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之师实现正规化的重要举措——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决策纪实

1955年10月1日，粉刷一新的北京天安门城楼更显得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广场上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集合在这里的首都数十万群众和坐在观礼台上的国庆观礼团的代表都在翘首盼望，渴望尽快一睹刚刚授完军衔的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的威武英姿。这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从元帅到士兵，有了正规的职级划分和身份标志。从此，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元帅、将军和校尉军官，金光闪闪的徽章，使保卫祖国和平安宁的军人着实神气起来了。今天，受阅部队身着新式军服和徽章首次亮相，开始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来了！来了！排列整齐的受阅方队，伴随着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来了！走有前面的是绿色的步兵方队，接下来是白色的海军方队和蓝色的空军方队，以及坦克、火炮、战车部队。他们的队形是那样的整齐，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一致，数十万群众顿时为之动容，广场上欢声雷动，一片沸腾。受阅部队经过主席台下正中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顷刻间下起了瓢泼大雨，把在场的人淋得浑身湿透。然而，受阅部队丝毫未受大雨的影响。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震天口号声和“嚓、嚓、嚓、嚓”的动地脚步声，盖过了隆隆的雷雨声。观礼的群众也忘却了大雨，融入这感人的场景之中，他们为人民解放军的勃勃英姿和威武雄壮而自豪，脉搏随着这有力的节奏一起跳动。
人民解放军国庆阅兵引起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当天，国内外的许多报纸都纷纷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正在试刊的《解放军报》也发表了题为《崇高的荣誉》的社论文章；《光明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人民解放军的大喜事》；《中国青年报》社论的题目是《把荣誉授予敬爱的人》。
授衔，是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官兵等了很久。
一、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三次准备实行军衔制，均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未能落实。毛泽东发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的号召，首次授衔历经一十六载终于实行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并非起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就曾两次进行尝试，只因当时斗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的限制，一直未能正式实施，只给军事斗争需要的部分高级将领授予中将、少将和校（尉）军衔，佩带过与所授军衔相应的领章、肩章和帽徽。至今，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还收藏着当年新四军军长叶挺身穿中将军衔的军装在新四军做报告的照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的注释中提到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1946年我驻“北平调停处执行部”成员的少校、上校等文字，都是对实行军衔制尝试的记载。从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实行军衔制到1955年正式实行，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整整经历了一十六载，可谓一波三折，好事多磨。
我军第一次提出准备实行军衔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1939年，但因客观条件尚不成熟，结果半途而废。在此之前，我军一方面要应付频繁的战争，另一方面物质条件相当艰苦，根本没有可能考虑军衔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那个时候“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那个时候军队内部还没有明确的等级观念，官兵一切待遇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尽管后来随着条件的变化，军队的生活待遇等有了按职务区别对待的规定，但是，总的来说，我军从初创到抗战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均的，因此，也就谈不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便于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鉴于国民党军队有军衔，而我军没有军衔的实际，我军实行军衔制第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7年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提出了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的设想。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我军华南和华中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整编之后立即开赴了抗日前线，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部开始酝酿在我军实施军衔制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队把军衔等级定为6等18级：6等即将官、校官、尉官、准尉、军士、兵6个等级；18级即把将官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5级；校官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官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军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3级。其中“特级上将”是专为蒋介石设置的，1935年3月31日，国民党政府授予了蒋介石“特级上将”军衔，以后又授予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膛培德、唐生智、陈济棠、李济深、程潜、白崇禧、陈诚一级上将军衔。
参照国民党军队军衔等级的规定，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发电，正式提出了在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建议，电文说：“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毛泽东收电后同意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实行军衔制。
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明确指出，“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这个训令还强调“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只能长至准尉为止的弊病。”在这个训令还对军衔的评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
此后，八路军总部又颁布了“八路军编制表”，明确规定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分为6等16级：6等即将、校、尉、准尉、士、兵；16级即将分为上将、中将、少将3级，校分为上校、中校、少校3级，尉分为上尉、中尉、少尉3级，准尉1级，士分为上士、中士、下士3级，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新兵3级。八路军的军衔。这个基准军衔，基本是比照国民党军衔等级制定的。
根据评定军衔训令和编制表的规定，八路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正规部队开始进行了评定军衔的工作，包括当时的东北联军也为评定军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当时部分单位评衔的基本标准是：师长、副师长一般可评中将军衔；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可评少将军衔；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可评上校军衔。
在这次授衔规定颁布之后，经过初步的评定，我军的一部分将领已经被授了军衔。如，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中将军衔；第一二○师参谋长周士弟，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均、副旅长王震，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被授予少将军衔；第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第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第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第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第七七○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都被授予上校军衔。
在我军初期被授予军衔的人员当中，有一名外国女性，她就是法国哲学博士王安娜。
这位博士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在德国的时候积极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并因此而被捕入狱过，后来她与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随丈夫来到了中国。王安娜的革命行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在刚刚实施军衔制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彰王安娜的反法西斯行为，决定给她授以军衔。1939年4月，周恩来亲自为王安娜女士授予八路军少校军衔，并安排她负责从重庆到贵阳的“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专门用以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药品和物资援助的。
我军在这一时期接受军衔的部分军官，大都是需要经常与国民党军打交道的，或搞统战工作的人。而大多数单位因斗争环境的限制没有展开评定军衔工作。所以从总体上说，这次授衔工作并没有真正实施。
