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给你一个战略头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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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民主的基础是自耕农的数量优势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由于民主制度保障了他们不致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对外战争也缓解贵族对于国内的土地兼并。罗马人虽然对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并没有占领大片土地，但是因为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太多，而罗马人始终就以罗马城的居民为主，因此土地兼并问题相对不很严重。国家掌握的大量公地成了贵族兼并的主要目标，而自耕农的土地相对比较安全。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和民兵制，当战争爆发时才临时征召士兵，战争一结束，各自回到日常工作和职业中去。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奴隶制的加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把征服的地方扩大了两倍以上，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人鼓励意大利人去开发这些土地，规定只要交纳税收，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富裕的和有权势的公民乘机大量占有土地，建立了大庄园。因为自由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法律的保护，这些庄园主不愿雇佣他们，而愿意购买因为战争而来源充足，价格便宜，又不用服兵役的奴隶到庄园劳动。
建立海外行省，导致职业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产生和膨胀。路途遥远，战争延长，使一部分军人和军官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军队指挥官长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惯了，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和出生入死的士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时，罗马是政治中心，元老们都集中在那里，而且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是限制元老投资工商业，鼓励他们投资农业的。因此这些职业军人，以及那些在行省官僚机构供职的官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行省当地的豪强大族的利益。这批地位仅次于元老的阶级就是骑士阶级。罗马和雅典不同的地方是一个陆军强国，因此当年设计公民服兵役特权时，不象雅典那样重视军舰的舰长，而且罗马人的海战战术是以接舷跳帮肉搏为主，可以说是海上陆战，所以最花钱的兵种就是由国家提供战马的骑兵。在骑士阶级的包括富有的工商业者，类似现代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官吏（但不是政客，他们在元老这个阶级里），中小地主。
布匿战争在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当中，打破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从此罗马作为超级强国迅猛扩张，直到极限为止。骑士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使他们开始不满足自己仅次于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他们开始向元老院发动内战。
他们主要的政治纲领包括：
司法权。元老院经常利用司法机构监视和打击骑士在行省的势力，因此骑士要求夺取司法权；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一方面利用罗马平民反抗贵族的传统争取平民的支持，但主要是在打击元老贵族的基础上取悦军队；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罗马公民权。实际上是打破罗马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使行省和"盟国"的贵族都能分一杯羹。
斗争最早是围绕国有土地的再分配展开的。在公元前３６７年曾经通过一个"李锡尼法案"，规定每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５００犹吉拉（相当于１２５公顷）。那时罗马还是个小小的城邦，出城几十公里就是敌国，国有土地数量很少。但是贵族们一直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法令，基本上不予理睬，尤其是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敌国土地收归国有之后，他们更是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大量抢占土地。
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在新征服地区推行在意大利已经成功的同盟体系制度。在各同盟地区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城邦自治，公民权城邦化。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的罗马，应该设立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法院，制订同盟内部关系法。罗马人在被征服的地区的城镇里普遍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是历史事实，这里不多评论。授予非罗马居民罗马公民权的问题是骑士阶级提出来的，后来引起同盟战争。在战争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罗马人匆忙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同盟国的自由民，以后推广到了整个帝国。在当时的信息传递的条件下，罗马公民权的参政意义对于罗马城以外的自由民并不大，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罗马的各种会议和政治活动，还不如公民权城邦化来得实在。如果同时实行所有城邦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一律平等，则和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是一样的效果。
同盟代表大会主要的任务是制订同盟关系的有关法律，相互经济合作事宜，救危扶难；决定整个帝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宣战，和谈，战争负担和战利品的分配，战争结果的安排；选举同盟法院，根据同盟关系法和其他法律，处理盟国之间的纠纷。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动过程，可以看到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同盟代表大会，对雅典的宣战就是由科林斯在会上提议，说服所有同盟国之后实现的。罗马人的民主制度是从希腊学习引进的，引用希腊人的这个现成的先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同盟法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牵涉到强制执行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实现。海牙的国际法庭只是一个舆论工具，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实施的强制只有在经济封锁上可以行得通，动武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当然，法律不健全是今天联合国的一大问题。
在中国，春秋"五霸"就实行过强制执行。当时的霸主有义务带领盟国惩罚那些背盟的国家。在雅典的提洛同盟，雅典就多次实行过征服那些背盟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下，多数同盟国都是曾经被罗马征服过的，或者是罗马的附庸国，因此，建立同盟法院，并且强制执行法律是具备条件的。
通过这种政治形式，使古典的民主制度能够突破城邦的局限，扩展到帝国的范围内，欧洲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人类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一般而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文化和科学昌明，社会进步比较快。在希腊的例子，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斯巴达这个专制城邦国家在文学和科学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连他们的历史都是雅典人写的。相反，雅典的文化和科学就繁荣得多。例子并不仅如此，斯巴达的盟国叙拉古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该国就产生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
罗马帝国是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她的刹那光辉很快就消逝在军阀混战的昏天黑地之中，后来整个被野蛮人所毁灭，这是罗马民主的悲剧。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小康之家，或者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须在所有家庭总数中占比较大的比重。如果说过去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使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上来，否则法制和民主都不可能健康成长。
13.弹性的意义。
弹性是一个力学上的概念，说的是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会发生形变，但是在除去外力之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和体积，这种性质称为弹性。弹性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固体在外力作用之下发生的形变和它所受到外力成正比，这个定律叫胡克定律。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是最多引用弹性概念的学科。经济学里讨论的弹性概念指的是当存在两个相关的变量的时候，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的灵敏程度。常用的弹性概念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国际贸易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等等。
弹性概念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决策。例如需求的价格弹性有什么用呢？我们做生意实际上就是卖东西，价格是我们出售商品时能够获得的单位收入，当然是越高越好，可是东西贵了就不好卖，因此我们知道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和需求量。麻烦的是正好应了我们民族的一句古老的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恰好相反：想要价格贵，需求量就少，想要需求量多，价格就不能上去。我们怎么能够尽可能卖到最多的销售额呢？这时候弹性的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如果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变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其程度超过了价格变动的程度，比方说，我们降低价格５％，引起需求量猛增了１０％，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反之如果反应不大，比方说我们提高价格１０％，销售量才下降５％，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缺乏弹性的商品。
对于富于弹性的商品，如果降价，我们在价格方面付出的代价比较销售量方面的得益相对要小，因此降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反之，缺乏弹性的商品，如果涨价，卖主在销售量方面的损失不如他在价格方面的获益，因此涨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
知道价格弹性的用途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从长远来看，汽车、家用电器、化妆品、首饰之类的商品是倾向于降价的，因为只要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总是力图比对手先降价，以便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而缺乏弹性的商品，长远来说总是倾向于涨价，象电、自来水、大米、面粉之类，因为企业喜欢在不丧失太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抓住一切机会涨价，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
我们除了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当中利用弹性的原理来把握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之外，还可以利用弹性来预测投资的前景。近年来，不少企业在投资热火朝天的家用电器项目的时候吃了大亏，其中对于价格的走势难以把握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来以为价格会保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实际上投产的时候，已经降到大大低于预期的水平。如果投资者知道弹性原理，了解自己投资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就会知道，如果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将来价格很可能比现在的水平要高，因此只管放胆投资；如果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将来的价格肯定比现在要低，弹性越大，低得越厉害，因此对于将来的投资回报不可以过分乐观。
弹性原理在经济活动当中获得广泛运用，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广阔的用武天地。
举个例子，男女不平等怎么来的？--当然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剥削制度的后果。但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剥削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男女就完全平等了吗？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上总是男人的地位压倒女人--在凶的女人也是在家里发出"狮子吼"，到社会上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男人有没有责任，肯定有，但是女人自己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从男女之间的竞争角度来看，女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小的实力要素上，男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大的实力要素上，因此女人处于弱者地位是自找的。几乎全部女人都对自己的外表很重视，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来装扮自己，可惜人长成什么样子大体是天生的，无论怎么打扮，长进最多不过百分之几十。除此之外，女人还重视爱情和家庭这个男人也有份的东西，但是太重视了，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女人都不放在心上。而家庭是自己的，搞得再好，只能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别人，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不能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人操心女人的事情，会被人们认为"没出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之类，那么男人应该干些什么呢？--干一番事业。什么叫事业？做学问，保卫国家，赚钱，工作……男人英俊一点是不是讨女人喜欢？是的，和女人漂亮讨男人喜欢一样，但是男人为什么不去化妆？因为男人有事业才更能够讨女人喜欢，任何事业，都可以使男人有可能比他天然不加以努力的情况下有几十几百倍的长进--他做学问，成为万人之中首屈一指的智者；他保卫国家，统帅几万人的集团军司令；他赚钱，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这些都是弹性大的事情，都是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所以，男女本来都是一粒受精卵，可以后来成年之后大家的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不是因为上帝对女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大部分女人都过于操心弹性小的东西，在这些没长进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所以在弹性大的，有长进的事情上就没精力了。如果女人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弹性大的事情之上，则没有什么东西是男人专美，而女人不能的。留意我们所知道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女强人"，她们的成功毫无例外都是进入了原来人们以为是男人的专属领域：花木兰和穆桂英去当兵打仗，武则天当皇帝，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干预政治[23]，居里夫人进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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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人"真的是那么美丽吗？未必。如果她们只有美丽，我们不会知道，因为她们的美丽导致了国家的兴亡（这就是政治），才会流芳百世。其实至少杨贵妃不但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体重超标兼年龄偏大，恐怕在当时也不被御林军的官兵看好，否则不至于那么忍心活活逼死一代艳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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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在，男人体力强健的传统优势越来越被男女差别不大的智力所取代，成为主要的人际竞争的主力要素，社会又比较开明开放，女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应该有比较大的改善才对，首先应该由女人自己争气才行。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突飞猛进。英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国内市场容纳不了突然增加的产品。英国人一方面大力开拓殖民地，另一方面推动国际贸易。英国的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英国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主张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法国人本来是英国人争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斗败下来以后，对昔日的冤家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治国方略全部照抄英国，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但是德国人则不以为然，德国经济学家弗利德里希·李斯特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人从被法国人拿破仑叔侄欺负的弱小民族一跃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并且反过来欺负法国，甚至俘虏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皇帝，使法国人蒙受亡国之辱。
李斯特的思想主要是注意到落后国家（现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集中在传统产业方面，而好像农业、矿业等传统产业对于国家的富强是属于弹性小的产业，也就是说你费了半天劲，也看不到什么收效。但是英国人的比较优势强大的产业--机器大工业却是对于国家富强富于弹性的产业，如果一个国家把资源投入到这些产业当中去，富强的步伐才会加快。如果听英国人的话，德国人永远只能卖土豆和马铃薯酒，而不能生产机器，因为英国人的机器便宜，而德国人的土豆便宜。按照李斯特的意见，我们德国人的机器工业一定要发展，老外嫌贵不买不要紧，我们德国人自己无论多贵都要咬紧牙关买自己的机器，不买英国人便宜的机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卖土豆的名声和德国人好像联系不到一起了，今天德国的机器畅销全世界，不算便宜，但是远远比英国人的机器受顾客欢迎。机器是英国发明的，但是最好的机器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最好的坦克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如果当年德国人专心生产自己好卖的产品，贪图英国的机器便宜，今天德国还会和中国、印度等国一起在世界银行争夺开发落后地区的贷款。
女人天生比男人好看，结果女人下死劲儿让自己更好看，但是功夫却下到了弹性小的地方，反而成就了男女不平等。如果男人认为自己天生比女人力气大，然后把功夫下到力气方面，多数不成功（可能只有少数运动员成功），因为这个社会重视长得最高的器官是不是好用，不重视你整个人是不是长的最高。一个人最高的器官是他的大脑，如果头朝地走路，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个疯子，所以孔夫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大脑的功能是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最富于弹性的，其次才是手，再次是其他器官。今天我们拿人类和动物互相比较，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比动物强很多，人类的手也比动物能干，但是其他器官多数不如动物。猴子的爪子比人手灵活，如果比赛抢苹果可能比人快，但是猴子做不出任何简单的工具，因为它的大脑不如人脑管用。如果男人一味开发自己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类似"人猿泰山"那样的怪物，整天拍着胸脯"哦！哦！……"乱叫，成为人家笑柄。
