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正之争的来龙去脉

一场激活生产性努力与化解分配性冲突的论争
——2004年-2006年初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路径抉择对话的回顾及启示
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  增强改革措施协调性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毫不动摇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
新华社报道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
媒体评论：总书记的讲话具有强烈针对性。对澄清混乱、引导改革争论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一切关注改革前途和命运的人们，应当在讲话基础之上，汇聚改革力量，扩大改革共识，再铸改革辉煌。
现在有一种说法，将中国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2004年-2006年初展开的沾染几分“穿靴戴帽”色彩的争论，即一方助阵者给另一方套穿“权贵主义朝靴”与另一方助阵者给另一方冠戴“民粹主义草帽”的争论，称作“中国第三次改革论争”。其实只要气盛言宜，心态平和，实事求是，既不“就事论事”，亦不“上纲上线”，那么应该承认，论争只是坚持改革开放理论工作者内部围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
围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改革路径抉择，中国理论界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之间不同意见的较量已持续了十余年之久。2003年10月和2004年2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双方的观点分歧由于各自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几次讲话精神的不同认识，逐步从非主流经济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较量升级为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的思想交锋。
路径指通向目标的过程、载体。目标能否实现，一般取决于路径是否正确。
民粹主义最早源于美国1890年代的平民党运动，主张依靠民众自下而上进行社会激进改革。民粹主义按照《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定义，为一种尊崇普通群众的政治哲学，通常反对大企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也会挑起对少数族群、种族和移民的仇视。据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讲述：民粹主义思潮在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南方和山区西部仍有很强吸引力，对美国总统布什2000年大选获胜给予了重要帮助。
一、高层领导关注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期间谈到“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自觉运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不断增强驾驭市场的本领，做到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克服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等问题。
2003年12月，温家宝同志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演讲，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像英国狄更斯、美国德莱塞笔下描绘的英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那样一种痛苦境遇（2005年第9期《瞭望东方周刊》）。
2004年8月21日，李长春同志在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讲话，说：我们既要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又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新华社2004年8月24日电）。
2005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同志与全国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交谈，引用了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12月8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一段演讲：世界上大多数人非常贫穷，倘若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的穷人大部分靠农业谋生，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就会懂得许多穷人的经济学。两会闭幕，温家宝同志答国内外记者问，再次谈及懂点“穷人经济学”。
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观点为全党同志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产生了指导意义。
2003年4月之前及之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文稿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并非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一些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这种提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准确性，时效性，可以讨论。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不无疑虑地担忧：如果经济学家过分强调“穷人经济学”，就会滋长民粹主义的左倾危险……
之前及之后，中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不同观点的论争开始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与其他正规媒体传播，进入公众阅读视线。论争见诸媒体，反映了改革带来的时代进步。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
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
2004年4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长陈奎元在《人民日报》载文建言：当今主要应该反对洋教条，即生吞活剥欧美社会政治经济理论的西式教条主义。
2004年8月27日，陈奎元于《人民日报》刊登《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强调：要坚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轨道上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则在2004年6月主编、出版《新自由主义评析》，批判“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产权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11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何秉孟、李其庆、吴树青、胡代光、吴易风等8位学者《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访谈。
2005年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等荣获中国经济学首届杰出贡献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82岁的经济学家刘国光致答辞，说：
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时，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容割裂的完整概念。好像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效率优先方面，相对多了一点；而强调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则相对少了一点。这是不是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背景之一。
三、中国体制改革会
质疑“新自由主义”批判
