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

(2010-10-16 08:58:30)
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
——苏联人办的黄埔军校推翻了北平政府
如果要寻找一所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那非1924年开办的黄埔军校（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莫属。在中国——甚至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少有一个军校能像黄埔那样，吸纳了众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在短暂的时间里那么深远地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迁往台湾，在大陆共办了23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23万余人。从东征、北伐到十年内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一群黄埔军校的师生始终都是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对这些风云人物，我们不妨稍加罗列：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首任校长）、廖仲恺（曾任党代表）、李济深（曾任教练部主任）、李宗仁、邓演达、汪精卫、陈果夫、白崇禧、何应钦、林熏南、邵力子等均在黄埔任职，从事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杜聿明、胡宗南、张灵甫、郑洞国、宋希濂、毛人凤、关麟征、贺衷寒、乔家才、邓文仪、李仙洲、李默庵、陈明仁、郑介民、李延年、李弥、唐生明、俞济时、黄维、戴笠等均为黄埔各期毕业的学员。共产党方面：周恩来（曾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曾任教授部副主任）、周佛海、聂荣臻、恽代英、项英、陈毅、董必武、李达、郭沫若、瞿秋白、萧楚女、张国焘、阳翰笙等都曾在黄辅任职，左权、陈赓、周逸群、萧克、徐向前、林彪、蒋先云、刘志丹、罗瑞卿、黄公略、周士第、王尔琢、王良、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杨至成、郭天民、陈奇涵、陈浩、陶铸等党内砥柱均出自黄埔军校。而这所汇集国共两党众多精英，成为培育近代军政界将相之材摇篮的军校，却是由苏联出兵出枪出钱出人一手建立起来的。
那么，苏联是怎样打造这所中国第一军校的呢？
首先，苏联为黄埔军校派出大量顾问。除鲍罗廷以外，在黄埔军校开学时，初有苏联军事教官四人，后增至三十人。民国十四年（1925）二、三月间，军校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时，有加伦率领的20个苏联军官参加。同年十、十一月间二次东征时，各师参谋部都有苏联军官参加。到民国十五年一月，广州地区约有140余苏联军官。根据研究中国现代军事史的刘馥估计，民国十四年时，除了由24位高级军事顾问组成的顾问小组派驻广州协助国民党外，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团的总人数约有文武官员1000人。
其次创立这所学校的构想和学校订定的各种组织系统及规章，都出诸苏联顾问之手。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这样，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
再次，金钱方面的大量援助，美国驻华武官的报告曾引述苏联高级顾问在一篇《广东政府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黄埔军校创校之初，所需经费乃仰赖我方（苏联）的援助基金。”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七日由莫斯科发给苏联驻华武官的信函中并且提到：“高级军事顾问加伦曾以10万卢布拨交黄埔军校作两个月的补贴之用，至于未来之需，则另行评估呈报。”另外，民国十二年三月间，苏联政府曾表示要援助广州政府200万元，民国十三至十四年间，苏联曾援助黄埔军校建校经费270万元（300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经费1000万元。苏联对于国民党的金钱援助，虽然因资料不全，很难作正确的计算，但由各方面的记载看来，在军事与财经的援助，在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的国民党而言，的确也提供了相当的助力。
最后，在武器上，也有大量援助。苏联政府提供黄埔军校所需之大部分军事装备，包括美国雷明顿工厂制造的全新三线步枪和苏联制造的马克西机枪，但是校内官生对于这些新式武器的使用与维护还不太熟悉，尤其对于弹匣与枪管擦拭每多疏忽，枪管爆炸的意外事件时有所闻。1924年10月7日，第一批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8000枝步枪（或云12000枝），十二月运到的又有飞机9架、步枪弹药500万夹、机枪20架、大炮58门，另有机枪弹及炮弹等。
苏联为什么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黄埔军校？原因是：首先，黄埔军校建立之初，因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倾向于依靠苏联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因为联俄，加上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四面楚歌，力求寻找可靠的盟友。苏联帮助孙中山，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黄埔军校初期，目的是为国民党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目标是针对妨碍和反对国家民主化的地方割据军阀，代表人物包括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其次，日本虽然支持孙中山，但一方面只是日本部分人士的支持，其国家本身是支持北洋军阀的。另一方面，日本支持张作霖，盘踞东三省，严重阻碍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发展。这和孙中山民主目的背道而驰。而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根本无意支持孙中山民主道路。从9.18事变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操纵的“国际联盟”对国民政府抗议的表态（虽然是孙中山逝世后，但是可见一斑）居然是“东三省既不能属于日本，也不能完全归国民政府，而是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探讨”，言下之意，是想将东三省纳入国联的控制之下。欧美和日本都靠不住的。
当然了，苏联以人力、金钱与武器大量的给与国民党援助，其用意当然不仅是单纯的援助一个邻邦的新兴势力而已，付出之后，必然会希望得到更多的回收——这收获就是确立苏俄在中国的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