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医生掀起医学打假 揭露同行的欺骗和错误

核心提示：希腊医生约翰·约阿尼迪斯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揭露同行们的错误和欺骗。他发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误导、夸大，甚至完全错误的，他堪称国外版的方舟子。

维生素A、D和E是否能预防癌症？

考虑到约阿尼迪斯的研究涉及医学领域的每个人、医生的决定和我们听到的所有健康建议，他很可能是世界上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南方都市报10月24日报道 维生素A、D和E是否能预防癌症？食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脏健康有什么影响？肥胖究竟会导致寿命缩短还是延长？对于这几个问题，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我们如何在这些矛盾的营养学发现中做出选择？约阿尼迪斯提出了一个简单方法：全部予以忽视。

希腊医生约翰·约阿尼迪斯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揭露同行们的错误和欺骗。他发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误导、夸大，甚至完全错误的。那么，为什么医生们在日常工作中依然在使用这些错误信息？

2001年，一个消息在希腊各家医院传播开来，外科医生为了累积手术时间，很多倒霉的阿尔巴尼亚移民被误诊为阑尾炎。在艾奥尼纳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刚当上医生的雅典娜·塔斯奥尼正和同事议论这个传闻，一位教授听到他们的对话后问她是否愿意证实这个传闻是否属实。她接受了这一挑战，在这位教授和其他同事的帮助下，最终写成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从阿尔巴尼亚患者身上摘除的阑尾没有患病的几率是希腊患者的3倍。“很难找到愿意发表这份报告的刊物，但我们还是设法让它得以发表。”后来证明，这次调查其实是一次考验。原来那位向塔斯奥尼提出挑战的教授计划挑选年轻医生和医学博士组成团队，攻克一个不同寻常而且极具争议性的问题。

去年春天，我参加了这个团队的周例会。塔斯奥尼和另外8名年轻的希腊研究者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约翰·约阿尼迪斯主持会议。

一名研究者，名叫乔治娅·萨兰迪的生物统计学家打开笔记本电脑和幻灯机，开始介绍她和几位同事正在研究的课题：制药公司是否在操纵发表的研究，从而让他们的药品貌似更有效？萨兰迪收集的数据似乎显示，事实果然如此。其他团队成员几乎立刻就提出了疑问。一人指出，萨兰迪的研究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制药公司的研究并没有衡量最关键的“硬”结果，比如病患的生存和死亡比例，反而专注于“软”结果，比如主观描述的症状（“今天我的胸痛减轻了。”）另一人指出，萨兰迪的研究忽视了这个事实———当制药公司的数据似乎显示病患健康状况好转时，数据往往无法显示这一好转是药物带来的。

萨兰迪面不改色，似乎对这样的审问习以为常，只是回答说，一次研究不足以证实所有问题。就在我开始感觉，药物研究的数据具有无限可塑性的时候，一直在旁倾听的约阿尼迪斯教授提出了关键假设：是否有这种可能，制药公司事先小心选择了他们的研究课题———比如说，拿他们的药物和那些已知市场上的次等药物进行对比———这样一来，从一开始他们就能确保遥遥领先？“或许有时候，有偏见的并非答案而是问题，”他微笑着说。所有人都在点头。虽然药物研究的结果经常成为报纸头条，但你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真的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事实上，考虑到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众多潜在问题，让人怀疑是否还有什么医学研究是值得信任的。

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约阿尼迪斯的职业生涯。他已经是医学研究可信度领域的世界权威。他和他的团队一次又一次，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证明，大量生物医学研究者在出版论文中得出的结论———医生们在开抗生素或降压药时；或者建议公众多吃纤维少吃肉时；或者当他们建议患者通过手术治疗心脏病或背痛时，所依赖的结论———是夸大、误导甚至完全错误的。他甚至指出，多达90%的出版医学信息都是错误的。他的工作得到医学界的普遍承认；在该领域的顶级刊物上发表；他还是许多研讨会的金字招牌。考虑到他的研究涉及到医学领域的每个人、医生所做的一切和我们听到的所有健康建议，约阿尼迪斯很可能是世界上活着的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而他担心医学研究领域的错误波及面如此的广泛，充满了利用冲突，或许将长期抗拒改革，甚至拒绝公开承认存在问题。

