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财政规划资料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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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财政规划资料专辑》
发布部门：资料室
2009年《财经信息摘编》——《十二五财政规划资料专辑》
关于“十二五”规划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处于不确定性增强的时期，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展状况，研究提出“十二五”规划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一五”规划目前已经实施过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组织对“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幷着手准备“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中国经济时报发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文章指出，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处于不确定性增强的时期，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展状况，研究提出“十二五”规划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预计和防范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文章表示，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后逐渐显现，目前仍处于蔓延和加深阶段。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波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大远远超过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在许多指标和方面超过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被看作是百年一遇。按照世界经济史上的经济周期规律，一次经济危机自爆发、加深到稳定，再到复苏，长者5—8年，短者3—5年，前后平均5年左右。考虑到21世纪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经济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这次经济危机的周期乐观估计也要持续3年左右。中国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总的趋势，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中国距离“十一五”时期结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乐观估计在“十一五”末全球经济危机及对于中国的影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十二五”规划正好处于经济周期的回升期。但是，也不排除进入“十二五”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仍然尚未完全消散，这些可能性情景分析都应在“十二五”规划制定时给予充分的预计和应对之策。
二、着力培育和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文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向国外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0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高达57.9％。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很难长期维持。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外市场需求明显萎缩，更是对于中国高度依赖国外需求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迫切要求中国进行战略调整，切实将需求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国内需求上。“十二五”时期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战略调整的关键阶段，必须将扩大需求的着眼点放到国内需求上来，把握好扩大内需的基础性环节。从内需的构成上看，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消费需求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的拉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相对较低。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时，绝大多数都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2008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应该逐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外，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也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和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指标，从长远看也必须不断培育和挖掘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然，扩大内需也好，提升消费需求贡献率也好，都需要一个相对长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从“十二五”时期利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倒逼机制，更加主动地加快转变和规划应该是当务之急和明智之举。
三、加快建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配套机制
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的高度消耗和低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生态比较脆弱的国家而言不可能持续。土地资源的浪费与低效利用比较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与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形成尖锐的矛盾。水资源的短缺、浪费和污染触目惊心，地表水干涸、污染严重，地下水过度开发导致多个城市地面沉陷，水资源的数量供给和质量保障均面临严峻挑战。能矿资源粗放式开采严重，带来生态环境破坏、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总体上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风险性不断加大。同时，由于生态保护建设投入不足、生态补偿不到位，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退化问题突出，直接影响区域性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功能和生态平衡。“十二五”时期无论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下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还是从对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来看，都应该把加快建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放在一个重要位置。进一步促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的合理化，理顺资源有关税费征收和使用体系，加快探索建立江河流域上游、自然保护区、重要资源开采地等不同类型区域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四、高度重视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
文章称，目前，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新增劳动力快速增加的阶段，需要持续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以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小企业破产重组产生的裁员失业人口、国企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处于高峰的大学毕业生、军转干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农民工等多种类型的待就业劳动力交织在一起，使得今后几年及“十二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的解决。就业不仅关乎人的尊严、地位和收入水平，而且与社会稳定和谐和以人为本息息相关，必须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加大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投入，确保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就业水平的稳定。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越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幷且主要集中在城镇，广大农村仍然相当落后。借助目前国家一揽子4万亿投资计划中加大社会保障建设投入的时机，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按照先城后乡，自下而上，先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险，后失业、工伤、生育等其他保险的方向，稳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统筹层次、缴费标准，为城乡居民构建适应国情、现实可行、保障基本的社保体系。
五、引导促进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功能结构“三个结构”优化调整的资源有效配置