我军第一次授衔工作之所以没有真正实施，主要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当艰难的阶段，实行军衔制的客观条件尚不成熟。当时，由于蒋介石的联共抗日完全是被迫的，所以，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中，国民党表现出来的是“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毛泽东曾分析说“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非但如此，从1939年12月至1941年3月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国民党放着侵略中国的日军不打，却动用大量的武装接连向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两次进攻，他们企图利用与日本人配合的方式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正是由于这种状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状况，“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原来的1亿人下降到5千万以下，而我军也由原来近50万人的规模减少到了只有30万人的水平，尤其是我军的经济方面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在这种条件下，显然实施军衔制是不可能的了。
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至此，从1939年4月2日起至1942年4月24日止，我军的第一次授衔工作在经历了三年时间的尝试之后宣告停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为军事斗争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临时性的授衔。当时，随着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由抗战带来的一些工作也等待着处理。1945年9月，驻扎在我国东北的苏联远东红军向我军提出，要求我军派出负责人到沈阳去与之配合行动。当时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而我军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主持专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6个人前去，并临时决定，给这6位人员授以军衔，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军衔；授予伍修权为少将军衔；授予段子俊、莫春和为少校军衔。并且，他们的军衔任命书用中俄两种文字书写。无疑，这只是一次临时性的授衔，而不是正规的制度化的授衔。
我军历史上的另一次临时性授衔，是1946年为我军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进行授衔。当时，为便于我方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平等工作，对部分人员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如当时驻沈阳的我军代表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驻四平的我军代表耿飙、驻本溪的我军代表许光达、驻太原的我军代表陈赓、驻徐州的我军代表韦国清等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驻淮阳的我军代表韩念龙、驻德州的我军代表符浩被授予上校军衔。由于是为工作之便而进行的临时性授衔，这一工作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即自行停止，被授衔军官的军衔也就随着工作的变化而自动取消了。
我军授衔工作真正作为一种制度被正式提出并讨论过的，应当是1946年初的那次，但因第三次国共合作破裂而被迫中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先后签署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并于1946年1月31日，召开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在“双十协定”中，我党提出“中共及地方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建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在“政协决议”中，规定了有关改编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的内容，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实行军衔制。于是，我军的军衔工作再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为在我军全面实行军衔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发布了《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示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并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这个“指示”还对参加评衔和不参加评衔的人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各部队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对实行军衔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
新四军规定，评衔原则“以现职为基础，并适当照顾干部的德才资”。要求评衔时一般按“干部等级基准表”进行，“同时要特别照顾到干部的斗争历史、对党的功绩或战绩，及在部队中的威信和党性等”。
晋绥军区规定，“我军在评定将校尉时，要按工作历史、功绩、能力，照顾因工作需要而埋头苦干的干部”。
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制定了“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规定：新四军的军长、政委为上将军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或中将军衔；参谋长为中将军衔；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军区政委可授中将军衔；师或军区的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军分区政委可授少将军衔；旅及军分区的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团长、团政委可以授上校军衔；团的副职及团参谋长可以授中校军衔；营长、教导员可以授少校军衔；营的副职(特种兵提高一级)，连长、连指导员可以授上尉军衔；连级的副职及资深的排长可以授中尉军衔；排长授少尉军衔；司务长授准尉军衔；副排长授上士军衔；班长授中士军衔；副班长授下士军衔；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授上等兵军衔；老战士授一等兵军衔；新战士授二等兵军衔。同时，对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司、政、供、卫机关的各部、处、室、司机关各职干部可评定的军衔也作出了明确规定。
然而，各部队制定的实行军衔制的各种规定和细则尚未来得及具体落实，国民党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全面投入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中，实行军衔制的事情再次中止。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我军与全国人民一样也热情极高地投入到这场学习运动之中。与此同时，对军衔的评定工作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但后来又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再次搁置。
1950年7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在军委部长会议的发言中，提起军衔、奖励问题，拟在总干部管理部的编制里增设军衔奖励处。并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了要向苏军学习，实行军衔制，把“研究军衔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我军实施军衔制的想法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改变我军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之后，中央军委于1951年2月10日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提出评级工作可为“今后实行军阶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萧华、傅钟，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等，带领机关有关部门在全军展开了评衔的准备工作。
给数以万计的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在要评衔的人当中，许多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等等。
评衔工作先从外围基础工作开始。重点是对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大而单一的陆军步兵进行精简整编，裁减员额150余万，同时扩大海空军军种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比重。同时，重新清理干部、战士的档案。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总政治部对评定军衔有了大致的宏观把握。
就在我军再次准备实行军衔制之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刚刚洗去征尘的我军再次拿起枪来投入到战争中，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友好邻邦，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无疑又被暂时搁置起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前线总指挥的彭德怀在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现代化的联合国军进行作战时，深切感受到我军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当时，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两年中，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建成了一支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战争中我军已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形式。但我军无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和协同作战上有许多不便。因此，实行军衔制，不仅是我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战争对军队协同作战的需要。
