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思想史上两个重要的人物!!!

李泽厚与何新,都是我最喜欢的人.
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思想史三论>,令人赏心悦目;
何新的国策新论,经天纬地,极具远见.
目前,李泽厚旅居国外,似乎仍持不同政见;何新则依旧"守愚之庐".
李泽厚与何新曾经私交甚厚,如今分道扬镳.李泽厚与何新的分手,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次正常新陈代谢!

转载有关二人的相关评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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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的历程》及李泽厚与何新的分道扬镳(2009-08-13 )

修正：将昨日博文发到兴华网（原何新论坛），被版主不严肃指出一点错误如下:“《新国家主义经济观》被编入中央党校的大视野丛书，是高级干部的学习教材。而且在当当网上一直可以买到，近期会出新的修订版。”我下头的老博文，篇幅比较长的讲了何新与李泽厚，基本凭借记忆，晚上发到兴华网上，错讹的地方希望能继续得到不严肃的指证。兴华网为何新先生所创，归隐后基本靠该论坛发声，但频率很低。原兴华网藏有众多龙虎，间谍云集，但在一次次观点的争论中，由观点之争上升为辱骂，皆做鸟兽散去。惜哉！现不严肃统管论坛，我觉得他是个实在人。

      2009年8月14日修正：兴华网的版主不严肃和方堃为该博文留言如下。幸好只是在博客里发，且我博客看的人很少，没产生以讹传讹的事。两位的留言如下：

    不严肃：
    楼主猜得多少还靠点谱。只是《浮生论学》风波发生后一年，何先生在上海，李泽厚路过沪上转人与何新联络，何新请了老李一起在淮海路吃鲍鱼，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禁书是没有的事情，大概是张五常流的造谣吧？这本书卖了10几万册，现在北京春晓书店仍可买到邮购，当当网也还有。自该书出版新自由主义从此臭街，新国家主义已经是不言的长期国策。那本书2000年在高层得到高度评价，抵制遏制了某公的破产下岗政策，2001年后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视，与此书的大声疾呼有关。去年何先生出版《何新论金融危机》也是该书的续篇。
    老何做人低调，不喜炒作。他对时代的影响，可看《何新批判》和《中国高层文胆》一书的介绍。

    方堃：
    不是嫩了点。是功夫下得不够。比如，“拉起自由派的人物们”不对，李君不干这事；“政治，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他并不玩这个；“中国将分裂为八个小国家”，有那么精确吗；“何先生竟然全票通过”不对，是高票通过；“决顶聪明”正是他在《浮生论学》中说的；“〈我走我的路〉”？有吗？
别见怪。

    麦克老狼：
   谢谢不严肃和方堃指点。
    方堃说的是，确实是没下功夫写。当时写这个完全凭印象，没下功夫，因有方堃指出的几点在前，也不会继续讹误下去。谢谢。
    文中我对李泽厚持轻蔑的态度，现在看也不对。年初我重新看他的一些文章，写的好。

　　原文如下，于2006年9月2日10时32分开始动笔。

　　李泽厚这个名字，对于８０年代后的同辈们，基本是个陌生的名字，跟当年他的风起云涌相比，落差太大。在中国搞美学，绝对绕不开两个人：朱光潜，李泽厚。而相对来说，更容易让人亲近的，就是李泽厚了。

　　文革后，李泽厚以〈美的历程〉横空出世，以他诗话的语言，广博的学识、扎实的学术根底、以及深刻的反思精神，横扫新华书店，成了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前几年时髦得狠的余秋雨，跟他简直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我现在也忘了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开始看李泽厚的书。反正在我的印象中，从初中开始到高中，都能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的李泽厚的书，装桢很好，其中包括〈美学三书〉、〈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美学史〉、〈李泽厚哲学论著选〉、〈论语今读〉等等。

　　在看〈美的历程〉时，我就被该书序言的文笔所吸引了。这本书讲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将我国从上古开始，关于创造出的各种美的事物做一个巡礼。壁画、瓷器、书法、诗歌、文章、思想、宗教、佛学、生活方式、民族心态等等，只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美的事物，他都做了做了很美的论说，一直到清朝。但，这种巡礼并非是走马观花,在作者的带领下，我们会经常惊讶的发现，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是如此的绚烂、乐观，以及可爱。那确实是一种美的感受，就象巧克力慢慢融化在嘴里……

　　当时我也一边看书，一边拿了根笔在书上乱画。一遍下来，这本书也差不多要被我搞个四分五裂了。也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四处搜罗李泽厚的书，结果越读阅多越买越多，在上面钱花的也如流水一般哗啦拉拉拉的。

　　不要以为李泽厚跟余秋雨一样，只是写书赚点稿费，发财致富奔小康，那就太小看李泽厚了。八十年代的李泽厚，手执思想界之牛耳，威风八面，拉起自由派的人物们，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效仿欧洲的“启蒙运动”。

　　以我看来，这种“启蒙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经历过文革的人类史上的空前浩劫后，劫后余生的人们，必定会反思“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人类史上的悲剧！？”而这么一个文革，也使官方的正统思想“马列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影响之强烈，于今尤是。这时候，我们的知识界开始在寻找，寻找觉得正确的思想，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主、平等、自由，以人为本，一切围绕着人来展开的”的思想，很容易被经历过灵魂创伤的知识界所接受。“人性的回归”，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主题。也成为自由派产生的沃土，为后来的“８９年大学生暴动”，埋下伏笔。

　　顺带说一句，这种对思想的寻找，分为两派：一派是对外，这成了主流；一派是对内，在古代文化中寻找，于是引发了“国学热”。

　　李泽厚以他在思想界执牛耳的地位，统领着大家去寻找，去启蒙，去反思。过尤不及。这种启蒙，产生了令人乍舌的崇阳媚外的思想。有个大学生甚至在信中说到类似：应该把中国人交出来，让美国人来统治我们。而这种在当时普遍的，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说法，并非只是个例。

