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对印度反击作战决策纪实

　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对印度反击作战决策纪实

　　1962年10月，在中国西南的中印边界上线，中印双方发生了一场序幕很长、正剧很短的不幸战争。这场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战争，不仅使两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印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索是由谁点燃的，这场战争又是如何进行的，毛泽东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又是如何指挥这场战争的。本篇将把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告诉广大读者。

　　一、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在长期和平友好相处过程中，曾形成一条传统习惯的边界。英帝国主义为了打开中国的后门，背着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埋下了中印边界纠纷的隐患。

　　中印边界问题涉及两国长约2000公里的边界和约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分成西段、中段和东段。西段边界从喀喇昆仑山口往南至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和印度拉达克、喜玛偕尔邦三地接壤处。争议地区达3.3万平方公里，主要在阿克赛钦地区；中段的争端涉及的领土较小，约2000平方公里，主要涉及到一些山口问题。东段从不丹以东到缅甸的伊索拉希山口，有争议的地区达9万平方公里，主要牵涉到“麦克马洪线”。争议地区之大与问题之复杂，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

　　其实，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虽然从未正式划定，但是，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到东方之前，中印两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边界争执。这是因为，在两国人民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早已形成了一种传统习惯的边界。这条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它的东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它的中段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它的西段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中国人民尊重它，印度人民也尊重它。不仅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的边界，也反映在早期的英方官方地图上。一直到1865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一直到1936年以前，英国官方地图对中印东段的画法是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的。

　　然而，当英帝国主义在完全统治了印度之后，就以印度为基地，把它的侵略和扩张的矛头转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的边疆。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一直在积极进行侵略中国的西藏和新疆的阴谋活动。它企图打开中国的后门，以便同它侵略中国心脏地区的活动相适应。20世纪初，中国清王朝驻藏大臣张荫棠在中国西南边疆进行改革，收回主权，巩固边防。英国殖民者对这一改革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感到恐惧和惊慌，担心此举会激发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为其建立“战略边界”政策提供了所谓的依据。1911年，英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推翻专制皇朝的革命的机会，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于是，根据英印总督哈定和明托设想的战略计划，英印殖民当局将喜马拉雅山南麓以北的大片传统上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归印度，并武装占领了中国云南片马，从而完成了完全封闭印度殖民地的“战略边界”。此后，在1914年英国和中国以及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举行的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将不丹以东至中缅边界交界的一段“战略边界线”偷偷塞进会议文件中，妄图将在传统上属于中国的9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印殖民地，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麦克马洪线”。

　　由于英国人是偷偷摸摸地实施这种不光彩的行为的，会议上他们也没有公布西姆拉会议的任何外交成果：条约草案、承认这个草案有约束力的秘密的英藏宣言，以及英国和西藏有关阿萨姆——西藏的秘密换文。在1929年初版的《艾奇逊条约集》中，关于西姆拉会议只讲道：“1913年西藏、中国以及英国的全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起草了三边条约，并于1914年草签。然而，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西姆拉会议以后20年中，英国始终没有将麦克马洪线作为有效的边界线加以宣布。直到1937年在发表新版的《艾奇逊条约集》时，英国政府才同意将西姆拉条约置于其中，并冒充是1929年的版本。为此，英国政府还命令把初版全部收回销毁。但有3本却留下来了：北京图书馆、印度外交部和哈佛大学图书馆各存一部，它们成为那段历史的铁证。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英帝国主义虽然制造了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它在很长时期内也没有敢侵入中印传统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政府才占领了这一地区。

　　在中印边界西段，在19世纪60年代，英帝国主义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新疆腹地的捷径，曾经觊觎这块地势比较平坦的阿克赛钦，派遣军事情报人员潜入这一带地方进行非法勘察。英国政府曾经一度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中国的传统习惯线，但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虽然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但也不敢完全否定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界线，把它阴谋制造的非法的边界线和盘托出。

　　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由于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两国很早就建立外交关系，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使中印友好关系有过一定的发展。但是，印度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留给的遗产。这份遗产就包括上述的边界问题和它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权。这两项遗产又都原封不动地被印度政府用来处理中印关系。

　　首先，印度竭力维持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1947年7月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印之间进行权力移交之后，根据有关条约驻在西藏的英国代表团及其权力将由印度政府继承。8月15日，英国驻拉萨领事馆正式成为印度的领事馆。印度政府还强调以英藏现行关系为基础继续与西藏的关系。