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彭德怀在指挥我军回击美军的“秋季攻势”的间隙中，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提出我军逐步实行军衔制的问题。电报中说：“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1952年11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将在1954年实行军队改革的决议，决定在军队内部实行“四大制度”：即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奖章制度。这次会议作出的在军队内部实行军衔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军首次评定军衔工作终于全面展开。
11月13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传达中央政治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如何在军队实行这些制度。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委成员对党中央决定在军队实施“四大制度”都非常高兴，并且认为，中国军队早就应该实施这四项制度，尤其是在军内实施军衔制度，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会议决定由总政治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拟定实施军衔制的具体方案。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会同有关部门，与苏联专家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了第一套军衔等级设置方案。这个方案拟设6等20级：即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11月26日，罗荣桓代表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和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基本是照搬了苏军军衔的模式，略微与苏军有所不同的是，在上将军衔中多了一个“准上将”。但是，就是这个略微的差别也遭到了当时的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卡苏林反对在中国军队中设置“准将”这一军衔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苏军没有“准将”这一军衔，苏军少将的下面就是上校，苏联军队中的副师长通常就是上校。如果我军设置了准将这一军衔，副师一级的军官就可以授予准将。也就是说，按照这个方案，我军的副师长就可能高于苏军的同等军官军衔，这样，在与我军的交往中，苏军的副师长就低于我军，对于苏联军官是不利的。在此期间，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
当时，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样板，苏联的意见在中国高层中是举足轻重的，所以，1952年搞的这个第一方案没有被采纳。
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罗荣桓率总部有关部门在第一方案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当时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衔制度，并结合当时我军的具体情况，又重新提出了一个方案，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在这个方案中，在少将―上校之间增设了一个“大校”军衔，把在第一方案中称作“上将”、“准上将”的军衔分别改称为“大将”、“上将”。这样，在将官系列里，就形成了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在校官系列里就有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的设置。对于尉官系列，第二套方案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将第一方案中被称为“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的军衔叫法，改为“大尉”、“上尉”、“中尉”，同时保留原方案中的“少尉”军衔。准尉以下的军衔基本上沿用了第一方案中的叫法。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方案也未能如期实行。
1953年底至1954年初，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长达55天的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几百名中国军界高级领导在这里共商军队改革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要在人民解放军中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报告，提出“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履行职权，仅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签署命令，在全国公布实施，这个条例规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条件、来源、军衔、奖励、权力和义务、预备役等问题，同时宣布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四等十四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永久军衔性质。永久军衔的特点是，将军官的荣誉称号、待遇、等级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和调整个人利益关系的两种功能。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还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军官，军衔高的为上级。当军衔高的军官在职务上隶属军衔低的军官时，职务高的为上级。”根据这一规定，同在一个连队工作的上尉副连长，必须作为下级而服从中尉连长的指挥。
1955年8月11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士兵军衔正式设为二等五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这样，军官和士兵军衔等级设置总共为六等十九级。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条例》的要求，我军第一次给每一位军人定职定衔的工作从上到下全面展开。
在全军评定军衔即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也是一项全新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我军的干部队伍情况比较复杂，不仅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的干部，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战争年代，他们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各有差异。而授衔本身又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许多人对这次授衔工作期望值很高，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真正做到赏罚分明也十分关注。可以说，在评定军衔时，能否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是关系到能否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的大问题。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根据规定，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少将以上的由彭德怀、罗荣桓负责，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萧华、王宗槐等人参加。
在评衔过程中，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始终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他们带领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会议，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萧华和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与此同时，校官、尉官和军士、兵的评衔工作也在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和部队展开。
经过紧张繁忙的工作，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名单经中央政治局审查通过，授予将级军衔的人员名单经中央军委审查通过，授予校官以下军衔的人员名单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少将以上人员名单，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我军首次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就绪。
二、毛泽东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从元帅到将军都虚怀若谷，主动让衔传为美谈评定军衔，既是党和人民给我军每个官兵的崇高荣誉，也是对每个官兵的一次考验。
在这次评衔过程中，广大官兵经受住了名誉、地位和金钱利益的考验，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许多人主动要求把高的军衔授给别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将帅们虚怀若谷、主动让衔的高尚风格也传为美谈。
在1955年2月8日颁布的《条例》中，曾为毛泽东专门设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之所以设立这个军衔，是因为当时我军的军衔制度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设置制定的。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统率被授予苏联的大元帅，毛泽东率领部队打的仗比斯大林多，时间又长，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参照苏联的军衔模式，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为此，中央军委军衔实施委员会办公室还专门组织设计了“大元帅”服，和其他将帅服一起，摆在中南海小礼堂，请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审定。