2005年9月26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介绍了自己亲身参与从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披露了中央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但又兼听各种意见的民主精神。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质疑道：
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人认为中国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因此出现了许多矛盾和问题。那么，我们把邓小平同志放在什么地方？中国改革是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难道是新自由主义吗？强调：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群众不满的焦点是1980年代迄今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市场化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要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维护公平竞争、防止权力寻租，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
资料显示：1980年代，价格双轨时期，消费品与投资品价差、贷款利差、外汇价差的租金，总额达数千亿元人民币；1990年代，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和企业改制、公司上市、股票恶庄及金融信贷的租金，总额达数万亿元人民币。
2005年10月20日-24日，第三届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300多位学者官员出席。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纪委书记彭森请大家注意：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国改革认识和评价存在一些不和谐声音，例如不利于动员全国人民深化改革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及舆论炒作与功利化误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李铁映同志说：中国改革代价最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改革。高尚全称：取得改革共识，不可偏离三条底线。一、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二、坚持改革开放，而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三、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2005年11月17日，上海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撰文介绍：1992年俄罗斯盖达尔政府设计“500天自由化”的休克疗法改革，几乎将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却仍保留了住房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保障功能。
四、社会主义同
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矛盾？
党中央领导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兴利除弊，造福人民，但高歌猛进的改革不可能总是“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和“心之所虑，何向不济”，与规划预期不爽毫厘。改革的结果，既可能是众望所归的改良，也可能是世事难料的“改恶”（“改恶”为日语概念，日本学者常用“改恶”形容结果比改革规划、预期糟糕的改革失误）。
与刘国光同获中国经济学首届杰出贡献奖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长期以来一直表示：市场经济+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权力资本化与贫富两极化的原因是市场发育缓慢，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到位。青年学者钟庆讥讽：改革收到成效，便说它是市场经济改革到位的功劳，改革遇到挫折，便说它是传统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的罪过。对的总是市场经济，错的总是传统体制，市场经济岂非成为中国一个不容批判怀疑和永无谬误的图腾神话……
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撰文，认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化解社会经济风险，保持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共同富裕。即使改革到位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仍将继续存在。贫富差距扩大，权钱交易、假冒伪劣等问题既同改革不到位有关，又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相关……
至2005年夏秋，论争双方的情绪渐趋急躁，助阵者一度举起了“保卫改革”的盾牌，拉响了规避“改革陷阱”的警报。
2005年12月12日，刘国光撰文称：反思改革不等于反对改革。指出：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例如，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假说等等。可是新自由主义的前提与核心，即利己主义的人性论、私有制经济永恒论、自由市场万能论不应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导。给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冠戴否定改革的帽子，不利于团结一切愿意和努力推动中国进步的积极因素……
2005年12月19日，社会学家孙立平撰文反思改革。指出：分歧并不表现在改革的基本取向，而是表现在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无法避免失误，但失误应当是放射性的，每一社会阶层受损的概率处于均等化状态。如果“失误”的结果始终是某些少数人独占改革红利和其他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那么“失误”就不再是一种疏忽。
五、论争笔走龙蛇
在2006年初继续深入
2006年降临，论争双方再度展开思想交锋。2006年1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周瑞金署名皇甫平在《财经》杂志发表《改革不可动摇》文稿。周瑞金说：我观察了相当一段时间……觉得不能再等了，一旦让那些不正确言论渐成气候，可能会困扰深入推进改革的决心。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警惕既得利益集团与贫困群众结盟反对改革。
不久，2006年1月25日，香港《凤凰周刊》第3期刊登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陈敏之文稿《读顾准笔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86岁的陈敏之为其五哥顾准的六弟，强调：吴敬琏在不少公开场合，曾十分谦逊地自称是顾准的弟子和挚友（难友）……并力举顾准为中国主张市场经济第一人。对此，我赞同并心存感激。但顾准立论的市场经济与吴敬琏立论的市场经济不尽相似，顾准立论的市场经济是服务于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一般意义的市场经济，本性惟利是图……结果不可能产生社会公正……
2月11日，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反思改革四大缺陷：一为某些关键领域，改革进展缓慢；二为法治环境未能建立；三为公共服务没有加强；四是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主张论争应该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学术问题不宜政治化，采取“贴标签”与“扣帽子”等办法。
2月14日，高尚全建议胡锦涛总书记发表公开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
2月21日，《中华工商时报》刊登曲力秋的文稿。称：实事求是为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建议：在2006年的春天，让我们这样怀念伟人邓小平，实事求是，反思改革，将改革引领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轨道……
六、论争在战术操作
层面渗透、延伸与扩散