我们在分配资源，开发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应该注意各个实力要素的弹性，如果弹性小的，就不要投入太多资源，如果弹性大的，就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德国海军，是现代史上走过最曲折道路的海军：两度辉煌，两度覆灭。最后，德国海军用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整套在海上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德国公海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主力舰队的第二强大的海军舰队，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被困威廉港，只是作为"战后谈判的筹码"，无所作为。力主实现主力决战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舍尔海军上将领导了日德兰大海战，结果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较有利的战果对比，但是在根本扭转双方的海军兵力对比和突破英国海军封锁这个战略目标上却遭到了挫败。
在主力舰队决战失败后，德国发现，打击英国更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可是在德国开始这么做的时候，美国已经参战，无济于事了。
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史中吸取了以下教训∶
n德国比较短的海岸线及其出口的地理形势容易受到封锁；
n德国军舰重视防护力超过重视火力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
n在海军建设上，强调射击技术训练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
n潜艇战是弱国海军对抗强国海军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根据以上教训，采取了以下措施∶
占领挪威和法国，获得英国无法封锁的有利的战略地理形势。希特勒一度想把西班牙拖下水，进一步攻克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封锁地中海西口，由于佛朗哥要价太高而没有实现。在动员西班牙参战的问题上，希特勒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到底，这是一个重大失策。西班牙参战，或者被德国胁迫参战，对于地中海的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英国和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重要殖民地的联系有重大妨碍。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基地的德国海空军可以有效地封锁地中海西口，并且使英国经南非的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绕道大西洋中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继续坚守马耳他，也很难保卫埃及。
占领挪威，也是英国人的企图，但是德国人快了一步。德国占领了挪威之后，切断了英国支援苏联的最短、最经济的路线，并且从那里向大西洋多次派出舰艇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突入大西洋的战役，该舰虽然被击沉，但是牵制了几乎整个英国海军，并且击沉了英国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胡德号。但是挪威作为德国海军基地的缺点是距离英国主要交通线太远，并且工业力量相对薄弱，对于军舰的维修不利。
法国海岸比较挪威更好，后来成为德国潜艇出击的主要基地。俾斯麦号在击沉胡德号后，之所以不愿意返回挪威基地，其目的在于进入法国港口，以便将来再次出击。但是法国海岸对于德国海军而言，又被英吉利海峡封锁，必须绕道英国西北的大西洋水域，在英国掌握海上霸权的形势下，太危险。就连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尚难免一死，其它水面舰只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德国还可以通过动员日本、西班牙参战，占领埃及、印度、南非等来控制地中海、印度洋，但是那已经远远超出方便海军出击的地理位置这一比较小的战略目标了。而且，即使所有这些全部做完，也不能直接威胁英国最主要的与美国之间的交通线。
由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舰经验，德国造出了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和射击技术精湛的官兵，在纯战列舰对阵当中仍然占有优势。但是这个经验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史当中已经失去其战略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大舰巨炮主义"的过时和海军航空兵的兴起。所以，基于"大舰巨炮主义"的造舰思想和建军方针都已经失去战略价值。但是美国海军创造性地把德国人的经验运用于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建造，获得了战略性的成功。当年，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曾经说过∶"我宁可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而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这种重视命中率，重视首发命中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指导兵器设计思想的战略作用。可以说，当今兵器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命中率，这是一切导弹武器滋滋不倦追求的目标。
至于用潜艇来达到击败英国的战略目标，这个任务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德国海军司令，德国国家元首邓尼茨来执行了。邓尼茨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西斯阵营里最有才干并且最幸运的军事指挥专家。他从事自己所专长的潜艇部队最高指挥的任务，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且得到希特勒始终如一的支持，而且是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直到越过许多纳粹党棍把国家元首的职位都传给了他。在这种条件下，他曾一度几乎达到迫使英国屈服的地步。后来，他受到了包括战胜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同行的尊重和羡慕，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与二十天》。
邓尼茨的幸运来自希特勒不懂海军，可是他的不幸也在于此。希特勒有过当步兵的经验，因此自认为懂得陆军，所以在各军种当中，过问，干预陆军事务最多。空军和海军则交给当时的军事专家们去处理。空军方面，交给戈林这个空战英雄，可惜戈林本人热衷于纳粹活动远远超过空军专业事务。海军方面则交给雷德尔海军司令。雷德尔本人是过时的"大舰巨炮主义"的积极奉行者，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大型舰艇的建造计划，"俾斯麦"号、"梯尔皮茨"号等大型军舰下水都是他积极推动的结果。由于他心爱的海军建设计划（Ｚ计划）要到１９４５年才能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拥有１３艘战列舰，４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其它水面舰艇，３５０艘左右的潜艇，所以他极力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德国可能要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才能建设其海军达到压倒英国的优势，而且仅仅是大型水面舰艇舰队能够达到这种水平。１９３９年，英国已经有战列舰１５艘，航空母舰７艘，加上其盟国法国的舰艇，英法共有战列舰２２艘，航空母舰８艘。考虑到现役的舰艇十年后老化和退役，以及德国工业发展有超过英法两国之和的趋势，估计如果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以战列舰为主的德国海军实力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有可能超过英国，而略逊于英法之和。但是根据后来海战的实践来看，即使到那时，德国未必能够占尽优势，主要是英国在海军航空兵和雷达方面的优势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德国的大型水面舰艇后来吃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亏。"俾斯麦"号和"梯尔皮茨"号这两艘姐妹舰双双被敌机炸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战中因为雷达技术不如敌人而被敌人军舰击沉。这些都是雷德尔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始料所不及的。当然也是各国海军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的。
雷德尔企图建设一个在对手已经非常强大的领域里占优势的海军，这是他失败的战略所在。英国当时建设的是一支均衡的海军，各兵种的发展都比较平衡，当然，突出了大型水面舰艇舰队。德国如果也企图建设一支同样均衡的海军，势必长期保持落后态势，即使在工业发展超过英国的有利条件支持下，德国也要过十年才能赶上英国。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下，德国打败英国的途径有三个∶
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由陆军进行；
战略轰炸，只是意大利的杜黑主张，当时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击败英国海军，然后封锁英国或者在英国登陆。
因为在各军种实力的排序，德国是陆、空、海，而英国是海、空、陆，希特勒优先选择征服全欧洲，其次是轰炸英国，最后才考虑海军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不过雷德尔作为海军司令，肯定不甘心海军无所作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争取到的战争资源却由于战略思想的错误而没有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这才是不应该的。希特勒在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被击沉之后，果断下令停止建造对于夺取制海权弹性比较小的大型水面舰艇，并且集中力量进行弹性比较大的潜艇战，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是正确的。他当时一定后悔当初听了雷德尔的话，拨款建造了这么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战列舰。如果这些工业能力用于发展空军，他可以在关键性的不列颠空战当中增加至少８００架飞机，在进攻苏联时至少多１，０００辆坦克，这都有可能在生死关头决定战争结局。考虑到１９３９年开战时德国只有２艘战列舰，３艘袖珍战列舰，２，５００架飞机，２，８００辆坦克，就可以看出这个交换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个交换并不是按照价格计算的，而是考虑了经济学上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按照价格算，可能５艘战列舰要远远超过８００架飞机和１，０００辆坦克，但是德国飞机工业或者坦克工业在已经充分运转的情况下要增加那么多的产量，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德国当时由于多了８００架飞机能够获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当时如果英国没有雷达的话，德国空军没有多这８００架飞机也能达到目的），则德国就可以在英国本土登陆；又或者德国因为多了这１，０００辆坦克就能够多组建１至２个坦克集群，可能斯大林未必能够守得住莫斯科。
当然，作为海军司令的雷德尔不可能这么向希特勒建议，尽管空军司令戈林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倒很乐意这样。如果雷德尔把５艘战列舰改成５艘航空母舰，他的思想已经先进到珍珠港事件之后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德国仍然不可能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占优势，因为开战时，英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有７艘，法国有１艘，合起来对付德国是８∶５的优势。在战前计划造舰时，不可能预计到法国这么快就退出战争。在这方面最先进的是日本海军，其开战时的海军达到每建造１艘战列舰就建造１艘航空母舰的比例，为１０艘战列舰和１０艘航空母舰（以战后的观点，这还是"大舰巨炮主义"，要达到２０艘航空母舰比０艘战列舰才行），从而使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以一个工业落后的小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雷德尔那时有日本海军将领那样先进的头脑，他应该提出相应的造舰计划，使开战时德国拥有２艘航空母舰和２艘战列舰，另外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用来建立相应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发展相关的兵力兵器。
雷德尔不但海军战略思想陈旧，而且忽视了德国海军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使用潜艇于战略目的的经验。在建造潜艇的计划中，他主张建造大型的（排水量２，０００吨左右）所谓"水下巡洋舰"，用于进行水面炮战，并且配合大型水面舰艇遂行远洋作战任务。不主张建造那种吨位较小（排水量５００吨左右），配合大型水面舰艇作战能力较弱的，只适合攻击商船的中小型潜艇。邓尼茨批评雷德尔主持制订的"Ｚ计划"∶
"我认为'Ｚ'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１、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６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武装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２、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３５％。
"３、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４、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的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
根据邓尼茨的意见，德国海军应该全力生产５００到７００吨的中小型潜艇，迅速达到３００艘，以保证一旦开战，随时都有１００艘潜艇在战斗，另外１００艘潜艇在航行（出击或返航），１００艘潜艇在维修或者训练。这样有把握做到立即使英国的造船量大大少于损失率，很快使英国无法得到足够的船只支持其军事行动，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在优先保证赶造３００艘中小型潜艇保证战争急需的前提下，能够建造若干艘航空母舰以便支援潜艇作战，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对邓尼茨３００艘潜艇计划的最有力补充。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多次强调潜艇的弱点，航速太慢，因此作战近似"守株待兔"，只能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且指挥塔太低，观察范围小。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正好相反，相对于军舰的速度快，观察范围广，和潜艇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当时德国海军发展大型水面军舰的目的和潜艇是一致的，主要用于海上破交战，至少没有很快考虑进行主力舰队决战的意图，而航空母舰在遂行大型水面军舰的作战任务方面，一点也不比战列舰差。在当时，人们曾经误以为最新式的战列舰是飞机炸不沉的，但是美国的海军将领米切尔已经试验过飞机可以击沉旧式战列舰，而且飞机使用来攻击军舰的主要兵器是鱼雷和炸弹，当时这两种兵器的战斗部装药量都已经可以不小于战列舰主炮炮弹，至少击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不成问题是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从当时的建造成本来看，一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超过战列舰，大型航空母舰的成本才相当于普通的战列舰。根据德国已经建造成功的几艘战列舰的作战性能来看，都是超过当时战列舰平均水平的最先进的战列舰，其成本肯定相当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的成本总和。当时一艘战列舰排水量大概有３５，０００吨到４０，０００吨，装备３８０到４０６毫米口径大炮，而航空母舰只有１７，０００吨到２７，０００吨，运载４０到９０架飞机。德国造的"俾斯麦"号的排水量达４１，７００吨，８门３８１毫米大炮，主要装甲厚达３２０－３６０毫米。"提尔皮茨"号与"俾斯麦"号同级。这两艘军舰的建造资源可以建造３艘重型航空母舰并使之装备飞机。
如果德国海军在１９３９年能够拥有３００艘潜艇和２艘大型航空母舰，４艘左右的中小型航空母舰，则英国的海上霸权必定面临严重挑战。即使对航空母舰思想解放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建造２－３艘中小型航空母舰，英国海军就很难吃得消了。
当时，希特勒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对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是颇下了一番苦心的，尤其是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以及闪电战战略战术的采纳。他在这方面的见地确实要超过许多职业军人，特别是那些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人。但是，由于德国军事文明当中，缺乏海军传统，因此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基本上不懂得海军和海军战略。德意志民族各国都是生活在基本上是大陆性地理条件的地区，即使靠海，海岸线也极短，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强大的海军，海军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没有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军事文明的背景下，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盲目地建立了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到战争爆发之后，居然不知该怎么使用，最后竟然把这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困在港口里寿终正寝。
邓尼茨是当时最优秀的潜艇战术家和潜艇战略家，也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但是从他的著作中，看不出他具备整个海军战略的头脑。虽然由于英国空袭塔兰托开创了海军航空兵的新纪元，珍珠港事件奠定了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海军主力舰艇的地位，这些在海军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他基本上没有探讨。大概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缺乏海军传统的一种反映吧。
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海军有三种可以发挥战略作用的兵器：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其中弹性最小是战列舰，花费最大，每次齐射只能将几吨的弹药投射到２０公里左右的敌人头上；航空母舰其次，花费第二，但是每次攻击可以把几十吨的弹药投放到几百公里外的敌人头上；潜艇的弹性最大，造１艘战列舰的军费可以造几十上百艘潜艇，每艘潜艇攻击一次也可以把几吨的弹药发射到２０公里外的敌人那里，而且自己不容易被敌人攻击。因此最好是把海军资源投入航空母舰和潜艇的建设方面，作为海军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发展潜艇。
国际贸易当中，弹性原理也非常重要。英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经研究过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本来，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比价，使得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比如我们看到外国的东西好，想买，但是外国人不接受我们的人民币，于是我们要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反过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东西便宜想买，也要把他的钱兑换成人民币（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中国人接受美元，所以外国人只要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硬通货"就行）。我们想买的进口货多，需要的外汇就多，外汇一难得就涨价。外国人买我们的东西多，我们赚到的外汇就多，外汇就不值钱。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于外汇的比值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多，我们国内能够买到的外汇就少，外汇一少，外汇就涨价，相对我们的货币就贬值。我们的货币贬值之后，外国的东西按照我国货币计算的价格就贵起来，我国产品按照外汇计算就会便宜下来，这样，我们就会减少购买外国货，而外国人就会多买我国货，久而久之，外汇又会便宜下来，我国的货币又会值钱起来。可是罗宾逊夫人发现，有些国家在货币贬值之后，国际收支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拉丁美洲各国和前苏联东欧都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不少国家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肤浅的人以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是罗宾逊夫人不是这样认为，至少拉丁美洲国家公认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问题不在社会制度上。经过科学研究，她提出了"罗宾逊稳定条件"，基本原理就是弹性原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要想经过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必须满足她的稳定条件，就是进出口弹性都要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不能满足她的稳定条件，所以货币贬值不能改善国际收支赤字，反而会是赤字恶化，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商品大体上有两类：军火和初级产品。前一类商品的出口弹性小，不是说人家愿意出高价你就愿意买的东西，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后面一类商品，或者是矿产品，或者是农产品，是引致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工人们消费，而是作为其他产品的原料、燃料等等，需求弹性也不大。好像一座发电厂，每年需要的煤的数量是由发电量来决定的，如果发电量不大，煤的价格再便宜，也不会多买。这样，买煤的人如果把煤的价格降下来，最终不会多卖多少，反而会使自己卖煤的收入减少。前一段时间俄罗斯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俄罗斯政府拼命贬值卢布，结果国际收支更加恶化。