　　在后期，局势的变化，老早已经超出李泽厚所能控制的范畴，最后引发了“８９暴动”。如果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大概会问：“为什么好的出发点，会带来坏的结果？”卓越的知识分子和卓越的政治家的区别就在于此。政治，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

　　再顺便说一句，这场暴动，不论你从哪个角度看，都渗透进去了国外势力，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颠覆。那一年，中华民族处于崩溃的悬崖边。一旦得逞，中国将分裂为八个小国家。现在想来，这场运动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当然，这场运动并非完全由于李泽厚的因素，那样，也就太高看他了。有很多原因，还包括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上的。对于李的论述，我只限于思想界。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出场了。

　　这个出现的人，就是何新。

　　就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没几年，何新的第一本重量级著作〈诸神的起源〉问世了。何先生在书中说：这本书在某方面来讲，是为了抗击日本太阳神文化，戳穿他们“自以为是太阳神的儿子”而创作的。这是一本打通经史，推倒千古的书。由于该书颠覆了众多学术界约定俗成的基础判断，使得众多专家教授丢了饭碗。其中包括：我国是否有太阳神，我国是否有生殖器崇拜，龙和凤的原形是什么等等。

　　依我看来，这些被打击的人当中，沿着郭沫若的史学路子走的人，受到的冲击最大。这拨人为了保住饭碗，对何先生的观点展开猛烈的攻击。这也估计成为了何先生终身遭受人身、学术攻击的开始，从而也成为为正统学界所不容的开始。

　　大概也是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研究员的选拔也开始了。由于〈诸神的起源〉在学界的颠覆性及引发的风波，何先生对于能否评上，是有疑问的。但结果却出人意外，何先生竟然全票通过。对于此，何先生说：还是很敬佩这些领导能够有容人之量，只是从学术能力而非以其它方面取人；不象现在的社会科学院，乌七八黑。当年，这些评委当中，就有李泽厚。

　　李泽厚在此之前，即与何先生私交甚密，曾称赞说：“绝顶聪明。”我从两个人各自的书籍当中发现，他们的众多学术观点，竟然是如此相似。比如他们关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评价等等。我猜测他们曾对许多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

　　而他们分道扬镳的契子，大概就是源于“８９暴动”，以及对此所采取的政治立场。

　　“８９暴动”时，何先生大概是学术界唯一一个站出来表明支持政府的立场，并且为此振臂高呼的人了。从现在他的众多书籍中，我们可以想象到他在呼喊时的卖力程度；相信那声音，绝对不会比黄健翔喊“意大利万岁”小。也就是在这年，何新开始进入政治，并能直接的影响到中国的国家政策。这也成为何新学术研究转向的起始点——他的研究领域由文化、历史，转入政治、经济。从而，在近十年当中，何新开始深刻的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后，所制定的各类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

　　何先生与邓公即邓小平，有直接的联系渠道。每次遇到重大问题，皆由该渠道传递。而这个渠道，也帮了李泽厚的忙。

　　“８９暴动”平息后，下狱的下狱，叛逃的叛逃。李泽厚作为当时思想界的老大，也终日担心会被下监牢，而惶惶不可终日。一日，他跟何先生聊天，说：“我怕是出不去了，他们不会放我的。”何新觉得让这些人出去，并没有什么，加之念及夕日友情，遂上书邓公。不久，李泽厚等人跑去了美国。

　　在此之后，似乎二人并未再往来。而何先生对中国国家方针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支持共产党政府的鲜明立场，则成为了被“自由派”所诟病的原因之一，被其称之为“御用文人”。何先生曾言：“说我是御用文人？对，我拿国家的工资，我给国家做事，确实属于御用文人，呵呵。”

　　现在，何先生隐居多年，已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了；而李泽厚也难见当年风景，天上地下换了人间。本来还是相安无事的，何先生在家里回归研究他所钟爱的上古史；李泽厚虽然过气，但也偶尔出出书，赚点稿费、版税。但事情就出在李的书上面了。

　　三插一句。李泽厚确实老了。写的东西不行了，〈世纪新梦〉还停留在“启蒙年代”的那个老调调；〈论语今读〉回光返照，还过得去；到〈己卯五说〉，已经基本阳痿了。而引起二人分道扬镳的，则是近年的新书〈浮生论学〉。李泽厚在此书中，有大篇幅的讲到何先生的一些不上台面的小事情。比如：做古董生意、有许多小妞、流氓、蔓草不可图也，什么的。具体里面写了什么，我曾找遍杭州所有的书店，都无法买到第一版中的书了，因为第二版中，写何先生的篇幅已被出版社删除。

　　该书的其他内容也顺便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属于问答体，由社会科学院李泽厚的一个忘年交，名曰“陈明”的，配合着一问一答。基本属于回忆录性质，但书中说到了不少学术界的内幕消息，以及对某些学术界头头的评点。我觉得，如果将李泽厚的话说的更通俗些来概括，就是：“你们算什么，想当年我李某人怎么怎么。”

　　四插一句。这本书可以当作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的入门书。

　　何先生在看到此书后，特发“致李泽厚的公开信”。何先生的信，笔力遒劲、力拔千钧，如果我是李泽厚，我看了这信不气死，也要发烧一个月。

　　五插一句。何先生说，自悔平生写过三封不厚道的信：一封骂死一个人，香港文人碧骅。一封咒死一个文人，某生殖崇拜论学者(咒其心脏病发，结果不幸言中)。第三就是给李泽厚先生的此信，决不可收入文集，还牙还眼，太刻薄了。

　　李泽厚回应也非常快，发表〈李泽厚致陈明的信〉。意思是：“何新信，我想不必回它了。对他或其他人以后各种责骂、嘲讽、议论，我想也概不作答。公理自在人心。且让后人评说。”

　　自此他二人的关系，正象李泽厚一篇文章的名字一样〈我走我的路〉。何先生也写道：“但昔日友情，覆水难收矣。”

