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功”时的政治“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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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功”时的政治“忧患”

(20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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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的消息,对这几年多少得了“庆祝病”的中国人来说又是锦上添花。地震之后对“多难兴邦”的强调、奥运之后对“举世无双”的迷恋、阅兵之后对“天翻地覆”的宣传、“世博”期间对“出类拔萃”的陶醉,已经使得我们有些盲目地坚信中国的确会“统治世界”,“中国模式”必定会走向世界,中国赶超美国并对人类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也不过只是时间的问题。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让改革开放带来的“盛世”遮住了双眼。余一中在《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上撰文说,苏联经济曾经也是世界第二,但是分崩离析的速度令世界瞠目结舌;赵克金在《学习时报》的文章指出,中国的经济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战略优势,“抓紧制定大战略日益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紧迫任务”;相兰欣在《环球时报》发表时评说:“在中国国内国际形势仍然面临重大挑战的时刻,侈谈‘第一第二’对国家利益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说中国的学者在喜庆的日子里尚且“枕戈待旦”,我们恐怕只能用“忧心忡忡”来形容中国领导人此刻的心境了。胡锦涛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经济特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在此之前,温家宝也对深圳人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深圳市这个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尚面临这样的挑战,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所面临的困难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京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和在纽约接受CNN记者采访时,温家宝就流露出这种危机感。他说,因为腐败的泛滥,执政党目前面临巨大的合法性的挑战,而剪除腐败最有成效的手段是对权力的制衡。他说:“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谈到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具体内容时,温家宝说:“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其实,中国是不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并不重要,中国会不会在几十年后赶超美国也不重要,“北京共识”能不能成为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两岸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如何纪念走向共和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朝野和上下是否能对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所要推进的改革达成共识,并在中共的领导下,从眼前一时和表面的成功,走向真正可以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的新时代。这可能是胡锦涛9月16日在北京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用意,也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会强调的所谓“忧患意识”的真谛。

“大喜”的日子何来忧患?

  首先,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郑永年先生所说的“史无前例的大变局”。虽然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国的事实,使得她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国。中国最近与美国、日本与韩国关系的下滑,及与东盟(亚细安)国家冲突的加剧,使得国内不少专家和学者高呼美国在对中国实施所谓的C形包围。由于“诺奖”风波,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会更加冷淡,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将进入至少是短暂的冬季,使得通过联手欧洲国家抗衡美国的战略难以实施。跟朝鲜、伊朗、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亲密无间”的交往,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动机和实践疑心重重。真实的和想象的外交困难,必定使冷战思维卷土重来,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发酵,增加军费和加强国防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样的舆论环境,必然促使国内各大部委为了部门利益而提出新的预算和项目,并将自己的决策失误归罪于境外机构的阴谋和捣乱,结果必定是对“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治国方略制造障碍,从而导致中国失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的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毋庸置疑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受惠于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流入。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对外贸易顺差的居高不下、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问题上的固执己见,和近年对国外技术转让的强烈要求,以及因此设置的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的壁垒,已经使得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和重新思考在华的经营方略。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感慨,中美关系最有成效的润滑剂——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总裁——正纷纷对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为他们的投资和盈利布下的地雷阵表示不满,并开始加入“反华”大合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伊梅尔特,不久前在意大利对中国政府为其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所设置的障碍大发牢骚,引起外界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