根据罗宾逊稳定条件，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弹性大的商品出口（多数制成品都是弹性大的商品，比如汽车、家电之类），如果不能满足罗宾逊稳定条件，则不应该利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所以大家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日本和韩国实行货币贬值，很快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俄罗斯越贬值越惨。
14.红颜薄命的诸葛亮战略和收下女人服装的司马懿背后的真正伟大的战略家。
《三国演义》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各国的战略文学经典，诸葛亮在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之下，成为东方战略家的文学楷模，但是在历史上的诸葛亮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最伟大的战略家。在《三国演义》当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是罗贯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韩浩，他的深谋远虑表现在他的屯田战略，这个战略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也为诸葛亮和姜维所抄袭。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盗匪横行，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破坏殆尽，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屯田是当时把维持社会治安和恢复生产结合的最好的方法。曹操受当时平定北方的战绩鼓舞，想一鼓作气统一中国，但是在赤壁之战失利之后，终于接受了韩浩提出的屯田的主张。到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曹魏虽然兵力占优势，但是都是坚持战略防御，为的是保证韩浩屯田战略的实施。当时曹操占有中原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受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恢复生产，不实现社会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后方。而刘备和孙权所占据的南方，在当时是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但是受战乱影响比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南方北方的军阀短期交锋，胜负不定，但是如果长期相持，中原的经济实力肯定压倒南方。曹魏不败即胜，孙刘不胜即败，而曹魏兵力强盛，尤其骑兵强大，要想逐鹿中原，打败曹魏，谈何容易！诸葛亮为什么不直取长安，而要六出祁山，把进军矛头指向西北的不毛之地？蜀汉以步兵为主力，在汉中和蜀道的山间作战，翻山越岭，比较曹操的骑兵占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关中平原与曹魏的骑兵决战，必败无疑，为此，诸葛亮力图控制西北，获得军马的来源，建立汉军骑兵集团，然后与曹魏的骑兵决战。但是就连这一点，诸葛亮也没有做到，到死都没有建立强大的骑兵。即使诸葛亮实现了他的战略目的，控制了西北，获得了军马来源，也未必能够打败曹魏，因为古代的骑兵是非常费钱的兵种，维持一个骑兵的军费大约相当于维持５个步兵的军费，中原的财力远胜四川，即使诸葛亮能够占领西北的马匹产地，曹魏依靠蒙古和东北的马匹，依然可以组建更加强大的骑兵集团。诸葛亮和孙权也曾经抄袭韩浩的战略，但是当时地广人稀的江南和四川的社会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中原，南方和西南的蛮荒之地，开发困难，在经济竞赛中肯定输给曹魏。因此，韩浩的屯田战略是必胜的战略，而诸葛亮的战略是必败的战略，孙权的战略是等死的战略。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在《后出师表》中表达的很清楚：拖延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拼死一搏，如果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只有"死而后已"。
这里的韩浩的屯田战略和诸葛亮的碰运气战略正好是成功和失败战略的经典。
什么是最好的战略呢？孙子曾经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所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胜负原因不过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打了胜仗，天下人都说打的好，未必是打得最好。能够举起秋天动物身上新长出来的纤细茸毛，不会有人夸你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会有人夸你眼睛好，听得见惊雷也不会有人夸你耳朵好。古代贤人所说的善战，指的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对于善战者获得的胜利，别人不会夸他胜得有智慧，也不会称赞他胜得勇猛。这样，他才能确实保证肯定胜利。之所以能够确实保证，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必定导致胜利的措施，这样，他最后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必然失败的敌人。善战的人，立足在不被打败的基础之上，但是不放过打败敌人的机会。所以，那些战胜敌人的军队都是在已经具备了战胜条件的时候才寻求战机，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是不管是否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先打起来再碰运气。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刘备考虑到割据的局面不可能长久，要想统一中国，就不能偏安在蜀中一隅，所以把讨伐曹魏的使命托付给我。以刘备的明智，衡量我的才能，知道派我讨伐曹魏，是以弱敌强，胜算不大。但是如果不讨伐曹魏，蜀国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倒不如跟他拼命？十足是先战而后求胜的败兵战略。因此我们说，虽然诸葛亮送妇女衣服给司马懿，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应战，但是在战略上，他自己倒是应了一句形容女人的成语："红颜薄命"--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凄凄惨惨。
在这里，孙子教导我们最好的战略是导致我们比对手享有绝对优势的战略，是导致我们轻松战胜对手的战略，而不是陷入苦战的战略。在没有掌握优势的时候，不要轻率出手。他又教导我们，要在人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最优战略。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会做，你跟别人一样，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即使付出了超常的努力，也不过"超常"那么一点儿--毕竟你也不是"马王爷三只眼"，本来就和别人差不了多少。苦战半天，不过争了个僵局，何苦呢？而别人看不到的战略，并不是藏着掖着的战略，而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略--让你看，仔细看，看个够，还是看不明白，这才是高明的战略。
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据陈规的经验，这些原本设计来对付金国军队的要塞，最后多数实际上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笔者之所以特别替北宋因为卷入对游牧民族的长年战争而失去的建设中国的机会的古人担忧，是因为当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大门口。特别有意义的是钱庄和纸币的发明都是出现在宋朝，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朝，或者至少是成熟于宋朝，包括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除了火药是当时的国防需要刺激起来的以外，其他都与市场活动直接有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航海的利润增加，指南针就发明出来了。商业交流频繁，文化交流也带动起来了，于是印刷术也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的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市民文化的产生。当然手工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象沈括这样的爱好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梦溪笔谈》这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产生。如果这种局面自然发展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历史给我们的现实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假设的这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里，中国从北到南先后被游牧铁骑蹂躏，生存尚且成问题，何谈发展？因此，宋太宗的急于求成和汉高祖刘邦的老谋深算，深深地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烙印。在刘邦屈辱和亲的情况下，汉朝有机会创造"文景之治"的经济文化业绩，汉武帝才有了施展其雄才伟略的坚实基础。而宋太宗企图"灭此朝食"，结果契丹未灭，白白耽误了美味的"早餐"，给宋朝种下了祸根，也耽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发展大计。汉朝早年的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很少的代价，换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利益。如果汉高祖刘邦咽不下那一口气，非要和冒顿单于决一雌雄的话，中华文明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象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在"蛮族入侵"的"上帝之鞭"抽击下体无完肤，烟消云散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孙子谆谆告诫世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就是想从宋朝已经深深陷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其主要措施有：
保甲法：模仿管仲相齐时实行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裁减常备军（募兵），建立民兵。几年之后，建立保甲民兵７１８万多人，可见中国之"大跃进"，"浮夸风"并非今天才有，古已有之。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裁减５０％的常备军，编练相当于所裁减人数３倍的民兵，其中三分之一相当于现代的后备役军人装备训练好些，在战争爆发时就近补充正规军，其余的装备训练差些，主要保境安民，敌人接近之后才参战。
保马法：政府通过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可见王安石鉴于宋军连连败绩，已知建立骑兵部队的战略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后悔药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前线非常敏感，大规模裁减军队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前线指挥员往往因为眼前的防务而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裁减军队引起的再就业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也是王安石估计不足的。裁减军队从会计上看是省钱的好事，可是遣散军人本身需要的支出在短期内可能比供养他们更破费。另外遣散军人之后，必定要裁减因为这些军人而存在的政府文职官员。在民间，还会打破很多依靠军队和军人谋生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饭碗。这些势力加起来，足以破坏变法而有余；
"浮夸风"，"大跃进"（或者对应于"洋跃进"应该叫"古跃进"）。旧的开支裁减不了，新的开支却急剧增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授反对派以柄。正规军没有裁减多少，民兵倒是搞了７００多万，光是每个人装备一枝长矛就要７００多万枝，这可不是轻松的财政负担。
因此，变法要想成功，首先要有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第二要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追求实效的策略。这两个基本条件在北宋立国之初，已经被宋太宗破坏掉了。檀渊之盟以后，对辽国实现了和平，但是对西夏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仍然使北宋不得安宁。等到把西夏事务办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北宋又碰上了新兴的金国入侵，已经奄奄一息的北宋如何经得起新锐的金国的攻击？很快灭亡了。直接的导火线是两国相约夹攻辽国，灭辽之后宋应该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军在战争中多次被辽军击败，而金国大军却席卷全辽国。金国因为宋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太小，并且轻视宋军的战斗力，故拒绝把约定应该归还宋朝的山海关附近的三个州归还宋朝。从宋朝北方国防地理的形势来看，从阴山到燕山山脉以及沿山脉建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在屏障缺了一角，当然不能答应。正好其中一个州的守将是汉人，投降宋朝，而宋朝接纳了他的投降，正好给金国以进军的口实。金国吸取了辽国攻宋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山西，配合长驱直入华北平原的主力，很快就击溃宋军，兵临卞梁。如是者再，遂俘虏宋朝皇帝，灭亡北宋。
史家一般认为北宋不应该接受平州守将的投降，挑起事端。这无非是苟延残喘的想法。这和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一味退让的想法一样，人家成心灭你，退让有什么用？
金国拒绝归还对北宋国防非常重要而对自己国防并不重要的山海关以南和西南地区，灭亡北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借口非此即彼，进攻是迟早的问题。北宋的后悔药应该是与辽国联合抵抗金国。民族仇恨蒙蔽了北宋的政治战略智慧，以致倒行逆施，约金攻辽，不灭何待？
当金国初起，辽国依然强大，北宋约金攻辽，无可厚非。但是辽国败亡之势已成，这时宋朝应该以援辽抗金为条件，换取辽国在领土方面的让步。使辽国金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动灭辽之念不迟。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南宋又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再遭亡国惨祸。宋朝的懦弱，起源于好大喜功，起源于逞强，起源于"战而后求胜"的侥幸心理，比之汉朝的开国诸元勋，相去远甚！
汉武帝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文治也不输给其他政治家。在击破匈奴之后，他没有将匈奴斩尽杀绝，而是实行全民族平等的"和亲"政策，允许匈奴内附，迁徙到汉族已经占领的水草肥美的地区，并且对"战败国"约为"兄弟之国"，并没有斤斤计较以前匈奴民族强加在汉族身上的许多灾难和耻辱，更没有一味地去索赔，报复。因此魏晋篡汉之后，内附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服，在为汉朝复仇的口号号召下起来反抗西晋统治。从刘渊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汉朝的民族政策确确实实征服了过去的冤家对头，使之口服心服。否则，刘渊不会以恢复汉朝来号召，团结匈奴人民。人们只知道诸葛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却不知汉武帝使匈奴化敌为友的旷世伟业，岂不可惜！
相比之下，宋朝于治国方略方面，确实是还没有入门。一面对辽国大动干戈，一面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自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疲于奔命。结果宋朝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一去不复返。在节节军事失利的痛苦和压抑下，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主战文化"，这种文化把被动的军事局面归咎于少数例如秦桧那样的奸臣和昏君，希望出现几个象岳飞那样的忠臣猛将，大胆宣战，就可以扭转败局。《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故事的中心思想大体不外如此。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对于团结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用来指导国家政策就闯祸了。
南宋太师韩佗胄是宋朝名将韩琦的第五代孙，可谓"根正苗红"，极力主张乘金国被蒙古塔塔儿部侵袭，疲于奔命之机，兴师北伐。为了师出有名，他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封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改称号为缪丑，以惩罚他的主和之罪。提出国库黄金万两以奖励北伐将士建功立业。起用曾经在和尚原大破金兵的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授予军政全权，积极整军备战。不料"龙生虫，凤生鸡"，抗金名将之后的吴曦居然效法石敬瑭，以出卖四川部分北宋的领土给金国为条件，换取金国支持他割据四川！韩不知情况，依然在淮河一线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全线崩溃。轻举的妄动的结果，除丧师失地之外，还是以求和告终，当然，南宋这次求和的条件之一是奉上韩佗胄的人头。
韩此次倡议北伐，基本上符合《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起用忠良之后，贬斥权奸，褒奖英雄，坚决主战。结果以更加屈辱的求和收场。实际上，宋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犯这个毛病，直到灭亡，还是这个毛病。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犯了战略上的大忌。为了达到"先为不可胜"的目的，象刘邦那样以求和开始并没有错，待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符合"庙算胜"的标准，然后才可以求胜。宋朝因为不断地"先战"起来再说，因而始终没有创造胜利条件的机会，屡战屡败是唯一的结局。
从宋朝的汉族统治阶级来说，以逞强开始，以屈辱懦弱收场，结果使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失去了控制力，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兄弟民族肩上。
因为最好的战略是世人所不理解的战略，自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被忽视是经常的，被误解也有可能，战略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俗话说衣食住行，可见有一所好的房子，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当中，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如果实力没有一个能受它控制的环境，对它进行补给，保护，那么这个实力可以说在竞争中就失去了支点，因而就不能完成它的竞争使命。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基地就是在竞争当中使用实力的支点。那么基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竞争里面，实力必须有一个生存，生长的条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被它所控制和改造过的环境。此环境可与实力进行物质交换，使其完成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而逐渐成长起来。打个比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红军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兵源，财源和後勤供给，也就不可能生存并壮大。因此红军只有依靠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提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我们知道，在竞争当中实力首先必须控制和改造一个环境，使得这部分环境能成为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长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当实力在竞争中受到对手强大打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退却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环境经过良好的改造和加工，可使实力依其防守，保存自己。那么一旦有难，它就可以退守自保。基地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实力需要向对手出击的时候，作为其後方向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和补给，保障实力在进攻当中取胜。由此可见，基地是一个经过改造并受实力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一方的实力可得到生存，生存的条件，获得优于其它环境下的保护和自卫条件。依托这个环境，实力可向外突击去击败对手，而完成竞争的使命。