论1989事件之"大义"及当代士林风气

——何新致李泽厚的一封公开信

泽厚兄：

（1）

十年未见。近忽有友人送来兄之新作《浮生论学》对话录，观后不禁喷饭。

窃谓此书名似宜改两字。盖书中既妙论"上海女人"及女人之性高潮妙谛（书中云："片段的真实感，例如女性性高潮时想象对方是法西斯分子之类和颓废生活的某些情调"云云），又暗示种种游花妙兴，皆似非论学也，改称"浮生论俗"、"浮生论花"或"浮生论风月"似更贴切。

惟你们对张岱年老先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未免过分。张老已近百岁之人，且确为宿学醇儒，彬彬君子，聪明虽不及兄，学问似还在仁兄之上（有人一生一书足传不朽）。只因一言不合（指你某些观点为"胡说"），二位就一老一少联双出手，拳脚相加，未免有失为人之厚道。

观兄此书妙处似不在论学。只是屡屡叹老，莫非已有无能之自卑乎？ 然弟读兄此作，常叹其流品太下。其中谈情论女部分，走火入魔，有些心态，轻佻玩亵，实在不堪分析。

（2）

我与仁兄相识近二十年，往事历历在目。仁兄自称知我，我亦自认极知兄。仁兄当年确曾帮过我。一为拙处女作《诸神起源》作序（1985），二为推荐副研究员作学术鉴定（1987）。我一向铭记，未尝而忘。所以从未对仁兄出言不恭。至于仁兄称我曾有书信愿作君之"私淑弟子"。弟却惊讶失忆，请出示证物。此事似非我所为。我犹记曾对兄言我平生狷介放荡，只能择友，绝不拜师。我发表仁兄来信，立此存照，正怕仁兄久后不认帐也。

我与兄最后一见，似在大会堂中（1991），兄言社科院不许仁兄出国。我归后即就此事起草一信致邓公。（此信收入《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第151页，四川，1999版。）当日仁兄惶惶之态，犹在目前，何期老兄出国一游，归来忽已化身为中国"第一文化英雄"？令愚弟大生惊畏。士别三日，确当刮目相看，何况一别十年乎？赞叹赞叹！

（3）

蒙仁兄称我"绝顶聪明"，其实弟乃下愚之才，又一向不入学界主流，草堂自号"守愚之庐"，可证。"绝顶聪明"，于我何有？非君谁敢居之？仁兄于此书中已勇承"百年中国思想第一"桂冠，甚而自行加冕为"康有为以后中国思想家第一"（则孙、毛、邓皆已不在话下，何论其他耶？）愚弟唯当望风而拜，诚惶诚恐，拱手敬贺也！

仁兄此书号称"华山论剑"，高举"天下第一剑"，以剑当斧，除"拍马屁"者外，口诛笔伐文坛诸杰。忆往昔壮年时似未见仁兄如此勇健，老而奋勇，令人叹佩！

承蒙尊书对我格外青睐，居然不惜篇幅，乃以十几页东南西北乱扯，但尚未直斥"毒草"，仅称"蔓草"，又承蒙赐号为"不算坏人"，"流氓气也非纯负面意义"，"坏得有力量"云云，骂中寓赞，很算客气。愚弟之前半生已遍历风刀霜剑，被一班学林好汉围剿近廿年，不幸今仍健在。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至竟如书中所说"蔓草不可图矣"，岂不可叹也夫！！

（4）

近年我确已退出学林，但并不事经商，而专意闭门读书。兄对我的批评，有些是对的。弟年轻时代确有狂气，确有剽野之气，盖一向视一班伪君子伪圣贤及伪清流文人如草芥耳。且素不习清规戒律，快活时则如鲁智深大啖狗腿于庙堂之上。故颇惹讥骂。但天性如此，要改也难。我是永远不会冒充什么"一代宗师"或那种伪圣人的。但兄又骂我有"流氓气"，则弗然。我平生最恨流氓，而此辈在当今文人道中最多！流氓者，无耻无信无义之人也。弟平生行事追求有耻格有节。交友道中，于信义二字尤重。所以虽然屡屡得罪一班伪清流君子，却的确如兄所言，四方友朋众多。以至如兄嫉我如此，犹承"不是坏人"，可证。

惟兄屡责我有政治野心，无非意谓我想谋取一官半职乎？

我可再告兄以一事，略明心迹。1991年前后，中央多位高层领导都曾对我的工作安排表示过关心。中央领导几次命人与我谈话，征求我对工作及职务安排之意见。此种机会，对一班利禄之徒，岂非平步青云之机会？而我则提出我不适合作政治性工作，自愧德陋，不堪从政，我认为安排到中央文史馆作文史专员一类闲职最适宜我之心性。最后乃对我作了在全国政协作专职委员的安排。虽未任官位，但某些方面一直享受高干待遇。这一安排，极其适合我之心性。使我在这十年中，方能为国家作出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即尊书中所谓为国家"提供理论资源"也。

兄又屡言我有学术野心，此则信然，真知我也！弟平生之所求者，不在当世一时之是非短长，所追求乃万世名也。此名不可窃取，惟有真才实学方可得之耳。

（5）

仁兄书中，竟问韩愈"算老几"？韩子生于中晚唐方乱未乱之际，诋斥乱臣贼子而求振兴儒学道统，"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东坡赞韩语）。"无唐之韩学则无宋之朱熹理学。

韩子所谓"道统"何物也？历来俗儒无论尊韩贬韩于此皆讲不清。其实韩子之所谓"道统"，就是国家之意识形态。道就是道义，一是价值理想，二是民生政治。文以载道，就是著文要有价值追求，要讲政治方向。所谓"清谈误国"，所谓"莠言乱国"，就是因为清谈莠言皆无道无根之大言、空言、华言、美言、欺世误国、误人子弟之言也。老子云："美言不信"。西哲如苏格拉底反对"智者派"之诡辩，其义皆在于此。

