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是反对改革开放，还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 资产阶级自由化 话语权

    胡总书记在17大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的十个结合中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后来他在纪念党的11届3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十多年来，关于改革开放方向的争论一直不断。在争论中，相当长时期以来，一股把对自由化的批评说成是反对改革的强大舆论垄断了话语权，并成为“主流”。然而，那些被一些所谓“主流”话语认定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呢？这里从近年几位记者160万字关于这场争论的五本书，整理了被这些“主流”认为是反对改革的言论，看看这些到底是反对改革还是批评自由化。

    这五本书，有的搜集的资料很全面，有的则是专门搜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言论，这些资料对研究这个课题可以说是很充分的。虽然为避免过长只摘录了很有代表性的言论，但大体上也反映了十多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
以下就是这些摘要。

    1991年第二期《当代思潮》的文章说：“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的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在不问姓社姓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会把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交锋三十年》142、143）

    这年第7期《真理的追求》的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交锋三十年》143）

    这年8月7日《光明日报》的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交锋》176）

    这年《求实》第16期和22期的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交锋三十年》143）

    这年9月2日的《人民日报》文章说：“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交锋三十年》143）

     被“主流”话语认为是“‘左’派纲领”，是“声讨改革开放檄文”的1994年第一份万言书说 ：“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全面否定建国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60年来的历史说成是‘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交锋》249）

    1995年的第二封万言书：“作者认为，在我国面临的几种主要威胁当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谁是推动和平演变的主要角色呢？作者的回答是：新的资产阶级与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亦即‘党内走资派’）联盟”。（《交锋三十年》183）

     1996年的第三份万言书说：“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交锋》312） “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交锋》315）

    1997年的“第四份‘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锋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实》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交锋》353）

    这年《中流》杂志第一期发表了龚一舟批判王蒙的文章：“王蒙说，‘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所谓‘理想主义的碰壁’‘指的就是贯穿整个20世纪，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灭和失败’。王蒙说的‘旧的价值体系的失败’，‘难道不正是指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价值体系的失败吗？”（《交锋》368）

    2001年《真理的追求》、《中流》和一些公开信发表了反对吸收私营企业主人党的言论：“作为社会政策，应当团结各种力量，作为组织建设则要纯洁，党内不能容许有私营企业主”；吸收私营企业主人党，“ 党内阶级成份将会多元化，这就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在党内获得了相应的基础”，这“涉及到根本改变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严重违反党章规定和组织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 “是坚持马列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局之争。”（《交锋三十年》200-202）

    2003年的两会上，个别代表、委员要求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遭到声称最早宣传改革开放的人之一、曾任《人民日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总编辑的喻权域的反对。喻权域还反对提“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强调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争锋》170、171）

    2005年4月，新的一份“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的基本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说“一旦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挖空了，则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迟早要变质”。（《大碰撞》131）

    2005年8月12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一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草案》提出废除宪法第12条和19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全国每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和重点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它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反映的根本倾向，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的”。（《大碰撞》251）

    早在2003年，位列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27名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遭凶杀事件后，就引发了对民营企业家原罪争论的高潮。许多人认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上榜者不断落马，据说都与财富品质有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一个暴富阶层，从一起家便是违法乱纪，他们创业初期的财富都是靠违法犯罪取得的。位居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首的国美掌门人黄光裕被调查后，又掀起了新的争论。活跃的“乌有之乡”网还特意开辟了“中国暴富阶层原罪”的专题，讨论原罪问题。曾经做过编辑、记者的郑现莉发表文章说“清算原罪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他认为，“在一个市场制度完善、法律健全并且得到良好遵守的国家，一个富豪的诞生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而在中国，这些富豪财富的攫取大多是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完成的。他们除了利用法律的漏洞或者直接违法犯罪之外，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积累财富的。他们的财富根本不是辛勤劳作得来的，靠的是对国家、集体财产和弱势群体赤夥夥的掠夺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原罪’”。2006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胡德平对争论表态说，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以后，胡德平成为舆论的焦点。“与赞成的声音比起来，反对的声音要大得多。与支持的声音主要来自学界政界不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民间，而且，这些民间的声音主要来自网上。”“一个自称‘是一个老资格的公务员’的人在网上发表《致工商联负责人胡德平的一封公开信》，认为国企被‘承包责任制’搞得亏损累累、遍体鳞伤，‘股份制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改制’更是‘简直是不像话’！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不管讲得有多好听，上面的政策有多英明，最后的结果都演变成了一场以‘内部人’（权力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大规模寻租活动。”（《争锋》81-94）

