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屋脊的枪声——西藏平叛决策纪实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青藏高原的西南部。面积122.84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南北最宽约1000千米，东西最长达2000千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就座落在这里，素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之称。它北邻新疆，东北紧靠青海，东面接连四川，东南邻云南，南边和西面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3842千米，是中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六十分之一。藏族是西藏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其余是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怒族、纳西族等民族。西藏也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地方，洁白无瑕的雪山、晶莹剔透的冰峰，星罗棋布的圣湖，金碧辉煌的寺庙，吸引着无数的游人和探险者。
但是，就是在这片美丽而神秘的雪域高原上，20世纪50年代末却曾经发生过一场延续几年的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是谁点燃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这场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它的发生又给西藏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里将把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披露给读者。
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是帝国主义势力和极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碰撞的必然结果。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所言：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要做好武装的和非武装的两手准备。
要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末在“世界屋脊”发生的那场战争，还得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说起。
从历史上来看，英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西藏将近一个世纪。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西藏进行干涉和搞分裂活动。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对西藏的插手和侵略，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外部诱因。
从社会和阶级上看，西藏是一个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社会，约5%的农奴主残酷压迫和剥削95%以上的广大农奴，僧侣贵族掌握政权，对农奴专政，其表现形式是政教合一，并利用喇嘛教麻醉人民，人民受喇嘛教的影响也很深。
从民族关系上看，西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不一样。它有统一的政权和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并且有藏军武装，还有以达赖为傀儡的政教头头。
在这样复杂的国际、政治、宗教、民族背景下，在新中国成立前，亲英的达扎活佛掌握着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的最高权力，西藏也就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的策源地，并于１９４９年７月制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西藏“驱汉事件”，妄图乘机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外分裂势力策划的“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严厉警告中外分裂势力不要倒行逆施，西藏藏族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恶劣行径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然而，顽固不化的西藏地方政府，置中国共产党的警告和全体藏民族的命运于不顾，更加紧了分裂祖国的行动。
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及外国分裂势力妄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罪恶行径，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决心加快解放西藏的步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就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就解放西藏问题进一步指出：“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也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在赴莫斯科途中，又给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信，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当时的西南局负责人，提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意见。
１９５０年元旦之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负责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于近期内“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５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了《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
毛泽东认为：“如人民解放军能于１０月占领昌都，则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际上的新动向，由于印度政府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英国政府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因此，毛泽东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中共西南局：一方面，要准备打几个硬仗；另一方面，要在人民解放军占领昌都后，先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表示和平解决的诚意。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
１０月６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起了昌都战役，至１０月２４日战役胜利结束，共消灭和收编藏军５７００余人，约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二，解放了藏东的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彻底打开了我进军西藏的门户，扩大了我在藏区的政治影响，为最终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国外分裂主义者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以强烈的震撼。西藏地方政府被迫让年仅１７岁的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在拉萨举行了亲政典礼，接受了整个西藏的政教事务大权。
丹登嘉措亲政后，首先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了他对汉藏冲突甚感痛心，并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他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与此同时，丹登嘉措又接到了阿沛·阿旺晋美等４０位官员联名写给他的信。信中详细禀报了藏军官兵投诚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良好礼遇，并指出目前是汉藏和谈的大好时机，等等。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主义分子不愿相信昌都发生的事实，竟然决定达赖喇嘛应出走印度，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于是，刚刚亲政的达赖不得不听凭西藏地方政府中这些大活佛、大贵族的摆布，于藏历１１月１１日凌晨，换上普通人的服装，秘密离开了布达拉官。
