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学费论”背后的真问题 / 魏英杰

“提高学费论”背后的真问题/ 魏英杰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2008-01-10 23:52

茅 于轼先生在南方某论坛演讲，表示赞成大学提高学费，理由是“念大学的大多数人不是穷人，穷人只占10%、20%”，低学费只会补贴富人，所以“穷人上大学 用贷款、各种帮助的方法解决，而不是降低大学的入学费”。此话一出，与去年这位经济学家“保护富人”论一样，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大多数人持激烈的 批评意见。
在如何对待像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等专家言论问题上，我以前一直认为，应该从其专业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从“社会良知”等难以考量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譬如茅于轼先生这次“提高学费”论，在理论层面上并非不能自圆其说。这就要看他是在什么前提下立论。
茅 于轼这番话的大前提，就是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增加财富的创造，第二个合理财富的分配。”显然，提高学费在 他看来是合理解决财富分配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小前提，就是他指出的，念大学的穷人只占很少部分。在这样的预设下，提高学费等于是从富人那里拿钱，再来补 贴给穷学生。这么看来，茅于轼先生的观点不仅合理，而且看上去才是真正为穷人着想。
但是，这样的理论再完美，也只能成为一个 理论。换句话说，不过空谈而已。这个理论首先根本行不通。因为从富人那里拿钱再补贴给穷人的过程中，势必出现很多代理人，比如学校以及政府部门。这笔钱最 后能否真正落到穷人手里，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是很多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结论。再者，“杀富接贫”也不必这么麻烦，直接在财税转移中体现更为合理。还 有，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念大学的穷人只有10～20%的数据非常可疑。从负责任的学术态度来讲，茅于轼先生有必要先界定穷富标准，还要给 出这个数据的出处。但是，就算数据无误，也只能说明现在穷人越来越读不起大学。一般来讲，一个社会总是富人少穷人多，那么“念大学的大多数人不是穷人”， 穷人的孩子又哪里去了呢？
可见，“提高学费论”即便合乎理论逻辑，也是十分荒谬的观点。而这种理论一旦影响政府决策，就是空谈误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类似茅于轼这些经济学家的言论，只从自身学术逻辑来看待，显然是不够的。还有必要追问“提高学费论”背后的真正问题所在。
茅 于轼先生何出此言？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偏离了生活常识。这样说，对也不对。明明是学费畸高（包括政府部门都不否认），在他眼里却成了学费还要 提高，这显然有违生活常识。但是，一个经历过数十年体制变迁（茅于轼生于1929年）的经济学家，数年来又一直致力于“扶贫济弱”，你说他不了解现实，那 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况且，有些原本被视作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时有类似“高论”。难道国内那么多经济学家，都整日里关在书房写济世文章？
既不缺乏专业常识，又不可能偏离日常现实，还不能片面地认为一个学者缺乏道德良知，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国内经济学家群体自身发生了变化：这群人已经分化蜕变了，而我们却还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要求他们。
国 内市场化改革初期，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倡言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言论，往往既迎合时代的要求又客观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同时也与执政思维步调一致，自然受到公 众的普遍赞誉。但在当下，社会结构多样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经济学家从其自身学术角度或个体动机出发，不可避免地成为某一个阶层的代言人，由此内部自然会 产生分化。原来被视作“社会良心”的学者，现在站到了富豪阶层或权贵阶层的一边，也不值得奇怪。特别是，那些一直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出于维护市 场化的初衷，有时候顾不上穷人（换言之，就是那些在改革中落于劣势的群体）的利益，更是在所难免。
当然，要论证上面的想 法很复杂。但我可以略举一二例子。比如，茅于轼先生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 化。”这话的意思是，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历史的规律，最终也只可能是缓解而不是彻底解决。张维迎先生也提过：“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 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厉以宁教授还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上述言论 貌似正确，毕竟我们是在走出“大锅饭”而不是回到“铁饭碗”。但是，这些学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成因并不完全是自由市场竞争的结果， 恰恰是不自由竞争的后果。试问，明明起点不公平、过程不正义、竞争不充分，你却认为产生的结果符合历史规律，这不是选择性失明又是什么？
那么，这时候再去责备那些早已“今非昔比”的学者们，恐怕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抛弃他们，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2008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