一天上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来到小礼堂审定军装样式和军衔标识。彭德怀说：“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引导毛泽东来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向毛泽东介绍。
毛泽东端详了一会诙谐地说：“大元帅服，你靠边站吧!”一句话，逗得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人哈哈大笑。毛泽东又看了其他元帅服和将军服后说，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节约。
在按照《条例》商定初步授衔方案时，大家一致认为应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授元帅军衔。
毛泽东听到要给自己授大元帅的军衔时摇摇手说：“我不当那个大元帅。”
到底要不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此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主持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对大家说，毛主席不要这个大元帅军衔。
可是，有的民主人士说：“我们人大作了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刘少奇笑笑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他不签署命令又怎么办?”争论来争论去，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此后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管理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场。首先由彭德怀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摆了摆手说：“你们评衔的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
刘少奇摆了摆手说：“不要评了，我现在不在军队工作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连连摆说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邓小平也笑笑说：“当什么元帅哟，早不带兵了。
当时在场的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等几位到地方工作的同志也被列入大将名单。毛泽东很有几分幽默地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李先念操着还浓重的湖北口音说：“我没想过当大将，我也不要评大将。”
邓子恢、张鼎丞也直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根据《条例》规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思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评定元帅军衔的条件，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曾被列入元帅的名单中。
周恩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7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龙等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1931年底任红军总政委兼第1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了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和训练、整顿。长征中，是中央3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长期担任这个职务。解放战争初期，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直接领导彭德怀指挥的陕甘宁战场的作战。1947年8月，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并指挥了北平、湖南、绥远、新疆等地和平解放工作。整个革命战争时期，一直是我党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少奇，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早年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曾任满洲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战初期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8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领导了华北地区的敌后抗战。1939年11月进入华中敌后，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皖东军民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0年担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书记，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领导整编部队，恢复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抗日武装力量，坚持华中敌后抗战，挫败日伪军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扫荡”。1943年3月起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参与制定夺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27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12月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任中共前委书记和红七军政委。1933年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同师长刘伯承领导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同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6月，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政委。同年11月，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的主力发起战略决战。淮海战役后，任第二野战军政委，1949年4月，指挥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占南京，与刘伯承率部解放西南诸省，任西南军区政委。
由上可见，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我党我军所处的地位及所做出的历史功绩，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情理之中的。但他们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以不在军队担任职务为由，坚持不要元帅军衔。
在评定军衔的最初方案中，大将名单里也曾经有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的名字，按规定也完全符合授予大将军衔的条件，但他们婉拒了这一荣誉。
李先念，1927年领导黄麻起义。1931年后任红四方面军军团、师、军政治委员。1939年初进入豫鄂边地区，相继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开辟豫鄂边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领导部队积极向敌后发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国民党顽军的挑衅，巩固和扩大豫鄂边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中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司令员。1948年5月，任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军事、政治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谭震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纵队政委、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副主席，和张鼎丞、邓于恢领导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二、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开辟皖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领导军民反日伪军“扫荡”、“清乡”。
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委，同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任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东线兵团政委，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胶东保卫战，并参与指挥济南战役。
淮海战役中，为总前委成员，参与战役的组织指挥。1949年2月任第3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4月率第七兵团强渡长江，进军浙江。新中国建立后，任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副政委，江苏人民政府主席、浙江军区政委。
邓子恢，1928年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和红军团党代表，参与创建闽西苏区，后任红十二军政委。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与张鼎丞、谭震林领导游击战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清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与师长彭雪枫领导军民进行反日伪军“扫荡”斗争，巩固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8年5月兼任中原军区副政委，参与淮海战役的组织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参与组织指挥解放中南的重大战役。
张鼎丞，1928年领导福建永定县农民暴动。后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闽西红五十七团团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第四军第四纵队党代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率部转战赣南、粤东北，反击国民党军“会剿”。1934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同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苏南地区，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七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曾参与组织苏中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福建军区政委。