        其次，印度政府如英印殖民地当局一样，单方面确定中印两国边界。印度独立前，英国殖民当局从它与列强争夺的要求出发，来划定中印边界，从不顾及两国具体的历史、民族分布状况以及习惯性边界线，有时候甚至通过武装占领来单方面实现其边界主张。独立后的印度在确定中印边界时，也秉承了这一习惯。它单方面地把历来不为中国所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东段的绝对边界线。在西部阿克赛钦地区，印度从英国殖民者所划的几条边界线中选了一条威胁到中国关键利益的边界线，把阿克赛钦地区当成了印度领土。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将这种单方面的行动看作是不容谈判的。在印度制定其边界政策的过程中，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单方面行动贯穿其始终，并成为诱发中印边界危机升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战略上看，把边界线定在靠近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缘，使中国人深入到那里，这是过去的英国参谋总部和今天的印度参谋局所同样不能容忍的。麦克马洪沿着顶峰画出的边界线，比沿着山麓画的边界线，要有利得多。印度坚持认为麦克马洪线是法定的中印边界，是不容谈判的。而且后来在实施其边界主张时，印度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又单方面对边界作出了调整。在东段，印度大举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侵占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在中段，印度除了早已承继英帝国主义对于桑、葱莎的侵占以外，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地。在西段，1954年以后还侵占了巴里加斯。同时，印度还于1954年在官方出版的地图上片面修改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主义阴谋制造的中印边界线和盘托出，并且作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

　　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但是，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中国不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由于中国方面坚持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从1950年到1958年，中印边境一般是平静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印度已经为挑起日后的边界纠纷和边境冲突播下了种子。

　　二、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

　　由于印度承继了英帝国主义留给他的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因而对西藏怀有特殊的野心。这种野心在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时表露得十分明显。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破坏了西藏事实上的自治。直到那时，印度仍然坚持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不是主权，而是宗主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解释印度对西藏的政策时，强调了印度与“西藏及其人民在地理、文化以及宗教上的联系”，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及所进行的民主改革侵害了印度的利益和权力。

　　１９５６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给周恩来总理，邀请达赖和班禅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盘）２５００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同意达赖和班禅去印度访问，并认为这是件好事，是促进两国友好、和平共处的体现。

　　尼赫鲁邀请达赖和班禅去印度，特别是邀请达赖，是另有打算的。达赖到印度后，印度政府给予超乎寻常的礼遇和接待，进行大规模的舆论宣传，企图对达赖及其集团施加影响。

　　印度的特务机关和接待人员明目张胆地煽动达赖搞独立，组织流亡政府，使西藏脱离中国。印方同时也挑拨西藏内部的团结，特别是挑拨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例如：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前后藏佛教领袖是一视同仁的。而印度却利用达赖和班禅的矛盾进行挑拨。在礼宾接待上，对达赖和班禅两人采取不同对待，故意抬高达赖，贬低班禅。如在各地开欢迎大会，主席台上达赖的椅子高一点，班禅的椅子就矮一些，等等。在访问期间，印方还有意纵容在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活动，还把达赖的哥哥从美国接来，指使他去影响达赖。


        １９５６年底，周恩来访问印度，以和平共处、团结反帝的大局为重，通过各种方式对印度做工作。周恩来还做达赖的工作。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尼赫鲁安排了一列专车，邀请周恩来去参观旁遮普省的一个南迦水坝。周恩来乘机要找尼赫鲁谈，尼赫鲁不愿谈，推说要欢庆新年。

　　周恩来说，不，我就要走了，今天一定要谈。

　　周恩来与尼赫鲁谈达赖问题。指出达赖、班禅是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的，他们到达后，印方的所作所为却是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尼赫鲁开始不承认，周恩来列举了很多事实。尼赫鲁又推说他不知道，可能是下面干的，要查一查。周恩来还向尼赫鲁指出，达赖如被留在印度，一钱不值，只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尼赫鲁因事实俱在以及周恩来的义正辞严的态度，不得不把达赖、班禅送回中国。

　　印度要维持英印殖民当局在中国西藏攫取的特殊权力和地位，在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叛乱时进一步表现出来。

　　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策动在拉萨聚众闹事，中共中央得报后指示中央驻西藏工作委员会加强戒备，严阵以待，不打第一枪。

　　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后即于３月上旬南下武昌），他在３月１２日至１５日连续三次打电报向中央提出他的看法，认为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他建议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应付爆发叛乱，并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

　　毛泽东在３月１５日的信中，还赞成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３月１０日以后的三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毛泽东写道：“14日以谭冠三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无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17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刘少奇于３月１７日召开政治会议，讨论西藏藏军积极准备叛乱的紧急情况和毛泽东的建议。会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到，我们和平解放西藏已经８年。过去没有进行民主改革，主要是等待上层人物觉悟。现在一些上层人物要叛乱，这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当前首先是准备坚决平息叛乱，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改组藏军，实行政教分离，然后全面实行民主改革。

