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盈生命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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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中，都逃不开一个古老的话题：灵魂和肉体在生命形式中的对立和统一。灵魂和肉体的统一是我们现世幸福的最完美状态，而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甚至叛离则是人世痛苦的主要来源。在米兰昆德拉那里，那种灵与肉的统一成了一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灵对肉的分离和超越却又成了更为恶劣的“媚俗”。看来，在生命必死的逻辑统摄之下，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可能永远将呈现出斯芬克斯一般的迷离。怪不得加缪说：“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不错，解决了自杀问题，也就解开了缠绕生命的所有死结。我很长时间以来，和朱学勤先生一样，对敢于自杀的人充满了崇敬。朱学勤先生说，人的生命来临是一个未经自己把握的“是”，之后生命中所有的精神反叛和灵魂升华都只是在最开始的“是”之下的局部的“否”，只有主动自杀的人才真正彻底的否定了那个开始的“是”。由此，自杀者变成了生命的真正战胜者，成了真正的人类英雄，每一次自杀都是宇宙中划时代的事件。自杀者的历史，构成了人类的尊严史。
有一种他杀虽不是自杀，却有着与自杀同样的壮美。苏格拉底，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被二百八十票赞成，二百二十一票反对的结果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没有逃避判决的死亡，虽然他有能力这么做。当苏格拉底安详的喝下那杯毒酒后，却平静的安慰起他的那些学生起来：“活着还是死去，哪个更好，咱们走着瞧”。在苏格拉底看来，真正值得过的生活是那种不受肉体干扰的灵魂的思考的生活。这样，摆脱肉体的负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就是进入纯粹的灵魂生活的一个契机。如果说对于相信灵魂不朽的苏格拉底而言，肉体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仅仅是对肉体的超越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神学家棚霍费尔的死则超越的更多。棚霍费尔因为反对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参与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后被捕入狱，惨死狱中。
被捕前他也有机会逃离德国，但却被他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忍受祖国的痛苦，我们有什么资格参与战后德国重建？棚霍费尔是自由派新教神学的巨擎，他在狱中写作的《狱中书简》和《跟随基督》已成了新教神学的经典文字。相对于传统的系统神学信徒，自由派神学的追随者通常被认为游离在基督徒的边缘。但棚霍费尔以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颗反叛的灵魂也有深沉的爱，一个解构了神魅的宗教徒也愿意奉献最伟大的牺牲。他以自己的身体参与了上帝的痛苦，并将生命作为对上帝的软弱的献祭。这种牺牲和灵魂不朽无关，和永生的天堂无关，只和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有关。
自杀者用自杀这一高贵的形式来解决灵魂和肉体的终极悖论。然而敢于自杀者毕竟人中豪杰，廖若晨星。于是，活着的思想家们就分化成了两极：追求肉体欢愉的享乐者和追求精神慰足的痛苦者。前者如伊壁鸠鲁学派，后者如乔达摩。思想家都是极端的，哲学厌弃那种中庸的无所作为的折衷主义。不错，肉体是此在，灵魂是彼在；肉体贴着地面，灵魂却喜欢飞翔；肉体是混沌的，灵魂却渴望方向。对肉体来说，灵魂太叛逆；对灵魂来说，肉体太沉重。总之，思想家们在书本的世界里，在符号的世界里，找不到调和二者的路。相反，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这种“二律背反”中陷入了浓重的虚无主义。听听丹东的哭诉吧：“虚无已经把自己杀死了，创造物就是它的致命伤，我们是从它的伤口流出的血滴，世界是坟墓，让它在里面腐烂”“看！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是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洒下这些眼泪的眼睛该是孕育着多么深的痛苦啊！”。文字是灵魂对世界的提炼，是生活的符号，因而也是对生活的远离。选择文字是选择一种灵魂与肉体的相处生活方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也是一座生命的十字架。
然而作为平庸者的我们，也许这样的信条才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或许，毕希纳的那句话也可以给我们安慰：“人啊，自然一点吧！你本来是用灰尘、沙子和泥土制造出来的，你还想成为比灰尘、沙子和泥土更多的东西吗？”。当然，这仅仅是我们平庸者的安慰。灵魂是为我们探求生命空间的，它想飞的尽可能高，尽可能远，而对于我们这些混迹在俗世中的平庸者，我们最好的处境可能便是“贴着地面飞行”。在飞行，谁敢否认我有灵魂？贴着地面，还能避免太过缥缈而陷入虚空。在生命的空间里，只要我们时时尽力用爱和责任去填充，去丰盈，生命就不致太过虚无。谁说商品就不能获得人道意义？谁说物质不能承载人文关怀？在在爱和责任构筑的人际关系中，物质就既是又不是物质，这种辩证法式的存在形式恰恰是灵魂与肉体的一种特殊统合所致。这就是我们平庸者所选择的道路：用文字去拓展生命的空间，然后用生活去丰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