俗儒向以韩愈及唐宋八家为所谓"文学家"，所谓"散文家"。故兄亦轻慢之。殊不知韩、柳、欧阳、三苏、王安石、曾巩，哪个是纯文学家？哪个不?quot;先器识而后文艺"，主先儒之道，济当世之务之大政治家！儒家之伟大，义正在于此。故韩愈云，儒学乃大道，而诸子学尽私学也！自孔、孟以下，董（仲舒）、韩、朱、顾（炎武）、曾（国藩），直到近世之康有为、章太炎，学以立道，文以主道，儒学道统一脉相传。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废骈体之华文而倡载道之古文，主旨并不是一次文体革命，而是道德政治人文理想之大革命。如此一位承前启后的伟大人物，你书中竟诃问之曰"算老几"？曰"根本排不上，未位排不上"，似乎韩子尚不如你李泽厚！如此之"古代思想史家"，岂不令人笑掉大牙乎？

（6）

兄书中又言，昔年兄曾寄语愚弟宜主治"高邮二王"之学。弟确记有此事。但兄当时出此说，岂非欲以"小学"之道困缚愚弟之手脚乎？殊不知弟平生所主治者，盖以"小学"为术，欲问"大学"之道也。今人多好言"学"，有几个真知"大学"之义乎？孔子曰："大学（问）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学问之境界，乃在显照光明之德，亲爱人民，寻求至善之境。故张横渠又发之以四义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真正大学问之境也。

由孔子、佛陀而苏格拉底，由董韩而朱、程、张、陆、顾、戴，以及西哲之笛卡尔、莱布尼兹、巴斯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谁不以学术而求治国救民之道？此古今大学大道大善之通义也！

方今之世，道溺于天下。正需要董仲舒、韩文公、朱文正、曾文正辈起而拨乱世反乎正也！二十年来，弟孜孜不倦者亦在于此。"苟利社稷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读兄此书，弟有一悲一笑之感。悲者，十年不见仁兄思维学术之进步，且似已现夫龙钟冬烘之态。笑者，兄为宵小辈所用竟不自知，蠢尔如此竟堕其壶中矣！

（7）

尊书中对我的议论又言及1989事件。书中认为"对那个事件的态度"，是一种"大义"，而我"在那个时候站出来，俨然一个形象代表"，云云。1989，国家有难。当此之际，知识分子该不该站出来？站出来该站在何方？这确是大义之所在。不可不略辩几句。

我一直把1989学潮看作被谬误意识形态鼓动而起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当时天下之汹汹，导致是非之淆乱，与1966-1967广场之"一片红"何其相似？！兄等一代知识分子主诉之所谓"民主"、"西化"或"美式经济政治"，并不代表历史之正义潮流，兄等正如戈尔巴乔夫，实乃错看了历史之大潮流（是东方复兴，而不是"西体中化"，或"中体西化"），错看了历史的方向，错估了历史的机会。历史中的错误之所以是错误，就是因为对之必须付出代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历史中的迷雾已愈来愈得到澄清。

1989年那个事件，现在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其真正本质和意义，那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骚乱。痛定思痛，在此之前出现的意识形态混乱（包括兄颇引以为荣的"启蒙"）以及西化思潮（如"河殇"）的鼓动，正是引发这一大骚乱的重要导因。君等非功臣，实乃一代罪人也。至于把那个仿美国自由女神的丑陋膺品当作偶象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可以看作对5000年华夏文明的莫大侮辱，是当代文明中极其可耻的一幕。那些不幸之牺牲者是可悲的。他们并非牺牲于反腐败，而是被误导而牺牲于虚幻的价值。兄亦读书治学，岂不闻国家民族之大义所在，首当明乎华夷之辨？当时我和你通过多次电话，我劝仁兄不要过深介入。但是，是什么使兄辈奋而蹈之呢？是如闻一多、李公朴及邹韬奋等诸君子以民族国家人民为本位的爱国民主牺牲精神，还是一时际会风云，欲取媚于外人，并欲借群氓之势而成就一代风流的私念呢？清夜扪心，兄何不自问？

(8)

兄来信言"是非自有公论"。信然。我与兄之分道，正在1989。十二年来，检点我之所为，兄辈或以为耻，而弟则深以为荣。弟私行或多可指摘，但大义则从不糊涂。兄书中指摘弟曾发表与诸老人合影。其实昔邓、陈、王等老人之爱重于我，正在于愚弟处大事之不糊涂！而我爱敬诸老如神圣，盖因侪辈曾救黎民于水火，开中国历史一新时代也！所"士为知已者死"，"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虽肝脑涂地，何愧何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为国家社稷之安全统一有所建言，为民瘼疾苦有所呼吁岂不值得自豪乎？

兄谓我政治不得成功。请问兄所谓成功之标准为何？非成就高官显宦乎？然而"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兄心中之所羡，在弟看来，不过白云苍狗，得之何足贵？弃之如敝屐耳。

昔庄周与惠施为友。惠子相魏，庄周过之，惠施嫉而欲逐之。庄子云：惠子欲以其爪下之腐鼠"吓"我耶？兄今亦欲以心中所羡之腐鼠而"吓"我耶？兄以腐鼠为有味，弟则以其未必然也"何期腐鼠成滋味，猜意宛雏（凤凰，毛泽东言）议不休？"

（9）

谢谢尊书，提供素材。亦为天下人设绝妙一镜，映照出一代泡沫学术及其偶象的幻灭与挣扎。亦映照出文坛小剑客辈之肝胆嘴脸。余每叹中国文化坏于晚明，晚明社会坏于士林风气。晚明士林风气首坏于标榜清流而结党营私之"东林"党人。兄发表此书，亦有意学东林党人或东汉许邵辈之"月旦评"乎？晚明马、阮诸辈，老而无耻，足资前鉴！兄传布此书于天下，已足留为千古笑谈之资，不知谁真真才是"聪明误"也！

