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深夜同我谈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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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伯萍　《党史博览》 2006年第09期
一 
         1962年12月1日上午,周总理找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少桥研究粮食调拨计划,谈好后嘱咐国栋同志叫我(作者时任粮食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室主任)于夜间1时把计划表送到他办公室。
         当我按时把表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问我:“你核算了吗?”我说:“我已核算了三次,到您这里不敢含糊啊。”总理把数字核对了一遍,又把表格的说明从文字到标点审改了一下。
          看完后,总理叫我坐到他的身旁,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两张照片给我看:第一张是总理穿着女式戏装的照片。总理说,他年轻时喜欢京剧,时常参加一些演出,在这些演出中,他经常扮演旦角。照片上,总理的旦角扮相是很秀丽的。第二张照片上,总理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邓大姐站在后面,搂抱着总理的双肩,两人显得潇洒而亲热。总理亲切地对我说,邓大姐年轻时也很漂亮!
         总理说,他没有子女,邓大姐曾经怀过两次孕,第一次怀孕是在邓大姐21岁时,总理正率领东征军出发,邓大姐在广州协助何香凝女士开展广东妇女运动。当时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广东妇女运动需要邓大姐全力以赴,打开局面。为了革命事业,邓大姐自己偷偷打了胎。为了这件事,总理还向邓大姐发过脾气,说邓大姐不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的,随随便便扼杀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而糟蹋了身体,更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只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总理还说,邓大姐打算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他商量,自作主张是太轻率了。邓大姐从未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知道自己错了,表示一定改正。总理还说,他与邓大姐一生琴瑟和谐,只吵过这一次。邓大姐第二次怀孕由于难产,孩子没能保住。此后再未生育。
         接着,总理深情地对我说,他的生母和继母都非常好,可惜她们都死得太早,自己未能尽孝,一直感到非常遗憾。总理还说,他虽然无子女,但侄儿侄女中,有几个现住在北京,都勤奋工作,在他有暇时便来探视,他们都未因是他的亲属而傲视别人,他感到很欣慰。
         然后,总理说他今夜已没多少急需办的事了,叫我也详细地讲讲我的家庭情况。以前总理同我虽然有过上百次交谈,但从来都是只谈公务,不讲家事。今天有时间与我聊聊家常,叫我尽量讲详细些。

二
        总理说,你叫伯萍,伯是老大,萍不像是正名,正名是什么?我说,我原名本厚,本是辈分,厚是厚道。1940年秋,我从皖东北调到苏北淮海区后,改用现名,表示从此离开安徽省,将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四海为家了,所以改名伯萍。总理表示理解,又叫我讲讲我父母的情况。
         我先向总理介绍了我的母亲。她叫吴元玲,1893年出生于合肥东乡六家畈。外祖父做过道州知州,懂中医,他因我母亲聪明好学,善解人意,因此对她特别钟爱,传授了不少知识。
        我的父亲名孝植,年轻时曾随祖父在南京读完高中,因高度近视,未上大学。后来吸鸦片,嗜酒,赌钱,田产被卖掉一半(约500亩)。他的长处是对人宽厚,才思敏捷,不嫖娼,不纳妾,家中大小事都由我母亲作主。
         母亲结婚十年后才生了我,取名本厚,次年生了本淳,以后又生了本禹(妹)、本孥。
         我九岁以前,和弟妹们都在合肥西乡的烧麦岗附近的康湾圩长大,圩子的自然环境很美,大门很气派,有四根门楣,上有“簪缨门第”四个大字,大门口有两个大石鼓,两边有一副长联:山之高,水之清,清高门第;书也读,田也耕,耕读人家。
        我们一天天长大,堂兄弟中有人染上了胡闹、抽烟、耍钱等恶习。母亲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成才,决定把我和本淳送到合肥东乡六家畈去上洋学堂。
         六家畈离康湾圩有百里之遥。我九岁、本淳八岁,母亲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到六家畈中间门杨姨奶奶家。母亲的妯娌们都劝她:孩子太小,这么远怎能放心?不如过几年再说。母亲感谢她们的好意,但不改初衷。
        到了腊月二十三左右,杨姨奶奶就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回康湾圩过年。那时雨雪载途,有时积雪厚过一米,走路要防跌倒雪窝里,一般都要在途中饭店歇一宿;回家过了年初五,母亲就又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到六家畈。
         我上四年级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全校热血沸腾,宣传抗日,不做亡国奴。下乡宣传,嗓子都喊哑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
         我上五年级时,母亲说服父亲从康湾圩搬到合肥城里,我转学到五年制的六中实小,进五年级。本淳到城西上第二完全小学。父亲40岁时病死。我们随母亲回乡安葬父亲后,迁居老周公祠西南角一座小院落。
