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的博客 -- 大学校长的“痛苦”，在于不该管的管得太多

大学校长的“痛苦”，在于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熊丙奇


“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昨天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在大学校长眼里，校长成了“高风险职业”。（文汇报10月13日）
大学校长的“苦经”，当然有来自外界的问题，比如，没有办学自主权，要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评估，要按照上级部门的行政指令办事，而这些又受制于当下的校长任命制度——大学校长由上级部门任命、考核、评价，校长们必须对上负责，说得更明白一点，必须对政绩负责。
但是，如果把这些都归为外部问题，显然不符合实情。我国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外部的行政干预过多，而另一方面，是校内的行政化风气严重。也许大学校长在当前对上级的任命、考核、任期要求等无能为力，但是，在转变校内行政管理上，却有足够的空间。而遗憾的是，不少大学校长没有利用好这些空间，反过来，通过自己的各种办学行动，加剧大学的行政化。
大学校长抱怨，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校长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那么，请问，校长可不可以只管行政，不管学术？没有任何来自上级的文件，要求一所大学的校长，要掌控学校的学术权。事实上，曾有一些行政部门的官员，“语重心长”地告诉校领导，你们当了学校校长，就要“忘记”自己还是学者，不要再从事什么学术研究，一心搞好管理就可以了。可是，有多少大学的校长，不是依旧在“担任校长之余”，继续带博士、硕士，继续带课题组，继续搞科研。这不但分散了其校长岗位的精力，更重要的是，这违背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校长们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为自己捞取各种学术资源、教育声誉。近年来的院士评审、国家重大课题立项、国家教学名师，不乏校座的身影，这成为教育腐败、学术腐败的源头。
在诸多发达国家，一名学者，不管你有多大的学术成就，一旦担任大学校长，就得放弃学术事务，专心做管理工作。甚至有些国家，明确制定法律，校长再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是违背规定的。当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说，无法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与教育福利时，就将很大程度使其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而不去涉及教育权和学术权。
我国校长的“困惑”和“痛苦”，大多始于此，就是自己身在其中，利益与自己直接紧密挂钩，于是，考虑的不是怎样办好大学，而是怎样平衡利益。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关系是，学校行政是执行学校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的机构。在这种关系中，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独立运作，校长不用去想着怎样指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干什么，工作职责十分明晰，也就没有大学管理那么复杂的感叹。而事实上，当教育权和学术权从行政的手中转移到教授手中，教育和学术才能按照正常的路径运行，学校的教育秩序和学术秩序才能构建。
拿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所列举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变成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来说，顾校长分析这是因为“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实际上，这是由于大学没有教授委员会推行真正意义的同行评价所致，如果评价不是简单地按照行政机构所布置的由学生评老师，而是尊重教师教育自主权以及教师的同行评价，不可能出现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再看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的抱怨——“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个别学术‘牛人’垄断学术资源，又使得‘学术自由’演变为个人的‘行为自由’，中国大学目前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约束。”——既然知道分配不透明、“牛人”垄断学术资源，为什么在校内不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做到所有收支全透明？为什么不建立所有教授平等发挥作用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以此制约学术“牛人”出现？依照国家的规定，高校是应当做到信息公开的，可目前所有中国大学，没有一所做到了信息公开。同样，我国很多大学号称建立了学术委员会，可无一例外的，这些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都成为行政的工具与摆设。对于公众十分关注的学术不端事件，不闻不问。
以笔者之见，大学实现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权，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全部交给教授治理，这不但可以理顺校内管理，让复杂的利益关系，变成简单的教育关系与学术关系，还可以给大学校长们与外部打交道的底气——在面对行政的指令与要求时，大学校长完全可以以本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的决定加以拒绝。这其实是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以及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的现实途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大学没有这样的机构，办学由行政说了算，因此，行政面对更大权力的行政机构，无从拒绝。
既然大学校长们在大叹“苦经”，因此，摆脱“苦海”的最好办法，就是从自己不再从事学术活动，进行利益回避开始，进而在学校内推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办学机制，制订各种权责利明晰的“大学章程”，当自己带头放弃“利益”，其他利益堡垒也就很容易攻破。人们所担忧的是，校长们并不真以此为苦，而是表面上“叹苦”，而乐在其中，就像对于《国家教育规划》所指出的，要“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诸多在各种场合大声反对教育行政化的校长却很是反对，认为取消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的地位。校长谈“苦经”的真实用意，或许为，希望外部给大学更大的自主权，而在校内，自己一如既往掌控“所有权”。
办好一所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总结的是16字经验——“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告诉大学校长们，不是要校长多管理什么，而是减少对教师、对学生的管理，多做对教师和学生的服务，手中没有多大权力的校长才是真正的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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