艾奥尼亚城是一个大学城，距离多多那圣地的古代剧场和宙斯神庙只有短短一段车程。据说，在古代，神通过一棵圣橡树向祭司们传达他们的旨意。今天，圣地遗址也有一棵橡树供游人预测未来。“我总是把来访的学者带到这里，他们几乎都会问橡树一个同样的问题，”约阿尼迪斯说，“‘我的研究经费能否得到批准？’”对经费的执著大大削弱了医学研究的可信度。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担任研究员时，约阿尼迪斯第一次碰到了这个肆虐医学界的问题。当时，他对于罕见疾病的诊断感兴趣，由于缺乏病例数据，导致医生们只有依靠直觉和经验。但是，他注意到，其他医生也依靠同样的方法，即使是在面对癌症、心脏病等常见疾病时也是如此。那些能够支持他们的诊断决定的硬数据在哪里呢？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并不少，但其中大部分很不科学，大多依据对少数病例的观察。一场新的“证据基础医学”运动开始积蓄力量，约阿尼迪斯决心投身其中。他首先和塔夫斯大学的著名研究者合作，后来接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职位。

约阿尼迪斯有着非比寻常的资本：在希腊上高中时他就是远近闻名的数学天才。他父母也都是医生。现在他有机会将数学和医学知识结合起来，将严格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到一个漏洞百出的领域。“我当时认为，医生们的判断基本上都是对的，我只需要证实这一结论，”他说，“我们必须做的只是系统地重新评估证据，信任它告诉我们的结论，然后，一切都会变得完美。”

但是结果与他的愿望完全相反。在查阅医学刊物时，他发现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结论后来又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当然，医学的“不可靠”并非什么秘密，有时候甚至成为头条新闻，比如，近年的大型研究发现，乳房X光片、结肠镜检查和抗原测定在检查癌症时并不像我们从前认为的那样可靠；再比如，Prozac，Zoloft，和Paxil等常用的抗抑郁药被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比安慰剂更加有效；再比如，我们刚刚得知，完全回避阳光反而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再比如，剧烈运动时大量饮水的建议刚被发现可能带来致命后果；再比如，去年4月，我们又被告知服用鱼油、运动、解答谜题并无助于抵御老年痴呆症。使用手机是否会导致脑瘤？每天睡眠超过8个小时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健康？每天服用阿斯匹灵究竟会延长还是缩短寿命？定期血管修复术是否比药物更有助于清除心脏血管堵塞？这些问题的研究结论都遭到了同行审查研究的反驳。

在这些头条新闻之外，约阿尼迪斯更惊讶于被推翻的医学研究结论的波及面如此广泛。“随机对照试验”将病患分成两个小组，一组服用试验药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然后对比两组结果。这种试验方法的结论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证据。但这样得出的结论有时候也被证明是错误的。约阿尼迪斯迷惑不解，开始寻找这些研究出错的原因。不久，他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从研究者的提问，到他们研究的方法，到病患的选择，到测量方法，到分析数据的方法，到呈现结果的方式，到研究在医学刊物上发表的途径，全部都可能出错。

这显示了一个更巨大的，深层次的障碍。约阿尼迪斯认为，他知道症结所在。“这些研究都是带有偏见的，有时偏见显而易见，有时很难发现，但绝对存在。”研究者们在开始实验时已经带着某种期待，结果，果然得到了期待的答案！我们通常认为，科学研究的过程客观、严苛、甚至是无情的，绝对能够区分事实和伪事实，哪怕那是你所期待的。但事实上，要影响结果非常容易，无论是蓄意地还是无意识地。“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有扭曲结果的空间，”约阿尼迪斯说，“这里存在一个利益冲突，它迫使研究者得出有利于他们获得研究经费的结论。”

也许只有少数研究者被偏见影响，但他们扭曲的结论对于发表的研究有着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为了获得经费和终身职位，研究者们不得不在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而这类高级刊物的驳回率高达90%.所以不难想象，那些容易抓住人们眼球的结果往往更容易中选。但是，得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结论不难，要让它通过事实的考验却是另一回事。在严谨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被矛盾的数据击倒。设想5个不同的研究小组测试一个有趣的理论，4个小组正确地证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而不太严谨的小组，错误地“证明”了理论的正确。猜猜，你的医生最后会在医学刊物上读到谁的研究结果？有时，研究者可以通过驳倒一个著名的发现赢得关注，这至少有助于对原始结论提出质疑，但是，通常而言，证明一个新观点的回报更多，毕竟，再次证明某人的结论不太可能让你的研究得到发表，而且反驳一位广受尊重的同事的观点可能带来丑陋的后果。