文章指出，中国历来比较注重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规划中都对产业发展的类型、规模、层次以及组织形态等构成产业结构的内容给予了详细的规划，而忽视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规划，这是造成地区间重复建设、资源配置低效、功能定位冲突、恶性竞争加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真正的结构优化应该是包括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功能结构三位一体的过程，经济结构的主体是产业结构，因而现实中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和促进，缺一不可。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大家比较熟悉，也就是通过调整三次产业的规模、速度和行业类型，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指根据一个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发展基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集约和有序。功能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指按照一个地区在国际、全国、全省、周边区域等不同层次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功能定位，统筹规划产业的发展和布局，凸显和强化自身的功能定位，实现不同区域间功能互补和定位合理。“十二五”规划要针对“十一五”时期全国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结构冲突等现实性或苗头性问题，重点加强“三个结构”的幷重、互动和耦合，减少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促进全国产业以及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
（摘自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2009年4月7日）
“十二五”：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五年一规划，是新中国特有的经济安排与时间节律。当60年的风雨刚刚飘过，中国经济也将步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时期。这是一个新甲子的起点。所处的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深化改革问题、有急迫的经济转型问题，更大更复杂的挑战，也许来自人文层面的要求。
说“十二五”是新甲子的起点，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一个历史新进程的开始。也就是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并以更大的基数向5000至8000美元水平提升，中国社会将步入又一个快速升级阶段。这种升级不仅有消费形态上的变化，有经济运行方式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一个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所以“十二五”的意义非同以往，“十二五”的规划特别重要。非同以往，一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保护环境，避免野蛮开发、掠夺式增长，将是从“十二五”开始，在经济规划中绕不过去的问题；二是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改变公平与效率失衡的局面，尊重他人，注重公德，维护社会和谐、心灵和谐，也是一个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因此，“十二五”规划作为一个历史新进程的起点，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而一项规划是否切实可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对未来的预判是否准确。环顾内外部形势，“十二五”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从“十二五”开始的中国社会，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从国际方面看  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国际社会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漫长的东西方冷战。这是一种以古典的对抗性思维为特征的国际竞争。而在经济上，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的全球性掠夺、核能与IT技术的研发，以及迅速从军事工业向民用商业的转化，整个世界因此而飞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姿态站了起来，极不容易。
现在，当IT技术引领的世界经济增长早已步入衰减期，全球经济需要有新的增长点来促发新一轮增长时，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出发点的绿色经济，正在以全球性对话与协作的方式跃跃欲试。与之相伴的是，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再平衡的方式，消解由IT技术诱发而来的经济与金融泡沫，使失衡多年的世界经济重新步入相对均衡的运行轨道。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正在由传统的硬性对抗转变为柔性化的软实力竞争。在此过程中，中国将处在什么位置呢？
从国内情况看  经过前30年的摸索和后30年的非均衡发展，中国经济从几度濒危，到持续高速发展，有了极大跨越。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结构上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济也迅速全面地融入世界了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早已不可逆转。
但是在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开展的各种改革探索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比如，在应对国内外不同需求的供给结构，以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方面，在投资、消费、进出口结构，以及国民收入一、二次分配等方面，特别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同社会阶层的财富差距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到了需要用系统性措施加以治理的关键时刻。全面的结构调整与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需要从经济的体表深入到人文层面，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有力推进。零敲碎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以往相比，无论在难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有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大背景下，需要以平衡内外需供求结构为突破口，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问题、金融问题，处理好内外需关系；另一方面，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逐步有效地化解各种影响全局的结构性矛盾。这其中，最关键的是，要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增长转变；最大的挑战是，来自来经济活动的人文考量，而不是某个局部的问题。由此观察，“十二五”是一个历史新时期的开始。新起点、新环境、新挑战，中国经济将朝哪个方向发展，值得思量。      （摘自新华网2009年10月19日）
制定“十二五”规划应关注的几个重大问题
“十一五”规划目前已经实施过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继组织对“十一五”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并着手准备“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会上提出了《“十二五”规划重大问题研究指南》，内容涉及发展环境、思路目标、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科教文化、改革开放、人民生活、资源环境等方面共41个题目。目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处于不确定性增强的时期，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展状况，研究提出“十二五”规划面临的重大问题，更加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要有充分的预计和防范
当前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初源于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住房次级贷款危机，已经从初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逐渐显现，目前仍处于蔓延和加深阶段。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波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大远远超过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在许多指标和方面超过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被看作百年一遇。按照世界经济史上的经济周期规律，一次经济危机自爆发、加深到稳定，再到复苏，长者5—8年，短者3—5年，前后平均5年左右。考虑到21世纪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经济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这次经济危机的周期乐观估计也要持续3年左右。
我国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的趋势，但是加入世贸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我国距离“十一五”时期结束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乐观估计在“十一五”末全球经济危机及对于我国的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十二五”规划正好处于经济周期的回升期。但是，也不排除进入“十二五”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仍然尚未完全消散，这些可能性情景分析都应在“十二五”规划制定时给予充分的预计和应对之策。
要加强与“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结果和2020年确定的发展目标的衔接