　　会上大家同意中央常委的意见并讨论了对达赖本人的方针。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现在我们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对此，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着重加以解释。周恩来还指出，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在会议结束前，中央得悉达赖已离开拉萨，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叛乱，但方针仍是决不打第一枪。

　　３月１７日夜，达赖由罗布林卡渡拉萨河南逃。３月１９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中共中央即指示驻藏人民解放军于３月２０日进行坚决反击，迅速平定叛乱，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

　　达赖在进入印度前，曾派3名人员送交达赖致尼赫鲁总理要求“政治避难”的信。尼赫鲁复信表示欢迎。达赖进入印境３天，印度当局还不敢发表消息，只是在中国新华社作了报道之后，印度才发了消息。本来尼赫鲁准备在印度新德里接见达赖，但由于新华社公布了消息，引起世界注目，尼赫鲁为了掩盖真相，不敢公然在新德里接见，而是在达赖到达印度一星期后，才在西姆拉山上接见了他。

        此时，毛泽东从武昌到上海，先开政治局常委会，然后于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５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七中全会。

　　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要邓小平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

　　邓小平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是：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８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要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原主任为达赖）。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尼赫鲁为代表）的名。毛泽东说让它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它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后来在３月２８日的新闻公报中只提到１９５５年的叛乱分子的活动中心是噶伦堡，印度官方即多方辩解）。

　　新华社在３月２８日播发了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２９日刊出。

　　４月８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岸刘庄别墅，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他指出，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应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４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的评论。这篇评论，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而对尼赫鲁演说中说“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但评论中引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同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谈到西藏叛乱问题。　４月１９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讨论对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的反应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陈毅、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

　　会上，毛泽东说，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

　　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１９５１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８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１９６２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

　　第三，《声明》歪曲了３月１０日至１９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３月１０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３月１７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及其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行为十分紧迫”。

        ４月２０日下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和胡乔木一起到他家里去，先把他修改过的清样给他们看，其中主要是加了一段话，即：“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毛泽东还要胡乔木和吴冷西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在主席的卧室里当场作了一些修改，然后请主席审定。毛泽东看了他们的修改，最后提出，这篇评论要当天马上发表，而且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４月２１日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讲道：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４月２２日，毛泽东又在他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和非官方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在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３月１７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中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４月２５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彭真和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１８日（按：应为３月２０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和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指《人民日报》４月２４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指《予排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的评论（指《光明日报》４月２４日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胡乔木和吴冷西２５日上午看到毛泽东的信后，马上照办，召开了会议，统一宣传口径，并研究了尼赫鲁和达赖的谈话。

　　４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又召开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他的进一步想法。他说，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局势无能为力。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必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毛泽东说，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１９５６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为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几次谈话，４月２７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评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５月１日，毛泽东在住处召开会议，讨论评论尼赫鲁讲话问题。当时参加会议者除中央政治局常委外，还有宋庆龄、董必武、胡乔木。５月２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89次会议上作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说明解放后我们一直期望西藏的农奴主反动集团能逐步觉悟过来，但他们仍然发动了叛乱。一切都忍到了最后，我们就由平叛转入进攻了。现在平叛后国家决定在那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宗教的各种特权，但不干涉宗教自由。西藏改革分两个步骤，先是民主改革，然后是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混同。这种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方法是一面发动群众，一同同上层协商，争取多数人接受改革。

　　５月４日下午，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评尼赫鲁讲话的文章。毛泽东最后提出，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１９５６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

　　５月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暑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的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印度的报界纷纷发表社论。《政治家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的“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印中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至于尼赫鲁总理本人，他５月８日在议会中讲话时说：“来自中国的言论对大家所知道的事实提出了异议。我对于来自中国的一些有关印度的言论，也不认为是事实。我有时怀疑我们继续进行这种争论会不会有什么用处。”对于尼赫鲁这种似乎他是旁观者的态度，英国《泰晤士报》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其实关于这篇文章的起草是经过了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修改，特别是毛泽东自己修改定稿的。５月２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一、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４月２７日的讲话为主，他前此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二、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度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三、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８年执行17条协议。四、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西藏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１９５０年我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五、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一时又要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六、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特别指出，要引用尼赫鲁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访华时说过的好话。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同意会上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三、为给尼赫鲁一个下楼的机会，毛泽东对他采取了又斗争又争取的方针。然而，尼赫鲁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一意孤行，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毛泽东担忧地说，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