又兄书中谓邢贲思、汝信"细皮嫩肉"，"住部长楼"，"不足羡慕"。如此心态，岂一个"妒"字了得？！

嫉妒之心，人所难免。然诚如梁启超云，有妇人之妒，有英雄之妒。刘邦视秦始皇曰：大丈夫当如此，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之。毛泽东谓蒋介石曰：天无二日，我偏要再出个太阳给你看！此英雄之妒也。不能容忍他人住部长楼而自己却无得住，此种醋意，又是何种之妒耶？

英雄之妒者，你强我则比你更强，以竞争求进取也。妇人之妒者，毁人之善，恨人之强，愿天下人皆不如已也！

（10）

仁兄书中又屡言我在背后贬低你。此类小丑伎俩，绝不合我之心性。我若批评你之学术，必在正面，必布堂堂之阵，出以正正之旗。弟窃以为兄学术之宿病在于浅泛，混浊。汗漫无界，大而无当。那些什么"体用"、"积淀"、"儒道合流"诸说，十年前当面我即报以微笑。兄岂失忆乎？而兄诸新说中尤可惊者，是说"道德原本于神灵附体之巫术"，令弟真亦不能不如张岱年斥兄为"胡说"也！

称颂兄有"启蒙"之功（见《李泽厚集》何新序，1988，并刊当年《人民日报》），当初是我最早恭维。那实在是谢兄帮忙，奉送一顶高帽。当时彼此似在做交易，各人心照不宣。兄岂忘之乎？何期如今竟乃假戏真唱，公然论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辈皆如草芥！胆气之豪，令人跌破眼镜矣。世人皆言我狂，我狂比于兄之老狂真乃小巫见大巫矣。原来"诬"（巫）亦可为史。殊不料仁兄关于"巫史"文化之说，尚有妙用在此！

我已多年不写书评，但观兄此作，若不点出其中妙境，岂不辜负双英演剑之奇思？容后或还会另有所论道，万一得罪，幸恕为盼！但我是永远不会对兄作人身攻击的。

仁兄书中自诩现以多卖书为荣耀。有我此一信，必可助兄再多卖书一万。兄信否？此致

　　　　　　　　　　　　　　　　　　　　何新恭上
　　　　　　　　　　　　　　　　　　　　2001年12月16日
　　　　　　　　　　　　　　　　　　　　2001年12月25日改
　　　　　　　　　　　　　　　　　　　　2002年元月5日读李复信后又改

李泽厚君阅此信后已于上年末来函致歉。又出版社亦已向何新道歉并赔偿损失。考虑到与李氏昔曾有廿年之友情，因之虽然此事已于年前在北京法院正式呈堂上状，何新已决定通知律师撤销起诉。但昔日友情，覆水难收矣。

[附录]

何新1991年致邓小平信谈李泽厚（摘录）

坦率说，我也不同意文艺界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一些年轻"左派"理论家）那种自我封闭，似乎唯我独"革"的另一种做法。例如我曾向社科院领导同志讲过，我不同意说李泽厚思想是自由化思潮的总根子。我认为揪住李泽厚不放，大批李泽厚，不是明智的做法。我认为他要求出国，应当批准。去之无害，留之无利。根本问题在于，李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理论方面。李泽厚并不是政治人物，也没有政治野心，据我所知，他也基本不介入政治帮派"六·四"事件前夕，李泽厚曾与我交谈，认为广场后面有美国人插手。此事我1989年5月底曾告阎明复同志（应有记录）。李泽厚在学术和某些政治理论问题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认为这是应该允许的。

事实上，文艺及思想界一些人确曾试图利用李泽厚的理论作文章。但这与近年有人大捧钱钟书先生一样，与被捧者无关，背后实际是某些文坛帮派势力在借题发挥，谋略利用别人之名而达到抒发自身某些心理需要的阴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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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80年代独领风骚

 徐友渔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李泽厚当得起“学界领袖、青年导师”的称号，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导潮流，给一代年轻学人巨大影响。他在90年代曾说，那一代大学生都是看他的书成长起来的，这话无疑是夸大了，但应该承认，就其思想影响的广泛和深入而言，在80年代他是第一人。

李泽厚以其美学家身份登上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一部《美的历程》一面世就风靡全国，令无数读者倾倒。这部著作有独到的思想和哲理，但引起广大读者迷狂并由此引发“美学热”的，首先是它的言说方式和文字魅力。书名中的“历程”二字使得作品没有令人生畏的哲学论著面孔，而代之以古往今来的历时性感性描述。隽永的语言，恰倒好处地引用中国古典作品中的精妙词句，娓娓动人的叙述，作者像一位高明、见识广博的导游，把人们引领到美学的百花园，指出美的所在，美的成因。用美的笔法谈美，这是别具一格的论说方式，是成功的第一要素。

当然，李泽厚的本事不仅在于能够以情动人，他更见长的是思想的敏锐性和理论建构能力。与中国哲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把美学放在哲学边沿地位的做法相反，他把美学当成哲学的核心，他要“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用美学来统领本体论和认识论，把审美结构当成主体性人性结构中“理性的沉淀”这重要的一维。

说到底，李泽厚是凭借提出人性的主体性哲学观而在思想界取得领袖群伦的地位的，年轻学子对他的尊崇，其根本点也在于此。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看，他无疑是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发出了合乎时宜的声音。

李泽厚的脱颖而出与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有关。文革这场浩劫使中国人心惊胆战，它的指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理论，是对人性和人道的彻底否定，而这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展出来的。李泽厚生逢其时的智慧在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是一种人性的、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他指出，人是这样的一种生灵，“行为是由自己选择，生活是由自己负责，命运是由自己决定”。

李泽厚的哲学眼光还在于，他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思想有极大的缺陷，其整体主义抹杀了个体价值，其历史必然性思想压倒了个人主动性、个人的选择和责任。他把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为主体性的实践哲学，主要借用了另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思想。在文革结束后，李泽厚一出手就是《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充分展现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他利用康德的主体性思想提倡人的个体性、偶然性和自由的价值：“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活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个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和必然性。这里就不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这种集思想性和文采于一体的文字对任何人都有征服力。