要进一步了解基地，首先应明确基地本身是一种环境。而且是一种经过竞争一方改造，控制，建设，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次应了解基地的功能。根据定义可知基地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为实力提供生存，生长的良好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不管他投入什么样的竞争，如果在一天的劳累之後，回到家里遇上了家庭纠纷或家里经济拮据，那么他一定不能获得很好的休息。筋疲力尽地回来，第二天又筋疲力尽地回去，这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又如，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周围噪音很大，人来人往，繁杂琐事很多，而总经理选择这个办公室为他主要的办公场所，那他一定不能平心静气地构思公司长远的发展大计。也不能很好地制定其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还易使人感觉疲劳，损害健康。由此可见，基地的第一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另外，实力在这种环境中，还必须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物质。例如，一支军队，它需要能提供一切後勤资源的基地。包括提供士兵的衣食住行到武器装备，以及武器装备的保养和维修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更加谈不上提高。所以我国现行国防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要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基地，使其能在一个富强的国家里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胜利。
基地的第二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要想可靠地保护自己的实力，首先自己本身要强大，但仅此还不够，在一些竞争场合中，对手可能具有更强的实力，所以自己这一方就必须借助一些环境的帮助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使其达到某种平衡，进而有效地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几种抗日跟据地的情况，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上述的有利主要是指地理条件的有利。他又说："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及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需有游击队可以回旋的余地，及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一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用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军事上选择基地时，一定要选择地势险要的地点，便于防守。这样一旦遇到强大对手进攻时，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者可以凭借社会的法律环境来有效地保护自己，任何强者都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弱者。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靠武艺高强横行天下的事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侠仗义也不行，因为社会只能容忍一个侠士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司法系统。
基地的第三个功能是：为进攻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援。在很多类型的竞争当中，实力往往要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向外发动进攻以便击败对手夺得竞争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基地要为竞争提供最好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盟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地。例如美国一国的生产可以超过轴心国-德，日，意三国生产的总和。因此，轴心国的战败就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竞争的战略基地，在满足实力的生长条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但是好用的比我们的少。美国好用的国土面积，尤其是耕地不比中国少，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印度是唯一可以和中国比美的国家，但是毕竟国土面积小了一些，民族、宗教纠纷多了一些。在目前，我们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其他资源也略显得贫乏。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养育了１２亿多儿女的情况下，祖国母亲才刚刚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不过，俄罗斯就在我们身边，那一大片广阔的国土正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投资场所和贸易对象。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不过现代社会，经过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别国的资源为自己的人民幸福服务，而且没有必要闹得大家世世代代没有朋友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人们往往以为美国面临两个大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只有美国人打别人，别人从来打不着美国人。其实美国的军事地理条件远远不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他们麻烦，这是他们运气好兼历史短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先人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要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英国衰落到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时才结束。１９世纪末，马汉在提出"海权论"的时候，还曾经设计过对英国的海上战争战略呢。中国则不同，在西南方向的陆地上，耸立着高高的青藏高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在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哪个方向来找中国人的麻烦；在西方，有高大的雪山和荒漠，当中的夹缝中只有几条崎岖艰难的丝绸之路蜿蜒延伸过来，一路上经历重重险关要塞，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入侵的先例；北方与兄弟民族的兄弟阋墙是中国内地汉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但是由于当中隔着广阔的戈壁滩，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等重要屏障，加上万里长城的建造，少数民族在几千年里成功入主中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东边是大海，中国的大海和西方的地中海不同，是风高浪急的天然屏障，在１７世纪以前，不要说西方人，就连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很难从海上入侵中国。我们反过来看，鉴真和尚穷毕生精力东渡日本，屡次失败，元朝水师远征日本，两次遇到风暴，终于失败，可见这大海的威力。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在内河作战的"水师"。当然，到了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海在国防上的作用削弱，中国的水师开始转变成海军。设想一下，如果从日本延伸出来的琉球群岛是一条半岛，好像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或者马来亚半岛一样，把太平洋的风暴浪潮挡住，东海和黄海就会变成地中海一样。一方面，我们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事情可能很早就会经常发生。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多数都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埃及曾经在"海上民族"的长期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到海上敌人的袭扰，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是古代的东方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西方，是从海上进攻的，后来希腊人报复波斯，派海军攻打埃及失败……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到南海：假如从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直到台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陆或者半岛，也会形成地中海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多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来自海上的军事入侵和贸易活动。
从进可以攻的角度看，中国的山河险固同样不利于中国人的对外征伐。中国是古代人类社会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对外扩张到了今天的边境之后，大概有两个方向：
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向中亚地区，在唐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最远包括了现在的中亚５国和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商业交通。所谓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和内地的郡县制是不一样的，类似于盟主的形式。中央政府派驻少量军队沿途保护商旅，并且在当地政府提出要求的时候，派兵协助反抗侵略和维持地方秩序。行政方面基本上全权由当地政府负责，也不征税。所谓朝贡是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品的一种外交活动，和税收是不同的。现代因为我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纠纷，中国古代在周围建立的这种同盟国联盟的体系被用来支持领土要求，引起了很多问题，例如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不过这种同盟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中国的领土扩张提供可靠的前提。由于古代中国有着周围国家和民族觉得非常羡慕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的移民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时间一长，当地就自然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了。但是汉族带领的中国西进运动到唐朝受到挫败，阿拉伯人击败了唐朝组织的西域联军，中国汉族人从此停留在今天的版图之内，向西方的扩张大体停顿。
第二个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越过蒙古高原西进。大家很熟悉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西征，但是更早的时代，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已经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境内，所向无敌，西方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不过这些西征活动因为失去了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不能看成是中国的扩张，只能看成是移民，游牧民族集体的军事移民。
在明清两朝，还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扩张。第一个方向是东北的开发。东北和今天中国关内地区在古代由于辽河下游的沼泽地以及寒冷的气候，汉族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满请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担心沙俄的侵略，开始鼓励汉人移民东北，这个政策被后来历届中国政府继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南洋。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些开发活动，但是根据西域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根据自己古代形成的发展路线，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南洋都护府"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南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同盟国体系。
根据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现代的实际，中国一定会努力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几个同盟国集团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宁：中亚５国联盟，东亚联盟（目前是南北韩），东南亚，蒙古和俄罗斯。中亚５国目前内外交困，最容易接受中国的友谊，这个联盟的考验是对待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态度，目前因为这些国家也受分离主义的滋扰，因此和中国政府保持积极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利。东亚传统是中国的盟邦，几乎从来没有中断。古代，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因为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但是一直保持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古代好几次进入朝鲜作战，基本上都是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或者是平定叛乱，或者是反击侵略，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当中，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一样，古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距离太远，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后一直保持盟邦的关系。最近这种关系扩大到原来针对中国的东盟各国，实际上，东盟本来是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现在已经非常淡化了。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缅甸，正好堵在中国西南自然屏障的唯一一个窗口上，是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之间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缓冲国。由于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和印度并没有翻山越岭交战的纪录，英国侵略印度之后，曾经入侵过西藏，解放后我国也曾经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但是规模不大，战胜的一方很快退回山那边去了。而缅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潜在战场，因此保持缅甸的独立和稳定，建立和加强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是保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战略性因素。缅甸现在是军人政府，在国际国内都非常孤立，经济困难，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潜伏着巨大危机。
以前欧洲人曾经提出"地缘政治"学说，认为中亚一带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任何国家一旦控制了这个中心，就有条件控制世界。这是过于简单的推论。中亚属于从撒哈拉开始的荒漠地带的延伸，本身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不能够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如果从中亚往西边走过去，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倒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是和埃及一样，国家大了之后，先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仍然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发展起来之后，反而受制于资源丰富的欧洲、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够仅仅依赖中亚地区的控制就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生支配性影响的。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挥过支配性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中国本身，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
布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对外政策，并且进一步改变了罗马的社会，动摇了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果代表民主政治的城邦被代表专制的城邦打败不同，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当中大获全胜，因此民主制度的危机没有马上表现出来。布匿战争对于罗马民主制度的致命伤害有几个方面：
在短短的时间内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自耕农的经济地位。仅仅汉尼拔进攻意大利的头两年，就歼灭了１０万罗马军队。出色的战果除了来自汉尼拔本人的将才之外，罗马的民兵不敌迦太基训练有素的职业雇佣军也是重要的因素。当时罗马人自己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同盟国也动员了１３个军团，共计２６个军团，平均每个军团４，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总共有１０万人到１３万人，其中有一半是罗马人。全罗马人口估计有５０到７０万之间，其中１７岁以上的男子估计有２５万人左右，至此战死的已经达到五分之一以上。汉尼拔横行意大利１６年，战争又扩展到西班牙，西西里和迦太基本土。再考虑到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损失，第三次布匿战争时三年围攻迦太基战役的惨烈，估计男性劳动力损失达三分之一（包括受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业经济的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男性劳动力。在自耕农的经济情况下，丧失劳动力的后果极其严重，很可能导致出卖土地甚至破产。历史学家估计，到奥古斯都的时代，罗马公民大概有５２万到７８万左右。在他以前，凯撒曾经把给自由民的救济口粮由３２万份减到１５万份，由此我们可以估计，贫穷的自由民达到自由民人口的半数，而其中一半是无产者。这些公民，名义上虽然享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实际上他们已经被贫困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政治已经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无民参加则民不能做主，而"民以食为天"，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参政的唯一政纲只能是"有奶便是娘"，并不能真正地当家作主。
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奴隶制的加强。由于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把征服的地方扩大了两倍以上，获得了大量土地。罗马人鼓励意大利人去开发这些土地，规定只要交纳税收，就可以获得土地的使用权。这样，富裕的和有权势的公民乘机大量占有土地，建立了大庄园。因为自由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在很多方面享受法律的保护，这些庄园主不愿雇佣他们，而愿意购买因为战争而来源充足，价格便宜，又不用服兵役的奴隶到庄园劳动。
建立海外行省，导致职业常备军和官僚机构的产生和膨胀。路途遥远，战争延长，使一部分军人和军官渐渐走上职业化道路。军队指挥官长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惯了，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他们和出生入死的士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职业的特殊利益集团。当时，罗马是政治中心，元老们都集中在那里，而且罗马的法律和传统是限制元老投资工商业，鼓励他们投资农业的。因此这些职业军人，以及那些在行省官僚机构供职的官吏，主要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行省当地的豪强大族的利益。这批地位仅次于元老的阶级就是骑士阶级。罗马和雅典不同的地方是一个陆军强国，因此当年设计公民服兵役特权时，不象雅典那样重视军舰的舰长，而且罗马人的海战战术是以接舷跳帮肉搏为主，可以说是海上陆战，所以最花钱的兵种就是由国家提供战马的骑兵。在骑士阶级的包括富有的工商业者，类似现代公务员的国家行政官吏（但不是政客，他们在元老这个阶级里），中小地主。
