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的回忆:在周总理身边难忘的八年

周恩来粲然一笑的风采

　　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

　　“文革”中，周总理为保护和照顾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总理保护、照顾老干部是多方面的，生活、医疗、工作……凡是与老干部有关的事，只要总理知道了，他从不拒绝，不推诿，总是周到细致，千方百计地作出安排。

　　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中南海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

　　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要烧暖和。他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富春还有气管炎，冻坏身子怎么办？”

　　总理说的“势利眼”三个字，对我震动很大。尽管当时我对种种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也知道，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同志和陈毅等几位老帅都没能进政治局。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这对个别“势利眼”的人来说，就真的看“势利”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连暖气都供应不足，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又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来找总理，让他操心、发话呢？

　　我领悟到:“势利眼”是不看历史、不顾将来的。有句俗话“看人下菜碟”，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辈子，我牢记总理的教诲，努力做到真诚对人、平等待人，努力做个一生正直的人。

　　我立即把总理说的话报告了杨德中。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过了两天，他就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落实情况。临走时，他像往常一样到我们秘书值班室坐了一会儿，并告诉我们，他去李富春同志家里和住在中南海的朱老总、陈毅等几位老同志的家里转了一下，室内的温度都可以了。他还说:“还去了刘少奇的家，温度也可以，只是看到刘少奇自己在缝上衣的扣子。那么大岁数了，眼睛又花，唉……”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杨德中最后说:“检查的情况都向总理报告了，总理放心了，没再说什么。”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一天，我们收到了从国务院北门警卫值班室转来的一封署名“林彬”的信。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林彬”是谁。我把信拆开，里面就一页信纸，字数也不多。仔细一看，才知道“林彬”是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杨勇的爱人。信上说，杨勇同志在石家庄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了，希望总理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亲自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安排飞机接杨勇回京，使他的腿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后来，杨勇去新疆军区任司令员，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他。杨勇对总理的关心非常感激，见到总理眼睛都湿润了。总理看到杨勇走起路来很正常，没有留下残疾，也非常高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其中包括国务院的不少老部长、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这些同志有的长期被关押，有的住在牛棚里隔离审查，有的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劳动改造。他们回到北京后，获得了自由，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长谈，共话沧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惋惜的事情。内务部部长、被毛主席称赞为“满门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4月1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总理听后非常惊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最近几天去看望曾部长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时间长，非常兴奋，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总理立即交代:“要告诉这些老同志，要节制情绪，要注意休息。好长时间不见面了，要说的话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特别是晚上，不能太兴奋。”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总理又多次强调:要提醒刚解放出来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太累、太兴奋，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注意他们的健康，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去做……关怀之殷，寄望之切，语重心长。

　　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

　　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他对每一封信，都亲自过目。

　　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威震全军，人称“王胡子”的将军，“文革”期间也赋闲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粗壮有力。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总理听我读完信，笑着反问我:“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很坚决啊！”我回答。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总理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看得出，这封信，让总理非常高兴。

　　过了没几天，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总理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有点发懵，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他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这时，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倒显出了几分腼腆。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就这样，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内有关事务。

　　至于那封请求到陕北开荒的信，在总理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曾问过总理，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他喜爱哪种？总理说喜欢排球。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所有体育项目里，他对乒乓球最熟悉、也最喜爱。总理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们也很熟悉，不但叫得上名字，就连每个人的打法、特点也都有一些了解。

　　周总理的乒乓球缘，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据考证，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稳固地占据了陕北作为根据地，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方。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

　　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1939年，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从此以后，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

　　“文革”时期，总理已经年过古稀，工作也更加繁忙。别的活动，诸如参加舞会，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为了锻炼身体，他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只要没有急事，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活动活动筋骨。总理在家办公时，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即使1972年生病后，还时常打上一会儿，直到住进305医院。

　　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隔壁，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这张球台是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特意送来的。据老同志告诉我，那还是在60年代初，西花厅本来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既不标准，也不结实，稍一碰，就摇晃。一天，秘书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中共代表团工作时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荣高棠，便对他说:“总理爱打乒乓球，工作疲劳的时候，我们陪他打一会儿球，让他活动活动。你们体委用过的旧球台很多，拿一张来放在西花厅吧。”荣高棠满口答应，第二天就给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张标准乒乓球台。总理发现以后，有些生气，并表示一定要给体委付钱，荣高棠则无论如何不肯收钱。最后还是秘书们想了一个办法，说这张球台是从国家体委暂借的。就这样，球台留了下来，直到现在还放在西花厅。

