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革命性意义

“农民工”在中国经济中的十大革命性意义
第一，为中国经济起飞持续提供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从广袤的农村流动出最年轻、最富活力、最有创意的打工者，旋即形成新兴的农民工大军。中国产品何以在国际市场大行其道，中国老百姓何以能顺利地实现了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就在于“中国制造”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便宜，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去年在媒体上曾经流行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个农民工的工资仅够日食三大碗烩面。不仅如此，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甚至有血汗钱被黑掉的遭遇。
第二，壮大并更新了中国产业大军，正是这支大军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农民工进城在建设城市、繁荣城市经济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城乡经济的大发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丰富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有效地抑制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为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城镇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题，为三农问题困境踏出一条坦途。我国是一个占人口总数80％以上农民的农业大国，7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自给率特别高，70％以上的农产品由农民自己消费，农产品的商品率不到30％。而美国农业人口比例是7%，台湾地区是15%左右。经过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努力，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已经大大降低。许多专家称，我国的农业人口跌到25%左右应该不是那么困难。降低农业劳动者的人口数量并不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出农业，而是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提升整体产业水平，其中特别是要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并通过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 http://www.tecn.cn )
第四，农民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脱贫的主力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上。再好的政策，再多的外在资助，只能解燃眉之急，真正能够走出贫困，最终脱贫致富必须自己努力，必须要有自救的内在动力，必须形成脱贫的造血机制，否则再辉煌的扶贫、脱贫都不能长治久安。在反贫困的战斗中，农民工是一支真正的自救队伍。全国平均推算，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是5444元，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已经占到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并且呈继续增长趋势。这不仅为农民提高家庭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还增强了农民自身对农业的投入能力、为改善生产条件提供了可能。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不仅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而且为缓解农村资源承载压力、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前提。目前，我国约有两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改变了以往农村单一的就业结构，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就业空间，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获得了新的渠道。这是从根本上反贫困，农民工才是农民脱贫的自救主力军。 ( http://www.tecn.cn )
第五，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如此庞大的人群进城并居住下来，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首先，这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你只要留意，凡是农民工进城的地方，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漫延，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便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公共产品的供应量。这在整体上，对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大的硬性调整。宏观上，普通消费的比重加大了，平均消费水平可能降低了，但消费的品类与项目也愈益丰富多彩。同时，一种活生生的消费文化也冲击着城市生活。仅仅从绿色食品的角度来看，也很难说农村式的消费进城是对消费水平的平均下滑，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是对已有消费的清洗，使之更接近大自然，使之剔除由于所谓现代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各种污染。
第七，推动了中国城市扩容与小城镇的建设。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数在城市滞留下来。从辩证的角度看，个体的变动的人口组成了整体的固定人口。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不断翻番，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带着梦想的年轻人，一批批地转变为新一代的城市居民。各省区的中心城市何尝不在演绎这种城市扩容剧？如果你做一个改革前后的对比，从乡镇到县市，哪里的城市建设没有突飞猛进，哪里的城市人口没有翻番增长？ ( http://www.tecn.cn )
我们可以统计数字说明问题。从“一普（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到“四普”，我国乡村人口的数量在净增加。但自“四普”之后，乡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却开始减少，这既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速度的加快，也表明我国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的增加。如果把人口城市化视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的话，那么，我国的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镇，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到2001年年底为止，我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对原有的户籍制度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放宽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户口的政策限制。即使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拉开了序幕，河南还率先在全国废除城乡户籍的区别。户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我国未来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将呈加速度趋势。 (
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现在已成为中国主要计划的一部分，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可能将从2005年年底的5.02亿增加到8亿，预计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 ( http://www.tecn.cn )
第八，为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起到了独特的作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农民工进城，就没有今天的市场化现状。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最直观的视野观察，我们会知道，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形成并繁荣了劳动力市场。没有劳动力市场就等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次，农民工的收入，最终不是消费在城市市场就是寄回家消费在农村市场，这将从总体上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有效需求。市场的硬件设施建设再好，有再多的货，没人买，岂不是有场无市？再次，廉价劳动力，超低工资，将中国商品成本降到最低，这便是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杀手锏。复次，农民工在整个打工领域，都承担着最苦、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计。虽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通过交易得到这种劳动者，但是，农民工却并没有因为这些活计的差劲与危险而得到更多的报酬。 (
第九，将城市生活的新观念，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规范，带回了农村。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双重品格，他们是农业劳动者身份，他们现今干的是非农产业的活，亦农亦工，忙农闲工，甚至名农实工。由于他们与农村的血缘家庭纽带，往往他们是城市与农村最为紧密的联系者。特别是进入网络经济时代，由于农民工的出现，城乡互动获得空前发展。这种互动，由于农民工的介入，变得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因为它是利益联系紧密的，内在的，甚至在很大成分上带有血缘关系的。因为，这种互动来得更直接，更迅捷，成本更低廉，可信度更高。
第十，农民进城打工，事实上在培养着一代新型农民，即农夫转变为“农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关键问题是，培养一代新型农民。什么是新型农民？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从经济学角度看，新型农民就是“农商”。传统的农民是农夫，农夫与自然经济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产品经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昔日的农夫变成了集体经济式生产队成员乃至公社社员，然而，他们的劳动产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计划产品。所谓卖公粮，交余粮，剩下的分口粮。这个时期的农民依然是一个农夫，从自然产品经济转变为计划产品经济，这样从个体农夫转变为集体农夫。而农商则不同，是一个新的范畴，它是现代农民的经济学意义表述。农商反映了一个新的经济关系，一个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需求指导农业生产又以新产品引导市场，并以商业活动为舞台的新生产者。 ( http://www.tecn.cn )
事实上，农民工外出打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素质，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年龄在16－35岁，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质基础较好，是农村中的“精英”。从相对封闭的农村走向比较开放的城市，在与现代化大生产相融合的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在与现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过程中，开阔了他们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经验以后，不少人萌动了创业的冲动。他们有的在落脚地成了当地企业的骨干，有的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还有的人，一旦时机、条件成熟，就带着资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扩大非农就业，发展当地经济，成为播向家乡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文明的种子，以一种新的方式回报家乡父老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