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功”时的政治“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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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消息，对这几年多少得了“庆祝病”的中国人来说又是锦上添花。地震之后对“多难兴邦”的强调、奥运之后对“举世无双”的迷恋、阅兵之后对“天翻地覆”的宣传、“世博”期间对“出类拔萃”的陶醉，已经使得我们有些盲目地坚信中国的确会“统治世界”，“中国模式”必定会走向世界，中国赶超美国并对人类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也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让改革开放带来的“盛世”遮住了双眼。余一中在《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撰文说，苏联经济曾经也是世界第二，但是分崩离析的速度令世界瞠目结舌；赵克金在《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战略优势，“抓紧制定大战略日益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相兰欣在《环球时报》发表时评说：“在中国国内国际形势仍然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侈谈‘第一第二’对国家利益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说中国的学者在喜庆的日子里尚且“枕戈待旦”，我们恐怕只能用“忧心忡忡”来形容中国领导人此刻的心境了。胡锦涛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经济特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在此之前，温家宝也对深圳人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深圳市这个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尚面临这样的挑战，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所面临的困难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京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在纽约接受CNN记者采访时，温家宝就流露出这种危机感。他说，因为腐败的泛滥，执政党目前面临巨大的合法性的挑战，而剪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他说：“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谈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具体内容时，温家宝说：“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其实，中国是不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不重要，中国会不会在几十年后赶超美国也不重要，“北京共识”能不能成为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如何纪念走向共和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朝野和上下是否能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所要推进的改革达成共识，并在中共的领导下，从眼前一时和表面的成功，走向真正可以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的新时代。这可能是胡锦涛9月16日在北京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用意，也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会强调的所谓“忧患意识”的真谛。

“大喜”的日子何来忧患？

　　首先，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郑永年先生所说的“史无前例的大变局”。虽然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国的事实，使得她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中国最近与美国、日本与韩国关系的下滑，及与东盟（亚细安）国家冲突的加剧，使得国内不少专家和学者高呼美国在对中国实施所谓的C形包围。由于“诺奖”风波，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更加冷淡，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将进入至少是短暂的冬季，使得通过联手欧洲国家抗衡美国的战略难以实施。跟朝鲜、伊朗、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亲密无间”的交往，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动机和实践疑心重重。真实的和想象的外交困难，必定使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发酵，增加军费和加强国防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样的舆论环境，必然促使国内各大部委为了部门利益而提出新的预算和项目，并将自己的决策失误归罪于境外机构的阴谋和捣乱，结果必定是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治国方略制造障碍，从而导致中国失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毋庸置疑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受惠于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流入。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对外贸易顺差的居高不下、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和近年对国外技术转让的强烈要求，以及因此设置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的壁垒，已经使得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和重新思考在华的经营方略。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感慨，中美关系最有成效的润滑剂——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总裁——正纷纷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为他们的投资和盈利布下的地雷阵表示不满，并开始加入“反华”大合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伊梅尔特，不久前在意大利对中国政府为其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所设置的障碍大发牢骚，引起外界震动。如果说中国在外交上面临的困难还可以通过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实现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衰退，却可能使政府面对巨大的合法性挑战并增加已经持续飙升的“维稳”负担。而且，在经济增长出现困难的时候，政府也更容易通过外交斗争或保卫国家的核心利益，与外国政府发生冲突，藉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果然这样，中国政府的治理又有可能再度进入由革命政府和革命党统帅一切的模式，断送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去政治化的国内安排，以及通过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国际运作。

　　第三，中国之所以可能面对这样巨大而严峻的危机的原因，自然有西方国家试图迟滞中国崛起的外因，但更为重要的内因，可能还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不断前行32年之后，政治改革迟迟不能全面启动。在经济改革“突飞猛进”的年代，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有方方面的原因。邓小平一切改革最后都要落到政治改革的思考，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被变为具体的计划。“八九动乱”不仅迟滞了政治改革的启动，甚至几乎颠覆了经济改革的实施。邓小平的“九二南巡”再次扬起了经改的风帆，但是政治改革却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而变得不太急需和重要了。担心政改引起动乱，对颜色革命的警惕和最近“中国模式”的甚嚣尘上，都使得政治改革被一拖再拖。政治改革的迟滞带来了新的“内外交困”：在国内：社会正义无以得到保证，经济成果不能公正分配，国家预算处于黑箱作业，干部任免群众说了不算，腐败现象一发不可收拾；在国外，没有软实力，缺乏感召力，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看做是意识形态的异类和普世价值的天敌。

中国仍需努力保护个人权利

　　房宁先生对“中国模式”的成功和中国摇身成为经济大国的解读是：在引进市场机制的大背景下“集中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事实表明，“集中国家权力”——即“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确彰显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为中国在世界荣居第二的座次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中国正面对新的万里长征。否则，温家宝总理不会将“尊严”、“安全”、“公正”和“希望”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胡锦涛也不会在2002年新政在即时提出“以人为本”，号召各级官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近，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又提出了“权为民所赋”的理念。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人的政治忧患意识。

　　明年是中国推翻帝制一百周年，孙中山当年高举“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大旗一举推翻了满清王朝。99年之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呈泛滥之势，“民生主义”的坐标是有GDP的飙升和普遍的温饱，却没有包容性的发展，而“民权主义”则刚刚起步。

　　中国一日不按照自己的国情有效地解决“民权”问题，中国就一日没有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通行证，就一日不能消除西方国家要对中国实施意识形态打击的“狼子野心”，就一日不能把强制性的“维稳”，变成政府主动接受监督、人民自发爱国的和谐和稳定，就一日不能从“老二”变为“老大”。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是美国著名的智库，它的前任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去年12月5日在《新闻周刊》著文，指出“中国不会统治世界”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矛盾的加深，其中包括在权力交替时的集体“左”转或不作为、官僚腐败的加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增长和民族问题的恶化。包道格是这个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现任主任，他在今年10月11日在基金会网站发表题为《中国能否统治世界？》的文章，并列举三大理由说明中国统治世界的日子并非指日可待：一、中央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对话日益密集，人民对领导人的决策可以施加重大影响；二、政治精英集团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失去和谐；三、中国正面临将外向型经济转为靠内需拉动和维持增长的转型时期，这样的转型必将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因此，美国政府最好不要忙于讨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而应该更加关注中国成长的痛苦，和这些痛苦会如何使得中国的外交和内政变得更为复杂和不可捉摸。

　　总而言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消息其实不是喜讯而是警钟，因为这样的高速发展不仅使得世界侧目而视，担心中国真的用经济和金融的杠杆去撬动世界，也使得中国人更加纳闷自己的那碗羹，在国家富丽堂皇的时候怎么不满。显而易见，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知己知彼，并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拿出系统的应对挑战的办法。

作者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