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遗忘的历史：看看那帮抗战老兵兄弟咋死的

人物：孙春龙  对话者：张丽萍 编辑：覃绵绵【我有话说】(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殇墓园
你们应该去看看我们那帮兄弟是怎么死的
深度对话：2007年去缅甸采访，后来去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看了，就产生了帮助中国远征军老兵回家的想法？
孙春龙：对，去看云南国殇墓园是源于一个老兵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不抗日，那你们应该去国殇墓园看一看，看看我们那帮兄弟是怎么死的。”这是2005年的事情，很惭愧的是那时候我对国殇墓园一无所知，对这段历史也一无所知。2007年的时候我们去云南腾冲国殇墓园，非常震撼，我想了解这段历史，想去见见这些老军人。
深度对话：有一个名叫《寻找上校》的纪录片，里面提到腾冲的国殇墓园有9000多块墓碑？文革时期墓碑被毁，现在看到的国殇墓园是上世纪80年代重修的？
孙春龙：现在整个国殇墓园里，只有三四块碑是最初的，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复原的。

刘召回凭着一纸早已作废的外侨证，在缅甸生活了半个多世纪
深度对话：在缅甸有旅缅华人华侨建立的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日本有“靖国神社”和战争纪念碑，国内却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台湾有针对远征军的纪念碑吗？
孙春龙：台湾不太清楚。纪念碑一般都是战争结束以后修在战场上。在缅甸战场上，也建过很多墓碑和纪念碑，但是基本上都毁掉了。台湾不太清楚。纪念碑一般都是战争结束以后修在战场上。在缅甸战场上，也建过很多墓碑和纪念碑，但是基本上都毁掉了。
深度对话：那印度有吗？
孙春龙：印度有一个中国军人的墓地。
深度对话：网上有数据，说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这个数据可靠吗？
孙春龙：这个数字谁也说不清楚，这段历史时间比较长，而且史料丢失严重，毁得也比较严重。所以死伤数字有好多种说法，没有一个很权威很确切的数字。
深度对话：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作为建制的军队回来了。他们留在那里主要是因为没有编制，还是因为是逃兵？
孙春龙：缅甸战场结束后，内战紧接着就爆发了。这批人很多都是不愿意去打内战，就当了逃兵。而且他们打了那么多年仗了，也实在不想打了，就留在缅甸。1949年之后他们就不敢回来了，那个时候回来是要掉性命的。
深度对话：当时大概有多少人留下来了呢？
孙春龙：有上千人，有的人是因为身体受伤，大部分是不愿意打内战，当了逃兵。
深度对话：现在还剩下多少人？
孙春龙：现在在缅甸，我们能查到的有二三十人，但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老兵。一方面，缅甸非常穷，交通闭塞，可能有一些远征军还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另一方面，有一些远征军老兵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他当年是远征军，因为这个身份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灾难。这样的情况在缅甸很多很多。
深度对话：毕竟这些老兵年龄都大了，随着他们渐渐离世，你有什么感受？
孙春龙:感受非常多。这两年关于国军抗战的报道比较多，曾经有不同的声音说：“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我渐渐了解这段历史后，并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这段历史还没有澄清，就谈不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些老兵们渐渐离开，他们的委屈，他们的遗憾，他们心理上的疙瘩都还没有解开，他们连最后的安慰都没能得到就离去，我心里很难受。99.99%的人抱憾而终，剩下0.01%的老兵时，我们还不能去化解他们的恩怨和遗憾，以后就没机会了！二战史研究专家戈叔亚说：“我们对抗战老兵的亏欠已无法弥补。” 所以我现在的紧迫感越来越强，停不下来，尽可能多做一点是一点吧。
