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资本论\《资治通鉴《历史研究》\《道德经》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资本论》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看来《资本论》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提的了。我们一辈对马克思的学说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不单因为它是我们际遇的一个根由，而且当时受着敦促读马列“原著”，《资本论》是为数极少的“可以读的”严肃经典之一。不少青年正是抱着理解自己的境遇，试图探询社会的前程，来读这部书的。我则在1973年花了几乎一整年来啃它。

当时自习英语了一段时间，必须找一本词典，于是逛到了上海福州路的书肆。有人愿意出让一本陈易里编纂的《英语大辞典》，索价5元。对此高价我很踌躇，当时打工每天的“薪酬”才两毛几分钱，5块钱已相当于我全月的收入了。那人见此，便附送了《资本论》的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由郭大力、王亚南主译)来打消我的犹豫。大概是为了值回付出的书价吧，我决心读完它。

读《资本论》还真的需要决心。最前的五章，集中讲述货币，可把我给搞糊涂了，来来回回反复读，大约在第三遍，才略微分清了“价值”和“价格”的差别，到大致能摸到点脉络时，竟已费了一、两个月。再往下读却轻松不少。马克思的叙述恢宏而谨严，论辩充满激情和文采，以及深刻的批判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买来全书的另外两卷，整年内反复研读，《资本论》的第一和第三卷读了竟达三遍。

在“文革”中读书，凌慑于“文字狱”的严酷，从来不敢做笔记，即使摘录，也只原文照抄。虽说是在读“工人阶级的圣经”，我仍旧不敢记录自己的心得。然而，我又忍不住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来质疑《资本论》，当时因为没有其他的书可供参照，也只能用内证的方法来加深理解。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仿效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时用的一套边注记号来提醒自己。现在回看读过的《资本论》三卷本，有不少横杆竖杆，问号叹号，圈圈点点的，还能勾起一点当时的思绪。

上文提到的“价值”和“价格”的差别，曾把我搞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才知道，历来是经济管理上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难有定论。说句笑话，看来只有巴菲特老头才整得明白，能在股市里游刃有余地套利于这种差别，不但把本该属于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而且把其他投资人已经攫取在手的“剩余价值”，一并囊括。

为了要证明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搞得非常辛苦，结果到第三卷(身后由恩格斯编订完成)还是收不了场。他承诺要证明为什么葡萄酒酿造的年份能使它增值，终了还是没能给出，于是利息缘何而起，就只有分享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途了。然而，为什么替劳工做面包的工匠在创造价值，而替劳工接生孩子的医生，甚至马克思本人提高劳工觉悟丰富其精神的服务，却没有创造出价值？ 对于这类“复杂劳动”的价值，马克思是下了定义的，“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决定的。” 在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格局里，这种“背后的社会过程”或“习惯”到底怎样一种安排，能否在“市场”里实现，人们还在寻觅。眼下这场金融海啸，很可能就是“背后的社会过程”安排不当所致。

令人费解的还有，为什么和“大机器相联系”就有了阶级先进的基因，操作机器者和发明设计制作者并不是一回事，蓝领劳工何以凭着汗水和筋肉就神圣起来，就有了“大公无私”的属性，来推进生产力并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

苦读《资本论》的过程加深了我的一个体会，马克思的学说作为一种信仰，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很好的日常安慰(daily peace and love)。人们努力挣脱经济上的剥削及其他形式的压制，为的是谋求改善和更多样的选择，但当他们在挣脱“一根锁链”之后，发觉“自身的解放”还有待于数十代以后的“全人类的解放”，这种无时或已的牺牲究竟能带来什么安慰呢？

事实上，无休无止的纷争多半是发生在“同志之间”而不是“阶级之间”的。马恩的经典之作，或许《资本论》除外，多是针对“同志”的争辩。为了整合自己的队伍，凝聚自己的士气，不得不陷入一波又一波的整肃和清洗，有时变得异常的残酷。个人的解放则变得遥遥无期，而“个人”在整个体系里原本就没有地位。这样的运动注定是无可持久的。

终于，在痛定思痛后，人们悟出了新的出路。受着斗争的教训而变得睿智起来的领导人，把对马克思的信仰超拔成“天条”而不再管具体的俗人和尘事，把眼前问题的解决诠释成为“初级阶段”的任务。中央党校的一种说法很值得回味。当有人问“初级阶段”到底有多长，回答是，要经过“二、三十代人的努力”。多妙啊，这等于在说，要是马可波罗初到元朝大都就开始谋求解放的话，他的目标到今天还没着落呢！

纵然有些问题不得理解，我还是深信马克思是个旷世伟人，这也是怀着很大的热忱读《资本论》的动力。马克思的学说引起了社会的伟大变革，风涌起千百万人的前仆后继，以“矛盾进展”的方式着力推进了人类的文明。个人认为，马克思在推动社会正义方面的贡献要超过他对“经济规律”的发见。