当达赖一行３０多名官员以及３００多名藏军餐风露宿抵达藏南重镇亚东时，原来承诺接待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却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我国政府的警告，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这使达赖一行顿时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１９５１年１月，滞留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小镇东噶召开会议，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最后，总算是认清了形势，决定派阿沛·阿旺晋美率官员去北京谈判。
１９５１年１月１８日，滞留亚东的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前往新德里面见我驻印袁仲贤大使，请大使向毛泽东主席转呈西藏方面希望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善良愿望，并送交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大使的信件、哈达和礼品。
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积极转变，中共中央于１月１９日复电指出：“欢迎达赖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告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
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袁仲贤大使的复信，尤其对毛泽东主席祝贺他亲政甚感欣慰。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以期谈判取得成功。２月，达赖喇嘛批准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赴北京谈判。
３月１７日，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４月１６日抵达山城重庆，受到了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４月２２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乘飞机抵达北京。在首都机场，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以及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鲜花、掌声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共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来京，以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４月２７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一行４５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双方讨论了谈判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
５月１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５月２日，谈判双方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政府有权派军队入藏，为了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必须进军西藏。西藏代表表示，请中央确定进军西藏的人数、时间、路线以及驻防地等。
５月７日，李维汉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1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在拉萨只驻少量部队，对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并且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
５月１０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李维汉详细解释了中共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党的基本政策，而西藏的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以后，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去做。西藏代表表示没有其他意见。
接下来谈判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班禅在西藏具有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但是，由于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而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实没有关于十世班禅的册封文本，因此，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谈判由此陷入僵局。
为了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最后，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１９４９年６月３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导凤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派出蒙藏委员会的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塔尔寺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
在５月１６日的第五次谈判一开始，李维汉便摆出十世班禅受前国民政府正式册封的证据。在事实面前，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５月１７日，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５位代表，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１４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大师，并行了献曼扎的大礼。
５月１９日，双方举行了最后一次谈判，李维汉说明了在和平协议中列入的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一款，是指九世班禅在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代表表示同意。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终于全部达成。
５月２３日，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５月２４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谈判代表，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订，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向达赖喇嘛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于１０月２４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
１９５１年８月，我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在进军沿途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克服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西藏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我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西藏和平解放，党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而陶醉，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毛泽东一贯认为，协议上的东西终归是纸上的东西，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还有一段长长的路需要走。他清楚，历史上长时期形成的汉藏民族间的隔阂决非一朝一夕能够消融，帝国主义的插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参与、西藏特有的宗教环境、与邻国的领土纠纷，都直接、间接地影响西藏问题的解决，都是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不利因素。尤其是在西藏上层中，有相当一批人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存在着很深的成见，有的对共产党甚至是敌视和仇恨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兴风作浪。我们必须作好两手准备，和平的与非和平的。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那样。解放军一进入西藏，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表面上欢迎，骨子里却充满了仇恨，他们千方百计抵制协议，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把解放军赶出西藏。开始，他们采取用低价强行收购藏民的柴草和牛羊，不准群众把食品卖给解放军的办法，企图使解放军缺吃少用而被迫自动离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进藏的解放军所需的一切物资都是从内地供应，到西藏后自己又开荒种地，自给有余，根本不用买藏民的东西。他们见这一阴谋没起什么作用，便唆使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人民议会”，煽动一些人上街游行示威，派出藏军包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阿沛·阿旺晋美住宅，向中央代表交请愿书等，要求解放军撤到内地，依照前清治藏办法，西藏不驻部队，只留中央代表。
