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击鼓鸣冤”与当代“越级上访”

古代“击鼓鸣冤”与当代“越级上访”
万里如虎 于 2010-9-19 23:40:00 发布在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2010-09-19
在钓鱼岛中日撞船事件如火如荼被关注之时，中国内陆又传出一宗因血拆而自焚的惨剧。9月10日上午，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强拆引发一起自焚事件，3人被烧成重伤，生命危垂。自焚家属钟如翠说自己拚命挣扎想上去救人，但被警察牢牢控制住，无法动弹；钟家3人自焚后，现场警察并未救援，并在事后拒绝用警车将3人送往医院。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引发事件的是一栋3层的小楼，住着钟如奎一家，共3套房产证。因宜黄县政府将三层楼房定为拆迁对象，但双方一直都无法就安置和拆迁条件达成一致。事发当天，分管城建、房管的副县长带队，率40多人的警察、城管队伍来到钟家，在没有司法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屋搜查，警察强行把门打开，冲了进去。据《南方都市报》记者得到的现场照片可见，罗志凤和叶忠诚此时拎着汽油罐上了楼顶，钟如翠说，“我们知道他们这次来就是要控制我们，然后强拆，工程机械都开来了；妈妈和大伯可能是一时情绪失控”而导致自焚，二楼的姐姐钟如琴也像个火球一样从楼上跳了下来。钟如琴自焚跳楼后，钟如翠终于挣脱了，和闻讯赶回来的哥哥钟如奎一起用沙子将钟如琴身上的火扑灭。照片上，在场的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叉着腰看着他们俩救人；钟如翠曾在钟如琴跳下来后央求警察用警车送她去医院，但现场警察说警车不能用。自焚发生后，钟家的相机和手机都被收缴。《南方都市报》记者得到一组记录了事件全过程的照片，是其邻居在较远的距离所摄，照片上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人参与救人。事后当地官员居然对媒体宣称：自焚者在威胁政府。……
因为这个自焚事件，本来不怎么著名的抚州市，一下子名震中外。但紧接着更令抚州市出名的，是抚州市委书记。据《抚州日报》报道，2010年9月13日，全市信访维稳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书记甘良淼出席并讲话。甘良淼强调，要正确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信访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开始自我表扬说，“今年以来，我市安全信访维稳形势总体是好的”；只是不容乐观。接着就要求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的思想，认真履行好信访维稳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
看来，甘良淼书记是非常重视维稳的，“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高于一切”。然而，两个“确保”要求，却都并不是如何营造稳定的社会局面，而是确保不要出事，首先是“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由此可见，社会是否真正的稳定，并不在官员们的思考之列。
如今，一些冤民的越级上访经常让当地官员头疼。但在史书中，这种上访现象就很常见，甚至还有人将状告到皇帝面前。在影视剧中，人们也经常会看到“击鼓鸣冤”的情景，似乎只要一敲鼓，无论主管官员是否情愿，都必须要受理百姓的诉状。
在中国，自古就有“金殿鸣冤”的制度，即直接向皇帝进行告诉。这是古代直接向皇帝或中央相关部门申诉的一种司法制度，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告御状”。据《史记》卷10《孝文本纪》和卷105《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在当时的齐国临淄有一个叫淳于意的人，自幼喜好医学，曾得到当时的名医公乘阳庆（西汉医学家，临淄人，精经典，重实践，医术精湛，著有《黄帝扁鹊脉书》）的亲传。淳于意长大成家后，在齐国做了一个叫太仓令的官。所谓太仓令，就是当地粮库的管理员。淳于意为了养家糊口，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好在他还有一双神医妙手，于是他便经常利用闲暇时间为人们看病，精湛的医术使淳于意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四面八方。然而，由于一次误诊，淳于意被人告了一状。地方官府给他判了“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膝下无子，只生了五个女儿。