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应试教育源头问题，解放中华民族创造活力

根治应试教育源头问题，解放中华民族创造活力

中国应试教育的弊端，其根源虽然与教育相关却在教育之外，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应该是“利益直接拥抱贡献和绩效”！贡献、绩效得益于人的专长、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学习的本来目的应该是学有专长、增强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学校的教育也应该围绕这三个方面来下功夫。当然，书本知识的学习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前人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进行科技、社会研究的智慧结晶，但是书本知识不融于实践、理论不与实际相结合，空对空的学习就难以转化为专长、能力，更谈不上什么综合素质。

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当今的“应试教育”，恰恰与孔老夫子提倡的“学以致用”的教育原则渐行渐远，都省略了学习应该“融于实践”、“联系实际”的所有中间环节，让学生一心只读从书本到书本的应试书，培养的是应试技巧，而不是能力、素质，更别说什么探索和创造了。造成这状况的根源就是利益直接拥抱了学历。

古代科举的典型——《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是个迂腐透顶，毫无真实才干的书呆子，然而一旦应试及第，取得了“举人”这个当时古代的较高学历，就一举步入了当时利益最丰厚的官场，实现了寒窗苦读的目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中国当代的教育，虽然吸纳了现代科学文化的所有元素，但是利益直接拥抱学历的源头问题依然如故，学习的目的与古代的“科举”其实大同小异，就是追求那直接捆绑在学历上的丰厚利益。就以找工作为例，有了大学文凭可以到人才市场找工作，从事脑力劳动；没有大学文凭就只能到劳动力市场找活干，从事体力劳动。学历越高越容易找到好工作，学历越高待遇也会越好。在企业里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一般来说有了大学文凭才能进入管理层，只有初、高中文化，无论多么能干，顶了天也就当个拉长、组长、工段长，而管理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要比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好得多。国家机关招考干部，明文规定要大专以上的学历，后来又升格为要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进入国家机关之后，工资定级要看文凭，官位提拔要看文凭。文凭的重要性已经深入民心、融于灵魂。

由于利益直接拥抱了学历，这就为学生的学习指引了这样一个奋勇前进的方向：赢得了学历就赢得了利益，那么学习的出击目标就可以直奔学历，既然有这个捷径又何需去融汇于实践、去运用于实际，又何需费力的先去挣取业绩。可是绕开了通过实践锤炼素质、能力再以此赢得业绩这一系列中间环节，也就失去了发现、探索、创造的载体！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导向，会导致创造力这个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根器渐渐地迷失、疲软、萎糜！

由此可见，“利益直接拥抱学历”不但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忽视创造的应试教育，并支撑起了应试教育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具有坚韧的抗打击能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就从大学新生中揪出了“高分低能”这个怪胎，由此对中小学“偏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着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教委亲自出面发动了对应试教育的系统性批判，并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1999年国家还专门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可是时至今日，我们惊讶地发现：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应试教育不但没有收敛，其行情反而逆势上扬；“偏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发展成了全中国、全社会“全面”追求升学率的大排场！究其原因，是应试教育弊端的根源并不局限在教育自身的范围内，没有触及到“利益直接拥抱学历”这个核心的、源头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凭教育界是力不从心的。

今年，国家又高调出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尽管政策和措施的力度前所未有，但是如果不根治“利益直接拥抱学历”这个源头问题，教育改革的效果依然会大打折扣。由于高学历直接捆绑着诸多利益，必然导致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全面追求升学率”的强烈社会需求！因为当今社会现实就是——许多优惠和实惠的政策、规定和经济杠杆都向高学历倾斜，人们的思维习惯和心理认同，也普遍钟情高学历。

歌德有一段名言：“黑暗中，如果敲门者是一支蜡烛，会受到主人的欢迎；如果叩门者是一束火炬，主人会喜出望外；如果登门造访的是太阳，反而会吓跑屋里的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容易接受的往往是在自己认知领域之类的东西。不对“利益直接拥抱学历”这个分配不公的机制予以变革，在高考选才模式依然如故的前提之下，素质教育反而会吓跑学生家长。因为这个太耀眼的目标与现实反差太大，与家长的现实利益暂时脱节。家长是很实在的，他们知道提升孩子的素质很重要，但绝不是当务之急！因为孩子有了高学历，才有进国家机关的资格、才有进企业高层的前提、才可能找到好的工作、才会占据人生发展的较高起点！所以获得高学历这块敲门砖才是当务之急。连门都进不去，还侈谈什么素质和能力！

家长对教育的利益需求必然要向学校传递，使学校与家长的利益紧密联系，共同催生了我国教育的商业化倾向——升学率就是教育商业品牌的风向指标，择校生的收费标准就是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广大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强烈愿望就是越来越大的市场。有了这个利益驱动，应试教育依然会大行其道，素质教育也只能吆喝得热闹，中小学依然不得不戴着应试教育的镣铐，去跳素质教育的舞剧。这样的格局，教育改革能有多大的成效？

不破不立！然而破解中国的应试教育，最关键的是要不遗余力地建立起“利益直接拥抱贡献、绩效”的分配机制。仅凭教育界是做不到的。这要由国家调整相关政策、出台新的相应措施来做出榜样，比如：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就不应该再把没有大学文凭的青年一刀切除在外。没有进入大学，原因是复杂的，岂能一考定终身就否定他们的潜能，更可怕的是这会浇灭他们的希望、冷了他们的雄心。受过高等教育的应考者应该占有先天的优势，如果没有高学历的应考者能够脱颖而出，反而证明他们更勤奋、更坚韧，要么就是具有更大的潜能。有严格的考核机制，难道还怕有人滥竽充数吗？更重要的是，归还没有高学历的人参加公务员招考的权利，就是从行动上最有力的彰现教育和人事上的公平正义。

又比如：教师评职称，原来主要由学历和教龄两个杠杆决定，这也非常的不公平。应改为：无论什么学历，只要教书教得好，晋职、晋级和提高待遇的政策，就应该向他们倾斜。再比如：国有企业里的工人虽然没有高学历，但是可以用他们过硬的技能和绩效来换取与高学历相当甚至更高的待遇。这也能够吸引高学历者进入体力劳动的岗位，解决大学生救业难的问题，更能激发普通职工争创佳绩的积极性。德国制造业精益求精的质量之所以享誉世界，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业工人的收入是全国最高的，当工人是最“牛”的！

国家调整这些相关政策和出台新的相应措施虽然只能在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运行，但是能够开启新的风气，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心理。如果钻研技能、业务进而干出佳绩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可以与高学历相当，甚至比高学历丰厚，那么就可能在全社会形成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行行有机遇、行行有盼头的社会心理，教育就会自动转向——真正按照学生的特点、特长和实际情况去因材施教，家长也会按照孩子的特长去规划发展方向。

真正形成了“利益直接拥抱贡献、绩效”的分配机制和社会心理，更利于可以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人才观。能读书的就以此去发展成研究性人才，读书不在行的就按照自身擅长的方向去发展成行业性人才，既能读书又善于联系实际的则可成为精英性的人才。

利益直接拥抱贡献、绩效的分配机制，可以公平的激励所有的人去努力、去奋斗，去作出贡献、赢得佳绩，由此而获得“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利益奖励。想要让自己的贡献、绩效出类拔萃，除了勤奋之外，人们会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创新、创造，因为创新、创造最容易打破常规、最容易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利益直接拥抱贡献、绩效的分配机制，能够促使教育自觉地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能够营造起长远的激励创新、创造的大环境和社会心理，由此解放中华民族被应试教育压抑已久的创造活力，进而磨砺出越来越过硬的创造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