目前，从国家和地方相继完成的“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结果来看，“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大都如期或者提前完成过半的任务，总的看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比较顺利。从全国来看，只有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服务业产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等少数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没有完成过半任务。从今后两年的发展趋势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如期完成目标任务的可能性提高，而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这两个预期性指标完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因此，“十二五”规划目标的确定一定要考虑“十一五”规划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难度所在和变化趋势，不要盲目贪大求快，力求提出更加现实可行的规划目标和任务。同时，考虑到2020年是我国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关键年份，十七大明确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然相应要求经济社会各项指标保持一定的增速，“十二五”规划期是2011-2015年，距离2020年只有5年，所以必须要着眼于2020年国家一系列战略目标的确定和要求。
要把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
目前，我国总体上仍然处于新增劳动力快速增加的阶段，需要持续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岗位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特别是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小企业破产重组产生的裁员失业人口、国企改制带来的下岗失业人员、数量处于高峰的大学毕业生、军转干部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农民工等多种类型的待就业劳动力交织在一起，使得今后几年及“十二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的解决。仅以2009年为例，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新增就业岗位900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左右，但是仅当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及研究生数量达到650万，还有2500万以上的返乡农民工，由此可见就业形势之严峻。
就业不仅关乎人的尊严、地位和收入水平，而且与社会稳定和谐和以人为本息息相关，必须在“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加大政策的引导和资金的投入，确保就业岗位的创造和就业水平的稳定。与就业密切相关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一定程度上就越能缓解就业压力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并且主要集中在城镇，广大农村仍然相当落后。借助目前国家一揽子4万亿投资中加大社会保障建设投入的时机，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按照先城后乡、自下而上、先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险，后失业、工伤、生育等其他保险的方向，稳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统筹层次、缴费标准，为城乡居民构建适应国情、现实可行、保障基本的社保体系。
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建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配套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资源的高度消耗和低效利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等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生态比较脆弱的国家而言不可能持续。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的问题日益严重，“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结果中没有完成进度要求的节能、减排指标也体现了这一严峻性。土地资源的浪费与低效利用比较突出，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与保护耕地、维护粮食安全形成尖锐的矛盾。水资源的短缺、浪费和污染触目惊心，地表水干涸、污染严重，地下水过度开发导致多个城市地面沉陷，水资源的数量供给和质量保障均面临严峻挑战。能矿资源粗放式开采严重，带来生态环境破坏、安全事故频发等问题，总体上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风险性不断加大。同时，由于生态保护建设投入不足、生态补偿不到位，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退化问题突出，直接影响区域性乃至全国的生态屏障功能和生态平衡。
“十二五”时期无论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下降这样一个有利时机，还是从对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求来看，都应该把加快建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放在一个重要位置。进一步促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合理化，理顺资源有关税费征收和使用体系，加快探索建立江河流域上游、自然保护区、重要资源开采地等不同类型区域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要长短结合着力培育和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成本向国外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一直保持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0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56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高达57.9%。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了30年，很难长期维持。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国外市场需求明显萎缩，更是对于我国高度依赖国外需求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迫切要求我国进行战略调整，切实将需求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国内需求上。
“十二五”时期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战略调整的关键阶段，必须将扩大需求的着眼点放到国内需求上来，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性环节和配套性工作。从内需的构成上看，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消费需求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投资的拉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相对较低。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时，绝大多数都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3000美元，应该逐步提升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另外，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也是衡量国民生活质量和体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指标，从长远看也必须不断培育和挖掘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当然，扩大内需也好，提升消费需求贡献率也好，都需要一个相对长的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从“十二五”时期利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倒逼机制，更加主动地加快转变和规划应该是当务之急和明智之举。
要强化提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三个创新”的辐射带动作用
以创新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对于30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快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的类型、方式、效率和效益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十二五”时期应将技术、管理、体制三方面创新放在重要位置，抓住每个创新的重点任务和阶段性目标，促进三个创新活动的相互促进和相互支撑。
技术创新是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产业结构层次的重要保障。“十二五”规划应继续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加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技术创新，促进在一些关键行业和领域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切实提高我国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管理创新是从微观层面优化产业、企业、部门、机构、相关领域和环节的组织形式、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十二五”时期应加大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模式，结合我国经济管理的客观实际，大胆探索灵活多样的管理模式和机制，加快创新资产管理、产业链管理、集群管理、要素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流通管理等多层次和多类型管理，发挥管理创新对于提升生产经营效率效益、扩大市场占有率、保障产业和企业持续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体制创新是从宏观层面改革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行业和部门之间的运作模式和利益格局，为保持经济增长提供新鲜动力和活力。“十二五”规划要紧扣体制改革的难点和热点问题，选准重要的突破口、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体制改革创新的步伐，重点在财税分成体制、垄断行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资源有偿使用和合理定价、生态环境补偿等方面加大探索创新力度，为保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和支撑。
