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接访为起点,推进城市公共治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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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接访为起点,推进城市公共治理变革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0月19日 09:06  金羊网-新快报

  社论

  Editorial

  ■本报评论员

  昨天上午8时50分,广州流花展览中心,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坐在了接访席前,听取来自四面八方的市民投诉。记者在现场看到,最“热”的摊位是书记张广宁、市长万庆良接访台,甚至出现有市民为见上市长一面,排队三天,有市民则干脆带上铺盖通宵排队。

  对于大接访活动,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曾有“一些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你们一出马就能解决?”的发人深省追问。在汪洋书记看来,建立和健全解决群众反映问题的制度机制,让领导干部将来可以不接访才是大接访活动的根本目的所在。否则,可以想见,当书记、市长才是市民解决困境的希望所在时,我们何曾能体味到,他们内心那孤苦无助的悲怆?

  这样的表述,并非是说,大接访就无太大意义或者是在“作秀”。客观来说,广州市委市政府从2008年6月26日首次试行大接访,它所彰显的,是政府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诚意和努力。而且,毫无疑问,通过大接访活动,让书记、市长们与市民零距离接触,感受市民的疾苦,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民怨,化解矛盾。

  然而,正如观察家早就注意到的,行政领导在大接访中的“现场拍板”,在彰显行政效率的同时,它反映出来的,是那些声称有效的日常制度安排的失灵;它所反衬的,是行政系统运作的紊乱和低效。这必将进一步刺激市民上访的信念,并在事实上不断强化个人权威,这与大接访的初衷相去甚远。

  因此,我们认为,提醒这种风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当大接访成为一种路径依赖、成为纾解民怨的常规性途径时,它必须正视其自身无可回避的困境———当市民所反映的问题都需要经由书记、市长亲自拍板时,大接访如何去解决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和稀缺性?

  众所周知,广州市于2008年6月26日首次试行市长、区长、局长公开接访日制度。当时的数据显示,市民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国土房管和劳动保障方面,分别占总量的22.8%和21.2%。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从本次大接访的情况来看,国土房管和劳动保障的问题依然是市民反映的热点。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场景。它再次指向了一个残酷而真切的事实:依靠书记、市长魄力解决的个案,从来就不具有公共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个人遭遇罢了,而这种个人遭遇很容易把正义变成为一种馈赠,对于社会长远的利益协调毫无建树。这样,我们始终远未触摸到问题发生、扩展的根源,政府也就只有在这些相似、却又层出不穷的问题中疲于奔命。

  2008年6月30日,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谈到大接访的启示时说,“大接访逼着我们了解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逼着我们政府认认真真地处理一些问题。要通过信访吸纳民智,作为政府决策和部署工作重点的依据。”诚哉斯言,我们必须将问题发生的有关政治或社会体制作为整体来进行归纳,以及考虑市民反映问题发生前后的具体情境,以大接访作为起点,检讨整个制度安排存在的缺失,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城市公共治理制度变革,惟其如此,方能达到汪洋书记“领导干部将来可以不接访”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