针对少数分裂分子破坏协议的行为，中央代表张经武、张国华数次约见达赖喇嘛和噶伦（西藏地方政府成员），对这些示威和请愿进行责备。正由内地返回西藏的班禅大师听说“人民议会”的闹剧，愤怒地说：“这个脓疱总有一天要破的”，并致电西藏地方政府的鲁康娃等人，要求他们维护与中央签订的协议。阿沛·阿旺晋美也数次对达赖陈说厉害。达赖感到鲁昌娃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遂下令解散伪“人民议会”，撤销了鲁康娃等人的职务，一场闹剧才算收场。
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导演的“人民议会”闹剧，更坚定了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作好和平的与非和平的两手准备的战略思想。
1952年4月6日，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指示》冷静、客观而又正确地分了西藏的形势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指示》说：“在这一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人民解放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予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分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对最近发生在西藏的请愿和“人民议会”的闹剧，《指示》对其实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世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会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
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增强物质基础，使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从物资上扼制我们的阴谋破产，使我们在西藏立足有可靠的物资保障。在西藏增强物质基础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驻藏部队就地生产，解决给养。但在缺氧、严寒的青藏高原就地生产，不是短期内能够见效的。另一条是修通连接内地和西藏的公路，将内地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西藏。这条途径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之急，而且也有利于增强西南国防。
1952年12月30日，彭德怀就选择康藏公路的线路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专门报告。报告说：“关于康藏公路由昌都至拉萨的线路，中央交通部共踏勘6条，其中以南线和中北线较好。现对定线问题有两种不同意见。中央交通部、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即由昌都经吞多、松宗、通麦、刚拉宗、太昭至拉萨，全长1150余千米。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即由昌都经丁青、沙丁、太昭至拉萨，全长920余千米。”
毛泽东看完报告后，毫不迟疑地指示：采取南线为适宜。
毛泽东之所以批准南线，是因为中北线施工困难，收效缓慢，显然与迅速增强西藏的物质基础这一现实要求不相吻合，而南线虽然距离长一些，但施工条件较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修路这一具体问题上，也是站在捍卫西藏主权，加强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体国防的高度来考虑的。
当年底，以解放军为主组成的筑路大军就开进了青藏高原，在沿途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下，以气壮山河的勇气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奋战两年，于1954年底修通了康藏(1955年西康省的建制撤销，该路改称川藏公路)、青藏两条公路。进藏公路的修通，为全面解决西藏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毛泽东对达赖的关怀和期望是真诚的，对推迟西藏民主改革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和国际大背景的共同作用，西藏保持了几年的相对稳定。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对这种平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班禅回到西藏后，对西藏的局势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达赖和班禅都积极表现靠近中央，西藏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了。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清醒地看到，西藏的“人民议会”并未彻底根除，只是活动的形式从公开转向隐蔽，西藏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突发事件。而要稳定西藏，做好团结达赖和班禅的工作十分重要。
对班禅，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是比较信任和放心的。
班禅和达赖都是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地位完全平等，两人分管前藏和后藏。达赖驻地是布达拉宫，领导着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班禅的驻地是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领导着堪布会议厅，也就是堪厅。由于达赖和班禅失和，九世班禅于1923年离开西藏，在青海塔尔寺仙逝。九世班禅仙逝后，堪布厅确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是九世班禅转世。但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承认十世班禅，所以十世班禅一直住在青海香日德。1951年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下，经过中央代表团的努力工作，使西藏地方政府和达赖承认了十世班禅，达赖还亲自向十世班禅致电，请班禅尽快驻锡扎什伦布寺，以便弘扬佛法。1952年下半年，班禅经数日跋涉，终于回到了离别30年的驻锡地——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班禅能有今天，是离不开共产党的，他曾对为他送行的中央代表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全国各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对达赖，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没有对班禅那样放心，但对达赖的关怀和期望则是真诚的，一有机会就做达赖的工作，希望达赖能够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带领西藏上层集团努力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的人民代表，来北京参加会议。为了保证达赖顺利来京，毛泽东特意指定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专程陪同。达赖一行出发时正值雨季，他必经的川藏公路到处是泥石流，道路、桥梁也冲断很多。为了保证达赖一行安全通过，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前，部队连夜抢修好便道，架设好便桥等待。在一些危险地段，部队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保护。