布匿战争在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当中，打破了整个环地中海地区的力量平衡，从此罗马作为超级强国迅猛扩张，直到极限为止。骑士阶级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迅速发展壮大，使他们开始不满足自己仅次于元老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于是他们开始向元老院发动内战。
他们主要的政治纲领包括：
司法权。元老院经常利用司法机构监视和打击骑士在行省的势力，因此骑士要求夺取司法权；重新分配国有土地。一方面利用罗马平民反抗贵族的传统争取平民的支持，但主要是在打击元老贵族的基础上取悦军队；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罗马公民权。实际上是打破罗马贵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使行省和"盟国"的贵族都能分一杯羹。
斗争最早是围绕国有土地的再分配展开的。在公元前３６７年曾经通过一个"李锡尼法案"，规定每人占有国有土地不得超过５００犹吉拉（相当于１２５公顷）。那时罗马还是个小小的城邦，出城几十公里就是敌国，国有土地数量很少。但是贵族们一直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法令，基本上不予理睬，尤其是在战争中掠夺了大量敌国土地收归国有之后，他们更是利用权势假公济私，大量抢占土地。
公元前１３３年，在布匿战争中荣立战功的提比略·格拉古当选保民官，重新提出"李锡尼法案"，并且加以修改：如果有儿子，每个儿子可以多占２５０犹吉拉土地，以２个儿子为限。即一个罗马公民最多可以合法占有国有土地１，０００犹吉拉（２５０公顷）。成立三人委员会具体执行，使贵族不能再象过去那样无视这项法律的存在。暴跳如雷的贵族们谋杀了提比略·格拉古和他的３００多名支持者。
公元前１２４年，提比略·格拉古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保民官，再次提出土地法案，同时，还提议把司法权由元老院转到骑士阶级手里，对罗马公民免费提供粮食。盖约·格拉古大兴土木，开工许多公共工程，使承包的工商业者（骑士）大发其财。他还主张建立殖民地来安置老兵和无产者，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同盟国公民。盖约·格拉古的策略是组织包括骑士，同盟国贵族和骑士，平民（小生产者，包括自耕农、手工业工人、小商贩），无产者在内的反抗元老院贵族的统一战线。但是元老院贵族再次用武力，残酷杀害了盖约·格拉古和他的支持者，废除了他们制订的法律。
格拉古兄弟之死，使骑士阶级认识到必须用武力才能解决罗马共和国的社会矛盾，内战开始了。
首先是执政官盖约·马略在镇压今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带的盟国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反抗罗马的战争中，借口元老院不能及时提供足够的军队支援前线，遂以执政官"将在外"的名义，私自征召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征召时不考虑财产，地位，而且一切听命于马略本人，开罗马军阀风气之先。马略用这支军队进攻罗马，并且开始将贵族当中的反对派列为人民公敌，开始大举屠杀和迫害。
以后，元老院又支持另一个军阀苏拉来对抗马略。苏拉在小亚细亚的密特里达梯战争击败本都国的国王密特里达梯，建立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反攻罗马。民主派仓促组织的民军抵挡不住苏拉的职业军人的强大攻势，纷纷土崩瓦解。苏拉进入罗马之后，也对民主派展开大规模屠杀，后来索性在罗马建立起独裁政体。苏拉和元老院以保卫贵族寡头共和为初衷，最后反而自己走上了独裁的道路，这不能不是历史对他们的讽刺，也说明在罗马，专制战胜民主，取代民主已经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原来从民主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乞灵于专制制度的保护，如平民阶级；原来从贵族寡头共和制度中受益的阶级，现在也转而投靠了专制制度。
在军阀混战的同时，罗马的同盟国发动了争取公民权的战争，迫使罗马先后给予他们公民权。
奴隶也乘机发动起义。奴隶起义的结果，商品化的大地产衰落，其政治代表元老阶级也随之衰落。苏拉以后，就再也没有代表元老贵族的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在罗马出现过。
前后"三雄"政治，实际上已经不带有反对大土地贵族的政治意义，而演变成了代表骑士阶级不同集团的军阀混战。无论谁取得政权，都一定会把政体改造成军事独裁式的君主专制。前"三雄"是克拉苏、凯撒、庞培。克拉苏是镇压斯巴达克起义的刽子手，后来在东方反对安息人的战争中全军覆没，脑袋被砍下来送给安息国王当演戏的道具用。凯撒获得征服高卢的机会，在高卢大大地扩大了势力。而庞培的势力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庞培趁凯撒在高卢时鼓动元老院剥夺了凯撒的兵权，恺撒遂率领大军奔袭罗马，把庞培及其党羽赶到巴尔干半岛，后来又追上去，在法萨卢战役中歼灭了庞培的主力。庞培逃到埃及后被埃及人所杀。恺撒追到埃及之后，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为妻，大有依靠行省贵族力量和东方君主专制传统的力量改造罗马帝国的架势。残余的罗马元老贵族利用罗马人对行省人的排斥，谋杀了恺撒。
恺撒的部下安东尼、继承人屋大维和骑兵将军雷必达组成了"后三雄政治"。他们消灭了谋杀恺撒的元老及其军队，然后又开始互相争夺。结果屋大维获胜，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的政体不同于当时的古代东方的君主专制，也不同于后来欧洲的封建君主制，而类似于日本的"幕藩体制"。他们的最高统治者虽然后人都称之为"皇帝"，但是当时他们自己给自己的职位是"最高统帅"，相当于日本的"征夷大将军"。这种称呼和一般君主制以宗教理由为基础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军事独裁。日本的"征夷大将军"之上有个名存实亡的"天皇"，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之上仍然有各种共和国的政治形式作为装饰，如元老院之类。日本的幕府制度比罗马帝国稳定的因素在于，将军和诸侯都是名正言顺世袭的，而罗马的"最高统帅"则是其军事副手接任，连血统也不讲，顶多认个干儿子，任何人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队，都可以当接班人。因此罗马帝国改朝换代大致上都是经过军阀混战实现的，大家都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只要抓得住军队，没有人不敢当"最高统帅"的。
从雅典的经验看，古典的民主政治如果在与专制政治的国家的战争中失败，当然不能幸存；从罗马的经验看，打赢了也未必就能幸存。关键在于能否满足古典民主政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小康人家在数量上的优势和在政治上的积极参与。另外，由于古典民主制度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只能采取直接参与和代议制相结合的形式，要直接参与，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这样就形成了城邦的特色。
可以说，帝国是民主的克星。首先，帝国突破了城邦的局限，信息传播手段的局限性使得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民主政治成为不可能，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民主城邦就渐渐成为沧海一粟，其范围和意义相对就下降了；建立帝国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抗，激烈持久的战争，结果无论输赢，都必然造成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小康公民在数量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丧失。说实在，罗马人为了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是花费了不少心血的。当他们卷入对外战争的时候，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化敌为友的同盟体系，在这方面比雅典的化友为敌的提洛同盟要高明，这才使他们能够横行整个意大利而民主政治得以保存。伯里克利虽然以自己是别人的榜样而自豪，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学习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就教训进行"复盘"，这样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罗马人虽然在民主制度方面起步晚，而且学习别人，但是他们在两方面是当时可以骄傲的：他们在一个商品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里建成并且发展了古典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征战中摸索出了保存民主制度的方法。他们的遗憾在于，当他们遇到一个异常强大的对手迦太基时，他们对结果没有经验，也没有准备，以至随波逐流，走上君主专制的道路。
我们看到，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小康之家的数量优势，建立帝国所引起的一个致命后果是大批男性强劳动力的损失，导致大批小康之家的破产，民主的社会基础日益消失。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纲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之举。通常，劳动力的损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挽回，但是在劳动力刚刚丧失的头几年熬不过去的人家，可能会欠下大笔债务，如果无法偿还，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债务人交出全部财产，债权人不得将其监禁。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交出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财产，沦为无产者或者佃农。根据罗马的国情，大土地所有者都不愿雇佣公民，宁可买奴隶来种植。格拉古希望立法把土地分给贫穷的公民，相当于送财产给他们，帮助他们重新成为小康人家，是很有历史眼光和战略眼光的。但是要元老们交出已经多年投资的土地，这是不可能和平实现的。如果他们能够从别人那里吸取到经验，也许他们会在战争之前就制订好有关法律，因为分配总是比再分配要容易得多。
考虑到战争对小康人家的影响，如果战利品大部分国有化，特别是土地、奴隶的国有化。凡是应征入伍的军人，根据军功授予战争得来的国有土地，凡是在战争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的军人家属，根据丧失劳动力的程度，决定无偿给予奴隶的多少。由于军人可以因为战争获得土地，则他们在战争中因为捐税和服兵役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偿。因为战争而减少了劳动力的家庭，可以得到战俘作为奴隶，使之土地不再因为缺乏劳动力而荒废。由于战争夺得的土地多数在远离罗马的地点，可以根据土地的价值和离开罗马的距离确定一个优惠比例，鼓励罗马的大土地所有者以近地换远地。例如，某元老在迦太基想要一块１０公顷的国有土地，他就必须把在罗马的２公顷相同肥沃程度的私人土地拿出来交给国家来交换。国家在获得这２公顷土地之后，按照法律把它分配给参加战争的军人，这样做的结果将加强小康农家在罗马的数量和地位，而把大地产引导到远离罗马的地方，同时也就间接削弱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小地产越多，兼并越困难，进行大规模商品化经营就越无利可图，这样迫使元老贵族渐渐放弃在罗马城周围的土地，转移到新征服的地区。
在新征服地区推行在意大利已经成功的同盟体系制度。在各同盟地区实行城邦民主制度，城邦自治，公民权城邦化。作为帝国的政治中心的罗马，应该设立同盟代表大会，同盟法院，制订同盟内部关系法。罗马人在被征服的地区的城镇里普遍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是历史事实，这里不多评论。授予非罗马居民罗马公民权的问题是骑士阶级提出来的，后来引起同盟战争。在战争初期失利的情况下，罗马人匆忙把罗马的公民权授予同盟国的自由民，以后推广到了整个帝国。在当时的信息传递的条件下，罗马公民权的参政意义对于罗马城以外的自由民并不大，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罗马的各种会议和政治活动，还不如公民权城邦化来得实在。如果同时实行所有城邦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一律平等，则和把罗马公民权扩大到整个帝国是一样的效果。
同盟代表大会主要的任务是制订同盟关系的有关法律，相互经济合作事宜，救危扶难；决定整个帝国的基本对外政策，宣战，和谈，战争负担和战利品的分配，战争结果的安排；选举同盟法院，根据同盟关系法和其他法律，处理盟国之间的纠纷。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动过程，可以看到当时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同盟代表大会，对雅典的宣战就是由科林斯在会上提议，说服所有同盟国之后实现的。罗马人的民主制度是从希腊学习引进的，引用希腊人的这个现成的先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同盟法院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牵涉到强制执行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实现。海牙的国际法庭只是一个舆论工具，联合国安理会能够实施的强制只有在经济封锁上可以行得通，动武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当然，法律不健全是今天联合国的一大问题。
在中国，春秋"五霸"就实行过强制执行。当时的霸主有义务带领盟国惩罚那些背盟的国家。在雅典的提洛同盟，雅典就多次实行过征服那些背盟的国家。在罗马帝国的情况下，多数同盟国都是曾经被罗马征服过的，或者是罗马的附庸国，因此，建立同盟法院，并且强制执行法律是具备条件的。
通过这种政治形式，使古典的民主制度能够突破城邦的局限，扩展到帝国的范围内，欧洲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人类历史将会大不一样。一般而言，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其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文化和科学昌明，社会进步比较快。在希腊的例子，我们很容易注意到斯巴达这个专制城邦国家在文学和科学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建树，连他们的历史都是雅典人写的。相反，雅典的文化和科学就繁荣得多。例子并不仅如此，斯巴达的盟国叙拉古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该国就产生了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
罗马帝国是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她的刹那光辉很快就消逝在军阀混战的昏天黑地之中，后来整个被野蛮人所毁灭，这是罗马民主的悲剧。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小康之家，或者说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须在所有家庭总数中占比较大的比重。如果说过去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现在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使所有人都能够分享到现代化的果实上来，否则法制和民主都不可能健康成长。
13.弹性的意义。
弹性是一个力学上的概念，说的是物体在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会发生形变，但是在除去外力之后又恢复原来的形状和体积，这种性质称为弹性。弹性有一定的限度，在这个限度以内，固体在外力作用之下发生的形变和它所受到外力成正比，这个定律叫胡克定律。在社会科学方面，经济学是最多引用弹性概念的学科。经济学里讨论的弹性概念指的是当存在两个相关的变量的时候，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变化做出反应的灵敏程度。常用的弹性概念包括需求的价格弹性、收入弹性、交叉弹性，供给的价格弹性，国际贸易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等等。
弹性概念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各种决策。例如需求的价格弹性有什么用呢？我们做生意实际上就是卖东西，价格是我们出售商品时能够获得的单位收入，当然是越高越好，可是东西贵了就不好卖，因此我们知道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两个因素：价格和需求量。麻烦的是正好应了我们民族的一句古老的成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价格和需求量的变动方向恰好相反：想要价格贵，需求量就少，想要需求量多，价格就不能上去。我们怎么能够尽可能卖到最多的销售额呢？这时候弹性的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如果需求量对于价格的变动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其程度超过了价格变动的程度，比方说，我们降低价格５％，引起需求量猛增了１０％，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反之如果反应不大，比方说我们提高价格１０％，销售量才下降５％，我们就说这种商品是缺乏弹性的商品。
对于富于弹性的商品，如果降价，我们在价格方面付出的代价比较销售量方面的得益相对要小，因此降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反之，缺乏弹性的商品，如果涨价，卖主在销售量方面的损失不如他在价格方面的获益，因此涨价可以增加销售收入。
知道价格弹性的用途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从长远来看，汽车、家用电器、化妆品、首饰之类的商品是倾向于降价的，因为只要能够获得利润，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总是力图比对手先降价，以便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而缺乏弹性的商品，长远来说总是倾向于涨价，象电、自来水、大米、面粉之类，因为企业喜欢在不丧失太多市场份额的前提下抓住一切机会涨价，增加自己的销售收入。
我们除了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当中利用弹性的原理来把握价格和需求量的关系之外，还可以利用弹性来预测投资的前景。近年来，不少企业在投资热火朝天的家用电器项目的时候吃了大亏，其中对于价格的走势难以把握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来以为价格会保持在某个水平之上，实际上投产的时候，已经降到大大低于预期的水平。如果投资者知道弹性原理，了解自己投资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就会知道，如果是缺乏弹性的商品，将来价格很可能比现在的水平要高，因此只管放胆投资；如果是富于弹性的商品，将来的价格肯定比现在要低，弹性越大，低得越厉害，因此对于将来的投资回报不可以过分乐观。
弹性原理在经济活动当中获得广泛运用，在其他方面也可以有广阔的用武天地。
举个例子，男女不平等怎么来的？--当然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剥削制度的后果。但是从１９４９年开始，剥削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男女就完全平等了吗？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社会上总是男人的地位压倒女人--在凶的女人也是在家里发出"狮子吼"，到社会上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男人有没有责任，肯定有，但是女人自己应该负最主要的责任。从男女之间的竞争角度来看，女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小的实力要素上，男人的心思是放在弹性大的实力要素上，因此女人处于弱者地位是自找的。几乎全部女人都对自己的外表很重视，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来装扮自己，可惜人长成什么样子大体是天生的，无论怎么打扮，长进最多不过百分之几十。除此之外，女人还重视爱情和家庭这个男人也有份的东西，但是太重视了，以至于其他的东西女人都不放在心上。而家庭是自己的，搞得再好，只能影响自己的家庭成员，对别人，对社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此不能提高女人的社会地位。如果一个男人操心女人的事情，会被人们认为"没出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之类，那么男人应该干些什么呢？--干一番事业。什么叫事业？做学问，保卫国家，赚钱，工作……男人英俊一点是不是讨女人喜欢？是的，和女人漂亮讨男人喜欢一样，但是男人为什么不去化妆？因为男人有事业才更能够讨女人喜欢，任何事业，都可以使男人有可能比他天然不加以努力的情况下有几十几百倍的长进--他做学问，成为万人之中首屈一指的智者；他保卫国家，统帅几万人的集团军司令；他赚钱，从身无分文到腰缠万贯……，这些都是弹性大的事情，都是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所以，男女本来都是一粒受精卵，可以后来成年之后大家的社会地位却差别很大，不是因为上帝对女人不公平，而是因为大部分女人都过于操心弹性小的东西，在这些没长进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所以在弹性大的，有长进的事情上就没精力了。如果女人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弹性大的事情之上，则没有什么东西是男人专美，而女人不能的。留意我们所知道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女强人"，她们的成功毫无例外都是进入了原来人们以为是男人的专属领域：花木兰和穆桂英去当兵打仗，武则天当皇帝，西施、王昭君、貂婵、杨贵妃干预政治[23]，居里夫人进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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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人"真的是那么美丽吗？未必。如果她们只有美丽，我们不会知道，因为她们的美丽导致了国家的兴亡（这就是政治），才会流芳百世。其实至少杨贵妃不但不符合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体重超标兼年龄偏大，恐怕在当时也不被御林军的官兵看好，否则不至于那么忍心活活逼死一代艳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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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现在，男人体力强健的传统优势越来越被男女差别不大的智力所取代，成为主要的人际竞争的主力要素，社会又比较开明开放，女人的机会越来越多，因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应该有比较大的改善才对，首先应该由女人自己争气才行。