2004年-2006年初，中国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多种意见的激烈较量，不只聚焦公平与效率关系目标模式等形而上的改革路径抉择，而且渗透、延伸、扩散到形而下的战术与操作层面：
2003年，北京远华集团总裁任志强等抨击中国人民银行“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12号文件为仇富政策，推动了国务院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件。章敬平从记录宏观调控“拐点”的角度称：“一个特殊利益阶层能够集体抱怨一份可能不利于自己利益的12号文件，是商人（民营企业家）的声音首次超过一个政府部门的声音。”
2004年8月，郎咸平与顾雏军围绕管理人收购（MBO）是否流失国有资产的“郎顾之争”揭开了张维迎、赵晓、张文魁、程恩富、林毅夫等几十位经济学家批评或肯定管理人收购（MBO）和关于国企产权改革方向的激辩。2005年4月，国资委通过调研，由过去“从来没有说过反对管理者收购”的态度转向“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不宜实施管理者收购”立场，宣布“国有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者收购”。2006年1月22日，国资委又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正式解禁国有控股大企业管理层持股。
2005年，易宪容等与潘石屹等关于“房地产泡沫要挟中国经济之争”，引出“如果房价疯涨，让房地产开发商收割2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财富，那将不是经济发展新起点，而是经济发展终结点”等令人激动的议题，推动了国务院七部委2005年5月11日措施严厉的“房地产新政”。
2005年，又有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樊纲、李佐军等就中国究竟要不要积极发展重化工业的辩论。中国机电部原部长、75岁的何光远与中国外经贸部原副部长、62岁的龙永图在“博鳌亚洲论坛”面对面质问中国汽车工业究竟要不要自主品牌。
不久，中国工程院唯一的汽车工业界院士郭孔辉在科技部2005年10月召开的“吉利现象——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发展道路研讨会”上说，由于只引进不消化，合资的结果形成了两个怪圈：一是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二是能力弱就依赖外方，外方来了，能力越来越弱，越弱越依赖。不仅不创新，连引进消化政策亦未全面执行。
七、评述论争需变换
视角察纳百家兴邦之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一切伟大政治家都能通过社会意识，理解社会存在；从群众情绪这个第一信号，预见并洞察人民隐蔽的愿望，感觉并理解群众的本质需要；将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转化为国家行为。
多种意见针对改革路径抉择，不断进行尖锐交锋，范围从主流派经济学家与非主流派经济学家阵营年青气盛的教授学者之间，逐步升级到老成持重领军主流学派的部长级学者专家之间，并非新世纪来临，中国知识分子充分享受改革硕果，竟忘却了“和谐礼让”，而是“失业压力、贫富悬殊、城乡差距、区域失衡”与社会弱势群体痛苦等社会不和谐因素搅乱了机关干部和书斋学者的良心平静。
2005年第9期《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北京中直机关一位张姓公务员说，每天要经过西单地铁。寒冬腊月，首都最繁华地段的地下通道，几个乞讨者蜷缩在一起，已冻得不堪忍受，张将一元纸币放入乞讨者的铁制钱罐，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太冷了，我穿着羽绒服都难受，可他们却要熬过多少个漫长黑夜。这时，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钟伟，北师大一位才华横溢的中青年金融学家自述：每去一次西北就变得“左”倾一些，愤怒一些。1980年代曾给一些人以“右派”典型形象的钟伟，现今陷入“繁荣的迷思”，憧憬“无权者的权力”；“右”到被怀疑具有某些左派的愤怒倾向。
82岁的刘国光教授和曾参加起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为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提供重要材料的高尚全同志一样，也是当代中国一位“脚站在群众中间，嘴巴对着领导耳朵”的影响力很大经济学家。其荣获中国经济学奖，在理论创新层面的杰出贡献为一系列融入国家理论创新的观点：从1979年起率先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关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刻认识；在政策建议层面的杰出贡献是一系列转为中央重大决策的建议：1984年起主张企业——所有制改革与市场——价格改革协同配套，由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双重转换到“两个根本转变”，于1987年和1997年分别提出“治理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和“实现经济软着陆”与“治理通货紧缩”等意见方案。
一些经济学界人士评论：“郎顾之争”的本质乃公平优先与效率优先的思想交锋在国企产权改革领域的延伸，而刘国光教授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缺陷性的新视角，则标志着一些同志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同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模式即公平与效率关系路径抉择的再探索。不过亦有不少同志认为：多种意见的尖锐交锋，应当抛靴脱帽，平等商榷，察纳百家兴邦之说，记取汉唐宋明朝野论争，内耗无已及以言废人或以人废言的历史教训，涵养“在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与“在局外者，设身局内，以公心居之”等换位思考的的气度，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防止门户观念和偏激情绪妨害改革者团结，撕裂改革者共识。
八、论争为推进
改革带来宝贵思想启迪
抉择是对利益取舍的一种权衡。27年的改革开放，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空前增强了综合国力，成就辉煌，毋庸置疑。吸收、借鉴中国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论争各方的不同意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同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改革路径抉择，应当继续坚持27年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的“为人民服务，谋人民幸福，做人民公仆”的宗旨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明白“口号和旗帜不可能换得人心，只能以心换心；群众跟着党走，不光看你举什么旗帜，还要问他自己肚子”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理论性认识与操作性认识两大层面进一步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激活生产性努力，及时化解分配性冲突。
理论性认识层面的路径抉择应当是“社会生产力现代化与社会生产关系现代化并举”。操作性认识层面的路径抉择应当为“公平与效率动态互补”。总体设想是在结构公平框架之下与底线公平基础之上的效率优先，达到牺牲一个单位公平无法换取一个单位效率与牺牲一个单位效率无法换取一个单位公平的“帕累托规范”。帕累托规范，即有效率的公平，亦即公平与效率或效率与公平互换不再能增加全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结构公平指社会结构内部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联盟基础地位不变条件之下人民内部团结民主与各社会阶层国家主人公地位平等的社会公平；底线公平指保障最贫困人民群众生存发展权利的社会公平。
九、社会生产力现代化与
生产关系现代化并举的改革路径
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多数人利益永远是力量对比的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每一历史转折阶段，都能战胜国内国际艰险恶劣形势严峻挑战，其力量之源就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每一历史阶段的社会利益广泛调整时期，始终坚持“主体优先和照顾大头”的阶级原则和多数原则，使利益调整向着支撑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力量——工农劳动群众及人民军队即工农子弟兵倾斜，使国内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结构力量对比消长以党和人民意志为转移。
经济地位影响政治态度。任何时代，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群体、集团、阶级的长期边缘化或贫困化都会疏远、模糊、弱化乃至损害其与党和国家的血肉联系或亲缘关系；工农劳动群众虽然是党的阶级基础，亦无法摆脱客观规律制约。
