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网络共识为基层治理变革探路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21日06:56  时代周报

　　特约记者 王秀宁

　　访谈嘉宾 郭巍青(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不可复制的“发展样板”

　　时代周报：在我看来，宜黄事件很典型地反映了目前基层治理的一个基本困境。在这个事件中有几个主体，包括两个“建国”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以钟家为代表的被拆迁民众，还有就是网民。这几个主体中，政府在道德上以及具体的政策、制度层面都处于一种弱势状态，但政府方面掌握着国家机器；而民众则相反，在道德乃至法律层面都处于优势地位，但在国家机器的占有方面则处于“手无寸铁”的状态。这样一种力量格局似乎预示着悲剧的诞生。

　　郭巍青：宜黄事件是政府和民众围绕着土地开发、住房拆迁等问题因为相持不下而产生的一个悲剧，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悲剧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性条件，这两个条件对当地的政府都非常的不利。第一个条件就是城市发展的竞争模式，即通过土地的开发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源，这种模式其实在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已经进行过一轮了。当前，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从大城市开始扩展，或者像接力棒一样转移到了宜黄这样一些二、三线的中小城市。接过这个棒以后，这些中小城市也开始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发展。你可以发现，事件发生后，宜黄的干部出现了很多喊冤的声音，他们认为自己有了一个很好的规划，宜黄的发展也开始呈现一个比较好的势头。但从这个事件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位差”：这些城市和北上广这样一些大城市之间可能存在十年左右的间隔。

　　时代周报：先发展起来的大城市为中小城市有一个可供模仿的“样板”？

　　郭巍青：对，它们有一个样板，并按照这个样板去做。可是，不幸的是，十年左右的时间差使得它所面对的公众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了。以广州为例，十年前挖地铁或者其他重大城市建设工程，也要涉及到大规模的拆迁动员。当年政府方面给出的条件甚至都不如现在，但依然相安无事，或者说动静不大。当年的那些拆迁户和现在相比也吃了很多亏，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的大城市已经建得很漂亮了。可是这些中小城市也沿着这条路走的时候，发现比较难了。

　　时代周报：利益意识觉醒的民众成了他们的阻力？

　　郭巍青：是的，这些城市发展的阻力主要不在于资金或者官员的开拓性，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两位“建国”是属于比较勇于开拓的那种官员。政府方面主要的阻力还是来自于现在的公众在对拆迁的认知水平上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简单地说，就是公众的维权性得到了增强，而且在博弈的过程中，他们甚至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博弈的策略出来。

　　时代周报：我感觉大城市的发展样板在扩张、蔓延至中小城市，但随之扩张和蔓延的还有大城市拆迁户的一些失败或者成功的博弈经验。

　　郭巍青：对，官员在学习，老百姓也在学习，各自都有各自的渠道在学习。官员可能通过参观、取经、访问、培训等一些比较正式的渠道学到了大城市的发展经验，但老百姓通过现在的很多新的传播方式看到了很多当年拆迁户的吃亏案例，通过反思，他们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对抗性的方针。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虽然在总体上我们还是一个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但在一些局部特定的微观层面，这样的权力格局很可能遭到了转换和颠倒。

　　时代周报：基层的官员很可能没有预料到这样的情况？

　　郭巍青：官员的预测有时候可能过于乐观，比如没有预料到被拆迁户的决心会这么强，还包括一些极端、激烈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束手无策。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事情一旦激化起来后，政府总是倾向于不惜依靠暴力的手段把阻力解决掉的做法。这背后可能有开发商的压力，或者政府自己认为时间上拖不起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的二、三线城市中，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暴力拆迁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现象。这里的大背景就是现在老百姓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征。

　　时代周报：你的这个判断是否意味着这一模式在这一轮的扩展中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大城市的样板有问题？

　　郭巍青：对，这种模式在复制、扩展中会不断遭遇到很多新的阻力，而且，即使是一线的官员，他们无法预测悲剧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宜黄一案，即使完全按照当地官员自己的那套说法，那至少也表明了他们之前并没有预料到拆迁当天会出现三个人自焚的局面。这也说明了他们在应对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这就证明了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复制的，至少这种模式在目前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如何走下去就成了很大的问题。

　　新媒体改变政治生态

　　时代周报：第二个背景呢？

　　郭巍青：第二个就是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十年前，甚至是五年前，目前这种依托于网络传播的公众意见肯定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和强度。但在今天，特别是有了微博(http://t.sina.com.cn)之后，很多事情在第一时间会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传播。这种网络传播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它是自成一个体系或者说一个世界。

　　时代周报：我看过一篇文章，讲述web2.0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可以生成web1.0时代不具备的一种“弱关系”，这种弱关系会成为很多集体行动的媒介，可以聚集很多力量。