        暑期中,我和本淳都考取了六中初一,一律寄宿。一学期每人要交学费120块银元,书籍、文具等自备。这对仅靠约500亩田租收入的家庭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母亲举债卖田,保证了我们的上学费用。母亲常于假日带领我们去包公祠,嘱我们长大后要像包公那样铁面无私,反对一切贪官污吏;母亲还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并讲孟母三迁和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对我们教育很大。         抗战爆发后,我和本淳赴安徽立煌县流波疃第一临时中学继续读书,我进高二,本淳高一。后因日机两次轰炸,死了很多人,学校迁往贵州。本淳回家向母亲告别,母亲嘱咐他继续学习,并叫他转告我,“坚决抗战,不要顾家”。我遵从母命,就地参加了革命,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才与母亲、本淳等重新团聚。我的妹妹本禹、小弟本孥都在家乡初中读书,因传染病相继病故。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无锡任苏南行署财委委员和苏南粮食局长,母亲闻讯由本淳陪同前来看我。我和妻子向明见到母亲后,本淳即回南京工作,母亲留下来与我们共同生活。
         1950年初,我调上海任华东粮食局局长,母亲与我们同赴上海。
          1952年秋,中央粮食部成立,我调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先住在中南海附近的观音堂,后又迁往现在住的报国寺。向明转学至北京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平时住校,星期日回家。孩子们都由上海来北京。
          总理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的母亲真了不起!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吗?跟谁一起过?”我说,家母身体健康,现在还在为我操持家务。

三
         总理接着又叫我谈谈爱人、孩子,以及爱人与母亲的关系。
         我向总理介绍道:我爱人原名朱玲,参加革命后改为朱向明,意为向着光明。她的老家江苏省涟水县是革命根据地,她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她父亲是大革命时入党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就回家务农了。向明的二姑是当地名人,她家是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场所。在这样的氛围下,向明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加上她原本就有的对受欺压妇女的同情心,因而,在1939年,当地组建八路军时,年仅14岁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参军,当了宣传队员。从此,离开了家乡,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后来,她所在的部队奉命挺进盐阜区,她因腿部生疮,不能随军行动,又回到了二姑身边。当时我在涟水县任淮海行署财政处巡视员兼涟水税务局长。当时涟水县税检局正缺一名管理现金的出纳员,要求二姑推荐一个忠诚可靠而又能干的人,向明二姑推荐了她,立即被接受。
         在1940年初的新年联欢会上,向明唱了一首歌,我开始注意到她。在工作中,我们逐渐发生了感情,很快就结了婚。我们婚后和睦相处,从未闹过矛盾。基本没有分开过,仅有过两次短暂的分离。一次是在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向明带着长子、长女和出生不满一个月的次子随机关撤退到山东烟台地区的荣城县。第二次是解放初,向明在苏州学习。此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向明在北大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因母亲年高体弱,未上大学,调到粮食部工作。并协助母亲料理家务,我母亲疼爱向明,向明对母亲也十分孝顺,婆媳关系亲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孩子们的生活及教育都由向明管理,不用我操心。向明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孩子们都很好,长子先路、长女晓蔚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先路在中学时就入了党,小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都在北京重点中学师大一附中学习。每逢假日,全家团聚,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总理听到这里,对我说,你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总理问我,刚才听你讲,你还有一个弟弟,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你再谈谈他的情况。
           我说,我的弟弟名本淳,中学毕业后升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专攻古诗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遵义师范学校、贵州省立高中教古典文学。抗战胜利后,先到南京谋职,受聘任南京市立一中语文教员。然后赴合肥西乡老家叩见母亲,并把老人家接到南京定居。不久,与西南联大的同学钱煦结婚。母亲主持婚礼,迁居南京。本淳夫妻都在同一学校任教,月薪各200余元,生活优裕。母亲开始过上体面、安适的生活。
         解放后,本淳、钱煦了解了我党情况,本淳又与我晤谈了几次,政治热情很高,组织上也很信任,派他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在1957年整风反右期间,本淳自认为历史清白,赤胆忠心,敢于知无不言,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党的领导应该表现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一定表现为领导干部是党员;二是从总的情况看,“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但具体地说不能一概照套,例如一中“肃反”,被抓的人后来都放了,并赔礼道歉,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三是就毛主席对阳谷县养猪问题的批示提了意见。毛主席曾说,“阳谷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本淳说,实际上武松是清河人,毛主席一时疏忽,报社应动点脑筋提醒一下。1957年底因此事对他进行过批判,但未戴“右派”帽子。1958年春夏之交,把上述三条简化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说毛主席有错误”。1958年6月正式定为“右派”,本淳不服,不断申诉,1960年3月得到平反。           总理听到这里,站起来,让我喝点水,他也喝了口水,然后对我说,我们都姓周,你了解你的家史吗?