另外，让人感到非常难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具有抢救性质的活动。再等两三年，这些老兵恐怕都不在了，也就再也无法获得口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了，这将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遗憾和缺口。
崔永元现在做一个口述历史的栏目叫《我的抗战》，我觉得非常好，现在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播不了，但这件事的历史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可能需要三年、五年、更多的若干年之后，它的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深度对话：从2008年帮助李锡全老人回家，到现在一共帮助了多少？
孙春龙：总共帮了有20多个，包括在缅甸的也包括在云南的。目前还有七八个没有找到家，虽然一直在帮他们找，但是难度非常大。

老兵李锡全跨过界碑的一刻
他是中国人，但他回不了中国
深度对话：您和李锡全老人都荣入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他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孙春龙：李锡全是我在缅甸密支那采访的第一位老兵，他告诉我他70年没有回家了，我就告诉他，回国后帮他找家。除了采访报道之外，能满足这些老兵们最后的心愿，也算是对这段历史、对这些老人的救赎。李锡全老家在湖南省桃源县，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李锡全17岁，和四哥、五哥一起从军后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4军，李锡全却在1944年的腾冲收复战中负伤，留在缅甸的医院。伤好后，李锡全留在密支那摆地摊卫生，改名李云，娶了当地的傣族姑娘为妻，此后一直生活在缅甸。李锡全多年来一直靠卖柴火为生，每捆柴火的价格仅为6元人民币。在本来就贫穷的国度中，他更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高龄老人。
我第一次采访李锡全老人回国后，在博客上发布了老兵李锡全找家的消息。网友找到了李锡全的老家，但当我把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辗转告诉李锡全时，这个老人却伤心得哭了起来。他是中国人，但他回不了中国，他不是缅甸人，但他生活在缅甸。
经过了诸多艰难，李锡全终于在2008年10月踏上了回家之路。李锡全对家乡的记忆非常丰满，比如老家的村子旁边还有一个小池塘。他随身携带着一本中国地图册，是20世纪80年代在密支那买的，装订都开胶了，但仍然码放得相当整齐，而湖南这一页是翻得最烂的。回家第二天，李锡全来到父母的坟前。当年，母亲将李锡全送到村口，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回家。当年的孩子回来了，母亲却早已西去。8年抗战，约210万名湖南人投身战场，他们身后是210万名整日牵挂孩子归来的母亲。又有多少最终骨肉未能相见？
我对得起祖国
深度对话：张富鳞老兵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
孙春龙：张富鳞是山东人，文化比较程度高，被征兵的时候，他正在山东第一师范读书，结果全校男女师生大部分都去参军了，有很多女同学都主动参加了。走的时候，他把铺盖卷了存在学校，说我将来某天一定会回来取，但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老兵张富鳞：“我对得起祖国”
张富鳞后来是孙立人师长的通讯兵，基本上没有参与一线的战斗，但翻越过野人山。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从印度打入缅甸的时候要翻野人山，每每和曼德勒的老兵张富鳞谈到野人山，他总会习惯性地反问我：“你见过大森林吗？你见过下大雨吗？”然后，就是一脸不屑的表情。他也总会提到2002年的一件事情，一位缅甸的军官告诉他，他们在一次追捕几名地方武装组织的叛军时，来到野人山，后来在原始森林时走了三天三夜，之后偶然发现一个山洞，进去一看，里面遍地骷髅，横七竖八。在骷髅中间，散落着锈迹斑斑的枪、徽章以及发报机等。这位缅甸军官坚定地说，那是你们中国兵。张富鳞亲身经历过这段故事：一群精疲力竭的士兵为了躲雨，进入了这个山洞准备就地休息，就在他们放下枪抖落身上的蚂蟥刚刚躺下时，却浑身无力，再也站不起来了。野人山的蚂蟥、瘴气是非常厉害的。
