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历史研究不应充当“胜利者的宣传”

“要突破四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记者：近些年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中国近代史研究呈现了一派新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突破，但也存在一些框框的束缚。那么，您认为当前有哪些观念在束缚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呢？

郭世佑：在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领域，我总结了四个方法论意义上的局限，即革命史观决定论、西方中心论、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片面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来说，毛泽东革命史观是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既有其思维优势，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

他的近代史论主要属于职业革命家的史论，并非历史学家的史论，具有概略性、政论性、多变性等特征与相关缺陷。在我看来，用历史专业的要求来衡量一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也许并不合适。而问题在于，当为数不少的学者仍然习惯于用毛泽东的革命史观与相关论点为标准来检验某些新的研究成果甚至讥讽相关学风时，就有必要回头审视那些人云亦云的研究范式与评判标准，包括毛泽东的革命史观及其近代史论。

不同形式的西方中心论还没有彻底打破，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和推理就是一例，还有不少学者满足于“如果没有外来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无法确证的历史假设，然后根据近代欧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来构造观念中的中国近代史，进而以此来衡量和苛责真实的中国近代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变相的西方中心论。此外，一分为二的思维定势和片面理解的阶级分析方法，也大大制约着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空间的拓展。

“要想解构应试教育所强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思维方式，还需要在历史教育中进行艰苦的学术启蒙”

记者：当前，我们的近代史研究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郭世佑：某些定论急需清理，还有四个方面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

一是定论与逻辑，二是事实与价值，三是结果与过程，四是论点与论据。

我既不热衷于标新立异，存心同某些人所共知的概念与定论过不去，又不轻易放过那些既与史实明显不符又显得逻辑混乱的悖论。比如，多年来，许多论著一边说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洋务派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一边又说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一边说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一边又说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等等。

就凭中学时代剩下的那点浅显的数理基础，我的脑海随时都会对这些自相矛盾的定论亮出红灯。历史毕竟已经消失而不可逆，要想“还原”，谈何容易，但你的叙述至少应当符合逻辑，不能互相打架，逻辑比定论更重要。还有，事实评判比价值评判更重要，历史过程比历史结果更重要，论据比论点更重要。

既不要混淆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也不要用价值评判取代事实评判；既不要只注重历史的结果，更不要用结果去推导过程，还苛求过程，虚构历史规律；不要只看重论点，演绎论点，却不在论据上下功夫，避重就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在近20年来，我在给本科生讲授近代史课程时，都要重点讨论刚才我所说的四个方法论的缺陷和四个层面的关系问题，如今看来，却还需要反复谈，无论在浙大，还是在法大，即使给硕士生和博士生授课时，还需要谈，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搞重复教学。

前年在上海给三所高校的研究生作学术交流，最近到长春主持博士论文答辩时给两所高校做学术演讲，其中有一讲就是继续讨论近代史宏观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已有些老生常谈了，但许多听众依然觉得很有新意，很有收获。至于韦伯说：“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应当尽量避免那种“让事实为自己说话”的课堂行为，我觉得有道理，但在我看来，要想解构目前我国的中学应试教育所强化的某些似是而非的定论与思维方式，让一些史学后备军尽快回到货真价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上来，还不那么容易，还需要在历史教育中进行艰苦的学术启蒙。

“史学工作者光做辩护律师是不够的，还要做法官和检查官”

记者：读您有关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是您的笔端饱含感情，很有梁任公的文风，而且您的文章史料宏富，非常大气，从中可见您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积淀。那么，您是如何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的？

郭世佑：我总觉得，既然以史学为专业，就不应满足于了解一人、一事或一段历史。比如，研习近代史，也不能囿于辛亥革命，至少还应上溯到洋务运动，方为正道，而且中国近代史本来就已属于世界近代史的一部分，不能不具备世界史的视野。否则，就会视木为林。在我看来，还要感谢社会实践，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洋务运动史。如果说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那么，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创造历史，今天的现实其实还没有完全跳出洋务运动时期的某些要素。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从事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历史哲学的研究与撰述，近年又转身法制史研究的新领域，您的求真本色始终未变。那么，您在求真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原则与方法？

郭世佑：我很赞同一位西方史家的见解：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光做辩护律师还不够，还要同时做法官和检查官。我力求不为研究对象的言行所感化或同化，在自己所认定的价值标准面前实现人人平等。至于价值标准的设置，我自己还提出“四项原则”：一是从事实出发，任何先入为主的是非、好恶、优劣、主次观念都无条件地让位于事实；二是从历史条件出发，既不作超时空的道德苛求、能力苛求或漫天飞舞的无类比附，又不以简单的历史结局去推导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当“胜利者的宣传”；三是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摈弃民族虚无主义，又不以任何个人与团体的好恶和利益为依归；四是从历史发展潮流出发，不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念所左右。这“四项原则”落实起来并不容易，但我随时敦促自己身体力行，以便感受一份天下英雄任我评说的快意与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