要市场与计划相结合引导促进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功能结构“三个结构”优化配置
我国历来比较注重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规划中都对产业发展的类型、规模、层次以及组织形态等构成产业结构的内容给予详细的规划，而忽视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规划，这是造成地区间重复建设、资源配置低效、功能定位冲突、恶性竞争加剧等问题的重要原因。真正的结构优化应该是包括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功能结构三位一体的过程，经济结构的主体是产业结构，因而现实中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和促进，缺一不可。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就是通过调整三次产业的规模、速度和行业类型，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目标。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指根据一个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发展基础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实现产业空间布局的集约和有序。功能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指按照一个地区在国际、全国、全省、周边区域等不同层次发展战略目标中的功能定位，统筹规划产业的发展和布局，凸现和强化自身的功能定位，实现不同区域间功能互补和定位合理。
“十二五”规划要针对“十一五”时期全国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空间结构失衡、功能结构冲突等现实性或苗头性问题，重点加强“三个结构”的并重、互动和耦合，减少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促进全国产业以及经济的合理布局和有序均衡协调发展。
要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控制和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三个”差距的扩大
我国从“十一五”时期总体上进入沿海地区支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阶段，但是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三大差距将长期存在，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消除。由于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区域差异显著，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农村人口、农村地区和农业产业占有较高比重，目前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阶段，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和缓解三大差距的扩大，有可能对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地区差距的扩大直接导致生产要素更多向沿海发达地区集中，带来更加严重的生产力布局不平衡和资源环境压力问题；城乡差距的扩大带来城市生活、就业、公共服务压力的上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粮食安全等问题；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则在一定意义上带来仇富心理、社会治安稳定、社会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十二五”时期处于向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过渡的重要时期，更要未雨绸缪、超前研究谋划有效控制和缩小三大差距的战略举措。按照有限目标、重点突出的基本原则，抓住造成三大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作为突破口，既要注重解决短期内有效控制三大差距的快速扩大而制定综合配套措施，又要从长远和根本上进行有效缓解三大差距扩大的体制机制设计和前期基础工作，为“十二五”之后三大差距的有效控制和解决奠定好的基础。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5期）
“十二五”：政策重点应是让老百姓富起来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谈到：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彻底改革目前土地政府寡头垄断供应的招拍挂制度，形成竞争性的供应市场，以抑制地价暴涨，并且逐步降低土地的价格水平。改变土地一次将几十年出让收上来的体制。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除其公共使用的部分，承包的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永久归农户所有。并且，这种使用权，除了国家在公共利益时征用外，在符合规划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户可以将土地长期使用权在各种用途中转让、出租、抵押、入股和出售。从而扩大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增长年均9.8%，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然而，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未来十年，应着力加以综合解决。
正视问题与客观看待“十一五”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分配不公和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的确非常严峻，对此，掉以轻心、思路不清、束手无策、任其扩大，是不对的；然而，问题形成的原因需要客观地看待，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过去许多年我们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方面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看，存在着这样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GDP中居民收入分配比率持续下降。1990年至2007年，GDP结构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步下降，占GDP比重从56.18％下降到43.42％，下降了12.7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美国接近于70％，其他国家和地区普遍在54％至65％之间。
二是城乡差距在继续拉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的1:1.86拉大到2008年的1:3.31，近几年虽然差距拉大的幅度在缩小，却仍然处于拉大之中。
三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属居民间分配不公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之列。
四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如果没有有效的战略和对策加以解决，任其发展下去，问题将会越积越难，局面可能会变得非常恶化，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因此，“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工作是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在GDP结构中的比重，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学术和舆论界对以上问题的发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责难。我认为，应当从发展历史和经济规律的角度客观地看待以上问题的形成，认真研究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务实、积极并逐步地加以解决。
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初破除分配的平均主义，一部分群众和一部分地区先富和先发展起来，这个大局是正确的，不能否定。
其次，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前一个阶段，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和扭转过来，一心一意搞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大项目和大企业带动，依靠资本集中发展规模经济，来增强国力；而进行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投入、加大转移支付等方面，都还缺乏财力基础。
再次，除了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特别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和地区外，许多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一个从小到大再到小的过程。这应当成为实事求是地认识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些基本点。还需要看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地党委和政府，在控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居民间收入差距、平衡地区间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最显著的是在统筹城乡发展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控制住了城乡差距急剧拉大的势头。
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力清理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对农村和农民的各种收费，数额估计在400亿元左右。
二是新世纪以来，免除农民500亿规模的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也从根本上杜绝了搭车收费的行为。