    2004年8月9日，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复旦大学演讲中说，现在的产权改革，无法使国企走上正路，成了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筵。国企绩效不比民企差，硬要把国企转成民企的根据在哪里？……现在是国企和民企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剥削全国人民。因此，他坚决反对‘国退民进’，建议停止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他认为，目前国有资产民营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缺乏相关法规，二是买卖双方暗箱操作，私下定价交易。8月28日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我要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参加会议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相继发言支持郎咸平说，国企产权改革实际是国有资产廉价大转移，是把50多年来职工用心血与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转移到极少数权势者手中，说得直白点，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合伙盗窃国有资产。（《交锋三十年》248、249）

    2004年8月28日网上一篇《左大培、杨帆、韩德强就阻止国有资产流失、搞好国有企业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说：“郎咸平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三个代表’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郎咸平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领导人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碰撞》47）

    郎咸平回到香港以后，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他不否定国有体制本身，没有效率是因为过去一些政策的错误，而不是我们的国有体制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国退民进了，整个国有资产转成私有体制了，是一种倒退，一些人在利用“国退民进”合法地夺取国有资产。在他眼里，MBO就不能称之为“改革”，“这是一个最可恶的盗窃国有财产的办法”。他告诫人们，不要对民营企业抱有幻想，民营企业也没有那么神奇。对国有企业来说，应该做的，是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企业退出市场。国企留在市场，国有股留在市场，政府行政命令退出市场。他认为“这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说“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大碰撞》49）

    时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程恩富，2004年6月，曾就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中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还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一些学术领域存在的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建议中央高度重视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9月14日由他领衔的十位学者，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说，对郎咸平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声明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郎咸平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他们主张“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他们认为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反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思潮。“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于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所致。……他们痛斥当前正在推行的MBO“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大碰撞》80-82）

    2003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课题组研究新自由主义，编写了《新自由主义评析》集。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长篇访谈录，介绍了三位经济学界的老学者和五位中青年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与内涵、流派与代表人物、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对新自由主义，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国情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苏振兴指出，美国利用经济援助、贷款的附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便最终被美国当局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发展中国家必须高度警惕。十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的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逐步成为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当前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传播走向深化的阶段”。一项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交易的调研从这年8月开始悄然进行，12月13日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大型国有企业不搞管理层收购。2005年2月2日，国资委主任李融荣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他完全反对MBO，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问题在管理层收购。而且他认为，所有制不是国有企业搞不好的理由。（《大碰撞》101-105、111、112）

     2003年7月，并不否认是“非主流”领袖的杨帆发表《非主流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国内学术界树立起了话语霸权，他所指称“新自由主义，共同理念是放任少数人不顾多数人和国家利益而自由自在地抢夺财富，让国际资本在中国掠取利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化，而且是最野蛮最残酷的私有化，导致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暴富，国际资本统治和盘剥中国”。他指名道姓地称某些经济学家有“崇美倾向，不同情人民群众”，激烈地批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在高教领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统治，重用“海归”，甚至要打破本土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饭碗。杨帆这样描述新自由主义的崛起：9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学术界强调规范性，与国际接轨，年轻化，全面引进外国学科，通过破格提拔，培养了一批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且给他们特殊待遇。官方政策通过放宽对经济学的控制，导致了经济学思维对整个社会科学的控制。对传媒的行政控制和传媒自身的产业化炒作相配合，进一步以经济思维控制了社会舆论和思想。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了形成利益集团，也吹捧一批经济学家。经济自由主义者获得了政府、国际和民间资本的大量资源，得以通过学术会议，办论坛，评职称，学术奖金等手段，排斥不同意见，对其他经济学家封锁、制裁和妖魔化。大批“海归”占据国家要害部门。在官方政策鼓励下，新自由主义迅速成为思想学术界的主流。他把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归纳为坚决反对以国家力量发展战略产业，主张以外资弥补比较劣势产业；进一步对国家霸权妥协，以强制办法在国内推行接轨；反对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主张继续扩大两极分化；反对民主改革，主张以强权保障资本自由，把中国推向拉美道路；反对政府必要的干预，鼓吹无政府主义。（《大碰撞》28-30）