　　西花厅不少同志——卫士、秘书、医生、护士都陪总理打过球。总理一般在三种情况下打乒乓球，每次大约二十几分钟。一是总理从外面回到家里，放松一下；二是在办公室坐得时间太长，起来活动一下；三是大姐看到总理太累了，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跃一下气氛。我们陪他打球，无论是谁，都十分认真，而且要动一番脑筋:不能让总理看出来我们让着他，要装出来每球必争的样子，有时还得有意识地给他出点小难题。

　　我在学校也打过乒乓球，扣杀、推挡、提拉都能比划几下。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打完球了，高振普就指点我怎样和总理打球。他多年陪总理打球，有经验。后来我也逐渐地放松了，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摆出了姿势来。所以，总理夸奖我说:“小纪是打姿势球的。”我这样做，老人家很开心。

　　总理的右臂有伤，伸不直，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所以我们陪他打球，实际上就是给他“喂球”。球高了、低了、左了、右了，对他来说，都不太方便。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总理是横拍、直拍轮着打。开始，总理爱用横拍，他称之为“大刀”，推挡、削球、抽球，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最擅长的还是吊球。总理吊球角度大，有些刁钻，猛然来那么一下，还真难接。有时我抢得先机，也吊他一下，他会不服气地说:“你还吊我？”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如果我们照顾他，总给他容易的球，他会不高兴，甚至埋怨:“这球太平了！”而他一旦击球失误，丢了球，也会惋惜地说:“唉，丢了一个。”总理很会捕捉机会，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或者大角度吊一下，让你失分，这时，他便孩子般地得意，高兴地叫起来:“哈哈，你输了！”我和总理打球时，有时穿布鞋，木地板上鞋底很滑，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不慎摔了个“屁股墩儿”，总理见状，哈哈大笑。当时邓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看到总理开心，我也蛮开心的。为了不再出丑，我索性脱了鞋子，穿着袜子来回跑。

　　1969年在玉泉山，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那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备战，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所以来回奔波，有时住西花厅，有时住玉泉山。我们秘书两头都要照顾，服务员和炊事员也分两边。本来人手就少，这样分成两摊儿，就更不足了。北京有家的同志，也不能回家了。那时路窄，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最多时40分钟。总理从城里出发，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每次我去开门，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总理太累了，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搀扶着他，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他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这三十来米的距离，我们走得很慢很慢，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当然，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不然，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

　　到了乒乓球房，他打起精神，玩了几下，驱赶了疲劳，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不是眼见亲历，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能累到这种程度！直到现在，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

　　说起总理和乒乓球，还有许多事情可讲。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就有好几个故事。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从“文革”开始到1971年，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他都仔细阅读，有时还作出批示。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唐诚、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今晚读文件，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你们不应有包袱，学好了，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祝你们双丰收。”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为了解情况，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徐寅生还让许绍发给我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回来后我们简单地向总理汇报了几句。临近出国时，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既提出了要求，又给予了鼓励。

　　世乒赛开始后，总理虽然很忙，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谁出线了，下一轮对谁，他心里都有数。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男子团体比赛时，前两盘都赢了，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我心想，别让总理不高兴，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总理觉得不对劲，怎么不来了？就摁电铃叫我，并问道:“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庄则栋打得怎么样？”

　　我说:“他输了两局。”

　　总理笑了笑，说:“前面赢了，你那么积极报告，输了你就不进来了。那有什么，两国交兵，各有胜负，不能只想赢害怕输，哪能胜了报，输了就不来了呢。”

　　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关键时刻，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赢了比赛。赛后，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认为球擦边了。乒乓球队回国后，总理接见了他们。总理当场问李富荣，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李富荣承认，是擦边了。总理便问他，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李富荣说，压力太大，太想赢了。总理语重心长地说:“运动员要有风格。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主动示意，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李富荣心悦诚服，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

　　31届世乒赛后，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也惊动了总理。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总理说:“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让对手心服口服。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我们一律不用。”于是，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成绩很不理想。之后不久，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总理办公室的人，要给总理送一封信。我接待了她。梁丽珍说，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并没有超过标准，她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个事情，不然，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说完，她把反映这个情况的信交给了我。我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总理听后说:“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德生同志(当时在国务院李德生分管体委工作)，让他转告体委，既然符合标准，就可以使用。”

　　总理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决定的作风，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