苏共亡党“新思维”的最大谬误不仅在于幻想代表一切人，最终任何人都不代表的“黑色幽默”，而且在于“拿破仑式的愚蠢”。即企图销毁苏联各族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铜墙铁壁”去换取欧美国际资本主义认同的“金盔银甲”；达到融入“欧洲共同家园”，疏远欧美大西洋联盟关系的战略目的。结果是国家解体，北约从原西德直逼乌克兰，东扩１０００多公里。
“拿破仑式的愚蠢”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继承者拿破仑向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乞求婚嫁，企图通过迎娶封建王朝的公主生儿育女，使其继承人获得欧洲列强俄奥英普王权认同的皇室血统，结果被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玩弄于股掌之上。
社会生产力现代化与社会生产关系现代化并举的路径抉择，即社会财富创造手段的现代化与社会财富分配手段现代化的优化组合，亦即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
基本构想试作如下论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人为本，是一种既以先进技术手段创造社会财富又以公平方式分配社会财富的现代化；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保护和解放生产力的现代化；一种“为人民服务，谋人民幸福”，以先进技术手段改善群众生活，全面推动社会公平和人类自我解放进程的现代化；一种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激励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钱为本”和“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即以钱币拜金主义和商品拜物教主义为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钱为本”和“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先进技术手段创造社会财富，以不公平方式分配社会财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无法长期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阻碍乃至破坏未来社会生产力加快发展的现代化；一种为少数人服务，谋少数人幸福，以先进技术手段维护阶级统治，广泛遏制社会公平和人类自我解放进程的现代化；一种严重伤害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扼杀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现代化。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两者之间的区别，邓小平同志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一系列精辟分析：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困。少数人富裕起来，大量的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如果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中国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按资本主义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到下一个世纪中叶，如果那时中国15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万亿美元，就能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十、公平与效率动态
互补型的改革路径
“公平与效率动态互补”的路径抉择是“稳定压倒一切”与“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治国理念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宏观层面即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层面坚持“公平优先，确保效率”的稳定规则，致力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共同富裕格局，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联盟巩固及人民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利益的协调。宏观层面“公平优先”的意义在于彻底消除各大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性冲突。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微观层面即人际关系的功能层面，坚持“效率优先，确保公平”的发展规则，积极体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市场激励方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与资本的活力竞相释放，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微观层面“效率优先”的意义在于全面激励每一社会成员的生产性努力。
——其动态互补的调节手段是：以宏观层面公平优先的体制公平，避免或矫正微观层面“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机制失灵。以微观层面效率优先的机制效率，避免或校正宏观层面“公平优先，牺牲效率”的体制失灵。体制指结构与关系，机制指程序和过程。
基本设想，试作如下论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两大方面具备“公平与效率动态互补”的先进性。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即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创造潜力竞相释放，并充分涌流的社会主义经济。
从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本力量”作用的角度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同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改革路径关键在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和谐，劳动与权力关系的融洽。
公平与效率动态互补的改革路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宏观层面即结构层面突出“公平优先，确保效率”稳定规则的理想境界是：
社会劳动、资本、权力等三大社会职业群体在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内部不同社会职业群体根本利益一致与基本利益不受侵害的制度安排下，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积极创造社会财富的目的与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导向，通过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利益协调与利益补偿，均摊改革成本，共享发展红利，努力避免一切两极分化性质的社会不公平；使社会劳动职业群体拥有为社会进步贡献劳动获得充分利益的热情和信心，让社会资本职业群体拥有为社会繁荣投入资本获得充分利益的激情和恒心，使社会权力职业群体拥有为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执掌权力获得充分利益的真情和诚心。
公平与效率动态互补的改革路径，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微观层面即功能层面突出“效率优先，确保公平”发展规则的理想境界是：
社会劳动、资本、权力等三大社会职业群体承认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和个人禀赋、财富积累、家庭背景、贡献程度、成长机遇等方面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公平，共同提倡奖勤罚懒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继续冲决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合作营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人尽其才，财尽其用，劳者多能，能者多得”等鼓舞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事业的社会氛围，倡导合理拉开劳动收入差距，保护资产经营不断衍生合法收入，克服一切平均主义的社会不公平，培育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