    2005年7月15日，一份《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经济学家之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学部委员,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说：“当前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在外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不断地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在内部，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海归’派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还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大碰撞》的作者写道：“尽管讲话内容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主，但直接触及西方理论是否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问题，矛头直指目前风头正劲、对政策制定颇有影响的‘主流’经济学者。”（《大碰撞》133-135）

    2005年3月24日, 在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颁奖大会上，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但是历史也证明，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协调的发展。在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必须有政府有效的调控干预加以纠正，有必要的计划协调予以指导，就是说要有‘看得见的手’的补充。”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是不能割裂的有机统一体。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在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些；而强调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强调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早就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当然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这个前途。我以为要做到这点，只有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努力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作者写道，与他同时领奖的吴敬琏的讲话，对上述观点“明显与刘国光不同”。（《大碰撞》123）

    2005年11月23日，在130多人参加的第三次“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刘国光说，我的兴趣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多年来，对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问题比较关心。在反通货膨胀和反通货紧缩的问题上，前些年同经济学界一些朋友们进行了友好的交锋，“软着陆”的经验与扩大内需政策的采取，表明我国对付通胀和通缩的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趋于成熟，短期运行问题可无大虑，问题在于中长期农村与城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能否协调发展，不致引起各种潜在的经济与社会的危机。我想这是当前我们要着重关心探讨的问题。（《大碰撞》210）

    2005年11月25日，刘国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党的14届3中全会开始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时期的说法，到了一定阶段，效率优先的负面作用就出来了。社会上的一些人以效率优先、将“蛋糕”做大为借口，忽视公平，先富没有带动后富。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矛盾突出。他说：“我主张更加重视社会公平、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有人说，我要回到计划经济。这实在是笑话。主张更加注重公平，就要加大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不矛盾。市场有好的一面，也有缺陷，如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所以要政府施加力量。怎么能说这是回到计划经济呢？当然，政府必要的干预，同官僚主义、权力资本化的问题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大碰撞》214）

     在邓小平逝世10周年前夕，刘国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在转发这篇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将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说：“一些人把中国改革叫‘市场化改革’。如果是‘市场化’作为改革的简称，这免强可以接受，但要注意这种提法有很大的毛病。如果不是作为简称，而是把它作为中国改革的全称，把中国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那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邓小平同志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不能都叫‘市场化改革’，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领域的自我完善。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完全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化改革’所能概括的。”文章刊登不到半个月，周瑞金就在《经济观察报》的采访中反驳了刘国光的上述说法。（《争锋》111-113》）在近年的争论中《学习时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呼吁“把市场化改革进行到底”，认为目前中国的严峻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完全市场化”，提醒人们当前特别需要注意“民粹化”、“向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后退”的倾向。遭到一些网站的批评。（《争锋》121）