上世纪90年代末，约阿尼迪斯在艾奥尼亚大学成立了一个团体，开始揭露众多医学论文中的问题，指出导致某些研究得出误导结论的方式。其他研究者也开始注意到医学文献上频繁出现的错误。但是，约阿尼迪斯希望得到一个更全面的结论，并以坚实的数据、清晰的逻辑和完美的统计分析为凭据。这项工作一拖再拖，直到他返回爱琴海上的西吉诺斯小岛，在那里，古老的学术传统让他获得了灵感。他说，“古希腊文学中一个永远的主题是，你必须追求真理，无论真理是什么。”2005年，他发表了两篇挑战医学研究基础的论文。

他选择在一份网络刊物PLoS M edicine上发表了其中一篇。这份刊物承诺发表任何论证方法严谨的文章，而不看结论是否“有趣”。在论文中，约阿尼迪斯用数学方法证明了，轻微的研究者偏见、典型的不完善研究技术，加上注重有趣理论的倾向，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都会得出错误结论。

简单地说，如果你被错误几率较大的点子所吸引；如果你希望证明它们是正确的；如果你在采集证据时有一点点的活动空间，那么你将很可能证明错误的理论正确。他的模式预言，在不同的医学研究领域，错误的几率与研究结论后来遭到反驳的几率相同：80%的非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被证实是错误的；随机对照研究错误的比例为25%，而大型随机研究错误比例为10%.约阿尼迪斯指出，研究者为了经费和前途而经常操纵数据分析，甚至利用同行审查———专业刊物请研究者帮助判断哪些研究予以出版———压制对立观点。牛津大学医学统计中心主任道格·阿尔特曼说，“你可以质疑约翰文中的一些计算细节，但很难反驳他的基本观点。”

约阿尼迪斯估计，医学界可能对他的发现嗤之以鼻：当然，很多可疑的研究出现在医学刊物上，但我们的研究者和医生们知道忽视它们，只关注好的东西，所以，这有什么所谓？他的另一篇论文彻底让这种看法失去立足之地。他分析了过去13年里医学领域最受赞赏的49项发现。当然是根据科学界的两个标准测量法：研究论文发表在被科研文章最广泛引用的刊物上；而且这49篇文章本身也在这些刊物中被广泛地引用。正是这些文章导致了一些治疗方法的流行，比如用荷尔蒙替代法治疗更年期综合征；用维生素E降低心脏病风险；用冠状动脉支架预防心脏病；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控制血压、预防心脏病和中风。49篇文章中45篇声称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34篇宣称疗法已经得到证实。而其中有14项（41%）研究结论遭到有力的反驳，其结论或是错误或是被极度夸大。如果说高达41%的广受赞誉的研究都被证明不可信，那么问题的严重性显然不可否认。约阿尼迪斯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

明显有问题的研究充斥着权威刊物，更别提普通报纸。想一想营养学研究得出的源源不断的结论。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连续几年对数千人进行跟踪调查，记录下他们的饮食（包括保健品食品）和健康变化。“然后，研究者开始提问，‘维生素E能干什么？维生素C、D和A呢？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变化导致了什么结果？胆固醇水平有什么变化？谁患上了哪种类型的癌症？’他们把所有问题都过一遍，开始发现各种联系，最终得出结论———维生素X可以降低Y癌的风险，或者说某种食物可以降低患某疾病的风险。”今年春天，短短一周内，Google新闻上出现了下列健康报道：“服用欧米加-3脂肪酸无助于心脏病人”：“水果、蔬菜降低吸烟者患癌症风险”：“大豆可能缓解老年妇女的睡眠问题”以及其他几十条类似新闻。