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经济突飞猛进。英国是个小小的岛国，国内市场容纳不了突然增加的产品。英国人一方面大力开拓殖民地，另一方面推动国际贸易。英国的经济学家也不甘寂寞，积极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英国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主张各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行国际分工，专门生产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法国人本来是英国人争霸世界的主要对手，斗败下来以后，对昔日的冤家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所有治国方略全部照抄英国，尤其是经济学理论。但是德国人则不以为然，德国经济学家弗利德里希·李斯特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德国人从被法国人拿破仑叔侄欺负的弱小民族一跃成为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并且反过来欺负法国，甚至俘虏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皇帝，使法国人蒙受亡国之辱。
李斯特的思想主要是注意到落后国家（现在所谓"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都是集中在传统产业方面，而好像农业、矿业等传统产业对于国家的富强是属于弹性小的产业，也就是说你费了半天劲，也看不到什么收效。但是英国人的比较优势强大的产业--机器大工业却是对于国家富强富于弹性的产业，如果一个国家把资源投入到这些产业当中去，富强的步伐才会加快。如果听英国人的话，德国人永远只能卖土豆和马铃薯酒，而不能生产机器，因为英国人的机器便宜，而德国人的土豆便宜。按照李斯特的意见，我们德国人的机器工业一定要发展，老外嫌贵不买不要紧，我们德国人自己无论多贵都要咬紧牙关买自己的机器，不买英国人便宜的机器。
一个世纪过去了，卖土豆的名声和德国人好像联系不到一起了，今天德国的机器畅销全世界，不算便宜，但是远远比英国人的机器受顾客欢迎。机器是英国发明的，但是最好的机器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最好的坦克是德国人造出来的。如果当年德国人专心生产自己好卖的产品，贪图英国的机器便宜，今天德国还会和中国、印度等国一起在世界银行争夺开发落后地区的贷款。
女人天生比男人好看，结果女人下死劲儿让自己更好看，但是功夫却下到了弹性小的地方，反而成就了男女不平等。如果男人认为自己天生比女人力气大，然后把功夫下到力气方面，多数不成功（可能只有少数运动员成功），因为这个社会重视长得最高的器官是不是好用，不重视你整个人是不是长的最高。一个人最高的器官是他的大脑，如果头朝地走路，人们一定认为这是个疯子，所以孔夫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大脑的功能是人体所有器官当中最富于弹性的，其次才是手，再次是其他器官。今天我们拿人类和动物互相比较，我们发现，人类的大脑比动物强很多，人类的手也比动物能干，但是其他器官多数不如动物。猴子的爪子比人手灵活，如果比赛抢苹果可能比人快，但是猴子做不出任何简单的工具，因为它的大脑不如人脑管用。如果男人一味开发自己的力量，最终只能成为类似"人猿泰山"那样的怪物，整天拍着胸脯"哦！哦！……"乱叫，成为人家笑柄。
我们在分配资源，开发自己的实力的时候，应该注意各个实力要素的弹性，如果弹性小的，就不要投入太多资源，如果弹性大的，就应该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德国海军，是现代史上走过最曲折道路的海军：两度辉煌，两度覆灭。最后，德国海军用自己的实践总结了一整套在海上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
德国公海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主力舰队的第二强大的海军舰队，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上被困威廉港，只是作为"战后谈判的筹码"，无所作为。力主实现主力决战的德国公海舰队司令舍尔海军上将领导了日德兰大海战，结果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较有利的战果对比，但是在根本扭转双方的海军兵力对比和突破英国海军封锁这个战略目标上却遭到了挫败。
在主力舰队决战失败后，德国发现，打击英国更有效的手段是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可是在德国开始这么做的时候，美国已经参战，无济于事了。
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史中吸取了以下教训∶
n德国比较短的海岸线及其出口的地理形势容易受到封锁；
n德国军舰重视防护力超过重视火力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
n在海军建设上，强调射击技术训练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
n潜艇战是弱国海军对抗强国海军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
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根据以上教训，采取了以下措施∶
占领挪威和法国，获得英国无法封锁的有利的战略地理形势。希特勒一度想把西班牙拖下水，进一步攻克英国的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封锁地中海西口，由于佛朗哥要价太高而没有实现。在动员西班牙参战的问题上，希特勒没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到底，这是一个重大失策。西班牙参战，或者被德国胁迫参战，对于地中海的战局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英国和南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重要殖民地的联系有重大妨碍。以西班牙、葡萄牙为基地的德国海空军可以有效地封锁地中海西口，并且使英国经南非的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必须绕道大西洋中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继续坚守马耳他，也很难保卫埃及。
占领挪威，也是英国人的企图，但是德国人快了一步。德国占领了挪威之后，切断了英国支援苏联的最短、最经济的路线，并且从那里向大西洋多次派出舰艇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突入大西洋的战役，该舰虽然被击沉，但是牵制了几乎整个英国海军，并且击沉了英国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胡德号。但是挪威作为德国海军基地的缺点是距离英国主要交通线太远，并且工业力量相对薄弱，对于军舰的维修不利。
法国海岸比较挪威更好，后来成为德国潜艇出击的主要基地。俾斯麦号在击沉胡德号后，之所以不愿意返回挪威基地，其目的在于进入法国港口，以便将来再次出击。但是法国海岸对于德国海军而言，又被英吉利海峡封锁，必须绕道英国西北的大西洋水域，在英国掌握海上霸权的形势下，太危险。就连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尚难免一死，其它水面舰只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德国还可以通过动员日本、西班牙参战，占领埃及、印度、南非等来控制地中海、印度洋，但是那已经远远超出方便海军出击的地理位置这一比较小的战略目标了。而且，即使所有这些全部做完，也不能直接威胁英国最主要的与美国之间的交通线。
由于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造舰经验，德国造出了俾斯麦号这样强大的战舰和射击技术精湛的官兵，在纯战列舰对阵当中仍然占有优势。但是这个经验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史当中已经失去其战略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大舰巨炮主义"的过时和海军航空兵的兴起。所以，基于"大舰巨炮主义"的造舰思想和建军方针都已经失去战略价值。但是美国海军创造性地把德国人的经验运用于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建造，获得了战略性的成功。当年，日本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曾经说过∶"我宁可要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而不要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这种重视命中率，重视首发命中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指导兵器设计思想的战略作用。可以说，当今兵器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就是命中率，这是一切导弹武器滋滋不倦追求的目标。
至于用潜艇来达到击败英国的战略目标，这个任务就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德国海军司令，德国国家元首邓尼茨来执行了。邓尼茨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法西斯阵营里最有才干并且最幸运的军事指挥专家。他从事自己所专长的潜艇部队最高指挥的任务，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并且得到希特勒始终如一的支持，而且是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直到越过许多纳粹党棍把国家元首的职位都传给了他。在这种条件下，他曾一度几乎达到迫使英国屈服的地步。后来，他受到了包括战胜国在内的所有军事同行的尊重和羡慕，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与二十天》。
邓尼茨的幸运来自希特勒不懂海军，可是他的不幸也在于此。希特勒有过当步兵的经验，因此自认为懂得陆军，所以在各军种当中，过问，干预陆军事务最多。空军和海军则交给当时的军事专家们去处理。空军方面，交给戈林这个空战英雄，可惜戈林本人热衷于纳粹活动远远超过空军专业事务。海军方面则交给雷德尔海军司令。雷德尔本人是过时的"大舰巨炮主义"的积极奉行者，上任之后积极推动大型舰艇的建造计划，"俾斯麦"号、"梯尔皮茨"号等大型军舰下水都是他积极推动的结果。由于他心爱的海军建设计划（Ｚ计划）要到１９４５年才能完成，到那时，德国将拥有１３艘战列舰，４艘航空母舰，以及大量其它水面舰艇，３５０艘左右的潜艇，所以他极力反对德国与英国开战。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德国可能要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才能建设其海军达到压倒英国的优势，而且仅仅是大型水面舰艇舰队能够达到这种水平。１９３９年，英国已经有战列舰１５艘，航空母舰７艘，加上其盟国法国的舰艇，英法共有战列舰２２艘，航空母舰８艘。考虑到现役的舰艇十年后老化和退役，以及德国工业发展有超过英法两国之和的趋势，估计如果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以战列舰为主的德国海军实力到１９５０年左右有可能超过英国，而略逊于英法之和。但是根据后来海战的实践来看，即使到那时，德国未必能够占尽优势，主要是英国在海军航空兵和雷达方面的优势当时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德国的大型水面舰艇后来吃的主要是这两方面的亏。"俾斯麦"号和"梯尔皮茨"号这两艘姐妹舰双双被敌机炸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战中因为雷达技术不如敌人而被敌人军舰击沉。这些都是雷德尔在担任海军总司令期间始料所不及的。当然也是各国海军当时都没有预料到的。
雷德尔企图建设一个在对手已经非常强大的领域里占优势的海军，这是他失败的战略所在。英国当时建设的是一支均衡的海军，各兵种的发展都比较平衡，当然，突出了大型水面舰艇舰队。德国如果也企图建设一支同样均衡的海军，势必长期保持落后态势，即使在工业发展超过英国的有利条件支持下，德国也要过十年才能赶上英国。在当时德国的历史条件下，德国打败英国的途径有三个∶
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由陆军进行；
战略轰炸，只是意大利的杜黑主张，当时仍然停留在理论上；
击败英国海军，然后封锁英国或者在英国登陆。
因为在各军种实力的排序，德国是陆、空、海，而英国是海、空、陆，希特勒优先选择征服全欧洲，其次是轰炸英国，最后才考虑海军的战略是有道理的。不过雷德尔作为海军司令，肯定不甘心海军无所作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争取到的战争资源却由于战略思想的错误而没有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这才是不应该的。希特勒在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被击沉之后，果断下令停止建造对于夺取制海权弹性比较小的大型水面舰艇，并且集中力量进行弹性比较大的潜艇战，虽然为时过晚，但这是正确的。他当时一定后悔当初听了雷德尔的话，拨款建造了这么多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战列舰。如果这些工业能力用于发展空军，他可以在关键性的不列颠空战当中增加至少８００架飞机，在进攻苏联时至少多１，０００辆坦克，这都有可能在生死关头决定战争结局。考虑到１９３９年开战时德国只有２艘战列舰，３艘袖珍战列舰，２，５００架飞机，２，８００辆坦克，就可以看出这个交换的战略意义。当然，这个交换并不是按照价格计算的，而是考虑了经济学上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按照价格算，可能５艘战列舰要远远超过８００架飞机和１，０００辆坦克，但是德国飞机工业或者坦克工业在已经充分运转的情况下要增加那么多的产量，代价是很大的。如果德国当时由于多了８００架飞机能够获得英国上空的制空权（当时如果英国没有雷达的话，德国空军没有多这８００架飞机也能达到目的），则德国就可以在英国本土登陆；又或者德国因为多了这１，０００辆坦克就能够多组建１至２个坦克集群，可能斯大林未必能够守得住莫斯科。
当然，作为海军司令的雷德尔不可能这么向希特勒建议，尽管空军司令戈林和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倒很乐意这样。如果雷德尔把５艘战列舰改成５艘航空母舰，他的思想已经先进到珍珠港事件之后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德国仍然不可能在海军航空兵方面占优势，因为开战时，英国的航空母舰已经有７艘，法国有１艘，合起来对付德国是８∶５的优势。在战前计划造舰时，不可能预计到法国这么快就退出战争。在这方面最先进的是日本海军，其开战时的海军达到每建造１艘战列舰就建造１艘航空母舰的比例，为１０艘战列舰和１０艘航空母舰（以战后的观点，这还是"大舰巨炮主义"，要达到２０艘航空母舰比０艘战列舰才行），从而使日本海军在开战之初以一个工业落后的小国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雷德尔那时有日本海军将领那样先进的头脑，他应该提出相应的造舰计划，使开战时德国拥有２艘航空母舰和２艘战列舰，另外一艘战列舰的费用用来建立相应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发展相关的兵力兵器。
雷德尔不但海军战略思想陈旧，而且忽视了德国海军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功的使用潜艇于战略目的的经验。在建造潜艇的计划中，他主张建造大型的（排水量２，０００吨左右）所谓"水下巡洋舰"，用于进行水面炮战，并且配合大型水面舰艇遂行远洋作战任务。不主张建造那种吨位较小（排水量５００吨左右），配合大型水面舰艇作战能力较弱的，只适合攻击商船的中小型潜艇。邓尼茨批评雷德尔主持制订的"Ｚ计划"∶
"我认为'Ｚ'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１、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６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武装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２、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３５％。
"３、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４、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的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
根据邓尼茨的意见，德国海军应该全力生产５００到７００吨的中小型潜艇，迅速达到３００艘，以保证一旦开战，随时都有１００艘潜艇在战斗，另外１００艘潜艇在航行（出击或返航），１００艘潜艇在维修或者训练。这样有把握做到立即使英国的造船量大大少于损失率，很快使英国无法得到足够的船只支持其军事行动，最后甚至连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如果在优先保证赶造３００艘中小型潜艇保证战争急需的前提下，能够建造若干艘航空母舰以便支援潜艇作战，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对邓尼茨３００艘潜艇计划的最有力补充。邓尼茨在其回忆录中多次强调潜艇的弱点，航速太慢，因此作战近似"守株待兔"，只能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且指挥塔太低，观察范围小。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正好相反，相对于军舰的速度快，观察范围广，和潜艇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当时德国海军发展大型水面军舰的目的和潜艇是一致的，主要用于海上破交战，至少没有很快考虑进行主力舰队决战的意图，而航空母舰在遂行大型水面军舰的作战任务方面，一点也不比战列舰差。在当时，人们曾经误以为最新式的战列舰是飞机炸不沉的，但是美国的海军将领米切尔已经试验过飞机可以击沉旧式战列舰，而且飞机使用来攻击军舰的主要兵器是鱼雷和炸弹，当时这两种兵器的战斗部装药量都已经可以不小于战列舰主炮炮弹，至少击沉巡洋舰以下的军舰不成问题是被当时的人们所认同的。从当时的建造成本来看，一艘航空母舰的成本不超过战列舰，大型航空母舰的成本才相当于普通的战列舰。根据德国已经建造成功的几艘战列舰的作战性能来看，都是超过当时战列舰平均水平的最先进的战列舰，其成本肯定相当于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的成本总和。当时一艘战列舰排水量大概有３５，０００吨到４０，０００吨，装备３８０到４０６毫米口径大炮，而航空母舰只有１７，０００吨到２７，０００吨，运载４０到９０架飞机。德国造的"俾斯麦"号的排水量达４１，７００吨，８门３８１毫米大炮，主要装甲厚达３２０－３６０毫米。"提尔皮茨"号与"俾斯麦"号同级。这两艘军舰的建造资源可以建造３艘重型航空母舰并使之装备飞机。
如果德国海军在１９３９年能够拥有３００艘潜艇和２艘大型航空母舰，４艘左右的中小型航空母舰，则英国的海上霸权必定面临严重挑战。即使对航空母舰思想解放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只建造２－３艘中小型航空母舰，英国海军就很难吃得消了。
当时，希特勒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对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是颇下了一番苦心的，尤其是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以及闪电战战略战术的采纳。他在这方面的见地确实要超过许多职业军人，特别是那些死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人。但是，由于德国军事文明当中，缺乏海军传统，因此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基本上不懂得海军和海军战略。德意志民族各国都是生活在基本上是大陆性地理条件的地区，即使靠海，海岸线也极短，历史上从未建立过强大的海军，海军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也没有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军事文明的背景下，德国威廉二世皇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盲目地建立了世界第二强大的海军，到战争爆发之后，居然不知该怎么使用，最后竟然把这支世界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困在港口里寿终正寝。
邓尼茨是当时最优秀的潜艇战术家和潜艇战略家，也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但是从他的著作中，看不出他具备整个海军战略的头脑。虽然由于英国空袭塔兰托开创了海军航空兵的新纪元，珍珠港事件奠定了航空母舰取代战列舰作为海军主力舰艇的地位，这些在海军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他基本上没有探讨。大概这也是德意志民族缺乏海军传统的一种反映吧。
从战略思想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海军有三种可以发挥战略作用的兵器：战列舰、航空母舰、潜艇。其中弹性最小是战列舰，花费最大，每次齐射只能将几吨的弹药投射到２０公里左右的敌人头上；航空母舰其次，花费第二，但是每次攻击可以把几十吨的弹药投放到几百公里外的敌人头上；潜艇的弹性最大，造１艘战列舰的军费可以造几十上百艘潜艇，每艘潜艇攻击一次也可以把几吨的弹药发射到２０公里外的敌人那里，而且自己不容易被敌人攻击。因此最好是把海军资源投入航空母舰和潜艇的建设方面，作为海军弱国，则应该集中力量发展潜艇。
国际贸易当中，弹性原理也非常重要。英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经研究过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本来，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调节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的比价，使得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比如我们看到外国的东西好，想买，但是外国人不接受我们的人民币，于是我们要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反过来，外国人看到中国的东西便宜想买，也要把他的钱兑换成人民币（这是理论上，实际上中国人接受美元，所以外国人只要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硬通货"就行）。我们想买的进口货多，需要的外汇就多，外汇一难得就涨价。外国人买我们的东西多，我们赚到的外汇就多，外汇就不值钱。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于外汇的比值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我们买人家的东西多，我们国内能够买到的外汇就少，外汇一少，外汇就涨价，相对我们的货币就贬值。我们的货币贬值之后，外国的东西按照我国货币计算的价格就贵起来，我国产品按照外汇计算就会便宜下来，这样，我们就会减少购买外国货，而外国人就会多买我国货，久而久之，外汇又会便宜下来，我国的货币又会值钱起来。可是罗宾逊夫人发现，有些国家在货币贬值之后，国际收支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日益恶化，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甚至引发社会动乱。拉丁美洲各国和前苏联东欧都是这样，今天的俄罗斯和东欧不少国家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有一些肤浅的人以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但是罗宾逊夫人不是这样认为，至少拉丁美洲国家公认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可见问题不在社会制度上。经过科学研究，她提出了"罗宾逊稳定条件"，基本原理就是弹性原理。大意是这样：一个国家要想经过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必须满足她的稳定条件，就是进出口弹性都要大。前苏联东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大部分不能满足她的稳定条件，所以货币贬值不能改善国际收支赤字，反而会是赤字恶化，最终导致债务危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商品大体上有两类：军火和初级产品。前一类商品的出口弹性小，不是说人家愿意出高价你就愿意买的东西，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后面一类商品，或者是矿产品，或者是农产品，是引致的需求，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工人们消费，而是作为其他产品的原料、燃料等等，需求弹性也不大。好像一座发电厂，每年需要的煤的数量是由发电量来决定的，如果发电量不大，煤的价格再便宜，也不会多买。这样，买煤的人如果把煤的价格降下来，最终不会多卖多少，反而会使自己卖煤的收入减少。前一段时间俄罗斯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俄罗斯政府拼命贬值卢布，结果国际收支更加恶化。