　　郭巍青：对，因为微博上是可以即时反映的，这里会迅速形成一圈观众群。这和单纯地发了一篇博客不同，和报纸的效力就更不一样了。借助微博，民众或者媒体会持续地给出事件的进展报道，这会引来大群的观众围观。这让很多人感到是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一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可以立马被置于聚光灯下。而且，网友会根据短期内释放的信息迅速作出反应，比如通过“强拆”、“自焚”、“官员的冷漠”等等字眼的出现，围观的群众很容易形成一套故事模本。这种故事的模本非常容易传播，而且很容易刺激人们的情感反应。

　　时代周报：人们往往倾向于同情弱者。

　　郭巍青：而且这种同情在扩散中会加深人们的情感深度，你同情、我同情、他同情，这样一来大家就更同情了。在这里，同情弱者成了一种超越具体时空的价值判断，在微博上，这就是大家的共识。大家会认为，无论如何，政府强拆导致人生命的消亡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都是不可原谅的，这个基本的底线不能逾越。

　　时代周报：你所说的这种“同情的共识”，很容易化作一种对政府的负面情绪。

　　郭巍青：对，除了同情弱者，还有对滥用公权、强拆政策、现有发展模式的批评，这些都成为网络传播过程中比较普遍通行的价值共识。一旦有和这些价值共识相悖的事件发生后，就会迅速产生一股非常强大的报道、评论和传播力量。我觉得宜黄的官员在事前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局面，这种局面在当年的大城市中并没有出现过，这算是他们的幸运，但现在轮到中小城市在发展时，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种新的阻力。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目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必须要做检讨。

　　时代周报：刚才听你分析的时候，我想起微博上人们对于新闻的概念不是报纸时代的“昨天发生什么”，也不是网络刚出现时的“今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感觉对于信息的敏感度的调整，导致了舆论的特征出现了变化，但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这种变化时显然没有能够有效地应对。

　　郭巍青：对，不但人们的时间概念上发生变化，地理意义上理解也出现不同。网络上的事件，无论天南地北，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事件中来，都可以加入自己的评论，这就跨越了空间上的阻碍。在宜黄事件中，一些记者有意识地利用一些新媒体工具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报道，这就极大地满足了公众要求尽快知道一些细节信息的需求。凭借着这些报道，网络上就很容易形成大规模的围观。围观就是一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并不受当地政府的控制，因为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控制，可能连要求删帖的权力都没有。

　　时代周报：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一些地方官员不再仅仅对本地民众负责，而是需要向围观的人群负责，这种局面显然超出了地方政府原先的控制能力。就这一层意义上说，能否判断目前的发展模式或者治理模式已经失效了？

　　郭巍青：前面我说的这两个背景性条件的出现，对于目前的地方政府来说，即使不是致命的，但肯定是一种重大的结构层面的难题。如果再运用原来的那套管理办法，即使地方政府按规矩做，也会很难做，如果不按规矩做，则会更糟糕。

　　基层变革需要通盘考虑

　　时代周报：你刚才分析的两大背景性条件主要侧重地方政府与民众这两个角色，除此之外，中央的政策对于地方政府的发展模式起到的影响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甚至是结构性的诱因。比如分税制实行以来衍生出来的“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财政来源。

　　郭巍青：对，所以基层的现状实际上已经给中央政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改革到底是改什么。关于改革基层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口号性质的改革要求。但具体要改什么，似乎又有点说不清了，缺乏非常明确的改革对象成了改革的阻碍。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于改革的目标一直非常清楚，比如我们要改变领导干部退休制，又比如我们要改变吃“大锅饭”的局面。但在今天，地方政府的很多发展阻力并不是来自于本身，比如“土地财政”的出现就是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8年的住房改革共同推动的，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改革的真正目标，只是表达一般意义上的“深化体制改革”这样的要求，那当然就会有很多改革流于形式。在这里，我要为地方政府说一些话，并不是很多官员个人如何冷漠无情或者凶神恶煞，这里也有体制层面的因素，体制把他逼到了那种行为逻辑上。

　　时代周报：从基层开始变革我们的治理模式，我们之前有过不少探索，比如1988年开始的村民选举就是一例，不少学者有过相关的提议和争议。一种是认为如果选举从基层开始改革，那将对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产生冲击；另一种说法是由上层主导的基层选举比较容易获得成效。你对这里说到的改革顺序有什么看法？

　　郭巍青：由于改革还没有真正进行，所以我也很难对这两种意见作出准确的评价。但我有两点想法，一是不要把基层的选举看得太过神圣，并不是说选举本身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单靠一个通过选举产生的县长并不能保证他可以改变目前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基层财政的良好安排，比如老百姓交了多少税，通过法律规定国库可以收取多少，县级财政又可以支配多少。同时，这些钱该如何用必须是由选民规定的，而不是由上级政府来决定，否则选举人一旦当选，如果还是要依靠“跑部钱进”的手法，那改革就失去意义了。

　　另外，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从现在开始所有的改革都离不开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改革能够坚守这一原则，那么国富民穷的局面就有可能得到改观，基层治理的困局就有突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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