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核心提示：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时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胡耀邦出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首先抓了揭批查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康生这个极左派的嘴脸终于被揭露了出来。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作者：甄石，原题：《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校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时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胡耀邦出任副校长并主持党校日常工作。此时的中央党校，已经被康生等人把持了20余年，积压了大批冤假错案，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上任伊始，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央党校率先拉开了中共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

率先拉开揭批康生的序幕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首先抓了揭批查那些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人们郁积已久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一下子迸发出来，纷纷揭批他们的罪行。随着运动的开展，造反派头头犯下的严重错误被一一揭发了出来，但他们推诿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经康老（康生，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意的。我们执行的是康老的路线，不是“四人帮”的路线。虽然康生已经在1975年12月16日死去，但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因此，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就拉着他这杆大旗当保护伞。有位中央领导人也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个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

针对这种状况，胡耀邦明确指出：对于中央党校的领导，在台上的也好，在台下的也好，活着的也好，死去的也好，凡是对他们有意见的，都可以提出来。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康生这个极左派的嘴脸终于被揭露了出来。1977年12月9日，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率先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小字报，指出康生与江青是一丘之貉。几个小时后，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党校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级以上干部，看到这种情况后，不少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纷纷写信或打电话回去，报告中央党校已经开始揭发康生。随后，有些地方也开始向中央报送材料揭发康生的罪行。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将小字报的主要内容摘登在《情况反映》上，并及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报告。

12月中旬，中央党校连续召开了四天全校工作人员大会，放手让教职员工揭发康生的罪行。会上有17人发言，揭露康生一手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和犯罪的事实。在此基础上，胡耀邦让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一起，整理出一份康生点名诬陷的干部名册，计有603人。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33人；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58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93人；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91人；各大区中央局和各省党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51人；大军区一级干部11人。其余的266人也都是老干部和社会知名人士。此次大会后，中央党校临时党委根据大会的决定，将康生的犯罪事实上报中央审查处理。

1978年11月，胡耀邦将这份材料带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审阅后无不感到极大震惊和愤慨。因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并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立案审查。后来在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最后判决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

指导写出平反冤假错案好文章

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为了给党校受冤假错案迫害的干部迅速平反，落实政策，首先提出要在临时党委领导下，成立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领导小组，下设落实政策办公室，着手进行甄别工作。当时，由于“文革”并未被否定，全党全国尚处在“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导下，个人迷信还牢固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许多在事后看来是一清二楚的冤假错案却无法平反。胡耀邦力排众议，冲破重重阻力，组织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成员，具体解剖疑难案例，以抓典型案例平反推动全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收效明显。

当时，中央党校正在处理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因批判“合二而一”时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后来在“文革”中又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的老干部案件。一个负责甄别工作的领导认为：这个老干部在“文革”中被定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开除出党的处分可以平反，但1964年定的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能平反，因为那次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领导的。胡耀邦发现这个问题后指出：毛主席一再说过有错必纠嘛，为什么“文革”前的问题不能甄别呢？看看定下的案有没有错嘛！坚持实事求是嘛！他坚定地提出：我看不管是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定的，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根据胡耀邦的意见，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决定另设一个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那个1964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老干部，后来也得到了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每一个案件都被罗织了一些罪名，都经过了层层审批而定，还有许多案件是根据“最高指示”、“中央文件”等审定的“铁案”。面对这些积重难返的冤假错案，胡耀邦联想到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属蒙受冤屈的痛苦之情，常常夜不能寐，决心要为这些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而奔走呼号。但这不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问题，因此要在全国形成舆论，推动全党来进行。

1977年5月的一天下午，胡耀邦把中央党校教师杨逢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说：“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不知道你敢不敢、怕不怕。”杨问：“要我写什么呢？”胡耀邦说：“是有关干部的文章。”杨感到为难，说：“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了解。”胡耀邦说：“那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再找两个同志帮助你。”胡耀邦随即请党校从事教学的另外两个同志参加，并与《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取得了联系。胡绩伟表示，写这样的文章很有必要。

胡耀邦随即和杨逢春等人，还有《人民日报》派来的几位编辑整整谈了两个半天，向他们讲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性、紧迫性。胡耀邦对他们说：这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少数坏人能够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遭到的一次长时间的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可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及时抓紧利用这个好时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要求别再放过这个好时机了。但是，看来要取得根本好转，还要有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要尽可能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