根据罗宾逊稳定条件，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弹性大的商品出口（多数制成品都是弹性大的商品，比如汽车、家电之类），如果不能满足罗宾逊稳定条件，则不应该利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所以大家看到亚洲金融风暴，日本和韩国实行货币贬值，很快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而俄罗斯越贬值越惨。
14.红颜薄命的诸葛亮战略和收下女人服装的司马懿背后的真正伟大的战略家。
《三国演义》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各国的战略文学经典，诸葛亮在罗贯中的生花妙笔之下，成为东方战略家的文学楷模，但是在历史上的诸葛亮在他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最伟大的战略家。在《三国演义》当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是罗贯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韩浩，他的深谋远虑表现在他的屯田战略，这个战略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也为诸葛亮和姜维所抄袭。
东汉末年，天灾人祸，盗匪横行，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条件已经破坏殆尽，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生产，恢复社会秩序，屯田是当时把维持社会治安和恢复生产结合的最好的方法。曹操受当时平定北方的战绩鼓舞，想一鼓作气统一中国，但是在赤壁之战失利之后，终于接受了韩浩提出的屯田的主张。到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曹魏虽然兵力占优势，但是都是坚持战略防御，为的是保证韩浩屯田战略的实施。当时曹操占有中原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受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战乱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如果不恢复生产，不实现社会稳定，是不可靠的战略后方。而刘备和孙权所占据的南方，在当时是蛮荒之地，人口稀少，经济不发达，但是受战乱影响比较小，社会比较安定。南方北方的军阀短期交锋，胜负不定，但是如果长期相持，中原的经济实力肯定压倒南方。曹魏不败即胜，孙刘不胜即败，而曹魏兵力强盛，尤其骑兵强大，要想逐鹿中原，打败曹魏，谈何容易！诸葛亮为什么不直取长安，而要六出祁山，把进军矛头指向西北的不毛之地？蜀汉以步兵为主力，在汉中和蜀道的山间作战，翻山越岭，比较曹操的骑兵占优势，但是一旦进入关中平原与曹魏的骑兵决战，必败无疑，为此，诸葛亮力图控制西北，获得军马的来源，建立汉军骑兵集团，然后与曹魏的骑兵决战。但是就连这一点，诸葛亮也没有做到，到死都没有建立强大的骑兵。即使诸葛亮实现了他的战略目的，控制了西北，获得了军马来源，也未必能够打败曹魏，因为古代的骑兵是非常费钱的兵种，维持一个骑兵的军费大约相当于维持５个步兵的军费，中原的财力远胜四川，即使诸葛亮能够占领西北的马匹产地，曹魏依靠蒙古和东北的马匹，依然可以组建更加强大的骑兵集团。诸葛亮和孙权也曾经抄袭韩浩的战略，但是当时地广人稀的江南和四川的社会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中原，南方和西南的蛮荒之地，开发困难，在经济竞赛中肯定输给曹魏。因此，韩浩的屯田战略是必胜的战略，而诸葛亮的战略是必败的战略，孙权的战略是等死的战略。诸葛亮看到这一点，在《后出师表》中表达的很清楚：拖延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拼死一搏，如果赢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否则只有"死而后已"。
这里的韩浩的屯田战略和诸葛亮的碰运气战略正好是成功和失败战略的经典。
什么是最好的战略呢？孙子曾经说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所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的胜负原因不过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没什么了不起。如果打了胜仗，天下人都说打的好，未必是打得最好。能够举起秋天动物身上新长出来的纤细茸毛，不会有人夸你力气大，看得见太阳和月亮，不会有人夸你眼睛好，听得见惊雷也不会有人夸你耳朵好。古代贤人所说的善战，指的是战胜容易战胜的敌人。所以对于善战者获得的胜利，别人不会夸他胜得有智慧，也不会称赞他胜得勇猛。这样，他才能确实保证肯定胜利。之所以能够确实保证，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必定导致胜利的措施，这样，他最后战胜的敌人是已经必然失败的敌人。善战的人，立足在不被打败的基础之上，但是不放过打败敌人的机会。所以，那些战胜敌人的军队都是在已经具备了战胜条件的时候才寻求战机，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是不管是否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先打起来再碰运气。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意思是说：刘备考虑到割据的局面不可能长久，要想统一中国，就不能偏安在蜀中一隅，所以把讨伐曹魏的使命托付给我。以刘备的明智，衡量我的才能，知道派我讨伐曹魏，是以弱敌强，胜算不大。但是如果不讨伐曹魏，蜀国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死，倒不如跟他拼命？十足是先战而后求胜的败兵战略。因此我们说，虽然诸葛亮送妇女衣服给司马懿，讽刺他像女人一样不敢应战，但是在战略上，他自己倒是应了一句形容女人的成语："红颜薄命"--开始得轰轰烈烈，结束得凄凄惨惨。
在这里，孙子教导我们最好的战略是导致我们比对手享有绝对优势的战略，是导致我们轻松战胜对手的战略，而不是陷入苦战的战略。在没有掌握优势的时候，不要轻率出手。他又教导我们，要在人家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最优战略。人人都想得到，人人都会做，你跟别人一样，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即使付出了超常的努力，也不过"超常"那么一点儿--毕竟你也不是"马王爷三只眼"，本来就和别人差不了多少。苦战半天，不过争了个僵局，何苦呢？而别人看不到的战略，并不是藏着掖着的战略，而是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略--让你看，仔细看，看个够，还是看不明白，这才是高明的战略。
韩浩的时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建立强大的军队，打败所有对手，这是天下人对于战略的一致意见。但是韩浩独辟蹊径：你打仗，我种田。别人都想不到，等到最后发现粮多兵多的逻辑的时候，他韩浩还占了一个田多的优势。诸葛亮就是这样给逼到走投无路的"先战而后求胜"的战略绝路上去的。三足鼎立的格局形成之后，吴蜀两国也先后发现了经济建设的战略意义，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开发经营南方的时代。现代人熟悉的吴国派军队登陆台湾，《三国演义》里精彩的七擒孟获的故事，都反映了这样的战略认识。如果中国像西欧那样，是个到处平原的地方，那么也许割据的局面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中国的地理使得诸葛亮和孙权之辈开发南方边疆的战略无法对抗韩浩的中原屯田的战略，偏安一隅在中国是不可能长久对抗中央的。
所以说，诸葛亮有智慧的名声，他所做的都是天下人以为聪明的事情，刘、关、张勇猛超群，但是陷入苦战才会被人认为勇猛，而战略失误才会带来苦战，但是韩浩就被人们忽视了，轻松打败敌人，不会经历苦战，也不会被人们认为勇猛。虽然他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人们都看不出他的聪明之所在，老老实实种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的样子，不象是个聪明人，反而以为他在战略决策上的手下败将诸葛亮比他聪明。大概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接着《三国演义》的故事，我们来看看战略上的大智大勇和小智小勇的范例：智谋方面，最典型莫过于韩浩的屯田和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成败利钝，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关于人物勇猛的，莫过于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当阳桥头一声吼、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不过多数都是战败时候的表现，在战略上，可以算是小勇的典范。司马懿忍受敌人的嘲笑和战友的误解坦然接受诸葛亮送来的女人衣服，坚守不战，坚持韩浩的战略，应该是《三国演义》里战略上的大勇范例。历史上的极端大勇的范例，莫过于勾践的卧薪尝胆的故事。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故事，就是汉朝的和亲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北方游牧少数民族曾经经历了无数战争，但是在中华民族历史早期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汉朝统治者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是使中国避免走上古代罗马帝国败亡道路的重要原因。汉高祖刘邦曾经想一举平定北方，但是几十万大军被匈奴包围在平城，几乎没命。刘邦忍辱负重，提出和亲政策，让皇室的金枝玉叶下嫁蛮邦，年年进贡。三代人的委曲求全，终于为汉武帝犁庭扫穴，荡平匈奴准备了充分条件。更伟大的是，汉武帝在匈奴战败来投诚的时候，以礼相待，互相约为"兄弟之国"，不欺负战败的对手，最终使得匈奴从敌对民族转变成为兄弟民族，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这就更伟大了。后来中国动乱，有人劝匈奴领袖刘渊独立，刘渊不干，说我们匈奴和汉朝是"兄弟之国"，现在兄弟被别人灭亡了，我们应该帮他报仇复国才对，并不像现在有些汉族人在台湾住久了，就认为自己和祖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后来打起了大汉的旗号。相比之下，北宋的宋太宗赵光义轻率浪战，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断送了北宋江山，更加断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好时机。宋太宗对于中国统一没有采取类似韩浩的战略，操之过急，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国防要地，驱逐契丹骑兵于阴山－燕山以北。刚灭北汉，就急忙发动了攻辽之战，结果宋军精锐禁卫军主力遭到契丹骑兵冲击，在高粱河惨败，宋太宗慌忙微服乘驴车只身逃脱，新立的北宋从此锐气尽失。本来北宋刚刚建国，需要一段养精蓄锐的时间来恢复新近遭受的失败，而且时机又很好，辽国虽胜但是急于处理内政，主动议和。如果宋太宗赵光义及时抓住机遇，实现宋辽和平，仿效汉武帝，先实行"和亲"政策，促成民族团结融合的形势，然后在经济条件允许以后，组建强大的战略骑兵集团，在时机成熟时再重开战端，则卫青，霍去病的战功又可重现，更重要的，后来女真，蒙古的入侵历史很可能要改写。那样一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改写的可就太多了！宋太宗比较莽撞，以为宏观上宋朝国力比辽国强大，社会比辽国先进，肯定能够打垮辽国，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了对辽国的战争。不料萧太后"巾帼不让须眉"，继高粱河大捷之后，又在歧沟关大破宋军主力，以后更反守为攻，大举向河北平原出击。虽然宋朝军民千方百计使华北平原要塞化，但是要塞之间的农村还是任由辽国骑兵驰骋，多次往复之后，只剩满目创痍。宋朝不得不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檀渊之盟"。以后，宋朝陷入了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的恶性循环当中：因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了对付游牧骑兵的入侵，就必须动员大批人力物力建筑星罗棋布的要塞体系；有了要塞就必须有足够的驻军，人少了守不住，被敌人占领之后因为有现成的工事可以利用，将来自己想要收复就困难了；驻军多了又怕被敌人包围歼灭，因为担心敌人久困长围，必须囤积大量粮草和军用物资以维持驻军日常和战时需要。为了完成防御任务消耗了国家的资源之后，战略进攻力量就没有能力组建了，所以北宋虽然养兵众多，兵员数目从开国时的１９万多人发展到对辽和西夏两线作战时的１２０多万人，但是战略进攻能力却极差，因此北方的被动防御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机会打破。北方糜烂的经济重担不得不整个压倒大后方身上，这样社会矛盾就激化了。农民起义到处开花，又使北宋政权投入更多的国力加强其军事官僚机器。这些问题的尖锐化使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如何解决危机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
如果宋太宗能够吸收西汉解决匈奴问题和唐朝解决突厥问题的经验，在灭亡北汉之后不急于对辽开战，至少是在高粱河大败之后，学习刘邦在平城之围以后的经验和政策，接受辽国的和约。待国家经济政治重上轨道，有了相当积蓄之后再谋大举，比较稳妥。同时，利用和平时机组建一支１５万到３０万的骑兵作为战略打击力量，控制在中央手中，一方面防止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以快制快，剥夺游牧骑兵在机动性方面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地完成国防任务。根据宋代的历史经验，当时辽，金，蒙古都没有达到匈奴"控弦之士"３０万的水平，辽国攻宋的骑兵部队的战斗人员大约不超过６万，（辽国军制，一个骑兵配备一名负责筹措粮草的人员和一名负责看守行李和帐篷的人员，因此战斗人员仅占骑兵部队人数的三分之一），蒙古骑兵在最盛的时候大约也只有１２－１４万左右，因此１５万骑兵已经是防守有余，如果有３０万，则灭亡辽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具备了，所缺的只是良将而已。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农业社会供养一匹战马的代价不大于供养３名步兵，则供养一名骑兵包括其装备训练的费用，不超过供养５名步兵，因此，建立并且维持１５万骑兵的费用约等于建立并且维持７５万左右的步兵，如果是３０万骑兵，大体相当于１５０万左右步兵的开支。在北宋对付辽国的具体国防形势来看，即使花费了这么大的军费，因为在减少构筑国防要塞工事（包括其中囤积的大量物资）方面因此而获得的节省，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节省国防开支的目的。在国防上转变为战略进攻地位，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随之缓解，北宋的历史就可以几乎大部改写。当然，不仅北宋，包括辽，金，西夏，蒙古等所有中华民族的历史都可以改写。
宋朝要塞国防工事体系对于国家经济的影响，现代人很难理解。宋朝在城市保卫战当中最著名而且有著作传世的，当数配合刘琦防守顺昌的知府陈规。根据陈规著作中的意见，防守城市至少应该建筑３道城墙，２道壕沟。在城墙上还应该建筑很多防御工事，如敌楼、马面墙等等，另外还应该有供防守人员休息的场所。在城墙外面和城墙之间，还应该布置很多障碍物和陷阱，在城墙附近，应该在平时就储备一些木栅和建筑材料，准备在敌人攻破城墙时用来堵口或者修复。在武器方面，投石机、弩箭等都要事先准备好。陈规提到，宋军在防守开封时，仅仅在封丘门外架设的投石机，在金军来到后来不及撤走被敌人缴获的就有几百座之多，以此推算，全城的投石机至少在千座以上。另外守军还要分为防守部队和机动出击部队，攻守结合才能打败围攻。显然，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人多了，消耗的粮食等补给品就多。宋朝不少重要据点防守时间都在半年以上才陷落，而陷落的原因不一定是粮食消耗完了，可想而知，那么多要塞里面储存的物资数量多么惊人！古代经济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生产力低下，储备在要塞里的物资多了，打起仗来自然就舍不得放弃，不放弃就要大量驻军，战略机动兵力就很少了。一旦一座城市被攻击，就向其他城市求援，其他城市考虑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防守本城，也不愿派兵救援。士兵防守一座城市的时间长了，进攻意志消沉，在战略上就再不可能采取主动了。乡村沦为战场，农民沦为灾民盗匪。陈规本人担任德安知府期间，指挥过９次防御战，没有一次是对付金朝军队的，全部都是对付盗匪的抢劫。其中第九次防御战所对付的土匪，虽然政府颁布招安命令，赦免他们，但是由于周围的乡村已经全部无人，这些盗匪为了获得粮食仍然继续进攻，而且是吃战死的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多么恐怖的社会现象！根据陈规的经验，这些原本设计来对付金国军队的要塞，最后多数实际上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笔者之所以特别替北宋因为卷入对游牧民族的长年战争而失去的建设中国的机会的古人担忧，是因为当时中国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大门口。特别有意义的是钱庄和纸币的发明都是出现在宋朝，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三大发明是在宋朝，或者至少是成熟于宋朝，包括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除了火药是当时的国防需要刺激起来的以外，其他都与市场活动直接有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航海的利润增加，指南针就发明出来了。商业交流频繁，文化交流也带动起来了，于是印刷术也产生了。市场经济的发达的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形成以及市民文化的产生。当然手工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对于科学技术的追求导致了象沈括这样的爱好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和《梦溪笔谈》这样的科学技术百科全书的产生。如果这种局面自然发展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
历史给我们的现实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假设的这３００年到４００年里，中国从北到南先后被游牧铁骑蹂躏，生存尚且成问题，何谈发展？因此，宋太宗的急于求成和汉高祖刘邦的老谋深算，深深地在中国历史上打下了烙印。在刘邦屈辱和亲的情况下，汉朝有机会创造"文景之治"的经济文化业绩，汉武帝才有了施展其雄才伟略的坚实基础。而宋太宗企图"灭此朝食"，结果契丹未灭，白白耽误了美味的"早餐"，给宋朝种下了祸根，也耽误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发展大计。汉朝早年的屈辱的"和亲"政策，以很少的代价，换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和利益。如果汉高祖刘邦咽不下那一口气，非要和冒顿单于决一雌雄的话，中华文明很可能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象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在"蛮族入侵"的"上帝之鞭"抽击下体无完肤，烟消云散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孙子谆谆告诫世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思路，就是想从宋朝已经深深陷入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其主要措施有：
保甲法：模仿管仲相齐时实行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裁减常备军（募兵），建立民兵。几年之后，建立保甲民兵７１８万多人，可见中国之"大跃进"，"浮夸风"并非今天才有，古已有之。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逐步裁减５０％的常备军，编练相当于所裁减人数３倍的民兵，其中三分之一相当于现代的后备役军人装备训练好些，在战争爆发时就近补充正规军，其余的装备训练差些，主要保境安民，敌人接近之后才参战。
保马法：政府通过减免赋税等方法鼓励民间养马。可见王安石鉴于宋军连连败绩，已知建立骑兵部队的战略意义，也可以说是当时人的后悔药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前线非常敏感，大规模裁减军队在强敌压境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前线指挥员往往因为眼前的防务而持积极反对的态度；
裁减军队引起的再就业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也是王安石估计不足的。裁减军队从会计上看是省钱的好事，可是遣散军人本身需要的支出在短期内可能比供养他们更破费。另外遣散军人之后，必定要裁减因为这些军人而存在的政府文职官员。在民间，还会打破很多依靠军队和军人谋生的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饭碗。这些势力加起来，足以破坏变法而有余；
"浮夸风"，"大跃进"（或者对应于"洋跃进"应该叫"古跃进"）。旧的开支裁减不了，新的开支却急剧增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授反对派以柄。正规军没有裁减多少，民兵倒是搞了７００多万，光是每个人装备一枝长矛就要７００多万枝，这可不是轻松的财政负担。
因此，变法要想成功，首先要有比较稳定的和平环境；第二要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追求实效的策略。这两个基本条件在北宋立国之初，已经被宋太宗破坏掉了。檀渊之盟以后，对辽国实现了和平，但是对西夏的战争和农民起义，仍然使北宋不得安宁。等到把西夏事务办好，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北宋又碰上了新兴的金国入侵，已经奄奄一息的北宋如何经得起新锐的金国的攻击？很快灭亡了。直接的导火线是两国相约夹攻辽国，灭辽之后宋应该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但宋军在战争中多次被辽军击败，而金国大军却席卷全辽国。金国因为宋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太小，并且轻视宋军的战斗力，故拒绝把约定应该归还宋朝的山海关附近的三个州归还宋朝。从宋朝北方国防地理的形势来看，从阴山到燕山山脉以及沿山脉建筑的长城是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现在屏障缺了一角，当然不能答应。正好其中一个州的守将是汉人，投降宋朝，而宋朝接纳了他的投降，正好给金国以进军的口实。金国吸取了辽国攻宋失败的教训，一开始就派出有力部队进攻山西，配合长驱直入华北平原的主力，很快就击溃宋军，兵临卞梁。如是者再，遂俘虏宋朝皇帝，灭亡北宋。