在一个多世纪的超级博弈里，马克思宏大而宿命的历史模式不断激起豪杰们的献身热忱，演出新的变局：列宁鉴于“金融寡头”的猖狂，在马克思预言的产期很早之前就将胎儿从母体拖出，早产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然而却无法交付它所应许的生产力的飞跃和选择的丰富。不过其震撼所及，却令一向为所欲为剥削的富人大为收敛。同时，资本家们也在发现，扩散和分享财富，助长有消费能力有恒心的中产阶级，事实上比一味聚敛侵削劳工更能增进长期的利润。结果是，西方社会谋求积极的响应，令马克思的“贫困在一端积累”的预断归于无形；他们在市场竞争之上又引入了收入转移分配和基本保障建设，到头来，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如所预期的那样崩解。

有意思的是，博弈的双方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作出牺牲花了代价后，结果反倒是促成了对方！苏俄集团的劳工阶级为建造一个新世界[14.20 2.68%]而备极艰辛几十年后，却发觉它带来的反弹力只在推动着旧世界劳资双方的妥协合作，使后者获益。不过，柏林墙倒了之后，钟摆却在缓缓回摆：西方集团以为彻底挫败了历史的挑战，可以放心重返市场的放任自由，在没有威胁的压力下巧取豪夺，结果社会保障和经济平权的诉求日渐松弛，贫富悬殊再度加剧。

1994年我有幸和美国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G. 萨克斯教授碰面请教时，曾提出自己的顾虑。东欧集团和计划经济的垮台替欧美国家减掉压力，社会平等和公义的改革因而可能懈怠下来。萨克斯教授当即予以否定，认为西方帮助苏俄的“休克疗法”对于市场经济是互相促进的。然而里根-撒切尔以来懈怠的趋势的确有增无减。尤其在美国布什的八年，弄到了天怨人怒的地步，不意反倒玉成了黑马奥巴马的当选。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资治通鉴》和《历史研究》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记得雨果曾经断言，“历史就是黑夜!” 然而读史籍如能得其法，是可以烛照我们前行，至少能给人以慰籍的。1974年读的《资治通鉴》和1975年读的《历史研究》，就曾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一个亲戚，经过自我“扫四旧”加上被抄家，居然还保有一部《资治通鉴》，且是同文书局的石印本，已属难得，于老师愿意让我借阅，更是难得。我起了通读《资治通鉴》的念头，这肯定是个原因。《资治通鉴》近三百卷，同文本订为六十册，恰好方便我每周读一册，平均日读一卷，到了周末，再换下一册来读。那时我在上海的“里弄生产组”谋生，终日扛活而收入菲薄，体力透支挺大的。夜间啃书，也算是种磨练。同文本的线装书印制相当精美，但无标点，仅断句一项，就够我这样没甚根基的失学青年瞧的。感谢当年的时间不卖钱，“机会成本”微不足道，居然能够坚持一年多，把通读全书的“大工程”给干完了。说是通读，不如说是自我期许，在无人指点无书参照的情况下，至多囫囵吞枣而已。学到了什么，很难讲，除了一些故事之外，总体的印象是得到了不少安慰，也获得了些许自信。

《资治通鉴》上下贯穿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充满着中国人的磨难。天作孽和自作孽，频频发生，几乎是无卷无之，众生难得有安生的时段。即使偶有“盛世”，如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也不超过五十年，尚不能穷尽常人的一世。虽然中国的史书多事件记述，鲜资料统计，但在少许的数字里，记载着人口的极大起伏，好不容易增长到五千万以上的人口，忽忽地又顿挫为两千万以下。由此可推断，人民多半不得终享天年。

读着读着，我豁然开朗：人们为之悲悼的“文化大革命”，岂是“史无前例”？实在是“前例充斥”而已矣！任何人欲安渡一生而不遭劫难，实在是不符合“历史规律”的奢望。与其自怨自怜，不如自砥自砺：喜乐平和在于自己，充实提升在于自己，无论时势如何，选择就在脚下，于是乎信念油然而生。读《资治通鉴》带来的这个黄金般的悟得，真是意料未及。

介于“经”、“史”之间，对我影响显著的还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曹未风先生翻译的索麦维尔简本(三卷)，颇值得记录。当年该书作为“内部刊物”，由一位读友惠予转借， 1975年我用了大约两个星期读了，由衷地喜爱它。

汤因比提出了不少史实，(能够从宏观事件和个人经历里提炼的事例举不胜举，)指证一类文明、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乃至单个的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凡能从同侪中脱颖而出迈向卓越的，必以成功响应严峻挑战为契机。积年来对生活的观照加深了我对此的信服。所谓“适度的挑战”，按汤氏的解释，是非常严峻的、难以想象能以现有的资源、手段、知识技加以克服的重大危机，然而还没厉害到压垮决心背水一战的人们的那种。

