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中国农民的另一场革命

位于中国中部的名叫力仁(音译)的小村庄，其被大雪覆盖被浓雾笼罩的土地看起来并不象个战场。然而最近几周，它却成为迅速蔓延的中国农民反抗中共土地所有权运动的一个导火线。
在1949年解放前，“我们祖先就买下了这块土地”，在昏暗的只有一间房子的家中，蜷缩在火炉旁的村民程镇海(音译)说，“所以我要保住它。作为一个农民，我不想要其它东西。”
美国基督科学箴言报1月22日发表的长篇文章，介绍了陕西省三门峡地区的农民爆发的收回自己土地的运动，并对中国第二次土地革命正在数个省份蔓延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文章指出，程镇海就是一个月前向全国发布一份公告的陕西省一万多农民中的一员，他们对已经统治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说“不”，并宣称他们耕种的土地成为自己的私人土地。与此同时，中国另外四个省份的农民也签署了类似的声明，并在互联网上发布。
基督科学箴言报认为，这些声明只代表着一种理论上的改变，因为中国的农民没有改革法律的力量，地方当局通过逮捕这场新兴运动的组织者，不遗余力地对这场运动给予了严厉打击。不过，一些观察家认为，如果抗议聚集了力量，那么它就可能会引发激进的改变。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示，“这可能是一场革命，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基础，因为土地是一个基本资源。”
但也有一些人指出，由于中共当局的敌意，这场运动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安戈(Jonathan Unger)表示，“我真的不认为它能获得成功，当农民违反宪法要求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时，他们把自己置于一个弱势位置。”
文章指出，对这场农民运动组织者所提出的严重犯罪指控，似乎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对其采取认真的行动。在网上流传的陕西省华阴市三门峡地区农民发表全国公告的组织者之一陈思忠(音译)，在被关押在没有暖气的牢房一个多月后，已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事拘留。这项罪名最高可判他终身监禁。
三门峡水库农民12月12号向全国发布一份公告，宣布对现在各自承包的原村集体总共15万亩土地拥有所有权。土地归农民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对于长期被各级官员侵占私分的15万亩土地，农民也拥有所有权。他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结束各级官员多年来的非法占有私分行为。
公告还宣布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这种土地形式不能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权利，这种“村集体”常常不能真实反映全村农民的共同意见，无法阻止官员和黑势力对土地和其他农民利益的非法侵占。
公告还说，几十年来国家历年拨发的数以十亿计的各种移民经费，被官员贪污、挪用、侵占，对这些犯罪行为农民也要追究。华阴市农民代表张三民(音译)说，在这封公告上签名的有10627人，带头的两名农民陈思忠和郗新已相继被抓，理由是反抗土地政策。 基督科学箴言报说，程镇海在租借的不到两亩的地上种植棉花和玉米，在谈到政府逮捕几名带头人时他嘲笑地说，“我们都是农民，除了要回我们的土地外，我们没有其它目的。在我们实现这个要求时，我们就不会去打扰任何人。”
在程镇海还年轻时，他们一家人同当地近30万农民一样，被强行迁往其它地区，以便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项目三门峡大坝腾出土地。由于设计错误，现在的三门峡大坝已被证明是无法使用的。大坝建成几年后，当初设计的水库区域已缩小了一小部分，力仁村的土地重新浮出水面。
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在公告中强调：上世纪50年代国家修建三门峡水库，占据了我们共80万亩耕地，经过数以十万计被迫流落他乡的广大移民长达30年的血泪抗争，到八十年代国务院划拨了30万亩土地用于安置回迁移民。
而实际上移民只分到了15万亩土地，还有15万亩国务院明令规定归农民耕种的土地，却被渭南市及三县各级官员私人直接占有，或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有，用以谋取经济利益，仅每年出租土地收入就达4000万至6000万元。
公告还说，到现在被侵占的15万亩土地中的近12万亩，已经从上报国家的统计表中消失，也就是说官员不仅以各种名义实际占据土地，而且公然私分了土地，库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地主”。而我们移民实际人均耕种还不到2亩地，为了生计被迫以高价向官员租种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几十年上访不能解决，按法律规定的程序不能解决。