在中央的安排下，达赖途中每到一地，当地党政军领导都组织群众热烈迎送。达赖到达雅安时，西康省省长廖志高设宴热情欢迎他们，四川省省委书记闫红彦带一批接待人员早已在这里等候。到达成都时，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军主要领导亲自迎接，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到达西安时，中央早已派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在这里等候迎接。尤其是9月14日到达北京火车站时，不仅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上火车与达赖和班禅见面，然后引导达赖、班禅出车，而且周恩来、朱德率领首都各界人士在站台上隆重而热烈地欢迎达赖和班禅。毛泽东还亲自交待李维汉，一定要接待好。
达赖和班禅来到北京，国内外敌对势力十分关注，伺机进行捣乱破坏，企图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因此，他们的安全问题丝毫不能马虎。为了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中央对达赖和班禅的安全可以说是做到了滴水不漏。住处周围里里外外安排了几层保卫人员，邓小平、习仲勋亲自检查两人的住处及各项工作的布置情况。邓小平亲自叮嘱负责人员要多加小心，注意达赖和班禅的安危，要求“一只苍蝇也不能飞进来”。
达赖和班禅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们一行。一见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两人沿途情况、西藏情况、有什么困难没有，问他们全体人员到北京生活过得是否习惯，有什么要求。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使达赖和班禅很受感动，表示要为西藏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工作。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期间，各地信奉佛教的善男信女和寺庙僧众纷纷前来向达赖和班禅顶礼膜拜。为方便达赖和班禅为各地朝拜者摸顶，毛泽东指示在雍和宫专门为达赖和班禅设坛讲经。由于来朝拜的人比较复杂，为防止万一，毛泽东指示李维汉，对于达赖和班禅的讲话，原则是不干涉宗教活动，但要绝对保证达赖和班禅的安全，要把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
达赖和班禅国庆节后到外地参观访问，毛泽东指示民委副主任刘格干和平措旺价等人亲自陪同。达赖和班禅藏历年前返回北京，毛泽东又告诉李维汉按照藏族的藏历年习俗作好充分准备，让达赖和班禅及全体随行人员高高兴兴地在北京过一个藏历年。
藏历年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民委组织的宴请。他让达赖和班禅坐在他身边，按照藏族的风俗给两人及随行人员斟了酒，不停地给达赖和班禅请茶。宴会结束后，还与达赖、班禅一道参加了联欢晚会。此后，毛泽东又以他私人的名义，再次宴请了达赖、班禅及其一行全体人员，与他们合了影，送了祝贺藏历年快乐的礼品。
藏历年过后，达赖、班禅和全体随行人员又到西安、兰州、郑州、武汉等地参观。参观结束回到北京准备回西藏前，毛泽东不等达赖、班禅去他那里辞行，便先到达赖住处，同达赖亲切话别，对达赖说了很多勉励的话，希望他能率领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西藏。达赖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请您放心，我决不辜负您的希望。”
1955年5月，达赖一行返回西藏途经成都，正值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周恩来的专机到达成都双流机场时，达赖和省市的领导人一起到机场迎接。
周恩来走出飞机后，打量一下迎接的人群，见达赖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站在队伍的前面，他没有顾及李井泉的问候，径直朝达赖走去，未等达赖开口就首先问达赖好。达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感谢总理关心，我一切都很好，等你住下后我再来看望您。”周恩来仍握着达赖的手说；“不，不，不，应该我去看你，你离开北京时我在国外，未能送你，现在应该补上，你说对不对?该不该我来看你了啊?”说完真诚而爽朗地笑了。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陈毅亲自到招待所看望达赖，和达赖亲切交谈，听取达赖对西藏的建议和意见，结束后和达赖一道合影留念。5月5日达赖离开成都返回西藏，出发前周恩来、陈毅又到招待所为达赖送行。
达赖离开成都后，在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护送下，安全返回拉萨。
达赖回到西藏后，基本按照中央政府和毛泽东的指示去做，西藏的局势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纪念活动。
对于要不要批准达赖、班禅出访印度，当时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同志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有的怕他们去了被分裂主义分子拉下水。毛泽东在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西藏问题时指出，即使达赖真的跑到国外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事业一样会蓬勃向上。他说：“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去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些。我们就是那几个兵，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他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毛泽东对达赖出访印度不仅不阻拦，而且还不怕他不回来，要不要达赖出国的争论也就有了结论。
达赖一到印度，帕拉·土登维登、嘉乐顿珠、夏格巴等人在英、美、印度等国反动势力唆使、引诱、拉拢下向达赖施加压力，企图挟持达赖不返西藏，留在印度领导分裂祖国搞独立活动。并在拉萨、昌都一带制造骚乱和武装叛乱，以使达赖下决心留在国外。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引诱下，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当时，周恩来正好在印度访问。他根据西藏的局势和达赖当时在印度的情况，敏锐地判断出达赖的思想状态，是正处于回国与留在国外的十字路口，觉得应该帮助这位年轻的宗教领袖，给他指出一条光明之路。于是在12月29日、30日和1957年1月1日，连续3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见了达赖，对达赖进行细心开导。
关于西藏的改革问题，周恩来对达赖说：“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果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将来如何改革，现在也不要讨论，现在主要是做好建设发展西藏的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好过了，那时看情况再谈改革，办法也就多了。这样使大家的心都安下来，这点我们多次说了，说了就要做。”
关于分裂分子搞乱子的问题，周恩来明确地告诉达赖：“现在拉萨有些与‘人民议会’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点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据我们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拉萨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他们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发生了，我们一定不能允许其搞。人民解放军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但如他们闹出乱子，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
关于达赖回国还是留下的问题，周恩来说：“毛主席希望你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去对你不利。连尼赫鲁都承认噶伦堡是国际间谍的活动地，现在有人要将达赖请到那里去搞请愿，进行对西藏的颠覆活动。你是西藏佛教的领袖，你离开了你的教徒怎么办?怎么去弘扬你的佛教?你是西藏政教合一的政府领袖，离开了西藏人民，离开了西藏你的政教事业怎么发展?你怎么完成率领西藏人民建设幸福家园的伟大事业，怎么去建设西藏?你应该回去，你的事业和前途都在西藏。”
周恩来在连续3天和达赖谈话期间，为了使达赖选择回国这条正确的道路，又同时接见了达赖随行官员，针对有人想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的思想，周恩来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我告诉你们，西藏的工作也不会因此而停止。我们不强迫达赖喇嘛及你们，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间都行，什么时间我们都欢迎。不过，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己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独立也搞不成。”
周恩来的话是客观的，也是真诚的，既是从维护西藏稳定考虑的，也是从关心达赖的利益考虑的。达赖喇嘛认真分析了周恩来的话，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于1957年2月15日回到西藏。
