，共商国事。
十二月上旬，张学良参加了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到上海会晤与共产党人有联系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请李帮助他尽快与共产党负责人打通关系，李杜欣然应允，为其设法。因张学良当时仅在上海住了三、四天而未能如愿。回西安后，张学良又密令驻守洛川的东北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通过东北军前线部队设法与红军联系。这些活动说明张学良在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道路上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张学良积级与共产党联系的同时，中共中央也进行着争取张学良的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地作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这一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模范执行者，为团结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共同抗日花费了许多心血。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红军在与东北军战斗中俘获了很得张学良器重的一七师团长高福源为其医伤，并从思想上、生活上多方关怀。高福源在瓦窑堡的两个多月中，亲闻亲见到红军真诚抗日的言行，深为感动。主动要求回东北军中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周恩来对此事十分重视，与毛泽东研究决定，同意高福源的请求。周恩来还亲自接见高福源，对他回去后的安全进行询问。高福源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初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面见张学良，向张学良详细报告自己在红军的见闻与切身感受，劝张学良同共产党团结抗日，高的劝说对正在寻找共产党的张学良正是求之不得，张表示同意高的看法，并令高福源立即重返瓦窑堡，邀红军派正式代表谈判。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再次接见高福源，接着，决定以李克农为代表与张学良会谈。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二十人联名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愿意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等问题与东北军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193页。）。进一步表明了红军的诚意，李克农行前，周恩来又作了“一定要力争谈成，谈不成也要谈和，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等指示（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谈判》，见《军事资料》1985年第九期第26页。）。
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李克农与张学良部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通过会谈，达成与六十七军共同抗日、互不侵犯、通商时互相保护等口头协议。三月四日下午至五日凌晨，张学良在洛川亲自与李克农会谈，就请中共派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进一步会商抗日救国大计；推动国防政府的成立与组织抗日联军；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对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问题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十辑，第130页。）。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抗日救国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会谈结束的当日，李克农即电告中共中央，汇报了会谈情况。三月六日，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会谈结果。三月十日，由红军总司令彭德怀与总政委毛泽东联合发布的《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布告》中，蒋介石、阎锡山仍被斥为“奴颜婢膝、媚外成性”的卖国贼，张学良的名字则已去掉（《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196页。）。这说明洛川会谈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态度与《八一宣言》发表时显然已经不同。尤其重要的是，洛川会谈为中共与张学良举行高一级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二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开会决定，由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为全权代表与张学良会谈。
四月九日晚，中共方面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与东北方面张学良、王以哲在肤施(今延安)城内教堂进行了彻夜长谈。会谈中，张学良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已不抱希望，对从前相信的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想法，现在也开始怀疑。他表示热烈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但对争取蒋介石抗战，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时意见未能一致。张认为自己与蒋介石接触很多，若能认真争取，是可以把蒋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指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有道理的。但对这一重要决策，个人不能决定，愿意把张的意见带回去，提交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再作答复。他认为，抗战如能争取到蒋介石集团参加是有好处的。可蒋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疯狂镇压抗日民众，为了抗日大计，中共可以既往不咎，与其团结。但对蒋，既要让步，还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真正的团结。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分析很是钦佩。他兴奋地表示，自己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国策扭转过来。会谈还就中共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互派代表、互相通商、互通情报，加强抗日教育、双方派代表赴苏联等达成了口头协议。
延安会谈的成功，是中共与东北军团结抗日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其作用可概括如下：
一、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大大加深，在此之前，张学良虽然对他相信并鼓吹过的用法西斯一套治理中国的看法产生了怀疑，对共产党的救国主张也有了一些了解，但毕竟是很有限的，与周恩来的会谈，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他心悦诚服。事后，他在回答进步学生的提问时，十分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一定能成功”，“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在行动上，张学良也对中共与红军积级支持。延安会谈时，他即拿出私蓄二万银元资助红军抗日，后又赠法币二十万元。对中共派到东北军开展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等人也予以热情接待。
二、延安会谈以后，张学良抗日的信念更为坚定，行动上更加积极。一九三六年六月，他与杨虎城在长安县王曲创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实际是为了抗日（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七月，他又亲自参加筹建东北军抗日同志会，被举为主席(一说为会长)。九月，该会正式成立，张学良亲临主持，并推荐会员。他还不断派人与阎锡山、盛世才、陈济棠、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联系，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进步人士会晤商讨救国大计。对于蒋介石，他则多次劝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还劝蒋应读些唯物论辩证法（《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既定国策，张学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采取了果断措施，与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时，虽然并未预见到将来要发生西安事变，但却明确地提出了对蒋介石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团结抗日的救国方略。因此可以认为，西安事变与延安会谈是有因果关系的。
