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江智民，兼谈四川人

谈江智民，兼谈四川人

作者：于飞云上

我写《我们的音乐为何不能走出国界？》一文的时候，江智民的名字始终在脑海里。他不自觉地要介入我的文字，是因为我说不喜欢中国的音乐和音乐人但却着迷他的歌。似乎很自相矛盾，于是成了心结，今天打开word时完全没有预想要写什么，就想顺其自然，就像第一次打开移动硬盘里标有他名字的文件夹，想象力处于失灵状态。那个文件夹是被强行植入的，再三推荐不成就使用权威，好在那是我的家人。

江智民是谁？一个非常烂俗的问题随着那个文件夹诞生，自然是想要一个非常烂俗的答案，比如上过春晚，至少在央视或一些卫视露过脸，属于某文艺团体，还或者娱记们穷追过他的演出、获奖、行踪、写真集、和谁十指相扣、和谁“同志”、诈捐吸毒艳照门、雇佣打手等等。然而回答却是：成都的酒吧歌手。川人？

我对四川人有着格外的好感，他们首先是以一些勇于担当道义的面孔渐渐为我所熟悉。并不想指责哪里的人更先知但却更擅长权利中弄潮，哪里的人更前沿但却乐于巷弄里观天，哪里的人更书卷但行云流水谄媚的文字，哪里的人更牛猛但捍卫自我时显得更没种——任他们去吧！我只想对那些面孔林立的四川盆地投以尊敬的目光，并幻想那片土地的文化——并非狭隘的，而是以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承传与仿效等因素形成的人的生存态度——能给予中国一些希望。难免以偏概全，但面对希望这个问题，我情愿不相信什么木桶效应，而去信任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时提到的“积累优势”。

那些责任的面孔，在我看来并不突兀。在人们把思想交付给一个人的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保留了自己的独立思考。那些思考也许只能在人们熟睡之后方可交流，只能作为不能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杂文、政论文油印在一张张草纸上，只能一小部分人读到大多数人始终读不到，然而作为思考的基因不被篡改，它们却是最强健的母体；作为行动者而不是躲闪者、旁观者的那份坚持与决心，它们已熔铸到一群人的血脉中。在四川出生的孩子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父母，他说自由的生命最美好；在四川读书的学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他的藏书室是人类真正的智慧精粹；在四川成长的青年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前辈，他随时承受苦难但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四川独特的人文也可追溯到更远，那将是非常有益的探索与发现。

所以，四川人常常会令我想到奥古斯丁的“我信故我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样的人可以深入交流，可以做朋友或做对手，可以谋事也可以相约消闲自在，但绝不可能与你一同叹气。不在叹气中自我放弃，不自毁，不把自己放入一个模具成为异型，这种性格或许比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更令人生畏，只是我们不要忘了在生畏之后立刻补足尊敬。当命运恰恰给予了人太多叹气的理由，也预留了在叹息中不断退缩、寻觅他途的诸多路径，当叹气已经成为最普及的语言，一种存在方式，四川人，包括这个在酒吧里唱了17年的江智民，就会用自己独特的人生验证：没有不叹气战胜不了的命运。

音乐是那样一种艺术，它是生命的的渴望和需要。关于渴望，我总是在美妙的旋律或歌声降临的时候才会发现，才能正视，因此我对音乐满怀感激。江智民的歌在生命的渴望之中，如果没有那个强行植入的文件夹，我会略过心灵深处的某种存在并不自知。也许那不算什么，少读一些书，少看几眼世界，或许那也不算什么，可是只要听过读过看过，就会明白生命一直渴望它们，因为它们是生命与那种存在会合、对接、相互拥有、不再分离的最好媒介。江智民翻唱了一些我相当喜欢歌手的歌：陈慧娴、童安格、蔡国权、马修连恩……我听这些歌时感觉是在冒险。首先翻唱本身就是冒险，那些先入为主的经典，模仿注定失败，超越更是困难。而对听众来说，那些歌若是已让人非常享受，就如同初恋始终占据着唯美的制高点。我听蔡琴翻唱张学友的《吻别》就有此感，迈克学摇滚翻唱的同一首歌（英文名take me to your heart）算是不多的成功范例之一。但正是在江智民的这些歌里我看到了一个一流的歌曲演绎者，他用那被称之为“上帝亲吻过的声音”透析的人类情感尤显深切，令人想要得到，甚至连其中的忧伤与惆怅都不舍放过。他的演绎让情感之旅走的更远，走到还有一个习惯逃避的自我被追踪、近逼，最终被抓获，而你并不愤慨这种被动，完全是因为那歌声缔结着沧海桑田般的理解与抚慰。“那就应该是属于江智民的歌，”这时候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执念。

我没有足够的底气更多诠释江智民的歌，这并非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而是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存疑。关于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谈音乐的说法我非常不屑，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音乐是生命的需要，谁需要，谁更需要，谁就更能评说音乐，就像对酒，只有喝者更有资格论定它的优劣。其实有些音乐人，或者那些有了一些音乐知识的人时常板起面孔教训人说“你不专业”，乃是真正的不专业，他们会把音乐弄到车间里去，使其成为1微米误差都没有但同时也不具有生命力的工件。我谈江智民，其实只想谈他给我带来的震撼。

江智民给我的震撼，是从欧美、加拿大、澳洲、挪威的歌手们那里常常听到的俘获人心的磁性声音，和远离铅华的灵魂歌唱，可我却一直以为它不在身边。也许你会说我孤陋寡闻，是的，这正是让我难免不计较的，也可能是使我写此篇文章的最直接原因——为什么我不能首先是孤陋寡闻的？！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强行植入的文件夹，或者必须发烧，而不是在电视层出不穷的晚会上，在堆积如山的娱乐报道中，在四处张贴的演唱会海报里，在随便之地随便就能发现他，发现那样的歌者那样的歌声？前几天一位筹办文化节的朋友告诉我要不惜高价请余秋雨前来坐镇，我表示不赞成。朋友说，虽然那个人人品文品都值得质疑，但他家喻户晓啊。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大脑里究竟被“家喻户晓”了多少破烂？又是什么让我“孤陋寡闻”于心中的渴望与需要之外？我开始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江智民不叹气的四川人的秉性，让他在一间酒吧里坚持不懈，也许这样的自问——我是多么伤感且感激有如此自问的机会——都不会有。我的许多问题其实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它是所有中国人的。

我并不认为每个听了江智民的人都会喜欢他，着迷他的歌，并经受震撼，又伤感地提出问题，若是那样也是“孤陋寡闻”的病症。但我确信，你总会有那样的契机，在喜欢、震撼与伤感的复杂心境下，打开自己的大脑，一一查看它的内容，在万分惊愕中，你终会意识到：不给艺术乃至更多领域做计划生育，才是适于置身的正常的人文环境。

夜已深，我该关闭这个word了，明天我要把它贴到博客上去，尽管这是一篇就像那个被植入的文件夹，一点一点打开，没有预想，没有构思的文字。

写于2010年10月1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