其实，这一切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中早就是常识。李泽厚把西方哲学家在20世纪初提出的口号“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现成地搬到中国，一下子成为惊世骇俗之论；共产第二国际和德国、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国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主义相结合。当李泽厚强调康德的重要性时，他没有交代来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说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相接近。

李泽厚有一个特长，就是善于吸纳、借鉴，把他人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思想。他在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时，多次使用结构主义心理学家皮亚杰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虽然在内行看来他的理解不准确，过于为我所用（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六经注我”），但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观点是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思想前沿而形成的，因而具有创新性。

在发挥这种特长时走得太远，会在得到巨大声望时招致麻烦。“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救亡压倒启蒙”的提出就是一例。犹太裔美籍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揭露和抗议说，这种论点是她首先提出来的，李泽厚在宣扬和发挥这种观点时从不提她的名字。如果把发明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应该说李泽厚在说明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事业的受挫时作出了精彩的说明，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完成这未竟的事业给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

李泽厚在90年代远走他乡，在美国的大学任教。这对他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而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当然，即使在国外他仍然密切注视国内的时局和各种思想动向，而且，在90年代中期，基于“吃饭哲学”（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和通俗表达）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他的本意是要为现状作辩护，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指出一条他认为可行的出路，但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一边是有人批评他的立场是黑格尔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另一边是有人指控他企图否定现代中国革命的合法性。

李泽厚在大学时期就以发表关于谭嗣同思想的论文而崭露头角，在当时，他认同革命思想和革命彻底性思想，30多年之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拥抱保守主义。不变的是他的思想中体现的传统的中国式智慧：圆融而现实，以及想“为帝王师”的愿望。他对时代潮流是敏感和顺应的，他本应得到更多的赏识，他没有在体制内得到一席之地是他显得太独立和有个性，他在民间遭到诟病是被认为不够独立和有个性。

千禧年之后，李泽厚仍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中，关于新儒家，关于“国学热”，关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等等话题，他不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李泽厚近年来不断重新发表旧著，他坦率承认他自己也感觉到太重复，“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开展而已。”其实言下之意，是有点抱怨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就急匆匆地想超越，或是淡忘。显然，他对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一丝淡淡的悲哀。

从某一个方面讲，他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不像德国人那么爱思辩，对理论追根究底，接受或抛弃一种理论，都要想通了才行。中国在近代思潮不断、争论不断，但其间的流变更替，从没有出现交锋之后的克服或扬弃，而是因为时过境迁，注意力和兴趣的转移。中国的大思想家只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并没有说出多少真正经得起反复辩驳，可以传承的内容，梁启超是如此，胡适也是如此，李泽厚最多也是如此。他自己说过：“我不喜欢德国那种沉重做法……哲学只能是提纲，不必是巨著”，既然你的论说方式是语录式的，满足于点到为止，怎么能指望别人在你的理论上长期停留呢？

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1981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的论文，1986年，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李泽厚80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革命之分。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他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疼痛感”。基于80年代中国人的实际水平，他独领风骚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盘点李泽厚
　　易中天

　　一、缘起

　　盘点李泽厚，绝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去年冬天，——也许正所谓“世纪末”吧，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地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李泽厚。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是何等了得啊！ 8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的,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膝陇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说得“过”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80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年光景，李泽厚就“过”了“气”，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膝陇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也就是说，李泽厚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也已经“过”了“气”。我不敢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已经“超越”了李泽厚，但对他不再感兴趣，却也是事实。这和现在的年轻一代倒是没什么两样。不同的仅仅在于，我们不否认李泽厚对我们影响，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二、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泽厚就因一场美学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竞成了一个美学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年纪和现在名噪一时的“新青年”余杰差不太多吧(可惜余杰的成色却差了很多，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那个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分房子要掏钞票了。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中等教育是在“文革”前完成或接受的，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能够以“同等学力”在恢复高考后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在“文革”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有如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狠狠折腾了一番。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领导发动的，却和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滞洒。

　　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而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了。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和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20世纪80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ZO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和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和邓小平的“一致”，充其量不过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序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老一辈，要超过老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钟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但钱钟书的影响远不如李泽厚(钱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魁力。

　　三、魁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的那些“小文章”。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宗白华《美学散步》序，1981)，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为《美学丛书》所作的那篇短序：“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1980)，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闲篇散章的魁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魁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这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干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磷角吧，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领，势如破竹，且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人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摔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魁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那就是：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

　　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暨餐。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魁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英雄如毛泽东，一开始也是受排挤的。受排挤的原因，除路线之争外，我猜想他的‘咄格”也是其中之一。直到后来，毛泽东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毛泽东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文革”期间，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许多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作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魁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人80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着“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螟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勉力”？真正具有人格扭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云：“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魁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魁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蔡明扮演的那个歌星都会说，只不过被她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四、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一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人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和贝尔的“有意味形式”并不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80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本路蓝的人。那时，学术界刚刚从“文革”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在，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怕别人说自己不够马列不够革命）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膝陇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股陇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可以并不一定要套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不仅在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不是为了功名利禄（如果那样，就该“趋时合流”），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

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武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拿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历史的遗产一旦被看作鲜活的对象并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相结合，就成了活生生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尸臭了。过去（也包括现在）一些学者专家教授流的文章之所以那么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并不完全是一个文字表述能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作活物。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文字还能活起来？

学术著作变成木乃伊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在说别人的话，至少是总在用别人说话的方式说话。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人生而学术，而是为某种现实的利益而学术。这就不能不格外注意是否符合公认的“学术规范”和“量化标准”，小心翼翼地不要触犯了学术界的“规矩”。这时，人云亦云，别人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别人用什么方式说我也用什么方式说，无疑是最保险的。而当所谓“学术规范”其实不过“八股套路”，所谓“量化标准”也仅仅只是论量不论质时，大量炮制八股文章甚至学术泡沫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为人生而学术，就要讲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总之，你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任何陈规陋见，不必死守某种模式套路，信马由级，另辟溪径，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来，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才气和知识准备了。