在临行之时，他指着自己的女儿们骂道：“可惜我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在关键时刻，一个有用的也没有！”女儿们听罢都落下了委屈的眼泪。其中，最小的女儿名叫缇萦，她为了救父亲，巾帼不让须眉，毅然决定跟随其父到京城长安，设法搭救父亲。来到长安后，父亲被打入了天牢，年幼的缇萦情急之中竟然想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直接给皇帝写信。她在信中详细讲了父亲入狱的来龙去脉，并写道：“一个人如果被判处死刑，他就不能复生了；而一个人如果被判处肉刑，脸上被刺了字、鼻子被削去或双脚被砍断，也都无法再恢复原状。他们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任何机会了。为了救父，我愿做一名官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缇萦的信很快便送到了汉文帝的手中。文帝看罢，霎时被这个小女孩的孝行所感动，随即下达了一道诏书，既赦免了淳于意的刑罚，又下令废除了肉刑。
缇萦上书救父的事迹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在钦佩缇萦的孝行和文帝的从善如流之举的同时，也对汉代的这种宽松的直诉制度大为赞许。一个普通的百姓来到京城，竟然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而且信还能毫无悬念地交到皇帝的手中！
缇萦为了救父，采取的是给皇帝上书的形式，其实在中国古代，民情上达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据传说记载，早在尧舜之时，便已出现了“进善旌”、“诽谤木”以及“敢谏鼓”等直诉形式。西周又设立了“路鼓”和“肺石”。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专门负责接待直诉事务，同时还出现了“诣阙上书”、“邀车驾”等形式。从魏晋开始，正式设置了“登闻鼓”制度。唐代武则天时还设立了匦使院，使直诉制度渐趋制度化和正规化。
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时代，梁武帝萧衍坐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京城建康还发生了一件孝子击鼓救父的直诉事件。据《梁书》卷47《孝行传》记载，这个孝子名叫吉翂，11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母亲的去世给年幼的吉翂造成了极大的伤痛，他终日水米不进，整个人骨瘦如柴。在中国古代这种孝亲行为被称为“灭性”，是受到时人推崇的一种变态的孝行。这种行为在当时得到了亲戚邻里的一致赞赏，孝子吉翂的名声逐渐远播。梁武帝刚刚即位的天监初年，吉翂的父亲做了吴兴原乡县令。父亲的官俸虽然微薄，却是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由于父亲为官正直，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不满。这些人便罗织罪名，将吉翂的父亲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被押送到中央的廷尉候审。当时吉翂15岁，决定赴京救父。此时的京师建康，热闹繁华。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却不时会听到上京救父的吉翂悲惨哭泣声。吉翂每到一处，便向官员打扮的人哭诉冤情，令路人无不动容。然而吉翂的父亲虽然是清白的，但由于无法忍受无辜遭审的折磨，便招认了自己的“罪状”，朝廷很快给他定了死刑。吉翂听闻噩耗，鼓足勇气敲响了登闻鼓。所谓“登闻鼓”，是取“登时上闻”之意，源自西周的路鼓，魏晋时期开始正式设置，一直沿用至清代。登闻鼓是古代民情上达的一种重要渠道，自从有了登闻鼓，“击鼓鸣冤”便成为百姓直诉的一种重要形式。
吉翂敲响登闻鼓，申诉其父的冤枉，并恳请朝廷允许自己代替父亲受刑。阵阵鼓声果然惊动了梁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对这个少年的举动十分惊叹，认为吉翂请死赎父，义诚可嘉，但又怀疑有人在背后指使。于是，梁武帝下令廷尉卿蔡法度彻查此事。蔡法度认为小孩子就怕吓唬，于是他命人在廷尉大堂上摆满了各种刑具，还让所有下属官员参加审讯，欲逼吉翂就范。审讯过程中，蔡法度对吉翂声色俱厉，一定要让他供出幕后指使之人。面对压人的气势，吉翂毫无惧色，据理力争，表达了坚决替父而死的决心。吉翂真切的孝行，感动了蔡法度和每一个在场的人。蔡法度见状不再逼问，他见吉翂身披大人用的沉重枷锁，心有不忍，便打算命人为其更换一副轻巧的刑具。吉翂立即拒绝了蔡法度的美意，说道：“我今天求代父死，已是死罪之囚，刑具只能增加，怎能减少呢？”蔡法度将吉翂的言行向梁武帝作了汇报，梁武帝立即下令赦免了吉翂的父亲。