达赖回来了，西藏又处于暂时的平静之中。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政府关注的另一件大事，就是西藏的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实行的。西藏人民必须经过民主改革，才能获得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造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由于西藏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何时改、如何改却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西藏局势稍稍有所稳定。中央在西藏主持工作的范明一度大步向前改革，引起了藏族人民的不满。毛泽东及时指示范明，立即停止改革，并让张经武仍回西藏接替范明的工作。
1957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对西藏的民主改革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也几次发出指示，决定从1957年起至少六年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以内，在西藏不进行改革。但也并不是说，具备了条件的、应该进行改革的地区也不能改革、不许改革。1957年3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阐述了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报告分析说，甘孜藏族自治州除牧区、农牧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和早已完成合作化的泸定县外，农业区(约32万人)的民主改革，14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有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保护和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大力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教育藏族上层认清前途，消除顾虑；巩固公路交通和进藏物资的运输，等等。毛泽东3月7日表示：“同意这个方针。”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近期内总体上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是充分考虑了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从历史的情况看，西藏很早以前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从现实来看，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农奴制度和封建统治还是原封未动，民族旗帜和宗教旗帜还抓在上层分子手里。上层分子还能够利用这两个旗帜影响人民群众，借以保持原有的制度。
面对这种现实，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如果没有上层领袖人物的真实的同意，没有基本群众的必要的支持，就会变成是我们强加于人，并且主要是靠我们进行改革。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就很可能造成一种局势：不仅多数上层会反对我们，分离主义阴谋得逞，左派陷于孤立，而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在上层分子的影响和控制下，也会跟随在上层分子后面，暂时地反对我们。这样，和平改革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这种局面出现了，就逼使我们要么停止改革，要么进行战争，从战争中再来发动群众，推倒农奴制度，经过战争发动群众进行改革。在西藏这个地区，由于上述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加之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从长远着想，采用这个方法改革，在政治上不主动，在军事上不值得。至于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挑起的武装叛乱，那是另一种情况。
实践证明，中央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对西藏民主改革的方针、时机和步骤的安排也完全是正确的。后来，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和叛国分子挑起的武装叛乱，中央采取平叛行动，推倒了农奴制度，才使改革得以提前进行。
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由于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表示不支持西藏独立，西藏上层中的反动分子不得不暂时收敛分裂祖国的企图。在国内，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诚恳地做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领导人的工作，由于中央在西藏实行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特别是根据西藏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作出民主改革6年不搞的决定，使西藏的各项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央和西藏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观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爱国主义开始在人民中逐渐增长起来。在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西藏社会保持了几年的相对稳定。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表面上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然而，党中央、毛泽东对这种平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时刻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变化，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高屋建瓴，胸有成竹，一旦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便能应付自如。
1956年春，四川藏区发生武装叛乱，被解放军迅速平定。消息传到西藏，引起喇嘛、贵族上层的震动。西藏地方政府要求组成考察团赴川西调查事情的缘由。毛泽东实事求是，不讳不藏，充满自信地发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如实介绍情况，反对分裂，讲清是非。他为中央起草的通知说：“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此时西康已撤省，改为隶属四川的一个地区)：此件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叛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
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西藏工作问题，西藏工委根据书记处会议精神，就今后西藏工作的基本任务作出决定，主要是：坚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继续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决定同时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安排，对西藏地区的国防、外事坚持中央统一管理，对西藏的内部事务由西藏人民自己管理，等等。
5月14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并作出指示。中央在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也应当估计到，在这个期间，西藏地区是不会风平浪静的。因为民族关系的根本改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每个民族内部劳动阶段的彻底解放。在社会改革至少在民主改革实现以前的这个期间，分离主义分子不可能绝迹，并且总是要进行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总是要寻找机会进行挑拨的。当然，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坚持上述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上保持应有的戒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很难挑起全西藏的大规模的叛乱，即使挑起来了，也有把握把它平息下去。”为此，“我们的同志必须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不至于平时疏于戒备，临时失之仓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