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总理教我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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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8月上任，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一直担任周总理的秘书。总理对身边秘书在学习与工作方面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也是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
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当然，遇上紧急的事情，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该值班就由谁办理，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总理在秘书工作方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指示很多，回忆和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要广学博览
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总理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各种书籍、资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等等。对理论方面，总理要求读原著，对经济、文艺、科技等方面专业性较强的，一般根据工作需要，作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划出来，供他亲自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认真地看、仔细地读，要提高判断和选择能力。
做秘书工作，要随时准备回答领导提出的问题。要达到领导的要求，得靠平时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及时学习充实。我也碰到过犯难的事。一次总理突然问我：“唱歌和唱戏，什么是真嗓，什么是假嗓？怎么区分？中国的民歌唱法是不是真嗓？京剧行当很多，哪些是真嗓，哪些是假嗓？美声唱法是真嗓还是假嗓？”我没有相应的声乐知识，只能简单地回答：“总体上讲应该是发声部位和运气方法不同。”至于总理提出的那么多问题，我就都答不上来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在事后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专家，再找个方便的时候，向总理报告。
总理那样的高龄，对有些文件的原文，特别是一些数据，他看过后，都能记住、背下来。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称、地理位置，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一次，我送给他一份电话记录，他看后，对我讲了记录里提到的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和不少相关情况，比如那里每到开春容易出现冰坝等。世界上，哪个地方出了事情，也就是现在说的“突发事件”，他立即会想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等。总理总对我说：“对地图不仅要看，更要读，遇事要经常查，这样就记得牢。”
总理还教过我叠地图。一次外出开会，需要带一张大幅地图，卷着的地图坐在汽车上不好携带。我蹲在总理办公室的地毯上叠起来，可怎么也叠不好。总理看到了对我说：“小纪，我敢肯定你没有当过参谋，没学过参谋业务。”说着，他就指点着我，很快把图叠了起来，并说：“叠地图也有学问，叠得好的，展开后图就平展，容易看。”
要替领导把关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和参谋，把关是当好参谋和助手的重要方面。总理经常对秘书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经常提醒我，不要误事，误事会出问题。我们根据总理每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情况，把每天的详细日程安排、一周的大致活动，乃至一个月的外事活动和国内重大会议安排都列出时间表来，随时报告总理。每次总理出国归来，我们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把他离开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汇报，以便他考虑处理问题时可以衔接、统筹；总理每次批阅文件或作出决定时，我们便把需要参考的文件资料放在他的案头，以保证对问题处理的前后连贯性。如果紧急批件多，总理来不及检查时，就把重要的批件交我们检查一遍，我们也都认真校读。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如地震、水涝、风雪灾害等，更要尽量弄清详细情况，及时汇报。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们，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文件或交办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及时向他报告，不得延误。
要勤恳踏实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的手抄件，我看了看，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不到10分钟，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是不是马上送来？我根据平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况且是夏天的中午，我真想睡一会儿，再说总理还没起床，过一会儿再说吧。于是，我便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安然地躺在床上。
事情就那么巧，越觉得没事越有事，越觉得坦然越麻烦。我正在朦胧之中，忽然听到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叫我。我一下子惊醒起来，总理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了？我急忙跑过去，推门而进。
总理问：“外交部的电报送来没有？”
我说：“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遇事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搞实在”。
遇事要多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待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培养、提高秘书的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总理工作太忙，不可能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钱嘉东和我就承担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书面汇报的，总理提出要求拉出纲目；口头汇报的，总理也限定三言两语讲清一个问题，要不失准确。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要我看后给他讲摘要。“九一三”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给我，让我把林彪的错误观点概括出来。
不论工作，还是做人，总理都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指路人。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终身，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
(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纪东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当然，遇上紧急的事情，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该值班就由谁办理，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总理在秘书工作方面对我们的教导和指示很多，回忆和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