　　毛泽东在对尼赫鲁进行斗争的同时，还采取了团结争取的方针。

　　5月６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36个代表团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会见中，毛泽东曾说道：尼赫鲁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则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４７─２４８页）

　　周恩来也指出，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在阐明西藏问题的历史背景后，揭露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继承英国过去的政策，用种种借口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他们这些论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指出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在国内，我们是行使主权的，我们站在西藏广大人民一边，要推翻黑暗制度，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改革。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我们对尼赫鲁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当晚，毛泽东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５月７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他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我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因此，从５月７日起，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毛泽东在看到了各方反应之后，于５月１１日上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以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毛泽东又说，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他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这一方针，在外交部５月１５日对４月２４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先生的谈话的答复稿上所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毛泽东写道：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究竟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则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在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377页）

　　然而，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言相劝，尼赫鲁却一意孤行，在中印友好的路上背道而驰。特别是随着达赖逃往印度，印度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已经被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印度对阿克赛钦的领土完全要求是凭空提出来的，是没有根据的。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这一地区从新疆进入西藏阿里。1956年至1957年中国方面又在这个地区修筑了新疆公路。一直到1958年，印度从来没有对中国管辖这个地区的事实提出异议。就连尼赫鲁本人在1959年9月10日印度联邦院也说过：“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11月23日又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这证明印度从来没管辖这个地区。

　　中印两国边境开始紧张起来，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防军挑衅。

　　1959年，印度在单方面实施其边界政策时，将边界线定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处的一个叫马及墩的村庄附近，并把离马及墩不远的小村庄朗久划入印度境内。这表明印度甚至对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也并不感到满足而独自作出了调整。尼赫鲁自己承认：“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

　　8月25日，中国对入侵朗久的印度军队进行了还击，迫使印度军队撤出朗久。

　　朗久事件，是印度要使中印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的预兆。

        中印边境局势恶化后，中国政府为避免武装冲突，与印度政府频繁进行磋商，提出必须设法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同时迅即开始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1959年９月８日，周恩来写信答复尼赫鲁8月７日向印度议会提出的中印关系“白皮书”问题。自本年３月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后，印度一再侵犯中国的领土。并于８月２５日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从８月６日至９月４日，尼赫鲁先后１０次在印度议会上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问题的谈话，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国界，并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９月７日，他向印度议会提出中印关系“白皮书”。周恩来在这封信中，再次明确申述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阐明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不能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建议印方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9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报告除了谈到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当前情况外，着重阐明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说：最近中印边界紧张，完全是由于印度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故意制造的。他们利用边界一些纠纷，掀起了一个新的反华运动，污蔑中国“侵略”印度，利用西藏叛乱事件破坏中印友谊，而印度政府也企图借此机会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在两国边界问题上的片面主张，并且按照印度的意志修改地图。这种强加于人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中国政府从不强加于人，而且为了维护中印友谊和五项原则，坚决反对这样做。两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即使是一部分争执，都应该通过友好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而不应该采取可能导致冲突的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９月１３日作出决议，一致批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并且完全同意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和方针。希望印度方面能够迅速撤出入侵的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友好谈判。

　　9月26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发了回信。他在信中坚持中印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已经明确划定。对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他强词夺理地认为是合理的。他还拒绝了中国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呼吁，说什么“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印度这边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

　　１１月７日，周恩来对尼赫鲁的来信答复如下：“阁下9月26日的来信包含着许多为中国政府所不能同意的观点。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境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当日，周恩来将信交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蒂，请他转交尼赫鲁。

　　11月１６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复信，表示准备会晤，但又说当前应努力达成一次过渡性的谅解。

　　对于印度不断对中国边界进行武装挑衅的侵略行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专门告诉过苏共中央。

　　９月６日，中国官方告诉苏联代办，新德里曾挑起边界争端。并提醒莫斯科，“尼赫鲁正在力图利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不能上当。”但3天后，苏联代办将一项准备在９月１０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的文稿交给中国政府，声明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以一种完全中立的态度含蓄地反对中国的立场。塔斯社责备“西方国家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新闻界”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前夕使局势复杂化”。

        ９月１３日，莫斯科签署一项协议，给予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３７.５亿美元以上的援助，这项援助的谈判从７月就开始了。克里姆林宫对印度的援助比以前多了一倍，从而表明了它在逐步升级的中印对抗中站在哪一边。

　　此后不久，苏联塔斯社发表一则中印边界冲突的新闻，表面看是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是偏袒印度。

