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石室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4:48:55
圣心大教堂保留了浓郁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正面的花窗和券门20世纪30年代初的石室用来排水的狮头   熙来攘往的一德路,好像是典型的老广州城的一个缩影。不长的一条街上,凉茶铺、肠粉店、维修行……密密麻麻的店铺鳞次栉比。轰鸣的车流给炎炎的夏日助着热,马路上人来人往,透着一股鲜活的人间烟火气息。
茶米油盐的市井生活里,偶尔会有抬头仰望的时候。有两根直插云霄的尖塔,会在这个时候吸引你全部的目光。有人这样形容过它:“一座吃喝之城里,两根伸向天堂的‘天线’。”
它的名字是圣心大教堂。因为全部墙壁和柱子由数以十万计的花岗岩所搭建,广州人又习惯称它为“石室”。
它不仅是全国唯一一座由纯花岗石砌造的哥特式教堂,也是国内最大的哥特式建筑物。
“石室”的建筑格局酷似巴黎的圣克洛蒂尔德大教堂,由法国天主教普行劝善会兴建,清同治二年(1863年)奠基,施工历时25年。设计者为法国工程师,后由广东揭西县富有经验的建筑工人蔡孝总管施工而完竣。
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它竣工的那天算起,它的年纪已经快120岁了。
像是一位老人,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在它的心里镌刻下了数不清的尘烟往事。最近,整整两年的时间,它被重重叠叠的钢架包裹得密不通风,神秘的修葺工程在里面一刻不停地进行。不久前,细心的路人开始发现,厚厚的“绷带”开始被一层层地拆下,阔别两年的“石室”,终于再次沐浴在广州夏天浓烈的阳光里。本月,经历了长达两年修葺工程的石室圣心大教堂,将要揭开神秘面纱,重新对外开放。
策划:赵 洁
李 倩
撰文:金 叶
摄影:倪黎祥
实习生:曹景荣
历史
它来自
19世纪
1987年,“石室”的修女院开始恢复。来自广东汕尾的黄曲蕉前来投考,成为“文革”之后“石室”的第一批修女。推开厚重的大门,眼前的情景让黄曲蕉“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心里突然变得凉了一些。”
那是一个苍老的“石室”。厚厚的花岗岩墙壁是被火烧、被炮击的累累伤痕,“嘀嗒、嘀嗒……”高高的穹顶正在往下漏水,举目四望,曾经美轮美奂的彩色玻璃窗破损不堪,为了抵挡风雨,一些简陋的彩色玻璃被临时加上去,它们不甚牢固。“有的时候还会往下掉,很危险。”
纵然如此,在黄曲蕉的眼中,“石室”的魅力依然无法抵挡,哪怕它曾经如此无可奈何地老去。
“有的人走进来,留下一路的惊叹;有的人在教堂里久久伫立,始终不发一言;还有的人,会突然之间号啕大哭。”“石室”崇高、开阔、而又亦真亦幻的建筑风格,撩拨了他们内心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石室”所在的位置,是一条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街道,直到今天,“老广州”们仍然在沿用宋朝时候人们的习惯,称呼其为“卖麻街”。
鲜花常开,绿树掩映,珠江之水从旁侧缓缓流过。“卖麻街”,在清朝的时候成为两广总督部堂衙门所在地。可惜那并不是一个太平的年代。1856年的10月,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28日下午,英国海军陆战队250人越过广州城墙的缺口,连人带炮进入广州。一周后,英军的米字旗插上广州城头。两广总督行署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
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和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的第4条规定:“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天主教堂”。藉着这条规定的庇护,1857年底,罗马教皇派法国普行劝善会传教士明稽章来广州,委任其为粤桂监牧区首任“宗座监牧”,相当于主教的职务。
把教堂建在哪里?明稽章东走西逛,最后看中的是珠江边官府所在的这块地皮。1860年,明稽章回法觐见法皇,法皇听取了他的建议,大笔一挥,同意分期拨50万金法郎在广州建大教堂。明稽章喜出望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现在只要获得时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的同意就可以了。可是他的要求却遭到了劳的拒绝。明稽章只好请法军最高司令官出面写了一封颇具威胁性质的信件:“如果24小时之内不给法国一块合适的土地,限期一到,全城戒严。”此时的劳崇光已经没有了说“不”的余地。
咸丰十年阴历12月15日(1861年1月25日),恭亲王奕忻与法国政府签署附加协议,正式确认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建立。咸丰帝下诏,批准了建立圣心教堂的协议。
《明稽章传》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当时交地的经过,那是丧权辱国的一幕——“当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入口处的大院里时,De Tannoarn(法驻广州特派员,海军中校,荣誉团骑士勋章获得者)策马奔到院子中间的小丘上,把剑拔出鞘,大声宣布:这块土地从此归法国所有,永远是教会的财产!两位骑在马上的司令官让人把明稽章的轿子向前抬,然后下马前去向主教行一个军礼:‘主教大人,我们很愉快地把这块美丽的土地交给您,让它在您的领导下用于美好而伟大的事业。’”