三是中央财政对农民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2004年，金额为140多亿元，2008年达到1027.7亿元,到2009年，预算数据为1230亿元。
四是从2007年开始，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9年6月底，已有4470多万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五是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规模在扩大，农业农村方面的支出1993年中央和地方共计为440亿，包括计划生育补贴、水库移民补贴、农田基础设施、农村饮水等等，2008年，仅中央财政支出就达到5955.5亿元。这些重大的措施，改变了上世纪末城乡差距急剧拉大的趋势，为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统筹区域间平衡发展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的区域发展战略，布置了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境治理和加工工业重大项目，给予了国债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东北地区首先进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发展。从金融危机后各地区的发展情况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显现出增长的后劲。二是中央财政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老革命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转移支付，使这些地区过去欠发工资、欠报医疗费等状况发生了改变，基本保证了这些地区行政管理、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需要。
思想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
“十二五”期间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过去一提起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差距过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思路总是在公有与私有、计划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这样一些关系上绕圈子，最后得出的方略和对策，要么意识形态味道太浓，原则性太强，在实践中无法操作；要么没有大的和综合性的思路，在小范围和局部点上做文章；要么被误导，没有认清关键性问题，没有针对主要和重要的方面去解决问题。
首先，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有学者，甚至舆论界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所有制结构上，公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就会公平一些；而私有经济的成分多一些，社会分配就会不公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东亚与拉美的比较和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其次，要从“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的思维定式上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如东北、西部等一些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
再次，要从“政府负主要支付责任，社会居民主要接受国家福利”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专家认为，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
第四，要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一些学者认为，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我认为，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公平分配、缩小差距和富裕百姓的全新思路
战略和对策上怎样解决分配不公、缩小各种差距、富裕老百姓，这样的思路研究和建议，对于我们建设一个和谐和富裕的社会，要比责难这些问题有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从控制居民分配占比下降，提高居民收入占GDP之比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增强劳动要素对GDP的分配力，稳定和调整资本要素分配GDP的结构，控制住政府权力分配GDP比例的扩张。实际上，对GDP的分配中，各级政府是用税收、收费罚款、土地出让、探矿权和采矿权出让等权力进行分配，企业是用资本要素的红利和折旧等进行分配，而居民基本上是用让渡劳动而获取的所得进行分配。因此，关键是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服务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减少剩余和失业劳动力，并且努力改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推进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从而提高GDP中的劳动分配比例，进而提高居民收入。
从资本要素分配来看，要调整其结构，即对创业投资，特别是投资增加就业的，应当降低税负，清理收费，禁止乱罚款；而对房产投资、采矿、污染等等，应当开征房产税、资源税和污染税等等。各级政府和行政事业性单位，用权力对GDP的分配，要通过人大法定的政府全部收入占GDP比例、全部税收和收费由人大讨论批准、清理和废除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和罚款等方式，逐步降低其在GDP中的分配比例。
从思路上讲，“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GDP中居民分配比例低，要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变动、地区人口流动等这样一些经济规律和趋势的角度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学习东亚地区用发展小企业增加中等人口、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的办法，防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攀升，从调动社会自我平衡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力量方面去思考问题；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全面和综合地思考问题。进而形成“十二五”以及以后一个较长期间，提高居民收入、缩小各种差距、富裕人民群众的全新思路和战略。
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
从以上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居民分配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并进行相应的谋划和设计。
一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改变目前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并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开征耕地撂荒税，这样在劳动力转移外出的情况下，加上耕地税成本，使农民能将耕地转移给种粮大户耕种，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而农民向城市转移，能获得比农业收益高的务工收入，还会压低城市工资的上涨幅度。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目前将五个个体户折算成一个小企业，加上法人企业，全部人口与全部企业相比，每千人拥有企业仅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千人拥有企业45个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每千人拥有企业25个左右的水平。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水平人口少，而贫困人口多，进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制定一个未来十年振兴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是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率，比国际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如果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会大量地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产业结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改善，会大大增加居民的收入，降低居民间收入的差别。因此，“十二五”期间，需要制定一个切实能振兴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方案。
四是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并加以实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和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情，逐步地提高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低保标准和范围，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养老、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网，并扩大覆盖面和逐步提高标准，加大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从而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一些重大改革和政策措施
除了上述因素外，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从直接层面看，还有政府和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罚款及部门利益、地方政府利益、国有企业垄断、公务员隐性收入等原因。从间接层面看，还有：1、金融体制高度垄断，其资源主要放贷给国有经济，大量能增加劳动者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小企业融不到资；2、就税收结构而言，82％来自于创业、投资和企业，对财产食利、对占有稀缺资源而暴利、对大量消耗生态环境而谋利的征税比例太低。是一种抑制创业和经营企业的税制，结果也是分配不公。因此，在“十二五”期间，应当进行以下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首先，要改革和调整税收和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在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中，逐步降低对创业、投资和企业的征税，加大对占有资源、财产食利、大排放企业的征税和对国有企业收缴红利。