     《经济观察报》2005年10月3日发表采访高尚全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的两个月后，又发表了采访刘国光的《反思改革不等于反改革》。二者针锋相对。刘国光明确提出，“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所谓完全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发生着变化，通过政府的政策或计划的干预使市场经济不那么完全，不像19世纪那样典型。有些人提出完全市场化的主张，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过去我们迷信计划，犯了错误，于是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我们同样不能过分迷信市场，要重视国家计划协调、宏观管理与必要的政府参与和干预的作用。如果不这样我们就要走弯路了”。吴敬琏等学者认为，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力过大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刘国光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腐败的发生与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小没有直接关系。掌握资源配置权力大，或者权力小，都可能发生腐败。只要法律制度和民主监督不健全，管不住政府官员的行为，就可能发生腐败。政府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大或小，只影响腐败规模的大小，不是产生腐败的原因。根治腐败，要从健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入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才是治本之道。他还认为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不是计划经济固有的东西，而是市场改革以后才盛行起来的东西。 源于法治不健全、民主监督欠缺外，市场环境也是腐败和权力资本化、权力市场化的一个温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计划与规划（这些都属于广义的计划），同某些官员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搞官商勾结、搞权力资本化市场化，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借口政府对资源配置权力过大为权贵阶层提供了获得腐败寻租利益的条件，来否定国家和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与管理经济的职能（广义的计划）。他进而推论，“用市场发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来解释是可以的，但是有点不够，有点勉强，倒是用市场缺陷和市场扭曲来解释更为合理一些。而市场扭曲和市场缺陷，是市场化改革中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尽量减少引进市场的代价，所以要强调政府来过问，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采取措施纠正市场扭曲，弥补市场缺陷”。最后他不平地说：“除了给批评新自由主义戴上否定改革的帽子，现在还时兴把这顶帽子乱扔，说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对改革的思潮。……对改革进行反思是为了纠正改革进程中消极的东西，发扬积极的东西，将改革向正确的方向推进。不能把反思改革说成是反改革，你把那么多群众和代表他们的学者，说成是反改革的人，硬往反改革的方向推，后果将是什么？我们要注意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使中国进步的人，要使得大家都来拥护改革。要大家都拥护改革的办法是是什么呢？就是要使得改革对大家有利，就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大碰撞》215、216）

    2005年10月7日，《经济观察报》全文刊登了高尚全《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中国改革》的长篇访谈不久，高尚全在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再次批评“有人说什么中国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义设定的，是‘搞和平演变’”。他透露，“我向中央主管领导同志反映过这个意见，他说，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代价是最小的。我们有邓小平理论，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加强了宏观调控，所以不能否定改革。”于是网络上出现了许多批评高尚全的文章。署名“书桥”的人指责高尚全是新自由主义的推销员和卫士。署名“信言不美”的人说“高尚全们”鼓吹和追求的是假改革和假社会主义。（《大碰撞》185）

    2005年12月，程恩富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后在接受外国报刊采访时，特别提到去年7月刘国光的讲话和郎咸平抨击MBO引起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激烈争论后说，现在的主要争论是改革开放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问题。有三种选择：一种是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种是主张走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仿造苏东国家走的路，也就是走拉美已经抛弃的新自由主义道路；第三是主张以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为基本特征的中间道路，即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主张搞私有化，但又要注意公平。关于这三种改革观的争论较多。还有个别学者主张某些“左”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一些基本做法持肯定态度。（《大碰撞》234）

    2005年7月，原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为《“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一书当总顾问。有人撰写文章《王忍之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说，“一是因为大量出卖国有企业、把大批国有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这件事，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性质、中华民族的前途。二是因为我国一些党政领导人天天高喊‘依法治国’，却不把宪法放在眼里。那些公然违反宪法第6条、第7条，大搞‘国退民进’、私有化的人畅行无阻；而维护宪法第6条、第7条，反对私有化，坚持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言论和书刊，却受到压制和封杀。《真理的追求》和《中流》杂志就因为维护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被迫停刊四年了。《‘郎旋风’实录》这本书，触及今日中国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理亏心虚的权势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传、出版的部门出面压制。中宣部老部长王忍之亲自出马担任《‘郎旋风’实录》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大碰撞》149、150）