三、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向周恩来提出了逼蒋、联蒋抗日的问题，从周恩来的谈话分析，中共中央当时对这一问题尚未作出决定，张学良认为“蒋介石还有抗日可能”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由于张学良当时的地位与实力，他的这一意见对中共制定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政策乃至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无疑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共中央在延安会谈后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文件中，也能看出中共对蒋介石采取的策略有了变化。
四、延安会谈，周恩来与张学良互有好感，这对以后的继续合作很有意义。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商谈救国大计。还特别指明邀请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这与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对周恩来的敬服显然有很大关系。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即对王以哲说：“周恩来是了不起的人物。”六十年代初，在中共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已失去自由多年的张学良在缅怀延安会谈的回忆录中，还以赞许的口气写道：“周恩来真算胆大，敢只身来和我见面”（《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足见其对延安会谈印象之深。同样，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对张学良也推心置腹、赤诚相见。四月二十二日，他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这次会见，“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同时，直言不讳地向他指出：“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一期第2页。）。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同年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向周恩来问起延安会谈情况时，周恩来“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又说，张学良态度很坦率诚恳，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17页、第335页、第338页。）。上述事例说明，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给周恩来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东征红军在延川大相国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十五日晚，周恩来从西安赶来开会。周这次西安之行，是否会见了张、杨二将军，未见记载。但从他向与会干部所作报告内容看，周去西安的活动显然与联合张、杨部队抗日有密切关系（肖峰：《长征日记》第159页。）。
同年十月五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合致函张学良，向他通报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的前提下，红军将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请张学良向蒋介石转达中共意见。要求迅速互派代表正式谈判停战抗日具体事宜（《毛泽东书信选集》第79页。），信中表达了对张学良深切的信任与希望。张学良也果然不负毛、周重托，不久即向蒋介石转达了此信的内容。尽管张学良遭到蒋之责骂，但并未动摇联共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加果敢积极，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作出了更为大胆的抉择。这与周恩来的帮助显然是分不开的。
三
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应张学良与杨虎城电邀，派周恩来、博古等于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乘飞机到西安。当晚，周恩来即与张学良开始商谈，张学良介绍了变事经过并指出，不捉蒋，就无法使他转变，内战就不可能停息，同时又告诉周恩来，只要蒋同意张、杨等人联名发表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放蒋，并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以符合逼蒋抗日的方针（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周恩来在肯定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良好动机之后，着重指出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一是和平解决，使全国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一是杀蒋，这将会引起重大的内乱。这就中共中央帮助张、杨对付可能来自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进行商谈。周恩来的谈话与中共中央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十七日晚的会谈中，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主张“不谋而合”（《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之前，张学良虽有只要蒋同意八项主张就放蒋回南京的打算，但真正最后决定，还是与周恩来会谈之后的事（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张学良自己也在回忆中认为，周恩来到西安后，即成为事变当时的谋主（《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张国焘在回忆中记述这次会谈时，既弄错了时间，又信口雌黄地说，周恩来对张学良“低声下气、百般解释”云云（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317页、第335页、第338页。），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捉蒋以后，西安许多民众，包括不少上层进步人士，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甚至连公审大会的日期都已择定。但是，周恩来到西安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的秘书吴家象曾深为感慨地说：“周先生实在令人佩服，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
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把张、杨八项主张归纳为六项，只要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保证不再进行内战，即可放蒋回南京。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但在张学良送蒋的问题上，周恩来与张学良意见是有分歧的。十二月二十三日晚，张学良与其政治处少将处长应德田谈话时，即已表示：决心让蒋尽早离开西安；并打算亲自送蒋回南京（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应德田当即表示反对张学良送蒋。二十四日，周恩来与东北军领导人开会，一致劝张学良不要亲送。周恩来还特别指出，政治是钢铁般无情的，放蒋是为了抗日，送蒋则大可不必（《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第79页，第114页，第103页，第33页，第93页，第95页。）。张当时未加否可，实际上并未改变主意。第二天即与蒋同机离开西安。笔者分析有关史料认为；张学良送蒋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出于爱国热忱，认为捉蒋是为了逼其抗日，蒋既答应条件，自己亲送其归，以表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即令有危险也在所不惜；二、着眼于维护蒋的威信与尊严；三、消除蒋介石对西安事变发动者的怨恨；四、认为蒋具有领袖风度，不会扣押自己，遂抱着不怕危险也许能免除危险的想法决计送蒋（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37页、第46页、第58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22页。）。还是被蒋介石扣于南京。
张学良为抗日救国，不顾个人安危去送蒋，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从效果来看，却事与愿违，实属失策之举。周恩来后来评价这一行动时，曾沉痛而惋惜地批评说：“张汉卿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59页。）”张学良离西安时，虽写了手令，申明在他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学忠统帅，听杨虎城指挥。但由于东北军长期以来形成的系体，杨虎城事实上并不能代张指挥。张的猝然离去，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急剧激化，以致发生了诸如“二·二事件”等一系列亲者痛仇者快的动乱，给周恩来、杨虎城处理西安事变遗留问题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终于导致了“三位一体”在不长时间内即被蒋介石拆散。其后果之严重，教训之深刻，决非张学良事先所料。