张富鳞老人以前是通讯兵，给孙立人递材料，掌握了很多真实的历史。采访他我有非常深的感触，一是他非常看重中央级媒体记者，把这看成对他的一种承认和认可，经常拿着我的名片跟大家炫耀说中央认可我了；另外，他说你赶快去告诉大家，要采访赶快来吧，我最多再活一两年，过了你们想再采访都没有机会了。他掌握很多一手的资料，而且思维比较清晰，可以说是活化石；第三是他热衷于争取中国远征军老兵的权利，曾上书国务院，请求给他们每人发一纸证明，承认他们打过日本人。
上书国务院原文：
国务院执政诸公钧鉴：
您们好，我们是一群在1942年出国入缅甸抗日战争的老兵，战后因为反对内战，热爱和平，滞留海外，无法归籍。六十年来，为求生存挣扎，都已年逾八十，老弱病残，多半死去。遥想当年十万远征军出国抗日，岁月沧桑，而今仅剩得二三十人尚活在世上，流亡异域，除少数生活小康外，多数贫困无着，今观现在的中国已走上繁荣富强、国兴民裕的康庄大道，已经有能力来肯定和指导我们。恳乞念当年血洒佛国、弃尸异域、抗日远征军先烈为国捐躯之情，给予现生存之老兵，以适当的安慰救助。实感恩德，沾惠良多，区区下情，谨致呈禀，伏祈谅察，谢谢。
留缅中国抗日远征军老兵张富鳞敬上
公元2007年2月1日
深度对话：他们很在乎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
孙春龙：对，这些老兵经济方面的需求基本上已经很少了，钱对他们没多大用处，他们自己也花不了。现在最缺的就是精神上的安慰、认可和承认。他们现在感觉最委屈的是自己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群众去抗日，最后沦落到这种地步。现在一些志愿者给他们做一些奖牌、纪念章，亲自给他们配戴好，他们就会高兴很久。
深度对话：后来他在缅甸教国文？
孙春龙：他在学校教国文，因为他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就他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师范读书的文化程度来讲，如果回国现在肯定是教授。但是他现在沦落到文人要钱的地步了。他子女多，生活非常凄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朋友去缅甸看这些老兵，给予了他们一些经济救助，但是张富鳞会主动问他要钱，他已经把自己的尊严放在脚下了，为了生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让人感到很心寒。
深度对话：缅甸国文学校多吗？
孙春龙：非常多，缅甸的华人非常多，缅甸国文学校也非常多。缅甸的华人大多是1949年前后跑去的。华人让人感觉非常可敬的是，尽管条件非常差，比中国的希望小学还差，教材也不够，但他们坚持教大家学习中文。张富鳞说自己的人生分成了两部分，前半生为国抗日，后半生在异域教授中文，他说：“我对得起祖国。”
这一代老兵是非常寂寞的一代人。张富鳞自己教中文，可他的子女不会说中文，交流存在很大的障碍。虽然他会缅语，但中文毕竟是母语，这是难以忘怀的东西。
深度对话：张富鳞一直梦想回国回家，后来为什么在临行前夕又放弃了？
孙春龙：我通过《齐鲁晚报》为张富鳞找到了济南的亲人，还有一个外甥女在，我跟他说我带你回家吧！刚开始他答应了，可当我再次赶到缅甸准备接他回家时，他摇了摇头，说他不想死在路上。我在墙角发现了他为自己制作的墓碑，碑文都写好了，他的身体非常弱。看到真的很心酸。
1949年移居台湾的文学大师王鼎均在《中国在我墙上》一文写道：一个离开了祖国大陆，到远地行走的人，他的感情是独特的。他读中国地图，会读一个上午。他想念辽阔的家园，却情怯不能回家。
你没有出卖祖国，就是一个英雄（我在国殇墓园看见自己的墓碑）
深度对话：老兵韩天海也是一个比较有故事的人物吧？
孙春龙：韩天海的故事真的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我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一看是中国记者来采访他，就很神秘地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隐藏在我心里很多年了，让我一直很难受。什么秘密呢？我做过日本兵的俘虏，我求日本人，说我是被抓壮丁来的，我不是主动来打你们的，我家里还有老人，日本人才放了我一条生路。我当时很小，是娃娃兵，只有14岁，一个日本军官认我做了他干儿子，给他放马。
深度对话：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日本兵抓走的？
孙春龙：韩天海是滇西远征军，日本占领腾冲城后，两军在高黎贡山激斗，韩天海就被日本人抓了带到腾冲县城。有一天看到外面已经开打了，就把守卫他们的日本人杀掉才逃出来。当时没有杀他是因为求这个日本人。另外一个他非常小，他是一个娃娃兵非常小。

已经在缅甸去世的老兵韩天海
深度对话：韩天海年龄这么小，怎么会去抗战的？
孙春龙：韩天海老家在四川的一个叫棉花街的地方，本来是跟着爸爸做生意，有人告诉他爸爸这孩子挺聪明，应该让他去上学。抓壮丁那天，老师教他们要抗日从军，他们正在教室里唱歌，抓壮丁的来了就把学生带走了。