根据李泰初《石室始末记》的记载,为体现教堂的尊严,要求“邻近屋宇,所有窗户,一律不许望见天主堂(工地)之内,如有先已造成……即将窗户用砖堵塞,不必拆毁。”
1863年12月8日,“石室”举行奠基礼。石室教堂的创建人明稽章主教,两广总督劳崇光盛装参加了隆重的仪式。这时,“石室工地全部用竹围栏围起,里面高高低低并列着石匠住的篷寮,各地招来的头上盘着辫子的工人都挤在里面。”
“石室”的奠基石,据说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母墓地河急流中取下的一块石头。时人还从罗马取了一公斤的泥土置于这块基石下。今天人们在“石室”正面东西墙下可以看到刻有Jenusalem1863和Roma1863的拉丁文,正是此意。
建筑
翻版圣克洛蒂尔德
法国教会于1864年请来两位当时法国极有才华的建筑师——Vonutrin和Humbert。他们设计的图纸在当时得到一致赞赏。在想象中,将要在珠江边出现的这座天主教堂,采用“哥特式”设计,几乎是巴黎的圣克洛蒂尔德大教堂的翻版。
1888年,历时25年。南国珠江畔,矗立起一座全部用花岗石砌造的哥特式大型雄伟建筑——圣心大教堂竣工了。
当时广州的珠江两岸,几乎全部都是平房。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巨大而奇幻的“石室”,给当时的广州人在心灵和视觉上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撼。
圣心大教堂,建筑面积为2754平方米,东西宽35米,南北长78.7米,呈十字形,从外表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高度有58.5米的尖塔,高耸入云的它们,连同那无数的小尖顶和小尖塔一起,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冥冥的苍穹。那线条轻快的尖拱窗、造型挺秀的山尖塔、飞扶壁、簇柱及彩玻璃嵌镶的花窗。升华、向上……如果说哥特式建筑最终的追求,是要充分表达尘世中的人们对神秘天国的向往,“石室”几乎是完美地诠释了哥特式建筑的庄严与崇高感。
推开厚厚的门扉,教堂前面正门三个,门面呈后退八字形,称为透视门,二楼是唱经楼,能容百余人唱圣歌。值得一提的是钟楼。西边钟楼的西南北三塔面安装有罗马字钟面的时钟,而东边钟楼悬挂了“马利亚铜钟组”,分别可敲出C、E、G及高音C四组音律,钟声一响,传出低沉、洪亮、清脆的钟声,可传十里之外——在当时的广州,这可是一件破天荒的新鲜事,它是广州最早的报时大钟。
在这之前,主教明稽章还曾有过些许的犹豫:“在这个城市里,这种大钟还鲜为人知,我对它能否被接受着实有些担心,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看到城里没有报时钟,就给装上一个……一旦装上,会给城市人民带来好处。”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巨大的彩色玻璃窗。“石室”教堂内部,正面、东面、西面各有直径7米的圆形玫瑰花窗,以深红、深蓝、紫黄等玻璃镶嵌。窗心花为一小十字,放射24瓣花瓣,花瓣之间顶尖有12个小圆,圆之间又有12个小十字,组成玫瑰花图案,整个线条自然生动,五彩缤纷。从室内往外看,阳光的透映和折射使整座教堂显得变幻迷人。
从它诞生的那天直至今天,“石室”一直都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明稽章本人并未看到“石室”落成的这一天。他于1886年72岁时在巴黎辞世。
石室建好之后,一些外国文化在广州也有了立足之地,如石室内的丕崇书院,在光绪、宣统年间就放映电影,成为广州最早的电影院。
岁月
磨不掉的伤痕
战乱频仍的20世纪初,这个世界上没有哪块净土可以从纷飞的战火中幸免,哪怕是尘世中的“天国”,受天主庇佑的“石室”。
“七七”事变刚刚爆发,广州成为日本轰炸的目标之一。而“石室”却在一段时间内毫发未伤。“走警报,躲‘石屎楼’”,每当日本的军机像乌云一样密布广州的上空时,惊慌失措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寻求“石室”的庇佑。
厄运终究还是来了。1938年8月8日,日本军机在珠江炸长堤永安堂(今省总工会),再到石室,落下3枚炸弹。
轰!轰!轰!巨大的声浪震撼高耸的塔尖,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化成碎片纷纷落下。
一架飞机冷不防撞上塔尖的避雷针,然后一头撞在石室前的沧海茶楼,当场爆炸。烈焰腾飞,石块和弹片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
石室里避难的妇孺顿时死伤枕藉,死难300余人,其状惨不忍睹。《字林西报》记者写道:“尸体横陈,断肢残骸狼藉不堪。”爆炸中,石室那三面大钟被声浪震停了。时针永远记下了日寇逞凶的历史时刻。
1966年8月25日,狂飙骤起。这次浩劫对石室的破坏几乎是颠覆性的。砸神龛、倒神像,宗教油画被撕扯下来,所剩无几的玫瑰花窗,被石头、乱棒砸得粉碎。教堂大厅尽头处的经书被搬到大厅中央,和几百张听讲道附有跪板的长木椅一起,堆成小山。熊熊的大火烧了起来,呛人的白烟在教堂中弥漫,火舌舔到石室的墙壁,石柱、石壁被烧红、爆裂。
直到今天,走进“石室”,你仍然可以在教堂前部的大块花岗岩上看到被火烧过的痕迹。仿佛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