当一项针对1万人的为期5年的研究发现，那些服用维生素X的人患Y癌的危险降低，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服用更多维生素X的不错理由。医生们也经常把类似建议传达给他们的病人。但是，此类研究经常相互矛盾。维生素A、D和E是否能预防癌症？食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对心脏健康有什么影响？肥胖究竟会导致寿命缩短还是延长？对于这几个问题，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我们如何在这些矛盾的营养学发现中做出选择？约阿尼迪斯提出了一个简单方法：全部予以忽视。

他解释说，首先，在任何涉及多种营养元素和健康因素的大型数据库中，都将出现几个明显的联系，但事实上它们只是一种偶然巧合，而并非真正的健康疗效———这就像梳理一连串随机排列的字母，宣称在偶然出现的单词中隐藏着重要信息。但是，即使某个研究发现了某些营养素的真实健康作用，你也不太可能通过大量服用获得多少益处，因为我们日常摄取成千上万种营养素，它们像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改变其中某一种元素的摄取量肯定会在网络中产生涟漪，而它们过于复杂，根本不是这些研究所能发现的。即使改变某种元素确实带来了宣称的疗效，也有很大可能，它并不会给你的长期健康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这类研究很少能够持续几十年，真正看到某种元素对疾病和寿命的影响。它们只是跟踪一些可以轻易测量的健康“指标”，比如胆固醇水平、血压、血糖水平。健康专家已经证实，这些指标的变化往往和长期健康状况并无关系。

在罕见的情况下，当一项研究持续时间长到研究对象死亡，最终结果往往会颠覆短期研究的结论。（比如，虽然大量对肥胖个体的研究将肥胖与糟糕的健康联系在一起，但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研究却没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肥胖会缩短寿命，相反几项研究似乎证明轻度肥胖的人可能活得更长。）而这些问题还排除了常见的测量错误（比如人们经常错误报告他们的饮食），经常性的错误分析（研究者过分依靠复杂软件，这些软件经常以他们无法理解的方式操纵结果），此外还有比较少见但更加严重的蓄意欺诈（秘密调查发现，这一现象比科学家们承认的更加普遍）。

假如，某个研究回避了上述所有问题，真的找到了某种东西和长期健康的联系，你依然不能保证能够从中获益，因为研究报告最终结果只是以所有研究对象为基础的一个平均值。即使你属于那些可以从中获益的幸运个体，也不要期待你的健康出现明显改善，如果你患某种疾病的风险从较低变成更低又如何能够感受得到？约阿尼迪斯说，“任何有用的结论从这些研究中存活下来的几率微乎其微。”他的轻轻一句话就否决了耗费巨资的研究，每年仅仅是美国投入在这方面的经费就达到1000亿美元。

约阿尼迪斯说，医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事实上，营养学研究还不是最糟的。药物研究更掺杂了经济利益冲突的腐败力量。基因与各种疾病和生理特点之间的有趣关系曾引起广泛关注，甚至有报道称距离找到治疗一切疾病的神奇疗法已经不远，然而这些所谓结论已经被证明漏洞百出。约阿尼迪斯甚至发现，有时候，即使朝人体基因图谱乱扔一把飞镖也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近年来，这些研究似乎有所改善，但它们究竟是否有效依然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Vioxx，Zelnorm和Baycol在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后被判定安全有效，结果最后全部因为无效或不安全被禁用。

约阿尼迪斯说，“这些研究的结论往往很夸张，你甚至不需要了解细节，立刻就可以将它们排除掉。”但是，恰恰正是这些非常夸张的结论（一个大型对照试验甚至证明来自未知对象的秘密祈祷能够拯救心脏手术患者的生命，而另一个研究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帮助这些研究得以在刊物上发表，最终进入医生的诊断和人们的生活。“即使有证据显示某个研究的结论是错误的，但如果有数千名科学家把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投入进去，他们依然会继续发表相关论文。”约阿尼迪斯说，“这就像一场瘟疫，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这些错误的想法感染，然后又通过学术刊物传染给其他研究者。”

也许一些医生注意到他们的病人对于某些疗法的反应并不像期待的那样好，然而，轶事证据服从于研究发现早已成了这个行业的惯例。更重要的是，医生们的工作效果从未在可信的研究中得到检验。约阿尼迪斯说，错误的疗法和健康信息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医学干预和建议并不涉及生死攸关的情况，目的只是让人的健康状况稍微改善，不会让我们有巨大收获但也不会造成太大风险。编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