深度对话：韩天海从日本兵那里逃出来后，据说看到了自己的墓碑？
孙春龙：解放腾冲的和攻打腾冲的不是同一个部队，他逃出来后又加入了解放腾冲的部队。他原来所在的攻打腾冲的部队以为他已经牺牲掉了，所以国殇墓园里有他的墓碑。跟着后来加入的部队在抗战结束之后他就去了缅甸，在缅甸边境做生意。然后他在国殇墓园见到自己的墓碑。
深度对话：那会是怎样的心情啊？
孙春龙：我想现在可能觉得比较滑稽，但那个时代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他告诉我这个秘密后，我就安慰他说每个人都有选择生的权利，最起码你没有出卖国家，最起码你打过日本人，你就是一个英雄。我给他解释了半天之后，他才有一些安慰，心里好受一些，心理负担放下了一些。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向日本人求生是不好的，我们就要英勇就义，我们就要像刘胡兰，我们就要像黄继光一样死才光荣，这是不人性的。
他跟我说了老家的事情，说他想回家，自己又找不到家。当时他身体已经很差，我说我回去帮你找，结果也一直找不到四川成都的棉花街。我第二次去缅甸接这九位老兵回国的时候，韩天海想回来，但是我没让他回来，一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弱，手已经肿了，再就是他的家没找到，把他接回来怕他伤心，我就说再等等。
第二次接老兵回国那天，韩天海自己拿着铺盖卷跑到一个华侨家里说他也要回家。当时听了我心里很难受，我说我一定要帮他找到家，然后就跟四川的媒体交代一定要做个大的报道，《成都晚报》的报道被韩天海的家属看到了，跟我联系上后，我就让他们赶快准备一些四川的特产，韩天海的孙女给他写了一封信，四川航空的空军让这些老兵回缅甸的时候带回去。然后一个多月，他就去世了。
深度对话：八十年代的回国探亲热潮，这些身在缅甸的老兵回来过吗？
孙春龙：1989年的时候这些老兵有一个回大陆探亲的高潮，韩天海以前回来过一次。当时大陆也开放了，主要是台湾回大陆探亲，缅甸也能回国来探亲。当时大陆的影片《台儿庄战役》是反映国民党抗日的，蒋介石以正面形象出现。蒋经国是比较民主的，也由此开放了老兵回国，这时候缅甸的老兵一看大陆的政策解禁了，台湾也解禁了，很多老兵都争取回来，但大部分都能没回来，一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是没有和家人取得联系。

走向回家的飞机，刘召回心急如焚
深度对话：现在帮助远征军回家的主体还是草根的民间的组织，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孙春龙：在中国，有很多关爱老兵的民间人士，有志愿者，有历史专家、企业家。他们不仅给了老兵经济上的援助，还给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尤其是民间的志愿者让我非常的感动，他们不计回报，不计名利，只是想帮助老兵们，力所能及地去慰问这些老军人。这是比较令人欣慰的，同时也是非常可悲的。为什么中国的二战老兵基本是靠这民间志愿者来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政府呢？政府做得很少，这本应该是政府的工作，可它缺位了。
深度对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国家向抗日老战士按每人3000元的标准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助金，这是承认他们的抗日身份吗？
孙春龙：之前我有误解，以为是抗战胜利65周年对老兵又一次厚礼，在政治上也是承认。但我现在才搞清楚这3000块钱是没有国民党老兵的份儿的。所以我感到很难受。其实，老兵最看重的还是来自国家的荣誉。2005年，中国官方向老兵们颁发了由胡锦涛题写章名的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虽然因为数量太少，只有为数不多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拿到了这枚纪念章，但已经显示出一个大国的包容和对历史的客观认识。可是五年之后，民政部发放的3000块钱却没有这些老兵的，这批老兵没有多少人啊！能用几个钱？不知道是部门协调不好的原因，还是其他政治上的考虑。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二战老兵都享受着来自国家丰厚的养老保障和无比的荣光，惟有中国，更多地是依靠民间力量在艰难而又坚强地陪伴他们走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深度对话：胡锦涛主席为什么只签了少量的抗战纪念章？很多老兵都想得到却得不到，反而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否定了。