    2005年7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完成一份“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报告的结论非常干脆——“中国医改不成功”。《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大碰撞》的作者写道：“‘医改不成功’的说法撩起公众话题，人们争说医改之短。在广州市民生活中影响最大的《羊城晚报》从报道‘医改不成功’的那一刻起，五条热线一刻都没有停止，电话几乎被打暴。市民对医改评价普遍不高，有市民说，“我们不认为是中国医改不成功，而是中国的医改犯了方向性错误。以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尽管有问题，但本质上是要给百姓可靠的医疗保障。而医改把这种保障性质变化了，变成为了钱治人”。（《大碰撞》151、152）

    以建设银行与美洲银行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为导火线，一场关于“是否贱卖国有银行”以及“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在2005年岁末愈演愈烈。安邦资讯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100亿美元换来国内三大国有银行10％-15%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仅4年多，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潜在的爆炸式增长。他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客户是银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其巨大的网络、品牌和信用度的价值，以及十亿人的客户资源，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市过程中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需调整！”德邦证卷有限公司的余云辉和上海银行的骆德明说，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丝毫不顾可能带给中国金融业的灾难后果。（《大碰撞》203-205）

    2005年底，《赢周刊》梳理一年来改革的全局大势，指出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三大改革在这一年暴露出的问题，使得2005年几乎是中国改革最多遭受质疑的一年，“改革年”演变成为“质疑改革年”，“显示出中国改革已经歧路重重，已经临身到十字路口上，必须有所扬弃，有所抉择”；文章引述国家主席胡锦涛“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和总理温家宝“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的话，认为“改革需要再造，要有一个新的改革来取代20多年来的这一个改革，在终结的地方开始”。（《大碰撞》235）

    2006年春节，郎咸平在新年感言中说，“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他问道：“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他认为，改革的第一阶段，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第二阶段的改革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只谈效率，不谈公平，带来了严重财富重新分配不均的结果，他主张“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长期的发展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他批评学术界有两种怪现象，第一种是忽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第二种是很多学者掩耳盗铃，根本有意忽略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这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他说，我发现，教改和医改与国企改革中的问题有惊人地类似性。例如教改图利大学，而改革成本由最贫穷的农村子弟负担，医改图利民营医院，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病人负担。其他的改革是不是也有少数人得益呢？例如股改、房改、金融改革。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他呼吁全社会行行业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放弃门户之见，和个人的虚荣心，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擅长的技能，共同为营造谐和的社会献计献策。（《大碰撞》238）

    在议论声中，社会学家孙立平惊叹改革共识基本破裂。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市场与公平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朝向市场经济的一些努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公平的对立物。特别是利益对于改革的扭曲变形，使得一些改革的走向已经不是朝着一种新体制的建立，而是不合理的利益瓜分。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他认为，现在问题就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因为改革策略的转换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我们在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形成转型阶段所需要的改革策略，从而推进其它方面的深入改革，要么在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情况下暂停其他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其他改革很可能将这个社会引入歧途。他断言，在20世纪80年代激起无数人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对改革的讨论和反思不可避免。他的主张是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此前的改革进行治理整顿，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并重建改革的动力与机制。比孙立平更激进的是《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袁剑，他认为，在80年代，改革是为所有的人而生的。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神坛。然而，以80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90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倒，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在广阔范围内的货币化进程（这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他警告，在27年的改革中，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高企的房价、严峻的失业压力和昂贵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目睹四处蔓延的不公、不义等种种改革后遗症。“新一代人将不可能对改革感恩戴德，也没有理由宽恕改革。这种态度，很可能在未来某一个不起眼的时机对改革形成致命一击。”（《大碰撞》230-232）