1、小企业的增值税率降到3％，小企业的营业税降低到3％；对劳动、技能、知识型的小企业，个人所得和小企业所得合并征税，避免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重复征税，减轻对创业、投资和经营企业的税负。
2、矿产资源税从计量征收改革为计价征收，费改税，大幅度提高淡水、土地使用、石油、矿产、空间通信频道等资源使用的税率。
3、普遍开征房产税，设为县级区域的税种，对房屋中已经含有土地出让金的，先征后返，对于人均超过30平方米的，按照超过面积的多少，进行累进征税，对别墅加一道土地使用税。
4、对排放量较大的企业，包括家庭大排量汽车、排水等等，所有的排污行为，都由税务部门征收排污税，并提高税收标准。
5、国有企业运用的公共资源，除了全民的资产外，还有政府的特别许可、独占的资源、贷款的偏重，以及上世纪90年代不良资产核销和债转股等全社会代价等等，其利润应当交给全民使用。用了这样多的公共资源，不向国家交资产应得利润，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说不通的。应当尽快由目前的国资委主导的国有资本金预算进一步改革为直接面向财政部门的上缴利润预算，纳入公共预算分配之列。
6、社会保障由向社保部门缴费改革为由税务部门征税，形成税务征收、预算管理、基金运作、社保部门操作、社会化发放、审计部门监督的运行机制。
其次，改革政府的收入，特别是收费和土地出让体制，将政府全部收入控制在占GDP总量25％的范围内，将政府的行政公务开支限制在15％的范围内。目前，实际政府的全部收入已经达到GDP的35%左右，行政公务开支也在财政全部支出的35％左右。这也是抑制创业、企业和就业，扼制劳动者收入增长，增加行政和事业部门人员收入，导致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1、应当通过社会听证和人民代表大会有关法定程序，严格控制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临时协编和雇佣人员；特别是一切政府税收、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和改动，一定要由人大审查批准，重大项目应当进行社会听证；“十二五”期间，大规模清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项目，绝大部分应当加以废除，极少量的通过人大审查预算保留的项目，也必须改费为税，并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2、彻底改革目前土地政府寡头垄断供应的招拍挂制度，形成竞争性的供应市场，以抑制地价暴涨，并且逐步降低土地的价格水平。改变土地一次将几十年出让收上来的体制，为土地交易增值税、房产税、占用土地过多的土地税等，使土地有关的地方财政收入可持续。用以解决目前房价过高，政府利用土地和建房收入多分配，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城镇居民居住成本过高，新进城市和城镇的居民买不起房等问题。
3、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土地应当同地同价，不能再实行征用补偿的办法。这方面的改革和立法应当彻底一些。一是非公益性用地，不再经政府征用，集体用地直接进入市场，由用地商到土地交易所寻找，其交易中的级差地租，由政府通过税收的办法加以调节。二是政府公益性用地，对集体土地，也要按照市价进行收购，价格太高的，可以用征收增值税的办法加以收回。农村和城郊集体土地，除其公共使用的部分，承包的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永久归农户所有。并且，这种使用权，除了国家在公共利益时征用外，在符合规划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农户可以将土地长期使用权在各种用途中转让、出租、抵押、入股和出售。从而扩大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再次，“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过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改革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大力发展能给小企业融资的民间小银行。收入分配不公和GDP居民分配比例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银行体系垄断了绝大部分信贷资源，而且将其大部分贷给了资本密集型、就业人数很少的国有企业，大量的财富是国有企业占有垄断资源创造的，它们有优先权主动地分配这些财富；而小企业几乎得不到社会信贷资金的资源配置，于是规模不能扩大，生产不能持续，不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使大量的劳动力不能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结果，导致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不公平。因此，如果“十二五”期间，不能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不能解决小企业发展的融资问题，鼓励创业、增加企业、扩大就业、改善GDP中居民分配比例，也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第四，要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定，来解决非法、灰色和隐性收入问题。从王小鲁的研究看，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被低估，国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收入被漏算，他估计在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即有非法收入，也有介于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也有被漏征税的合法收入。
1、严厉打击和惩处行贿受贿、贪污、地下黑色经营等违法犯罪活动；完善规划、工程建设、土地审批、探矿采矿权出让、项目资金下拨、行政审批许可、行政监督执法、干部考核任用、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录用、国企采购和销售等等各个方面的程序，使其程序化、公正化和公正化，在阳光下操作，形成杜绝贪污和行贿受贿的制度和机制。
2、推进廉政党、政府和事业建设，建立党政、事业和国企领导，包括行政公务员、行政性事业职员的财产来源、状况申报制度。特别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对官员及其亲属房产、投资入股、经办企业等情况要进行申报。
3、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一切在银行、税务、工商、房地产、学校、社保等等系统的个人信息均实行实名制，建立全国联网的公民个人身份、银行账号及存款、房产、收入、社会保障、证券开户等信息系统，立法打击这些系统买卖个人信息的违法活动，从而，为公务人员财产逐步公开化、对房产征税等，建立成熟的技术条件。
另外，“十二五”期间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教育卫生等事业支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层次，解决异地转移问题；加大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的转移支付；等等，已经有许多学者论述，都非常重要，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剧烈转型的期间，许多拉美南亚非洲国家在这一时期，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是拉大的，对控制这些差距的扩大我们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局面还没有得到改善，如不加以高度重视，可能还会恶化，以至影响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甚至涉及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全。从这个角度看，GDP居民收入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居民间收入基尼系数过高、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然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问题的大思路、方向和路子一定要正确，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并且要敢于触动政府本身、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利益，坚决地推进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真正向分配公平、人民富裕的目标迈进，最终建设一个美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摘自《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21日）
从三条主线推进三大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十二五”改革的研究建议》报告里面谈到从三条主线入手，推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转变增长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都有哪些内容？
迟福林：关于“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总的考虑是：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总体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环节，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基本路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我们来看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改革的现实需求。
大家知道，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例如：一是投资消费出口失衡，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未形成。以今年上半年7.1％的GDP来分析，投资拉动占6.2％，消费拉动3.8％，出口负2.9％，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尚未形成。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中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现在只有40％左右，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约610个百分点。