孙春龙：我感觉到政府做事经常是在作秀，一个很好的想法和事情经常引起很多负面效果。比如这个纪念章，要发就应该发给每一个远征军老兵，承认每一个人，国家能出得起这个钱，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只有很少量的老兵得到这个纪念章，搞成了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就像选几个代表一样，反而伤害了很多老兵。是不是没有承认我？为什么没有承认我？
深度对话：有时候政府做的某些事情和另外某些事情都可以相互否定。
孙春龙：很反复，很多事情缩手缩脚，不知道是要承认还是不想承认。
深度对话：在帮助远征军回国探亲的过程中，除了资金不足，过关困难，还遇到哪些难题？怎么解决的？
孙春龙：资金是小问题，过关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其实对于老兵们而言，精神需求是首位的，经济上的需求是第二位的，所以我要在每一个细节问题上展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比如，我会找最好的车去接老兵，我会安排志愿者给他们献花、拉横幅、放鞭炮，搞隆重的欢迎仪式，更让我费心思多的是安排了两个边防武警向缅甸的九位老兵敬礼。

流落缅甸的9位老兵回国时，受到一路礼遇
深度对话：这个照片看得我很想哭，觉得我们记挂了很多年的恩恩怨怨仿佛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孙春龙：安排这个细节我动用了很多关系，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要让共产党的现役军人向国民党的老兵敬礼，谈何容易？我跟当地交涉了多次，最终很支持，派了两个礼兵，但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老兵心里的那种疙瘩全都释然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全都瓦解了。
深度对话：安排敬礼的地点是畹町桥？它是中缅边界。
孙春龙：1942年的时候，十万远征军从畹町桥出去抗日；2009年5月30日，整整67年之后，九位远征军老兵他们从畹町桥回来。

回家的老兵林峰，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
流落在缅的尴尬身份
深度对话：龙应台先生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用“连根拔起”这个词来形容1949年因为政治风云突变而离开大陆到台湾去的那些人。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留在缅甸的老兵？
孙春龙：“流落”。有一些人可能不愿意用这个词，甚至是一些老兵可能都不愿意，他们觉得“流落”这个词让他们看起来很可怜，或者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们是中国人，但不能受到祖国的庇护，他们在另一个国家流落了六十年，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合法身份，甚至没有缅甸人的合法身份，所以中国不认为他们是中国人，缅甸不认为他们是缅甸人，他们身份很尴尬。
为什么是“流落”呢？他们生活在异域，这是他们漂泊旅程中的第一站，他们和本地人在文化上经济上的差异导致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我记得台湾作家杨明曾在《我以为有爱》一书中说过：“所谓故乡，只不过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的最后一站。”当时没有切身的感受，看过老兵、和老兵交流过之后，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了。老兵张家长回不来了，但他对我说我是广东潮汕张氏家族的第多少多少后代，但现在我是缅甸张氏家族的第一代。作为第一代，他们承受着文化上的煎熬，但是他的后代已经没有受这种煎熬了，老兵的后代已经完全融入到缅甸社会了，他们不认为中国是他的家。
比如说远征军老兵是中国人，但他的子女却是外国人，这种差异让人很难受。
深度对话：这批生活在缅甸的老兵跟去台湾的老兵，相比之下有什么差异？
孙春龙：缅甸的老兵相比留在台湾的人更可怜。虽然这些去台湾的人后面也过得比较差，但毕竟他们有一个正式的合法的身份，台湾称老兵为“荣民”。留在缅甸金三角的老兵是内战失败之后撤退到那里的，蒋经国会给他们发钱。台湾方面是不承认缅甸的远征军老兵身份的，因为他们是逃兵，叫他们去打内战的时候他们不去。