上述四人，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都在军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贡献，给他们授予大将军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由于当时他们已经离开了军队，在中央或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谭震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所以，他们也都婉拒了授予大将军衔这一荣誉。
此外，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中，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飚、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根据他们在战争年代的职务和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都符合授予将军军衔的条件，但他们虚怀若谷，高风亮节，都没有要求授予军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给全军指战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以身作则，纷纷提出给自己降衔，使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得到了解决。
首先提出降衔的是徐向前元帅。他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元帅军衔时，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要求把元帅军衔让给别人。他说：“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的革命军人。
主持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也不同意自己评为元帅。他得知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自觉无尺寸军功，恳请不要给他授予这样高的军衔。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要评为元帅，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罗荣桓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没有把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许光达大将是在8月1日晚参加纪念建军28周年招待会上，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消息的。当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时，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情况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苟、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军衔。”
回到家里后，他一头钻进书房，几经思考，于9月10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革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商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收到许光达的信后很是感动。一次，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他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的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五百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授予他大将军衔。
大将徐海东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主动提出，自己在1940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工作过，所以，不适合当选如此之高的军衔。他推荐了王震、萧克，而许光达向中央推荐的也是这两个人。徐海东在让衔时这样说：“想起徐宝珊、吴焕先同志功劳都在我之上，却过早地为革命牺牲了，我何以能够当得起大将呢?”熟悉徐海东的人都知道，他连同这次，一生已三次“让贤”：第一次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于长征前整编时，时任军长的徐海东说，让中央派来的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的程子华任军长更好些，主动提出自己做副军长。
上级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后，红军战士议论纷纷，以为徐军长犯了什么错误呢。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这些议论后做徐海东的工作。徐海东对徐宝珊说：“你尽管放心，正的变成副的，我不会脸红的，更不会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哟！”他没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尽心尽力协助程子华军长工作，让专门赶来做他工作的徐宝珊很感动。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新四军副军长的职位让给张云逸，主要是考虑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的功绩。
在元帅、将军们让衔美谈中，中将徐立清坚决要求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的事迹尤为感人。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
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1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在拟定的授衔名单中，也是把他列入上将中的。彭德怀得知他要求降为中将军衔后，几次找他谈话，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听后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指着他的肩章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素有“孙胡子”之称的孙毅在这次让衔中也是极为诚恳的一位。孙毅，1936年2月任一军团参谋长，1945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与他一样的同志戴上了上将军衔，而他只是中将。评衔前他给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党组织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但组织上考虑孙毅资深望重，最后授予他中将军衔。授衔仪式结束后，他对老伴说：“人民的信任，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可以用明朝一位文人的联语表达我的心情：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在1955年的这次授衔工作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许多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勋。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
彭德怀在同干部谈话中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红军时期就是师长的白志文这次被评定为少将军衔，有人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红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的段苏权，解放战争时期是第四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的行列里，周围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位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谢振华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时担任红十四团政委，长征胜利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予中将军衔。在得知自己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他没有任何怨言。还有担任全军首任野战军军长的邱蔚、朱绍清、胡炳云等，担任首任野战军军政委的廖海光、李中权、谢明等，都是资格老，职务高，战功大的同志，应该授中将军衔，而实际上只授了少将军衔。他们没有说什么，而是表现出战争年代见了荣誉就让的高风亮节。
当然，在评衔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发发牢骚，找找领导，甚至还有哭鼻子的。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是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大将以上属于国家领导人，中将以上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待遇的确相差很多。
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军师师长，抗日战争战时任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兵团副司令员。他认为自己评为中将军衔低了，就去找老上级反映情况。
还有一位红军时期的干部，也是认为自己的中将军衔低，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被邓小平批评了一顿。在少将中，有一位干部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曾任纵队司令员、军长，按规定可以评中将。他觉得给自己少将评低了，就骂了人。林彪知道后，气得把他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对这位干部军衔定得偏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他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低职高配，他担任大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
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儿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