史家一般认为北宋不应该接受平州守将的投降，挑起事端。这无非是苟延残喘的想法。这和国民党在"九·一八"后一味退让的想法一样，人家成心灭你，退让有什么用？
金国拒绝归还对北宋国防非常重要而对自己国防并不重要的山海关以南和西南地区，灭亡北宋之心已经昭然若揭，借口非此即彼，进攻是迟早的问题。北宋的后悔药应该是与辽国联合抵抗金国。民族仇恨蒙蔽了北宋的政治战略智慧，以致倒行逆施，约金攻辽，不灭何待？
当金国初起，辽国依然强大，北宋约金攻辽，无可厚非。但是辽国败亡之势已成，这时宋朝应该以援辽抗金为条件，换取辽国在领土方面的让步。使辽国金国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之后，再动灭辽之念不迟。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南宋又犯了同样的战略错误，结果再遭亡国惨祸。宋朝的懦弱，起源于好大喜功，起源于逞强，起源于"战而后求胜"的侥幸心理，比之汉朝的开国诸元勋，相去远甚！
汉武帝不仅武功了得，而且文治也不输给其他政治家。在击破匈奴之后，他没有将匈奴斩尽杀绝，而是实行全民族平等的"和亲"政策，允许匈奴内附，迁徙到汉族已经占领的水草肥美的地区，并且对"战败国"约为"兄弟之国"，并没有斤斤计较以前匈奴民族强加在汉族身上的许多灾难和耻辱，更没有一味地去索赔，报复。因此魏晋篡汉之后，内附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不服，在为汉朝复仇的口号号召下起来反抗西晋统治。从刘渊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出汉朝的民族政策确确实实征服了过去的冤家对头，使之口服心服。否则，刘渊不会以恢复汉朝来号召，团结匈奴人民。人们只知道诸葛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却不知汉武帝使匈奴化敌为友的旷世伟业，岂不可惜！
相比之下，宋朝于治国方略方面，确实是还没有入门。一面对辽国大动干戈，一面又发动对西夏的战争，自己陷入了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疲于奔命。结果宋朝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一去不复返。在节节军事失利的痛苦和压抑下，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主战文化"，这种文化把被动的军事局面归咎于少数例如秦桧那样的奸臣和昏君，希望出现几个象岳飞那样的忠臣猛将，大胆宣战，就可以扭转败局。《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故事的中心思想大体不外如此。这些故事，流传于民间，对于团结人民，提高民族自信心，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用来指导国家政策就闯祸了。
南宋太师韩佗胄是宋朝名将韩琦的第五代孙，可谓"根正苗红"，极力主张乘金国被蒙古塔塔儿部侵袭，疲于奔命之机，兴师北伐。为了师出有名，他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封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改称号为缪丑，以惩罚他的主和之罪。提出国库黄金万两以奖励北伐将士建功立业。起用曾经在和尚原大破金兵的名将吴玠的孙子吴曦，授予军政全权，积极整军备战。不料"龙生虫，凤生鸡"，抗金名将之后的吴曦居然效法石敬瑭，以出卖四川部分北宋的领土给金国为条件，换取金国支持他割据四川！韩不知情况，依然在淮河一线发动进攻，结果宋军全线崩溃。轻举的妄动的结果，除丧师失地之外，还是以求和告终，当然，南宋这次求和的条件之一是奉上韩佗胄的人头。
韩此次倡议北伐，基本上符合《杨家将》，《说岳全传》等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起用忠良之后，贬斥权奸，褒奖英雄，坚决主战。结果以更加屈辱的求和收场。实际上，宋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犯这个毛病，直到灭亡，还是这个毛病。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先战而后求胜"，犯了战略上的大忌。为了达到"先为不可胜"的目的，象刘邦那样以求和开始并没有错，待胜利的条件已经具备，至少符合"庙算胜"的标准，然后才可以求胜。宋朝因为不断地"先战"起来再说，因而始终没有创造胜利条件的机会，屡战屡败是唯一的结局。
从宋朝的汉族统治阶级来说，以逞强开始，以屈辱懦弱收场，结果使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失去了控制力，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兄弟民族肩上。
因为最好的战略是世人所不理解的战略，自然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被忽视是经常的，被误解也有可能，战略家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准备。
15.阿基米德的杠杆是什么？
俗话说衣食住行，可见有一所好的房子，好的居住环境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竞争当中，光有实力还是不够的，如果实力没有一个能受它控制的环境，对它进行补给，保护，那么这个实力可以说在竞争中就失去了支点，因而就不能完成它的竞争使命。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基地就是在竞争当中使用实力的支点。那么基地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在任何竞争里面，实力必须有一个生存，生长的条件。这个条件实际上是被它所控制和改造过的环境。此环境可与实力进行物质交换，使其完成本身的新陈代谢，进而逐渐成长起来。打个比方，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果红军没有根据地，就会失去兵源，财源和後勤供给，也就不可能生存并壮大。因此红军只有依靠根据地才能站得住脚。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点就更加重要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曾经这样提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因此我们知道，在竞争当中实力首先必须控制和改造一个环境，使得这部分环境能成为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生长条件。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当实力在竞争中受到对手强大打击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退却的地方。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环境经过良好的改造和加工，可使实力依其防守，保存自己。那么一旦有难，它就可以退守自保。基地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实力需要向对手出击的时候，作为其後方向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和补给，保障实力在进攻当中取胜。由此可见，基地是一个经过改造并受实力控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竞争一方的实力可得到生存，生存的条件，获得优于其它环境下的保护和自卫条件。依托这个环境，实力可向外突击去击败对手，而完成竞争的使命。
要进一步了解基地，首先应明确基地本身是一种环境。而且是一种经过竞争一方改造，控制，建设，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环境。其次应了解基地的功能。根据定义可知基地具有如下功能：
第一，为实力提供生存，生长的良好条件。比如说一个人，不管他投入什么样的竞争，如果在一天的劳累之後，回到家里遇上了家庭纠纷或家里经济拮据，那么他一定不能获得很好的休息。筋疲力尽地回来，第二天又筋疲力尽地回去，这样是不能把工作做好的。又如，一个公司的办公室，周围噪音很大，人来人往，繁杂琐事很多，而总经理选择这个办公室为他主要的办公场所，那他一定不能平心静气地构思公司长远的发展大计。也不能很好地制定其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另外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还易使人感觉疲劳，损害健康。由此可见，基地的第一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良好的生长和生存条件。另外，实力在这种环境中，还必须获得新陈代谢所需的各种物质。例如，一支军队，它需要能提供一切後勤资源的基地。包括提供士兵的衣食住行到武器装备，以及武器装备的保养和维修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就不能得到保障，更加谈不上提高。所以我国现行国防政策的改变也就是要为我们的军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基地，使其能在一个富强的国家里得到足够的经济资源，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胜利。
基地的第二个功能是为实力提供一个良好的保护。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要想可靠地保护自己的实力，首先自己本身要强大，但仅此还不够，在一些竞争场合中，对手可能具有更强的实力，所以自己这一方就必须借助一些环境的帮助来弥补实力上的不足，使其达到某种平衡，进而有效地保护自己。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论述了几种抗日跟据地的情况，他说："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上述的有利主要是指地理条件的有利。他又说："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及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需有游击队可以回旋的余地，及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一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用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军事上选择基地时，一定要选择地势险要的地点，便于防守。这样一旦遇到强大对手进攻时，可以依托地势进行抵抗，使自己的实力得以保存。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弱者可以凭借社会的法律环境来有效地保护自己，任何强者都不能为所欲为地欺压弱者。武侠小说里的那种靠武艺高强横行天下的事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行侠仗义也不行，因为社会只能容忍一个侠士存在，这就是社会的司法系统。
基地的第三个功能是：为进攻提供良好的后勤支援。在很多类型的竞争当中，实力往往要依托自己的战略基地向外发动进攻以便击败对手夺得竞争的标的物，在这种情况下基地要为竞争提供最好的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盟国方面具有良好的基地。例如美国一国的生产可以超过轴心国-德，日，意三国生产的总和。因此，轴心国的战败就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伟大祖国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当中与其他民族进行社会竞争的战略基地，在满足实力的生长条件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俄罗斯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比我们大，但是好用的比我们的少。美国好用的国土面积，尤其是耕地不比中国少，但是没有中国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印度是唯一可以和中国比美的国家，但是毕竟国土面积小了一些，民族、宗教纠纷多了一些。在目前，我们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情况下，我们的耕地面积相对不足，其他资源也略显得贫乏。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养育了１２亿多儿女的情况下，祖国母亲才刚刚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不过，俄罗斯就在我们身边，那一大片广阔的国土正好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投资场所和贸易对象。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占领过这片土地，不过现代社会，经过贸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别国的资源为自己的人民幸福服务，而且没有必要闹得大家世世代代没有朋友做。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人们往往以为美国面临两个大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只有美国人打别人，别人从来打不着美国人。其实美国的军事地理条件远远不如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找他们麻烦，这是他们运气好兼历史短的缘故。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先人为什么在拿破仑战争的时代要发动对加拿大的远征就知道了，他们担心英国从加拿大入侵美国。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英国衰落到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时才结束。１９世纪末，马汉在提出"海权论"的时候，还曾经设计过对英国的海上战争战略呢。中国则不同，在西南方向的陆地上，耸立着高高的青藏高原和险峻的横断山脉，在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哪个方向来找中国人的麻烦；在西方，有高大的雪山和荒漠，当中的夹缝中只有几条崎岖艰难的丝绸之路蜿蜒延伸过来，一路上经历重重险关要塞，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入侵的先例；北方与兄弟民族的兄弟阋墙是中国内地汉族所受到的主要威胁，但是由于当中隔着广阔的戈壁滩，燕山山脉、阴山山脉等重要屏障，加上万里长城的建造，少数民族在几千年里成功入主中原的例子还是很少的；东边是大海，中国的大海和西方的地中海不同，是风高浪急的天然屏障，在１７世纪以前，不要说西方人，就连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也很难从海上入侵中国。我们反过来看，鉴真和尚穷毕生精力东渡日本，屡次失败，元朝水师远征日本，两次遇到风暴，终于失败，可见这大海的威力。因此，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有在内河作战的"水师"。当然，到了近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大海在国防上的作用削弱，中国的水师开始转变成海军。设想一下，如果从日本延伸出来的琉球群岛是一条半岛，好像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半岛，或者马来亚半岛一样，把太平洋的风暴浪潮挡住，东海和黄海就会变成地中海一样。一方面，我们东亚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就很频繁，另一方面，从海上入侵中国的事情可能很早就会经常发生。地中海周围的文明古国多数都受到来自海上的入侵：埃及曾经在"海上民族"的长期攻击下受到严重破坏，古代的以色列人也受到海上敌人的袭扰，著名的马拉松战役，是古代的东方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入侵西方，是从海上进攻的，后来希腊人报复波斯，派海军攻打埃及失败……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延伸到南海：假如从马来西亚经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直到台湾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陆或者半岛，也会形成地中海的条件。不会有那么多台风登陆中国东南沿海，但是可能会有很多来自海上的军事入侵和贸易活动。
从进可以攻的角度看，中国的山河险固同样不利于中国人的对外征伐。中国是古代人类社会最文明发达的国家，也是最富有进取精神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对外扩张到了今天的边境之后，大概有两个方向：
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向中亚地区，在唐朝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最远包括了现在的中亚５国和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商业交通。所谓西域都护府的机构和内地的郡县制是不一样的，类似于盟主的形式。中央政府派驻少量军队沿途保护商旅，并且在当地政府提出要求的时候，派兵协助反抗侵略和维持地方秩序。行政方面基本上全权由当地政府负责，也不征税。所谓朝贡是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品的一种外交活动，和税收是不同的。现代因为我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纠纷，中国古代在周围建立的这种同盟国联盟的体系被用来支持领土要求，引起了很多问题，例如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不过这种同盟国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为中国的领土扩张提供可靠的前提。由于古代中国有着周围国家和民族觉得非常羡慕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国的移民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时间一长，当地就自然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了。但是汉族带领的中国西进运动到唐朝受到挫败，阿拉伯人击败了唐朝组织的西域联军，中国汉族人从此停留在今天的版图之内，向西方的扩张大体停顿。
第二个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扩张方向，主要是越过蒙古高原西进。大家很熟悉的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西征，但是更早的时代，匈奴人的领袖阿提拉已经到达了今天法国的境内，所向无敌，西方人敬畏地称之为"上帝之鞭"。不过这些西征活动因为失去了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不能看成是中国的扩张，只能看成是移民，游牧民族集体的军事移民。
在明清两朝，还开始了两个方向的扩张。第一个方向是东北的开发。东北和今天中国关内地区在古代由于辽河下游的沼泽地以及寒冷的气候，汉族人并没有大规模移民。满请入主中原之后，由于担心沙俄的侵略，开始鼓励汉人移民东北，这个政策被后来历届中国政府继承。另外，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开始大规模移民开发南洋。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支持这些开发活动，但是根据西域的经验，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根据自己古代形成的发展路线，大概会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南洋都护府"这样的机构来管理南洋地区的经济活动和同盟国体系。
根据中国古代的经验和现代的实际，中国一定会努力在中国的周围建立几个同盟国集团来确保周边地区的安宁：中亚５国联盟，东亚联盟（目前是南北韩），东南亚，蒙古和俄罗斯。中亚５国目前内外交困，最容易接受中国的友谊，这个联盟的考验是对待新疆分离主义势力的态度，目前因为这些国家也受分离主义的滋扰，因此和中国政府保持积极的合作对于双方都有利。东亚传统是中国的盟邦，几乎从来没有中断。古代，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因为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但是一直保持同盟关系。中国军队在古代好几次进入朝鲜作战，基本上都是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或者是平定叛乱，或者是反击侵略，和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当中，印度支那半岛上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越南和朝鲜一样，古代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距离太远，管理不方便，中国政府放弃了，以后一直保持盟邦的关系。最近这种关系扩大到原来针对中国的东盟各国，实际上，东盟本来是有针对中国的含义，现在已经非常淡化了。在东南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是缅甸，正好堵在中国西南自然屏障的唯一一个窗口上，是中国和南亚大国印度之间的在这个方向上的唯一缓冲国。由于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和印度并没有翻山越岭交战的纪录，英国侵略印度之后，曾经入侵过西藏，解放后我国也曾经和印度发生过边界战争，但是规模不大，战胜的一方很快退回山那边去了。而缅甸的平原地带，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唯一潜在战场，因此保持缅甸的独立和稳定，建立和加强与缅甸的双边关系，是保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战略性因素。缅甸现在是军人政府，在国际国内都非常孤立，经济困难，政局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潜伏着巨大危机。
以前欧洲人曾经提出"地缘政治"学说，认为中亚一带是亚欧大陆的中心，任何国家一旦控制了这个中心，就有条件控制世界。这是过于简单的推论。中亚属于从撒哈拉开始的荒漠地带的延伸，本身的自然资源很贫乏，不能够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如果从中亚往西边走过去，到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倒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的巴比伦和波斯曾经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但是和埃及一样，国家大了之后，先天不足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仍然是资源贫乏，人口稀少。发展起来之后，反而受制于资源丰富的欧洲、中国和印度这些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能够仅仅依赖中亚地区的控制就能在国际事务当中发生支配性影响的。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区发挥过支配性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人类历史还是对中国本身，都没有发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