　　9月30日，赫鲁晓夫于美国之行之后来到北京。当日晚，中苏双方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等。

　　会谈的内容之一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马上顶了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了，提高声音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５月９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无须提高嗓门，因为他声音本来就是洪亮，“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么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的!”赫鲁晓夫又讲了半天他在苏联与阿富汗边界纠纷中如何让步等等。

　　当时林彪插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办事是有个原则的嘛，不讲原则就不好谈了。”

　　“８月份发生的郎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陈毅愤怒指出，“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赫鲁晓夫大声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却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毅指问，“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觉自己说走了嘴，东拉西扯起一些遮掩的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走。你们不应该让他跑掉……”

　　毛泽东接过话头：“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

　　周恩来严肃而平静地问：“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能说放跑了他呢?”

　　赫鲁晓夫面向周恩来说：“您是世界著名的大外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说：“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嘛?”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１９５７年１月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炮击金门没和他打招呼，等等。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地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１０月２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再次举行会谈。主要是就苏联对中印边界事态的问题进行争论。中方向赫鲁晓夫详细说明了中印事件的真相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策略。赫鲁晓夫坚持偏袒印度。赫鲁晓夫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

　　10月20日，印度政府在中印边境西部地区列城东北处于中国所主张的边界线的3个地点设置哨所，并派遣巡逻队沿羌臣摩河谷而上，到中国认为是边界标志的空喀山口建立哨所。中国边防部队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被迫将印度在空喀山口建立哨所的印军击退。中印边界再次发生冲突事件。２６日，中国政府将这次事件的经过通知了苏联代办。然而，赫鲁晓夫在３１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却再次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抹煞印度挑衅的责任。
　    特别是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说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愚蠢的”，他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来说，几公里算得了什么”，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周恩来在11月7日给尼赫鲁的信中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40公里之远……总之，无论在我们两国边界经过谈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们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问题而发生疑虑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议，实施这一建议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周恩来还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同一天，毛泽东审阅这封信时加了这样一段话：“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的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尼赫鲁由于得到苏联赫鲁晓夫的支持，对于毛泽东的劝告和周恩来的建议一口予以回绝，更加嚣张地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11月16日，尼赫鲁针对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主张在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中国的所有人员撤退到印度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东，印度的所有人员撤退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边界线以西。由于印度实际上没有进入这个地区，所以这个建议的含义实质上是让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

　　１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印边界和国际形势问题。到会的有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一周后，即11月２８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给尼赫鲁复信的问题。

　　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回信质问尼赫鲁总统：既然印度政府主张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西段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印度政府是不是同意中印双方在中印边界东段也互撤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后面。同时，周恩来再次建议于12月26日举行两国政府总理谈判。

　　12月21日，印度尼赫鲁政府复信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质问无言以对，只是坚持它的建议只适用于中印边界西段。同时，拒绝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就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会谈的建议。

　　事实很清楚，印度政府对于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没有兴趣；对于在实际控制线的基础上隔离双方武装部队以避免边境冲突也是没有兴趣的。它所追求的，只是如何用武装部队在中印边界西段把中国人员从中国的领土上挤走。

　　中国政府在1959年最后几个月和1960年，不仅与印度政府频繁地进行文件往来，驳斥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而且还同苏联政府进行广泛接触，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观点，驳斥苏联政府对印度的偏袒立场。

　　1２月１０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准备回国参加中央全会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指出苏联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它更加向右转。申述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样无助于局势的缓和，请苏联大使将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大使说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不能得出苏联支持印度的印象，同意将意见转达。契尔沃年科的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９６０年１月１９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请大使转告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关于中印关系，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们方面。印方想迫中苏两国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某些不同看法。如苏联领导访印时表示要过问，就会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就会把苏联置于不利地位，对两党团结不利。事过３天，即２２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见陈毅，说他已将１月１９日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的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说中国同志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１月２６日，周恩来与陈毅接见了契尔沃年科，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立场表示惊讶，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苏联不应该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作出全面的分析。

　　针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不正确态度，１月３０日，周恩来与陈毅再次同契尔沃年科谈话，提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同时说明中苏分歧是一个指头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两党的团结。

　　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到１９６０年１月３０日，中国领导人先后同苏联大使进行了6次谈话。

　　１９６０年２月６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说：“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又说：中国的作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赫鲁晓夫访美的前夕，在中印边界上发出了枪声，全世界都认为，这是给苏联的爱好和平的行动增加困难的事实。”在同年６月２２日，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期间对中共代表团团长说：“我懂得什么是战争，既然印度死了人，这说明是中国进攻了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