    2006年初，15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写了系列评论阐释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解放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以一篇《改革不可动摇》高调呼吁继续推进改革，“随后中央高层出面，以类似文章标题的结论，一言定调”的时候，另一位曾为改革作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却提醒人们中国存在着两种改革观的较量。这一年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跳出三农看三农》和《不是任何发展都是硬道理》等。他在接受香港《紫荆》杂志记者采访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集中阐释：“改革中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两种改革观的较量。……邓小平的改革观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是我们要坚持的。但是，确确实实还有一种非社会主义的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小平同志所说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手弱’的原因，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逐渐滋长蔓延。什么追逐私利的经济人假设的‘人性论’，什么唯一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私有制永恒论’，什么市场化的‘市场教旨主义’，什么政府只能执行守夜人职责的‘政府职能最小化论’等，不一而足。这些新自由主义思潮，虽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臆想的主导中国经济运转的能耐，但是，它正在向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渗透，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实践施加影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某些市场化的媒体也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营盘，拒绝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声音。这种情况……激发中国许多学人和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义愤，在不同领域广泛地自发地发动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这样我们就看到如此规模对改革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了。有人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不错，中国人民要反对的正是这种导向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要坚持的正是邓小平的以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为方向的改革。”《紫荆》杂志为这篇文章所定的标题也与周瑞金的文章标题针锋相对——《两种改革观的较量不可回避》。（《争锋》108-110）

    2006年3月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上，孙立平有些惋惜地说：“皇甫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写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的调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在90年代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挨了那么多骂？因为时代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你说改革不动摇，另外一边可能将此理解为你还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坚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这样一种利益的表达不屑一顾？”作者写道：“孙立平隐含的话语是，不对改革进行反思，‘坚持改革不动摇’的说法就容易被误读。”（《大碰撞》262）

    2006年3月6日，胡总书记在两会上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引起了不同的解读。杨帆说，胡总书记的讲话“与我们‘非主流派学者‘多年以来强调的新改革开放观，完全是一致的”。他还提出了“新改革开放观”的要点是，揭露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继续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改革从经济改革扩大到政治与社会改革；以公平优先原则纠正一系列社会不公，进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但不能影响国家安全，要摆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防止经济依赖性过强，在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技术和经济的自主性。（《大碰撞》274）

     新华社发表了评论《中国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特别提到，“随着改革深入，由于各种原因已积蓄的诸多矛盾与问题则开始浮现开来，民间部分质疑和反思改革的声浪业已被纳入高层视野。发轫于国企产权改革，演变至‘改革去向何方’的这场有关中国改革的第三次大讨论其实伏脉已久。进入‘爬陡坡’阶段的中国改革无疑触及了普通大众的敏感神经，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普惠性’打上折扣。（《大碰撞》275）

    2007年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使得刘吉陷身于舆论风暴。上海的退休工人王炼利发表了《公民王炼利致公民刘吉》的公开信说：“刘吉对人民大众太为冷漠，对中国低层社会的民生太为隔膜，不可能体察中国的真实国情民情。”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原主任高为学发表万言长文《揭穿刘吉‘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慌言》，他说：“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近30年的过程中，右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多次上升为主要错误倾向，成为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他引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200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现在右的倾向的“影响正在上升”，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成为“危害”、“威胁”党的事业的突出倾向，假如丧失警惕，“我们党难免步他人的后尘，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他认定刘吉所“鼓与呼”的并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而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争锋》97-10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6年3月4日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一些人指控为可以“与81年前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相提并论”，被冠名为“西山会议”，招来了一片批评声。“乌有之乡”网的文章说，“现在确已形成了新时代的西山会议派。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主任和世行驻中国代表张春霖为核心，以张维迎、李开发、贺卫方等人为骨干。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就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已经完成，非公经济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下边就是要继续大胆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以消灭国企和实行土地私有化。……今后应该深化到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暂时消灭不了，就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化等等，实质上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刘国光也为此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西山会议”，“某些人暴露的野心比这（指市场化）更大，不只经济领域，还有政治领域，是要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大碰撞》277、278）

    7月1日，包括许多老领导共约230人的“深情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刘国光旋风实录》出版座谈会”上，呼吁展开“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讨论”。中宣部理论局原局长发言说，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对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反对私有化，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书面发言指出，在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忘记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要忘记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对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采取回避态度不能迷惑国内外敌对势力，只能麻痹我们自己的队伍，其后果是严重的。（《大碰撞》279）