李泽厚有。于是李泽厚便用自己成功的实践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一通百通。从此，我们的思想解放了，视野开阔了，目光锐利了，思路敏捷了，就连文笔也变得流畅了。这都得感谢李泽厚。没有他，我们当真可能仍在黑暗中摸索。

这是一种智慧的启迪。许多人甚至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自己道路的找寻。

但同时，李泽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得鱼忘签，得免忘蹄，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河，李泽厚老师可以下课。我们会记住他这座桥的。

五、历程

其实，即便有人愿意听，李泽厚的“课”也未必还能讲得下去。

一般都把李泽厚这十年来的销声匿迹少有人知，归结于他1990年后去了国外。实际上，他走也好，不走也罢，情况都差不太多。在我看来，他的败迹，早在1988年7月由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同年11月由香港三联书店、门月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月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华夏美学》中便已有征兆，已见端倪。李泽厚很看重这本书，认为比《美的历程》更重要，而且认为谁喜欢《华夏美学》，谁就是“独具慧眼”，但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它好在哪里。比如开头这一段，就简直让人怀疑那是不是李泽厚写的：

美，这在汉语词汇里，总是那么动听，那么惹人喜欢。姑娘愿意人们说她美；中国的艺术家们、作家们一般也欣然接受对作品的这种赞赏，更不用说关的自然环境和住所、服饰之类了。

这是什么话！文字表述与“美的历程”相比差太远了。王朔有云：一盘菜，不必都吃完才知道好坏吧！《华夏美学》的开头如此，后面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我从头到尾都读完了。而且，由于当时买不到书，还做了笔记。

不可否认《华夏美学》中仍有不少让人拍案叫好的东西，也不难看出李泽厚在撰写《华夏美学》时，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研究已比撰写《美的历程》时系统深刻。如果要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华夏美学》倒是不妨一读的（但我以为读他那三部“思想史论”更好）。问题是李泽厚之所以是李泽厚，就因为他比一般研究者多了一份才气和灵气。然而《华夏美学》一书却灵气全无，就连书名也显得呆板俗气。开头不好，结尾也不好。结语那句“是所望焉”在《美学文丛序》中已经用过一回了，现在又用，岂非才尽技穷！

有人说，人生三大悲哀：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1989年的李泽厚，即便没到那个份上，也已是日薄西山《华夏美学》出版后，几乎悄无声息，初版也只有区区册，和《美的历程》的轰动效应截然相反，便是明证。

随便翻翻1996年的《世纪新梦》就能感觉到李泽厚的老态。洋洋42万字的集子，实在是老调重弹，新意无多，就连李泽厚自己也承认“内容和词句上都有大量雷同之处，因为翻来覆去也就是讲这么点意思”。其实，事情并不完全在于是否一定要有新内容。一些观点，尤其是一些基本观点，确实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复讲。问题是即便重复地讲，也可以讲得不重复。即便再三地讲，也可以讲得有新意。至少，你总可以讲得有趣一点，好听一点吧2然而你看他和刘再复的那篇对谈，简直就是老太婆拉家常，絮絮叨叨，乏味之极。只有那篇痛快淋漓的《后记》，才让人觉得李泽厚宝刀不老。

还是回到《华夏美学》。

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李泽厚对这部相对而言并不多么出色的著作情有独钟？他自己的解释是；“这可能是由于自己偏爱哲学的原故”，而《华夏美学》涉及的哲学问题比《美的历程》要多”（《华夏美学》日文本序）。也就是说，李泽厚的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哲学情结”或“哲学家情结”。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李泽厚的历程就多了一份理解。

李泽厚其实是想当哲学家的。在他放弃了中学时代成绩一直很好的数理化，以第一志愿考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可能就有了这个念头。否则、家境贫寒的他，何不去选择一个既轻松又能挣钱的专业？他难道不知道“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然而当哲学家并不容易。在当代中国要当一个哲学家，就更不容易。你得选好自己的路。冯友兰先生就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搞哲学通常有两条路。一条是“照着说”，这是哲学学家了。但冯先生的。野心。更大，他要当‘主《“哲学王”（也就是孔子那样的。素工。），使解之自己的学说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让全社会、至全民族都“跟着说”。为此，他决定先“顺着说”，即以退为进，欲为。王者之师,先以群“王者为师”（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结果，七顺八顺，并没右有人跟着他说，他自己反倒1”到。梁效，道里面去了。

李泽厚要”走自己的路”，就既不甘心所“照着说”,也不太愿意”顺着说”,然而一直时半会的，也还不能”接着说”，便只好”挑着说”、“绕着说”。所谓”挑着说”，也就实是先拣那些相对而言可以“由着说”的话题说将起来，最后绕到最想说的领域里去。

李泽厚选择的是美学。

选择美学是对的。李泽厚原本就有艺术气质，内向、孤寂，忧郁而易感，又从小喜欢文艺，兼具哲学家清醒的思辨能力和艺术家敏锐：的感受能力，搞美学是再合适不过了。更重要的是，较之哲学的其他分支（哲学原理、伦理学。认识论等），美学离政治最远，受政治的干预和影响最小，自由空间也就最大。何况美学又毕竟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七绕八绕，还是能绕国哲学来。所以，先讲美学，再讲哲学，通过美学来讲哲学，应该说是行得通的。

李泽厚的“策略”大抵如此：曲线救国。事实上他的历程也正是这样：先以美学研究成名，同时进行思想史和哲学史的某些专题研究，最后则“直捣黄龙”。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间，李泽厚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进行了反复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下过笨功夫”）。唯其如此，他才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大放异彩。我们看他那时的著述和言论，真可谓四路出击八面威风：评康德，论孔子，谈文化，说思想，臧否历史人物，指点当代文坛，梳理古今脉络，畅议中西学说，直至最后建立和提出他的“主体性哲学”。其范围之广阔，气势之恢弘，见解之精辟，文笔之华美，让许多号称“美学家”乃至“哲学家”的人相形见细黯然失色。