吉翂击鼓鸣冤，最终挽救了自己的父亲。由此可见，古代的击鼓鸣冤在某些场合果然十分奏效。中国古代之所以要在正常诉讼程序外另设直诉制度，主要是为了减少冤案，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同时也是中央朝廷和皇帝了解民情民意的一条重要渠道。
当然，告御状的也不会人人都那么幸运。《后汉书》卷58《虞诩传》记载，东汉顺帝时，宁阳县主簿为了替县令伸冤，千辛万苦来到京城告御状。不走运的是，这位主簿连续递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终无人问津，致使这桩案子一搁就是六七年。悲愤交加的主簿无奈上书给顺帝道：“臣是陛下的儿子，陛下是臣的父亲。臣连续上了数百次奏章，竟然无一受理，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顺帝大怒，尚书们根据顺帝之意，判宁阳县主簿为大逆之罪，按律当处以死刑。时任尚书仆射的虞诩连忙阻止道：“宁阳县主簿所申诉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连上了数百次奏章都没有送到陛下的手里，这是相关部门的过失啊。”听罢虞诩的话，顺帝的气渐渐地消了，很快便赦免了这位主簿的死罪。虞诩随即对尚书们说：“小民有冤屈，费尽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京城告御状，却不被受理，这难道是做臣子们的道义吗？各位与那些昏官有什么亲，又与那些来告状的人有什么仇呢？”在场的人听罢，各个顿时羞愧难当。可见并非所有告御状者都一帆风顺，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
宋人吕本中在《紫微诗话》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北宋哲宗时，向太后为了给自家建造功德寺，强行霸占了数百家民田。无家可归的百姓们被迫告了御状，状告外戚侵占民间土地。这些百姓比上述那位主簿要幸运得多，状纸很快便到了哲宗手中。哲宗立即下令开封府的官员核查此事。当时的府尹王震、户部尚书蔡京等人由于惧怕太后势力，便认定这些土地为官家土地，太后使用这些土地是合法行为。百姓们见申诉无果，只得再次告御状。这一次还是比较顺利，哲宗再次下令相关人等彻查此事，为了防止徇私行为，这次哲宗将查案的任务下达到了开封县。在县级，具体负责办案的官员是县尉，此时任开封尉的是范正平。范正平是范仲淹的孙子，为人刚正，不畏权贵。他经过查验，发现被太后家强占的土地确为民间土地。哲宗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下诏将寺院改在城外修建，同时王震、蔡京等人由于查案疏失，均被处以一定的罚金。
从以上两则故事可以看出，直诉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接受诉状的部门是否真正把相关工作落到实处；即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将民情上达到皇帝及相关部门。宁阳县主簿之所以上奏百次均无人问津，问题就出在了信访部门的失职上面；二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皇帝及各级相关官员对民情的重视程度。前述缇萦上书救父、吉翂击鼓救父以及百姓向哲宗告御状的成功，均源自汉文帝、梁武帝、宋哲宗及开封尉范正平对民情民意的尊重。
但上述例证，却又说明在封建时代，一个平头老百姓“上访”到皇帝佬面前，都比现在还容易。就是在中国人熟知的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尽管告状者历尽磨难，最后却能将“省委书记”在内的的涉案数百号贪官污吏统统打下台来。至少在封建的中国，不会有贪官污吏敢于公开以“维稳”之名大肆抓捕上访人员；司法机构也不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敲诈政府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将上访老百姓判刑；各地政府也不敢公然阻拦老百姓进京上访。
现在，各级官员居然将确保“不发生赴京赴省集体上访”公然作为“维稳”首要政绩！当代的冤案，与上述冤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诸多的血拆事件。汉顺帝的宁阳县主簿仅仅只质疑“难道让臣北上到匈奴单于那里去伸冤告状吗”，而当代的冤民们却已经将伸冤状告到了台北和联合国！然而，当权者还是无动于衷。
当代没有“登闻鼓”，却有互联网。日前，人民网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个网页连接说“直通中南海”；但留言板上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句型是：XX领导辛苦了；祝XX领导健康长寿；谢谢您的领导，我们很幸福，很有尊严……；诸如此类。所谓吸纳民意的平台，成了溜须拍马、伪造民意的场所；真正的民意、民怨，却因“不适合国家法律与本论坛规定”的理由，不是发表不了，就是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