当应战者充满信念，不畏风险、不惮牺牲，决心执着应战，那么，一旦成功克服危机，他们的能力、信心、境界和创造力就会有质的跃迁。其时更上层楼的辉煌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汤因比更把人类的探索——进展的努力看作没有航海图的旅程，是一系列凭恃“信念”的活动。其中信念的强弱以及发挥信念的时机是回应“适度挑战”能否成功的决定性要素；因而也是不同文明、文化价值、政体组织、乃至家庭个人等种种人类建制区分高下的关键因素。 和“唯物史观”大相径庭的是，汤氏相信，这类信念的力量很难用物化或“科学技术”的方法来测度，是数据等“硬指针”所无法准确揭示，其“规律性”远远不是铁定的。

汤因比称信念的力量为“内部知识(internal knowledge)”。任何具有练历和实战经验的领袖，无论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官，还是赛事博弈的高手，都懂得如何敬畏这种信念的力量。汤因比的“内部知识”，我以为，当译成“民心”、“士气”、“斗志”、“奋发向上的精神”等等，即使以神秘色彩的“气数”代之，亦未尚不可。

汤因比显然认为，严峻然而不是摧毁性的挑战对具有内在精神力量的——无论对民族或是个人——是上苍赐予的“相反相成的祝福”(disguised blessing); 而成功的应战，不管代价有多大，都将成为推动继续进步的伟力，使应战者得以升华和超越。

其它如“逆境的美德”、“创造性的个人”、“退隐和复出”等等，在汤氏的学说体系里都具启发性，例如，书中对马基亚维里及其《霸主论》的讲述，是建立在“挑战和应战”和“退隐和复出”的模式基础上的。

以不寻常方式读的几本寻常书——《道德经》

孙涤 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终身正教授

回顾个人的自学，正是在 “生计无着” 的最困窘的阶段，读了些与生计无补的书。夫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我恰是在行无余力时学的。实在说来，这不啻一种“自救”——是对自己灵魂的“自我救赎”的努力。能认明自己的处境，从而萌生达观和进取的信念，即为“生计”。

先来讲老子的《道德经》。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多取自儒家，或佛教或黄老，不过在科考制度的督导之下，大凡都被赶入到孔孟的框架。1971年起，我试着读了《论语》，总不觉得入味，受到的感动尚不足以抵御引起的惶惑。当时的主席，渴望当万民万世的“导师”，自然和孔子冲突，兴起各种荒唐的纷争，不断“揪出当代的大儒”，竟然把武将林彪定为儒教最大的代表。民众也折腾如麻，从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跳到誓死捍卫“江青旗手”，忽而又跳到捍卫其它的，直到填身沟壑还不明白是为了什么。其实“拼死打倒”和“誓死捍卫”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更确切一些，犹如一柄剑的双锋，都能斫伤人性。如此病态，“吃药”就成了主题。(后来知道，南怀瑾先生有“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的妙喻。)可是良药哪里才能找到？

我之接触到老子，纯属碰巧。为了平息自己的浮躁，我随一位好友练书法，刘天炜在书画是个天才。在他家里看到一本《老子正诂》，很喜欢它题签的书法。但天炜兄指出，其字体虽类赵孟俯，但多用偏锋，肥美而无劲气，不过书倒是值得细读的。于是开始读高亨先生撰写的《老子正诂》，不想一读就是一辈子的理念转折。

当时萦注在心的问题是，难道就不能做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党国”吗？这委实难。在无产阶级的专政之下，要学范蠡遁迹江湖，不为革命出力，极难。然而老子却说，这是可能的，可行的，更是值得致力追求的。

黄老之学，向来被看作王霸大略和奇正之术，推崇阴柔克阳刚，它能不能为小民所用？ 对你我这样的常人，怎样才能“保全性灵于人世”？恐怕一生都整不明白。在轮回不已的“婆媳文化”中，不要说绝大多数人熬不成“婆”，就算是熬成了“婆”，又值得回“媳妇”的煎熬么？这层道理，用西俗的粗话直白地讲，就是既不愿意被人强暴，也不愿意为了不被人强暴而强暴人。一个人能不能从强奸和被强奸的漩涡里升华出来？

我是在病房里诵读《老子正诂》的。我的大姐在胃大出血后仍被驱往农场干活，一年间就恶化为胃癌晚期，回上海进行手术和化疗终无效。1972年晚秋，我看护大姐在病榻上渡过她26岁的最后二十天，她在强忍剧痛睡着时，我就读《老子》。它的五千言，字字珠玑，对我来说，“老子”真是天下第一。后来我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涤”，正是取自于《老子》的“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读者也许看得出，我在《南方周末》的专栏名“局内局外、身后身先”，也是来自《老子》中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