当地农民指出，剩余的大量土地就被基层政府、乡政府及县移民局等向外转包，有关系的话，承包费一亩地价格只有70元，而土地贩子又加价转包给别人，这里加价转包情况太普遍，到最后一亩地加价到500、600元。地方官员以此谋取暴利，收取回扣，捞油水等事非常普遍。农民对此意见很大，很气愤，经常上访举报，但官员始终得不到查处。
基督科学箴言报评论说，象陕西省三门峡大坝地区的腐败官员强占农民的土地，为谋取私利而把土地卖给或出租给开发商的做法，其实在中国并不鲜见。全国几乎每年都要爆发数以万计的农民抗议示威事件。
然而，近一个月来，中国几省农民接二连三发布的宣称土地所有权归农民私有的声明和公告，已让这样的抗议示威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对中共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发出挑战。
文章说，曾承诺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并给它们分给农民的毛泽东，当初吸引了亿万农民的支持，并在1949年取得革命成功。然而，今天的共产党官员用三门峡地区的农民话形容说，他们已经变成了“当代的地主”。
三门峡库区农民在公告中强调说：我们拥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再争取到自主办教育，自主办医疗的创业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就会被推翻，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自己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中央给了农村、农民一些小恩小惠，我们认为农民的土地权、创业权才是大恩大惠，也才能从根子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民也才能和城里人平等，才能参加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公告最后说：我们在农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么法律什么政策都很难管住土地。土地权利重新回到农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坏势力就再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你侵占的再不是什么集体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拼命。农民的力量调动起来了，政府保护土地的包袱就卸下来了。基层政府要靠工业和农业税收维持经营，再也不能靠吃农民的土地了，搞什么“土地财政”了。
基督科学箴言报说，据陕西省渭南市政府官员透露，中国已有五个省份的农民发表了土地私有化的声明，但这些公告一出现在互联网上便被政府监查人员删掉。但这些公告发表的时间，却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活动人士在进行协调和鼓励。一名活动人士说，他们把解决农民的不满作为推动政治改革的一个步骤。
“我们正在与其它13个省份的农民进行接触，当时机成熟时，他们也将会公开他们的要求，”一位匿名的活动人士说，“这将需要时间来组织。”
文章指出，但这些运动能否更具吸引力，现在还令人怀疑。在几份公告中签名的农民共有12万人，但这个数字在中国拥有的7亿农民中只是微小的一小部分。现在，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当局都在极力打压，禁止国内媒体对此进行报导，逮捕运动组织者，扣留想报导相关运动的外国记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安戈说，面对官方对土地征用，中国的“农民绝望了”，他们许多人感觉到，如果土地归他们自己所有，政府官员就不可能这样为所欲为了。
不过，安戈补充说，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农民实际上更倾向于早前的“生产队”制度，也就是10至20个家庭集体拥有土地。这样最后将会允许他们，根据家庭成员的增加或减少以及需要多少土地养活自己，来重新分配土地。
目前这场农民运动的一些领导者也承认，集体所有权如果掌握在村民手里，而不是地方政府手中，或许是一个比单纯的家庭私有制要更切合实际的短期目标。“私有制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可我们现在不可能实现它，”三门峡大坝地区的一位活动人士说。“目前，地主是共产党官员而不是中国这个国家，一旦集体拥有了土地，下一步将要把土地分配到户。”
基督科学箴言报的长篇文章最后指出，据中国政治观察家透露，现在，土地私有化的构想已在中国学术界和向政府提供意见的智库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但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辩论的禁忌话题，因为在名义和修辞上中国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然而，这样的修辞对文章一开头提到的棉农程镇海来说却没有什么影响。摆放在简陋房间一个角落的电视机是程家惟一的家电。“中国正在变得富裕起来，但我们农民却没有，”他直言道，“腐败官员都发财了。我的日子比我父母还穷，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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