四
杨虎城与周恩来的首次会见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此之前，杨与中国共产党人有过长期的友好交往。早在二十年代，杨虎城与共产党人就开始接触，不少共产党人在杨领导的部队中任过职，受到杨的重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杨虎城不仅保护了魏野畴、南汉宸等著名共产党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未获批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仍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蒋、冯、阎大战时，杨虎城与蒋介石虽一度合作，一九三年，蒋在嫡系中未能物色到主持陕政的合适人选，不得已而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但又对杨多方防范。“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坚决主张抗击日本的侵略，与蒋关系更加恶化。一九三三年三月，他面见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不仅遭到冷遇，且不久就被免去陕西省主席职务。但杨虎城的爱国热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反而坚定的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殉葬，只有他干他的，我们干我们的。”决心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王炳南、阎揆要、孔从洲：《深切怀念杨虎城将军》，1979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事变前，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但为了抗日救国，仍不计个人恩怨，苦心劝告蒋介石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蒋却顽梗如旧，毫无商量余地，终于逼出了西安事变。
捉蒋以后，杨虎城对请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帮助处理事变问题寄有厚望。这基于他对中共与蒋介石均有深刻的认识。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军人谁都斗不过蒋介石，我看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何寓础：《王泰吉准备在耀县起义的一些情况》(未刊稿)）杨虎城得知周恩来到西安的消息，高兴地说：“周恩来先生到西安，这下我们就好办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和蒋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他和蒋处在平等的地位，对蒋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92页，第178页。）他还特别指示部下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对于扣在西安的蒋介石，杨虎城也不主张杀掉，十二月十三日深夜，杨虎城即向部下指出，蒋是不能杀的，活捉还得活放。他说：“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92页，第178页。）但根据自己多年来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放蒋又有许多忧虑。
十二月十七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而未能与杨虎城相见。十八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商。杨坦率地向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是敌对，但地位平等，可战可和。而自己作为蒋的部下，如蒋一旦翻脸，处境则与共产党不同。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他向杨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后指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中共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纵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与蒋不计旧嫌的作法表示钦佩，并恳切地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第48页。）杨虎城顾全大局的言行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放蒋的时间及张学良送蒋的问题上，杨与张意见不同，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张学良突然告诉杨虎城说，自己决定当天陪蒋离开西安。杨当即表示反对，并认为蒋介石会扣留张学良。但张坚持己见，杨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张离西安后，杨虎城告诉孔从洲，张学良决定如此匆忙地放蒋，事先并未征得自己同意，张陪蒋走，更出乎意料，他痛心地说：“我原以为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92页，第178页。）事实也证明杨虎城对张学良送蒋结局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张学良被扣以后，周恩来与杨虎城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临危不惧、患难与共，为制止内战再次爆发做了不懈的努力。
二十五日晚，杨虎城收到张学良署名的电报，嘱释陈诚、卫立煌等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大员。陈等离西安后，南京政府即派大军西进潼关、华阴等地，企图挑起战争。周恩来、杨虎城等人会商，决定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组织联军，并拟定了作战方案，准备迎敌。一月五日，又发表了由杨虎城领衔的通电，义正辞严地宣布，如果南京方面不顾国家危亡与社会舆论谴责，肄意挑起内战，杨虎城、于学忠等将率部坚决抵抗，在杨虎城等人已完成反击部署，“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杨虎城致龙云密电》，见《云南档案史料》第三期第35页。），南京方面的气焰方始收敛。“二·二事件”发生后，西安的形势十分紧张，周恩来当即立断，把孙铭九等人送到渭北红军中暂避；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相残杀。在杨虎城处于困境时，周恩来不仅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替他出主意和解除困难。因此，杨虎城对周恩来深为佩服和感激（《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第192页，第178页。）。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斗争，西安方面与南京达成了和谈协议，避免了内战的爆发。二月四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联名发表了和平宣言。三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后，返回延安。
但是，对杨虎城怀有刻骨之恨的蒋介石很快就开始了对杨虎城的打击和迫害。一九三七年四月，杨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准备出国。在杨虎城身边逆境时，周恩来仍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杨家中看望。五月二十七日，又亲自陪杨乘飞机到上海，为杨出国送行。同年十一月，杨虎城作为国内知名高级将领回国参加抗战，竟被南京政府囚禁。
周恩来对张、杨的安全非常关怀，多次呼吁国民党当局释放两位爱国将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延安各届举行的纪念“双十二”十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发表讲演，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张、杨二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他强烈谴责那些曾为张、杨的自由与安全担保的蒋介石亲信，“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再次严正要求释放张、杨。一九四九年冬，周恩来得知杨虎城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杨拯民速赴重庆办理丧事，并关照沿途有关单位予以支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流着热泪，满怀深情地说：“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们不落泪呢?”（《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69页。）同时，他又一次指出，“杨虎城为抗日救国大业光荣牺牲，他的英名将为全国人民所怀念，张学良至今仍一人奋斗在东南”（米暂沉：《杨虎城传》第213页，又见《西安事变资料选集》第二辑第102页。）。这些话语，既表明了周恩来对张、杨两位挚友的深情厚意，也说明了党和人民怀念两位千古功臣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