    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中国工商时报》的专访时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做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独立的研究来的。他认为，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学研究，而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丁学良的批评不过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男孩一样，说出了一个真相而已。“总是香港的教授做那个勇敢的‘小男孩’，不但是大陆学界的悲哀，更是大陆学人的悲哀。”《广州日报》甚至开出了一份在国内利益集团中担任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并披露北京的一些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元。（《大碰撞》189、191）

    刚刚进入200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刊登了文章介绍刘国光的近况。在这篇名为《刘国光：守住经济学人的良心》的文章中，记者写道，刘国光认为，经济学也存在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经济学家要为大众服务，为弱势群体服务，这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现在有的经济学家为企业和个人的私利服务，这是个人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私利害公众利益就应受到指责。一些‘媒体经济学家’（刘国光对那些经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以经济学家自居的人的称呼）为少数人吹捧、说假话，这是可耻的。（《争锋111》

    1997年《中流》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冯宝兴批判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作序，据说发行了几十万册的《与总书记谈心》一书：“《与总书记谈心》主张的‘新社会主义观’删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述中‘消灭剥削，清除两极分化’的重要观点”，“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走到一齐去了。……这本书还割裂、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完整论述，按照作者所说的股份制等于私有制的否定、等于公有制的逻辑来看，跨国公司就是公有制超国界发展的新阶段。”（《交锋》371）

    2006年9月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会后，“一直在致力于批评‘新西山会议’的 某些人士就召开了所谓的批判会，集中攻击‘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普遍幸福社会主义’等等。”一直活跃在强国论坛的马门列夫在网上的文章中说，所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伪科学，不是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歪曲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批评高尚全‘翻来覆去地鼓吹什么‘大社会，小政府’，只要私有制经济，不要公有制经济，只要小政府，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本家控制资源剥削人民积累财富，不要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为自己劳动。” “信言不美”的网上文章《驳江平先生的“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说，江平的矛头是对准四项基本原则的，江平鼓吹“社会主义是多元的”就是要建立社会民主党的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争锋》35、36、39）

    2007年初《炎黄春秋》刊登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先前在网上发表时题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引来了一连串的批判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说，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与新自由主义性质相同，都可以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更危险。在中国公开宣传资本主义化多数人不会赞同，但讲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人就分不清是非了。有学者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五个不同：指导思想不同、政党性质与作用不同、终极目标不同、变革现实道路不同、所有制观点不同；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会专家认为，苏东剧变固然有对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没有及时改革的原因，但主要是执政党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泛滥，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的恶果。原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高为学认定，谢韬文章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其要害是以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民主社会主义来复辟资本主义。与会者认为，在党的17大即将召开之前，蓄意抛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其目的是要按照去年“新西山会议”的意图进行所谓“政治改革”，颠覆党的领导，颠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因此谢韬文章所代表的绝不只是谢韬一人，而是一批人、一股势力。（《争锋》218-222）

    在这一波批判浪潮中，刘国光说：“现在不讲社会主义的少了，任意解释社会主义的东西多起来了。比如‘人民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幸福社会主义’等。由于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有崇高地位，逼得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他重点批判了“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提出来的人民社会主义模式”。熟悉中国改革的人都知道，“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研究机构领导人”指的就是曾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刘国光说，‘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五个特征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一堆不着边际的辞藻，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能接受”。（《争锋》272）

    以上所引，都是相当长时期被“主流”话语作为“反对改革开放”证据的言论。虽然其中也有思想不够解放的成份，对这些进行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从总体上讲，基本上这些都是呼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的。如果对照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恶果，尤其是联系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恶果，更可以看出，这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评，对于我们中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让我们认真学习17大报告，分清争论中的是非，把认识统一到17大报告上来，把改革开放进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简介】 熊自干 汉族 男 1931年4月出生于湖南 中共党员 长江水利委员会人才资源开发中心离休副教授 1980年起在长江水利委员会党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
   【通信地址】 汉口后九万方三村32号老三栋二单元401 邮编 430019 电话 027-82639740 ， E-mail: xiongzg@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