然而，就在李泽厚风头正劲时，批评也同时群起。

批评来自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谓“左派”和“右派”。两派意见正好相反，一派斥其“离经叛道”，一派怒其“僵化保守”，但不喜欢他，则是一致的。李泽厚夹在当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正所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于李泽厚提起，也只能说：“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其实是一种无奈。

无可奈何花落去。曾经处于巅峰状态的李泽厚，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末路。

六、末路

李泽厚这种进退失据左右两难，也许为他始料所不及。因为他的初衷，原本是想能够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的。

早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学论争中，李泽厚便表现出他试图通过折衷调和另辟溪径的想法和思路。当时论争的诸方，主要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以吕荧、高尔太为代表的“主观论”和以朱光潜力代表的“主客观统一论”。但“主观论”有唯心主义之嫌，“客观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问题多多，而朱先生又是唯心主义美学旧阵营中过来的人，李泽厚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归人他的旗下。既要坚持“美是客观的”

（这在当时即意味着坚持“唯物主义”），又不能把美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其实彻底的客观论就得这么说），还要自成一家独树一帜，于是李泽厚便提出了个“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说法。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要么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要么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哪有什么“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社会性和客观性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你叫它们如何统一？

然而这条原本走不通的路，却让李泽厚走通了。一时间疑者甚少而应者甚多。这其实是当时学术界逻辑水平太低所致，而李泽厚却认为他找到了一条好路子。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于是他就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末路。

本来，如果李泽厚只是在美学范围内玩这一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学毕竟是一种“虚玄之学”，随你怎么讲，基本上都不与社会政治相于，也不会成为敏感问题。然而李泽厚是不甘心只当美学家的，也是不甘寂寞的。他确实并不怎么愿意给搞政治的人当“笔杆子”，却绝不意味着他不愿意当并不直接出谋划策却给予理论指导或哲学思考的“山中宰相”。至少，他极愿意发表他对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的看法。这是他站在哲学家的高度，居高临下俯瞰历史得出的结论，不吐不快。这就实际上是在参与政治干预现实了。而一旦进入这个领域，他的内在矛盾便暴露无遗。

就说“西体中用”。“西体中用”是李泽厚的得意之笔。从学理上讲，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中西体用之争的结果，也无非是四种选择：一成不变。全盘西化、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一成不变守不住，全盘西化行不通，中体西用早就声名狼藉，剩下的选择，也就只有“西体中用”。

问题没有，麻烦却多。麻烦就在于究竟什么是“体”，“西”又是什么意思。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李泽厚自以为说得很清楚，其实吞吞吐吐，闪烁其辞，甚至前言不搭后语。比如他说“体”只能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至于“西”，则主要是现代化的意思。现代化虽然不等于“西化”，但现代化之种种（思想、观念、方式、载体）却又都从西方学习、引进得来，因此无妨谓之“西体”以世纪新梦》）。这倒是不错的，只不过用不着李老师来讲来教。因为我们早就穿牛仔裤、吃麦当劳、开丰田车、用电冰箱了。一句话，我们早就“西体”了。只是不知道如何“中用”，用进口收录机放磁带打太极拳算不算?

看不懂的地方还很是不少。比方说，李泽厚斩钉截铁地一口咬定：“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只能是“社会存在”；却又说“学”既然生长在“体”上，并产生、维系和推动这个“体”的存在，就当然应该为“主”、为“本”、为“体”。因此所谓“西体中用”，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不但包括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其他理论学说，以及科学技术、政经管理等等（《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这可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体，既是“社会日常生活”，又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人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它还同时也就是“西体’），到底是哪个？西，既是现代化，又是新思想，还包括科学技术，又到底是哪个？

都是，也都不是，全加在一起才是，却又只能分开来说，而且越说越说不清楚。因此李泽厚这个看上去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辞的提法，就麻烦多多。如果“西”即现代化，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现代为体，传统为用”；如果“西”

即科学技术，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科技为体，人文为用”；如果“西”即马克思主义，则所谓“西体中用”就是“马列为体，儒学为用”。这倒可能是李泽厚的真实想法。晚年的李泽厚，津津乐道的课题是“新儒学”，而他的所谓‘“新儒学”，又据说是要把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或者说，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去夺取和占领“新儒学”的阵地。我想这大约又是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事情。海外那些“新儒家”并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国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领他的情，至于年轻一代，则恐怕根本就没有兴趣。

李泽厚的这种“紊乱”或“杂揉”正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原本就喜欢搞折衷调和，就连那个早就有人质疑的“体用模式”也不肯放弃，诸家学说都—一顾及。这种做法，貌似公允，实则中庸。其实，思想家的可贵，不在乎和，而在彻底。如果兼容性不够，或统摄力不足，自己心里想着“集大成”，给人的感觉弄不好就是“一勺烩”。这是一个教训。以李泽厚之才智过人尚且如此，学力不逮者就更不用存那份痴心妄想了。

不能说李泽厚的“西体中用”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说他不是一番好意。他是很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康庄大道的。他设想的蓝图也很不错：以社会存在（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为本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科技生产力为关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既学习酉方经验，又弘扬民族传统，以期平稳健康地实现现代化。这有什么错？差不多就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思了。问题是，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理论，还要你那个含糊其辞歧义甚多的“西体中用”干什么？你那个“西体中用”，既不如邓小平理论讲得清．也不如邓小平理论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西体中用”呢，却还要解释老半天。单凭这一条，就不成功。

我看李泽厚是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路可走了。他恐怕只能在“晚风”中，继续编织他的“世纪新梦”。毕竟，“人活着，总有梦”没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所以我们不能有梦，也不能没有李泽厚这样的知识分子，怕他们不过是“痴人说梦”。

李泽厚曾用孔子佛祖的话来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我也借来结束本文吧——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佛云：不可说，不可说。

 那就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