三是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城市化水平（2008年为45.68％）远低于应该具有的工业化中后期的均值（60％），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四是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社科院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达9.4％。
五是资源环境变化。我国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水质、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滞后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政策等，但深层次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因素难以消除，并与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结合在一起，不断固化现有经济增长方式。
其次，我们再来谈谈“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我们看到，推进改革是很大的问题。由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年改革声音慢慢变小了，常常把改革作为一个口号，没有把推进改革作为一个硬性要求。所以改革在这两年并没有多大突破，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这加大了经济增长方式中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
把扩大内需作为“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或者基本目标。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1年的5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有人说这是由于投资太快，所以消费比率也降下来。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这是浅表层次的问题。消费率长期偏低，而且呈现逐渐走低趋势，与投资过高相联系，更与城市化进程缓慢相联系，但还是根源于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机制缺陷，尤其是国民收入分配没有破题。
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一直把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整个发展方式需求出发，经济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应该说抓住了“牛鼻子”。这个判断十分重要。从现实需求出发，需要推进五个“着力”：第一，着力调整消费、投资、出口结构，尽快形成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二，着力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尽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着力调整城乡结构，尽快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第四，着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形成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第五，着力调整所有制结构，使其与扩大内需的要求相适应。
把深化市场化改革作为基本路径。主要任务包括八个方面：第一，加快推进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第三，加快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第四，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第五，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第六，加快推进就业体制改革；第七，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第八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
对“十二五”的社会体制改革，有什么新建议呢？
迟福林：未来5—10年，是我国社会转型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关键取决于对我国社会问题的估计与改革决策的选择。
首先，如何评估现阶段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我国，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已凸显。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产品短缺将成为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十二五”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成为扩大内需的基本条件。
我国社会转型进入利益分化和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阶段，社会矛盾凸显将是一个常态。当前，社会主体分化，利益主体相对稳定，与此相联系的利益博弈成为一个基本现实。为此，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在协调利益关系当中才能求得和谐稳定，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分析或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求得短时期稳定，难以求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在发展方式转变和人口结构变动条件下，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就业压力大的问题始终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特别是沿海地区，受外需萎缩、人民币升值和生产成本高企的影响，一些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或关闭减员，明显收缩了就业空间。“十二五”在经济高速增长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业形势会更加严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十二五”社会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怎么看待“十二五”社会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
缓解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短缺矛盾需要加快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和不均衡本质上是体制问题，尤其是城乡二元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十二五”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迫切要求在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政府责任、分工体制、财政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等多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以基本利益关系协调为主线，加快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构建利益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立协调利益关系机制，要求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十二五”社会体制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要把构建利益均衡机制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
把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不仅要实施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构建发展型的劳动就业体制，更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水平。
此外，还要看到“十二五”社会体制改革的重点和特点。
“十二五”时期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体制改革有机结合，既要注重政策调整，又要注重体制改革。比如在加大民生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在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采取各种措施保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就业体制改革。
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对于“十二五”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什么新建议？
迟福林：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十二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实现重大突破。
首先，要看到“十二五”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在增强。
发展方式转变对政府转型依赖性全面增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对扩大内需有决定性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不是要削弱政府抓经济的优势，而是要把政府的经济职能转移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上来。
尽管这几年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有所推进，但是深层次矛盾问题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导型经济运行机制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二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不到位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三是政府自身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虽然这几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改革远未完成。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到位和政府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尚不到位。