深度对话：第二次远征打到印度，更名为中国驻印军，印度有留下来的远征军吗？
孙春龙：我估计可能会有，但是非常少吧，印度边境上会有，打完仗有的人留在了那里，他们生活也会非常糟。
深度对话：你是怎么理解麦克阿瑟的这句话：“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孙春龙：美国对于老兵是非常尊重和认可的，但是我们就是另外一种味道，这些老兵就像《我的团长我的里》里一样，无法逃脱成为炮灰的命运。龙文章说，我带你们回家！这句话把那些残兵败将都聚到一块儿，又把他们带去打日本人，最后全部都成为炮灰。
我和一些志愿者这么几年帮助了大概20位老兵回家，但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他们这批人的命运。我只是带了很少的个体回家，而整个历史事件已经被遮挡了，大部分的群体人物已经死掉了，你所能帮助的只是微乎其微的个体，作用将也是微乎其微的，有时候会很无奈，你改变不了什么，但良心让你停不下来。他们再过两三年全部都去世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就也这么结束了。
深度对话：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孙春龙：你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你会发现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太多太多。
第一步是先关注仍然在世的老兵，包括美国、台湾的这些老兵，接他们回家，近期可能就有一个美国的远征军战士要回来，台湾也会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去。
第二步是建立一个数据库。不光是缅甸的老兵有回家的愿望，国内的家人也在寻找他们的父辈、爷爷辈，深圳的一个公司的总裁，他叔叔当年去当兵是顶替他爸爸的岗，让他爸爸在家照顾家人，这一去也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人还在娘胎里，父亲就当了兵再也没回来，他们有的找到的爸爸是国殇墓园的一块墓碑，更多的是没有找到爸爸的。
要帮他们找到爷爷、爸爸，你没有资料，无从下手，有的人改了名，有的光有名字没有籍贯。所以我想通过缅甸通过台湾通过大陆的资料，整理出一个相对全面的名单，把军人按建制的编制来制作一个名单，最起码要知道他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哪儿牺牲的。台湾作家李敖在“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祭文中说：“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美国在不停地寻找二战、越战、韩战的遗骸，花大力气做各种考证，具体到这个人是谁。这是非常伟大的，不管是《拯救大兵瑞恩》、还是《太平洋战争》，它都反映出对个体的尊重。美国发生矿难后，奥巴马会把这十几个人的名单念出来，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但是我们呢？我们不要说每个遇难者的名字，我们连死了多少人都搞不清楚，我们的统计只能精确到千位，而他们的统计常常能精确到个位。
我觉得我们这种文化有些地方非常落后，非常垃圾，要彻底改变。你对个体不尊重，个体也会不尊重你，就不会诚心诚意去做你的事，个体在这个国家没有荣誉、没有安全感，他是不会爱这个国家的。假如我们再发生一场战争，我们出的汉奸、叛徒可能比抗战的时候更多。
我们对个体的尊重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中国至今没有国家公墓。国家公墓就是牺牲的中国军人的公墓，在美国、英国都会有海外军人公墓管理局这样的机构，派专人管理。中国军队的海外墓地都是在七零八落的没有人管。
深度对话：现在只能微观地一个一个地来做。
孙春龙：我们的拯救只能是对个体的救赎，缅甸就剩二三十个老兵，他们能代表当时二十万军队吗？代表不了。
深度对话：你的新书《异域1945》，出版的时候有没有被删改，或者遇到什么麻烦？
孙春龙：没有，这本书写的就是这些流落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的经历，以及他们回家的故事，除了错别字，编辑基本上是没做什么删改，也可见这段历史正在一步步走向前台，而这段历史，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中学不到的。

孙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