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石达开的出走

作者：孙孝恩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点击数： 539    更新时间：2007-7-19
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石达开率军出走，是继韦昌辉发动天京暴乱之后的又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多年来，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中，石达开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分裂主义者”的形象，置于被谴责的地位，这是很不公平的。
 
石达开在天京暴乱期间，旗帜鲜明，大义凛然。因而他便进一步赢得了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信任和爱戴，“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不肯受。”（《李秀成自述别录》。）并且，当石达开回京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李秀成自述》。）石达开在“提理政务”期间，同样没有排挤洪秀全和进行“擅权”活动的表现。他在一八五七年出走时说，“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石达开布告》。），不能否认这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表述。可以说，石达开回京辅政，为太平天国重振声威，带来了希望。
 
但是，洪秀全却“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在合朝文武拥戴石达开辅政时，洪秀全却产生了“不乐之心”。他违背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意愿，进而把他的“又无才情，又无计算，一味古（固）执”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福二王，并通过他们来“挟制翼王”（《李秀成自述》。）。尤有甚者，于石达开在京辅政期间，洪秀全又逐渐“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对石达开采取了软禁性的措施，严重地限制了石达开作用的发挥。洪秀全采取这一系列的错误作法，“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李秀成自述》。），广大太平军将士对此是十分痛心的。于是，在石达开面前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任从洪秀全的排挤和压抑以尽其“愚忠”之志；还是公开与洪秀全抗衡以打破这种紧张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石达开采取了前种办法，可能使在革命内部产生的新矛盾公开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缓。然而，正如此后李秀成曾对洪秀全的“疑忌”一再容忍并未改变革命队伍中的“人心冷淡”局面一样，石达开这样做，也同样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在革命内部孕育着的新危机。同时，作为这次农民革命的首义诸王之一的石达开，在革命中又那样“勇敢无畏”，对当时那种逼人的现实情况又不可能不作出某种反应。至于采取后一种作法，势必使革命队伍内部出现新的混乱，这是为颇重“义气”的石达开所不取的。
 
石达开，早在参加“拜上帝会”前，在他的家乡就以“重义轻财”（许叔平：《兰苕馆外史》卷十《石达开》。）著称。参加革命后，这种“重义”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仍然牢固地存在着。所以广大太平军将士“喜其义气”，就连当时的外人也说石达开“是英雄侠义”。在天京暴乱期间，石达开所以坚持正义，强烈反对韦昌辉屠杀广大革命军民，极力维护洪秀全的最高领导地位，除了说明石达开经革命熔炉的锤炼在思想感情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外，也是由于他对洪秀全怀有“愚忠”思想的结果。显然，这种“愚忠”，也是石达开“重义”观念的一种表现。实际上，正是由于石达开还不能彻底摆脱这种“义气”观念，于是他为解除当时的紧张状态，作出了另外的选择，走上了“出师再表真”（《石达开布告》。）的、单独抗清的道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石达开是“被忌挟制出京”，可以认为基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同样，许多太平军将士由于对洪秀全等人那种混淆是非的错误作法“甚不欢悦”，人心离散，才纷纷跟随石达开出走，从而使整个太平军发生分裂。
 
在石达开看来，他的这种抉择，似乎是“两全”之策。他既未公开与洪秀全争衡；又在出走后，怀志为太平天国“开疆报国”（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把自己始终摆在“辅佐圣主”（《石达开训谕王千户》。）的地位，当他最后陷入绝境之际，仍公开对敌宣告，“捐躯犹可对吾主（洪秀全——引者注）”（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可见，石达开试图以出走的办法，继续尽其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愚忠”之念。然而，在客观的实际效果上，由于石达开率军出走，使太平军发生了公开的分裂，削弱了革命的整体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石达开在革命过程中，为摆脱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忽视了有害革命整体的严重后果，走上了使革命队伍发生分裂的道路，就此事件说来，显然是极为错误的。但从石达开出走的具体背景来看，天王洪秀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的指责石达开率军出走，是一种“背叛”行为，这是不确的。石达开所率的太平军在出走后，始终坚持了“灭妖（抗清）”的武装斗争，到处“抑强扶弱”、“除暴安良”（《傅佐廷崔柱忠等会衔告示》。）。因此在石达开的大军所到之处，“财主佬□（心）乱似麻，穷佬心里正开花。”（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选》211页。）由于石达开在远征过程中，继续高举着“抑强扶弱”、“除暴安良”的农民革命旗帜，便得到了各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即使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凡其“所至苗人蜂起应之。”（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所以，经石达开率军沿着农民革命的方向纵横驰骋，使江南广阔区域里的革命根苗，如久旱逢雨，又油然勃兴。从上可证，在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这个重大的分裂事件，并不是基于石达开与洪秀全在革命基本方向上出现根本对立造成的。同时更不能认为这是石达开为“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而出走。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79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