要广学博览
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总理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阅读各种书籍、资料，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等等。对理论方面，总理要求读原著，对经济、文艺、科技等方面专业性较强的，一般根据工作需要，作常识性的学习和了解。比如，反映国际动态的《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总理要我都看一遍，并筛选出重要内容给他讲摘要。重要的地方，要原文讲给他听。有的重要文章和段落，我要用红笔划出来，供他亲自阅读。这就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要认真地看、仔细地读，要提高判断和选择能力。
做秘书工作，要随时准备回答领导提出的问题。要达到领导的要求，得靠平时知识的不断积累和及时学习充实。我也碰到过犯难的事。一次总理突然问我：“唱歌和唱戏，什么是真嗓，什么是假嗓？怎么区分？中国的民歌唱法是不是真嗓？京剧行当很多，哪些是真嗓，哪些是假嗓？美声唱法是真嗓还是假嗓？”我没有相应的声乐知识，只能简单地回答：“总体上讲应该是发声部位和运气方法不同。”至于总理提出的那么多问题，我就都答不上来了。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在事后查阅资料或请教有关专家，再找个方便的时候，向总理报告。
总理那样的高龄，对有些文件的原文，特别是一些数据，他看过后，都能记住、背下来。全国两千多个县的名称、地理位置，都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一次，我送给他一份电话记录，他看后，对我讲了记录里提到的这个县的地理位置和不少相关情况，比如那里每到开春容易出现冰坝等。世界上，哪个地方出了事情，也就是现在说的“突发事件”，他立即会想到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周边情况等。总理总对我说：“对地图不仅要看，更要读，遇事要经常查，这样就记得牢。”
总理还教过我叠地图。一次外出开会，需要带一张大幅地图，卷着的地图坐在汽车上不好携带。我蹲在总理办公室的地毯上叠起来，可怎么也叠不好。总理看到了对我说：“小纪，我敢肯定你没有当过参谋，没学过参谋业务。”说着，他就指点着我，很快把图叠了起来，并说：“叠地图也有学问，叠得好的，展开后图就平展，容易看。”
要替领导把关
秘书是领导的助手和参谋，把关是当好参谋和助手的重要方面。总理经常对秘书和警卫人员说：你们要帮助我把把关，要经常提醒我，不要误事，误事会出问题。我们根据总理每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情况，把每天的详细日程安排、一周的大致活动，乃至一个月的外事活动和国内重大会议安排都列出时间表来，随时报告总理。每次总理出国归来，我们去机场接他回家的路上，都会把他离开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汇报，以便他考虑处理问题时可以衔接、统筹；总理每次批阅文件或作出决定时，我们便把需要参考的文件资料放在他的案头，以保证对问题处理的前后连贯性。如果紧急批件多，总理来不及检查时，就把重要的批件交我们检查一遍，我们也都认真校读。对人命关天的大事，如地震、水涝、风雪灾害等，更要尽量弄清详细情况，及时汇报。总理还特别嘱咐我们，对毛主席批示的重要文件或交办的事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及时向他报告，不得延误。
要勤恳踏实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天中午，通信员送来一份外交电文的手抄件，我看了看，不是急事，便放到一边。不到10分钟，通信员又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又有一份挂“特急”的电报文件袋，是不是马上送来？我根据平时的情况判断，这个文件袋应是前一件的正式印件，不是新的特急件。况且是夏天的中午，我真想睡一会儿，再说总理还没起床，过一会儿再说吧。于是，我便对通信员说：先放在你那里吧，需要时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我安然地躺在床上。
事情就那么巧，越觉得没事越有事，越觉得坦然越麻烦。我正在朦胧之中，忽然听到总理在办公室按电铃叫我。我一下子惊醒起来，总理什么时候到办公室了？我急忙跑过去，推门而进。
总理问：“外交部的电报送来没有？”
我说：“就这份。”
总理说：“还有一份。”
我说：“通信员打电话来了，我马上叫他送来。”
回到办公室，让通信员送来电报一看，傻眼了：并不是我以为的前一份电报的正式印件，而是姬鹏飞外长在欧洲访问发来的急电，其中请示的问题急需国内答复。外交部等不到总理的答复，乔冠华副外长不得不直接给正在睡觉的总理打了电话。没办法，我硬着头皮进了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接过电报看了看，瞪了我一眼，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鹏飞同志在国外着急!本来你是很勤快的，不管我在哪里，有事都能及时报告。今天怎么了，是不是通信员压了？”
我赶忙解释说：“通信员告诉我了，和通信员没关系，完全是我的过错。”我把过程简单地向总理说了几句，并表示今后一定注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有人总结做秘书工作要做到脑勤、手勤、嘴勤、腿勤，这是有道理的。遇事要多请示多报告，避免一念之差，一字之误，做到总理说的“什么事情都得要搞实在”。
遇事要多联想
总理听我们报告情况，都非常仔细，经常会问许多有关问题，他不允许半点敷衍、应付，“大概”、“可能”之类的回答是绝对通不过的。如果对有些问题、情况不甚了解，他不责怪你，但一定要弄清楚。总理曾讲过：办任何事情，都要多问些情况，要想到有关的问题。这样，你们报告情况就主动了。他还说，你们凡事要多联想、多设问。
我记得有一年开春时，收到有关部门报告称，黄河下游山东境内冰情严重，由于气温升高，形成的冰坝会严重阻塞河道，崩毁堤岸，冰水四溢，淹没农田，直接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理立即让我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弄清楚以下问题：冰情严重程度，重要冰冻地段，冰坝有多高，覆盖面积有多大，爆破冰坝的措施有哪些。如果用飞机投弹轰炸，空军方面落实没有，成功的系数有多少，失败的后果会怎样，进一步的措施是什么……我整整记了一页纸。
还有一次地震发生后，总理让我问清震源、震级、震幅、受灾程度、救灾措施，就连大会堂有没有出现裂缝都交待要问。对于总理布置下来的和下面报给总理的各种问题，我们都认真了解：搞清还有哪些情况不甚明了，没弄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多种处理方案的利弊等等，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也查得一清二楚。即便如此，距离总理的高标准严要求，往往也还有不少的差距。
要具备综合概括能力
总理集内政外交于一身。每天文电往来之多，真是到了数不胜数的程度。许多文电都要总理亲自阅批。既要保证不误事，又要注意总理的身体，所以秘书们要对文电进行分类。急件、重要的文电急办；不急的，有的立专项备查，有的在研究此类问题时再拿出送阅。老同志告诉我，总理为培养、提高秘书的分析综合能力，还曾专门写了两句话：“要求综合，反对分散。”多年来，这已成为秘书能力培养的准则。
总理工作太忙，不可能每天亲自收集和阅览大量的信息资料，钱嘉东和我就承担了日常资料摘编工作。书面汇报的，总理提出要求拉出纲目；口头汇报的，总理也限定三言两语讲清一个问题，要不失准确。总理也有意识地培养我。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和个别篇幅较长的报告，他都要我看后给他讲摘要。“九一三”事件后，总理还把林彪的讲话文章给我，让我把林彪的错误观点概括出来。
不论工作，还是做人，总理都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和指路人。我在老人家身边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终身，这个阶段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
(摘自《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 纪东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