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钱色”从来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时间：2010-03-14 | 来源：红网 | 评论共2条

核心提示: 网上流传的“日记门”局长、涉嫌受贿犯罪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韩峰昨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法律界人士称，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由贪而色，是一条规律，因色而贪，也是一条规律，无所谓哪个是鸡哪个是蛋，因为权钱色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家亲”。纵观中国历史，权钱色从来就没有分割过，有钱的，要买权，有权的，要搞钱，有钱的玩女人，有权的也要玩女人，你看，权钱色是不是从来就是一根绳上拴的蚂蚱？

因此，对于韩局长本人来说，因色而被卖曝光于网上，也因贪而曝光于网上，只是他的所谓“香艳日记”也太有点不知羞耻为何物了。“做”而用老婆之外的女人，做而用“某某”，历史上顶尖的色小说《金瓶梅》恐怕也比他的日记干净点儿，而此君就可以每天对此津津乐道。

是顺手牵羊还是局长不小心落下了证据？还是利用了黑客手段进行了“潜伏”？“香艳日记”的最终曝光于网络，大约出于前者而不是黑客手段。问题的关键不是曝光者获得日记的手段，关键是韩本人“做”没“做”过？“做”过了，就应当受法律严惩，因为法律明摆在那儿，反贪反腐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伸手必被捉”，韩贪过了，玩过了，吃过了，喝过了，“做”过了，那就应当接受法律的严惩，而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大海里捞起了这么一个倒霉的“芝麻”——要知道，由香艳日记，到香艳日记泄露，再到被检察部门瞄上，那恐怕也就只有万万分之一的机率。

由韩局长香艳日记，推及官场官员日记，奉劝那些好写日记以及喜欢描写性生活的才子贪官们，一定要将“香艳日记”继续写下去，只是一定要采取另一种存盘手段，或者将电脑层层加锁，或者将实体日记本加锁，并且一定要等“做过”某一个女人之后闲下来的时候再回味再描写，千万不能像那位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一样被女生趁“做过”熟睡之机而拍了写真或者拷走了日记内容。人脑不是电脑，日久必忘却大部分做过的内容，即便有文强的记性也不行，因此不建议今后贪官们不再写“香艳日记”。

由韩局长的“香艳日记”，推及其今后或许进入牢狱生活的日记，殷切希望韩局长在接受检察院、派出所、看守所、监狱的所有执法部门的审问调查监禁宣判的过程中，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所有类似于躲猫猫打黑拳喝凉水灌开水发狂死自虐死跳楼死等等另类“香艳”的事情统统记录下来，甚至也将是否请某位法官检察官吃饭送钱以求轻判的事儿也写上去，到时候恐怕又是另一本《官场现形香艳记》了。

相关评论：韩局长被捕只是感情纠葛后的小概率翻船事件 来源：红网

韩局长终于被捕了，这让很多关注局长日记事件的人们总算看到了事件起承转合后的脉络。起码可以说，香艳日记里的生活也算是无风不起浪的了。公民的私生活，没啥可说道的，道德的事情自然由人心去评说，倒是法律层面的问题更值得公众关注。毕竟，这是公共生活的底线，对公权力保持起码的警惕也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规则。

根据最新的消息，此案由南宁市检察院于3月9日立案侦查，并于3月13日报请自治区检察院审查决定批捕。当然，此案目前检察机关还在进一步侦查中。不管查出了什么，也不管韩局长事犯何法——我更关注的是这个案件的立案时间点。3月9日，显然离满城风雨的“局长日记”露面之日相去甚远，换句话说，也定然是这搅局的日子坏了韩局长的好事。如果没有这露骨的日记，如果没有这露骨日记掀起的舆论涟漪，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各种表态，相关部门还会对韩局长有立案之心吗？

这当然不是说检查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从时间上看，公检法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进展也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对于一个长年日子过得像日记一般的局长大人，对于一个四处活跃在公共生活中的公权执掌者，监察制度对其所作所为如此后知后觉，多少还是让人有些郁闷。这让人不禁怀想起被香艳拉下马的周久耕，说句心里话，他们固然罪有应得，却也实在是倒霉得很，如果没有这些旁枝末节的恩怨情仇，公众又如何窥视得见其本该公开、澄澈的工作。

韩局长被捕了，这事未必值得我们高兴。因为这并不是舆论监督的胜利，也不是群众监督的胜利，更不是制度体制的胜利，而是私人恩怨或感情纠葛后的小概率翻船。一者，如果没有这倒霉的日记，韩局长恐怕日子还很逍遥，那么，此事给官员的启示也只是“少些日记”而已；二者，日记事件毕竟是以隐私曝光为成本的，对一般当事人事实构成了不小的伤害，这种监督法则没有可复制性，也容易给正常的权力监督造成某种阴影；三者，日记事件中，一如既往地缺乏权力监管部门与民意的博弈，民意是民意、结果是结果，貌似谁也左右不了谁，没有回应，没有对话，更没有坦诚的说明，貌似强大的外部监督显得非常乏力。

其实，公众最纠结的倒未必是这个韩局长坚强着还是倒下，而是有没有类似的不写日记的当权者隐蔽在公共生活中，消失在现有的监督视线里。韩局长被捕真值得我们高兴吗？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取决于这样的监督结果究竟是必然还是侥幸——而这，显然是相关体制机制才能回答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