四
         我说,少年时期,常听母亲讲家史。她说,我的祖先兄弟两人,原住江西省的瓦砾坝,以烧窑为业,我的祖先是老大,后来迁至安徽省合肥县的西乡,老二迁往江苏省淮安县。以后天下大乱,失掉联系。家谱的辈分一共20个字:国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章从法守,礼乐在心传。肥西周姓有九族,同姓不同宗,我们叫山周,老大迁到肥西后世代务农,兼开油坊榨油。国字辈、有字辈都住在油坊中。
       盛字辈正当太平天国时期,地方兴办团练。老祖宗有六子,老大、老二本分务农,我的高祖盛华公行三,武艺特棒,在乡办团练。老四盛波、老五盛传跟着干。当时住在罗坝圩。一次,老四、老五带队伍去外地活动,盛华公独自留守,因麻痹大意,遭仇家偷袭遇害。老四、老五带队伍回来后报了仇。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淮军四大主力的盛军。(另三大主力为鼎“潘鼎新”、铭“刘铭传”、树“张树声”。)老四、老五都积功至提督(武官一品),盛波赐谥刚敏,盛传赐谥武壮。《清史稿》和《中兴将帅别传》里都有传,传里都特别提到盛华公的首创之功。周氏成为肥西望族后,特别奏请朝廷在合肥建专祠奉祀盛华公,称老周公祠。
        我的曾祖名家宽,曾在他叔父盛波军中当基层军官,30岁时病死,家政由曾祖母主持,在盛波的大力支持下,于肥西烧麦岗附近的康湾圩置田产,并筑了一个很大的土圩子,周长好几百米,挖有很深的壕沟。
        祖父行成住东头,二叔祖行箴住西头,各成院落。中间几进高大瓦房曾祖母住,称大堂屋。祖父习武,二叔祖习文。祖父做过一任知县,任满在南京候补时病故。
       我出生时祖父母都已过世,祖父有三个儿子,大伯孝楣,原来在保定清江武备学堂习武,与蒋介石同班。毕业前一年,家门口一位同学因跳马坑摔死,曾祖母担心长孙出事,找关系花银子把孙子赎回家。曾祖母去世后,按祖制,大伯父继承家业,住大堂屋,并分得田产的一半约2000亩,二伯父和我父亲各分得田产约1000亩。大伯父不出外谋事,一时兴起,开起牛行,完全依赖别人,家产慢慢赔光了。
         二伯父孝椿,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在我们家族中是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但毕业后不务正业,迷上斗蟋蟀,家产都为此消耗了。二伯母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本固,聪明能干,父母都非常溺爱。曾在合肥读六中实小,毕业后未继续升学。适逢国民党军教导总队招生,他被录取到南京当兵。抗战初期,南京沦陷,他跑回家。

五
         总理与我一直亲切交谈,我觉得像在与一位朋友谈家常,亲切自然。直到值班秘书进来提醒总理,说还有几个重要文件等他审批,我立刻站起来,看看表,不知不觉已谈了近三个小时。
        我对总理说,总理这么忙,我却占用了总理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总理说,这就不对了!除谈工作外,谈谈家事,你不是第一个。总理与他的办公厅主任、秘书、警卫员等都交谈过,有的还不止一次。但谈这么长时间却是第一次。总理还说,这样的交谈对互相增进了解很有好处,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做的工作,对自己、对下属都有好处。希望我也要注意这点,经常与周围的人交谈。我说,我以前经常做一些家访,今后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其实总理和我都知道我们的亲属关系,只是都未挑明。一位知情的同志告诉我,总理的家谱也是20个字,他只记得从总理祖父起五代的辈分是骏、贻、恩、秉、国。恩字辈与我父亲的孝字辈相当,总理比我父亲小五岁,应是我的堂叔。
         总理与毛主席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一直是相互支持,亲密合作的。但从1957年开始,毛主席急于求成,对总理实事求是的态度越来越不满意,多次严厉批评总理“右倾”。如果暴露了总理与我的亲属关系,我工作上出了差错,必将给总理增加麻烦。因此,我与少数几名亲友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如有人问及,则坚决否认与总理有亲属关系。 
        1973年5月7日,我在驻希腊王国首任大使任上,因误赴同我国并无外交关系的以色列国庆招待会,发生了“雅典事件”,在外交界曾经轰动一时。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总理一反过去的和颜悦色,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当时希腊副首相马卡雷左斯即将访华,按外交惯例,由使馆政务参赞申志伟陪同。“雅典事件”发生后,外交部直接用电话通知我立刻回国,调离外交部;申志伟同志留在大使馆主持工作。在马卡雷左斯访华过程中,总理明白了事情真相,约我长谈了一次。让我立即回雅典工作。
       当时参加会议的李先念、方毅同志,会后分别问我与总理是何关系。我说只是工作关系,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遥远,仅在合肥西乡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他俩都问:“总理为何说‘周门不幸’呢?”我说:“大概是总理盛怒下的宣泄。”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上级,长期以来,我在工作上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向他们请教,他们问我情况,我也知无不言,从无保留,所以他们认可了我的解释。这是我一生中对他俩说的唯一假话。 
       1976年1月8日晨,周总理不幸病逝。我当时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月19日,写了一首痛悼总理的七言绝句:
       曾经教诲萦回久,
       无限哀思遣却难。
       景仰高山勤六学, 
       余生尽力效登攀。
       我认为,总理大才大德,功业辉煌,献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深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向总理学习,才是自己的终生任务,个人的亲属关系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