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基:我的父亲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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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基:我的父亲张季鸾
1987年5月17日,台湾《联合报》在第八版发表了张季鸾先生之子张士基的文章,《我的父亲张季鸾》。以下是全文。
我的父亲张季鸾
张士基
最近为纪念先父张季鸾百年诞辰,海内外诸前辈盛情命笔,纷纷发表评论纪念文章。为感谢各方面对先父张季鸾的怀念表彰,兹回忆先父张季鸾一些往事,借“聊副”发表,权作给海内外诸前辈、亲友们的一封感谢信。
1937年阴历五月,我诞生在上海中德医院,各界亲朋为祝贺父亲来年得子,贺礼贺电,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不久“八一三”事变,暴日侵沪,拉开了神圣的抗战的序幕。上海租界时局紧张,我的满月喜宴后,家母陈孝侠面对赠送颇丰的贺礼,金饰财物,征询父亲如何处理存放。父亲看着礼单,从容微笑说:“我有个好地方,给镐弟(我的乳名)存起来。”母亲高兴地请他快讲,这时父亲面容严肃,深沉地说:“这几天敌机天天轰炸,租界里挤满了难民,无衣无食,生活艰难,都捐赠给难胞吧。”
母亲深明大义,但为作纪念,想留下几件锁片、脚镯,父亲也不统一,他说:“你爱镐弟,感到孩子可爱漂亮、聪明,但是你可知道,笔镐弟更可爱、更聪明、更漂亮的许多孩子,天天被敌人惨杀,或者父母牺牲成为孤儿,无依无靠,你不感到痛心?他们正企望着救助。你看,应该怎么办?”母亲心悦诚服的接受了父亲的意见。第二天,我的礼物不留分毫,全部捐献抗日救灾机关,救助难胞。的确,父亲给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而令人难忘的存放之地。
抗战时期,我家初从香港移居重庆,当时流行白喉症,我受传染得病,病情凶险。抗战时的重庆药品紧张,物以稀为贵,为了救治我,父亲付出很高的代价,设法买到了医治白喉的特效针剂,我的病情才得缓解。父亲对此感慨的说:“今天饰我的儿子害病急需打针,幸好虽贵,我还花得起这个敲竹杠的钱。如果其他贫穷孩子得病,付不起这般高价怎么办?岂不等死?”当时他兼顾大公报渝港两社趁赴香港报社公务之便,他虽不富裕,仍在港收购了几箱白喉特效针剂,随身带回重庆,捐赠各儿科医院,救治白喉症的儿童们,免于无药而危。
我的父亲乐于助人,满怀悲悯,总是替别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于右任伯父赠诗,其中有句概括写照他:“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他为人谋事,四行书飞遍全国;提携教育青年,倾其所知;救助别人从不量力而行,以承担赡养烈士家属遗孤为乐事。民初报人曹成甫、邵飘萍惨遭军阀杀害,父亲毅然肩负起赡养抚育烈士遗属的责任。有年,他在天津,自己生活困难,时逢年关,按月要给曹妻送的生活费仍无着落,为能使曹家安度,他不顾数九寒天,将身穿的仅有一件皮袍送进当铺,典押所得,及时送到曹家,使曹家母子欢度春节,方始安心。父亲平生不求名利为己责,做了好事从不宣扬,这些历史鲜为人所知,今年来才有所披露。
父亲辛劳一世,了无积蓄,从不置私产。家母常喜说,我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家居重庆时,长期借住在我的干爹康心文汪山府中,报社领导层屡有人劝告,长期租住,人来客往,总不相宜,以父亲事业有成、如日中天的声望也似不妥,关心奉劝他置地建屋。父亲认为用大公报社之款为己建屋,大为不妥,婉言屡拒。直到他逝世,我们都租住在康家。父亲身后,只有他终其生服务的大公报社,留下的钱财,仅有在他身穿衣衫中取出的十元法币。遗嘱中,对子女也唯托友人们照顾,终其一生,保持了穷新闻记者的雅称。
先父同事胡政之伯父说:“季鸾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且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他病逝后,大公报社上自经理、下至工友,家属妇孺,都能同声哀悼,痛哭流涕,他们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朋友、关心他们的长者。李子壩上空愁云密布,嘉陵江水为之悲鸣,当时的气氛,我虽年幼,现时回忆,记忆犹新。
我的父亲张季鸾逝世已46年了,他的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的舆论报国精神,他的无私爱国热情,在前进的时代,我相信会对各界任重道远、建设中华的朋友们有所启迪。仅以此文,缅怀先人,聊表吾心。
4月20日写于港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