其次，要明确“十二五”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任务。
进一步完善政府的经济职能。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见性、稳定性十分重要。尤其是从去年金融危机到今年，宏观经济政策预见性和稳定性对整个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二是宏观调控要与实际整个发展相适应。到现在，就业尚未真正纳入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三是中长期规划的科学性、约束性对于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做规划研究，用两到三年做五年规划，可这个规划实际执行的约束性作用到底多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把这三件事情解决好，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十分重要。
加快建立公共职责制度保障。严格说，目前我们尚未形成有效的公共职责分工体系和问责机制，所以只能“就职能转变谈职能转变”。前两天在河南调研时，一个镇长谈到，“我宁愿不要1500万的财政收入，我只要100万、200万，然后集中精力做事情。可现在我90％—95％精力都是招商引资，要干的事我干不了”。应该说，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理念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分工体制和问责机制等相关制度安排没有形成，深层次还有一个干部选拔机制问题，真正落实和体现公共职责还有很大距离。下一步，需要建立中央与地方规范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以强化公共职责为重点，优化行政层级，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加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
以事业单位改革为重点，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现在事业改革体制逐步推出来。在公共服务体制尚未形成的前提下，事业机构改革尽管叫分类改革，但是实际难免变形为卸包袱、减轻财政负担。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公共服务体系，恐怕2900万事业机构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关键在哪里？在于事业机构转型。如果国家和地方没有统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急于推进事业机构改革，可能对整个社会发展不利。
实质性地推进行政体制范围内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的改革。从初步的实践看，以行政范围内的三权分设为重点的大部门制改革在形式上走了一步，实质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当然，在行政范围内实现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这取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程度。                                        （摘自《上海证券报》2009年11月2日）
王  建：十二五规划主题词应是调整
距离“十二五”还有一年半时间，按照惯例，国家发改委已应着手“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我认为，应当把调整作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
调整的对象不是宏观总量而是经济结构，这是常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调整，但这次调整具有与以往调整极为不同的意义。
收入分配调整
首先，以往的调整无一例外都是以短缺为背景进行的，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短缺背景就在不断淡出，直至转化成本轮经济增长中的过剩背景。目前阻挡中国经济成长前进脚步的已经不是严重的短线产业的瓶颈制约，而是严重的产品与产能过剩，这个矛盾不解决，中国的长期发展就会越来越因缺乏需求动力而陷入低速增长，甚至爆发生产过剩危机。
从供给短缺转变到生产过剩，背后的主线是两条，一条是在居民中收入分配不平均的倾向日益严重，导致微观层面的储蓄与消费失衡；另一条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严重不同步，导致中国的产出能力已经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但是人口的主体——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只有700美元，这也是引起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
有人总以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会存在需求屏障，因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有很强的需求创造能力，所以中国政府面对的首要调控难题始终是防过热，这种观点以前对，以后肯定不对。
世界资本主义过剩危机首次爆发的时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GDP只有300美元，所谓“发展中国家”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不经历一个较大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掀起一个城市化高潮来纠正城市化滞后的矛盾，以这次衰退为标志，中国就可能再难见到9%以上的整体经济增长率。
推动城市化内需
第二，伴随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从短缺向过剩转变的国际环境，是新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掩盖了我国国内的过剩倾向，也就是由于外部失衡抵消了内部失衡矛盾。
但是，发达国家走出这场危机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尽管新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若想再现外需高速增长而无须考虑国内结构矛盾的前景，在“十二五”期间就几乎不存在。这就必须从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出发，释放出国内被长期压抑的需求，也就是通过调整国内个人分配结构，以提供国内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大力推动城市化，释放出被城市化缓慢而压抑的巨大需求，从而解脱外需萎缩而内需也打不开的困境。
央地财政关系调整
第三，自1979年以来，无论在改革、开放，还是在发展方面，各级地方政府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30年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而这种动力机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这种利益分配机制，使各级地方具有突破传统体制、通过兴办各类企业，更快增加本地财政收入的冲动。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越来越超出地区的行政边界，而未来中国的经济活动，会越来越不是通过各级地方政府来组织，而是通过大型企业来组织。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圈、城市群的发育，其多数也会超出一个地级市，乃至一个省的边界，如此，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要求就会与现行的“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依靠自己创造，使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像是一个企业，由此导致中央政府的统一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经常因为与地方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而被阻滞。
所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变长期以来“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体制过渡，就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内容。进行这种调整的难度在于沿海省市，因为沿海地区是中国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而内地许多省市早已是靠着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但“十二五”期间由于外需不振，沿海地区的一般财政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都会减少，甚至发生困难，目前已经有许多省市需要通过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来度过困难时期，因此在这个时候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最好的时机。
市场化机制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第四，虽然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规模，但是企业规模与国际标准比较还是很小，这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关，也与上面所说的条块分割的财政体制相关。
在目前政府实施的产业振兴方案中，已经有许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通过这些方案刺激总量增长的成分更多。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企业所有制成分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各类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如果说以前的调整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背景而进行，以行政命令的“关停并转”为主要方式，在“十二五”调整期内，则应更多考虑采用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进行。
所谓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就是把市场萧条作为主要的淘汰机制。正是因为生产能力过剩，就应当把现有生产能力中先进生产力保留下来，而推动落后生产力的倒闭与重组。如果为了保增长，就采取许多保护落后的措施，中国的企业规模就很难上升到世界标准水平，也很难与世界的先进生产力竞争。
市场化的动力机制，还包括使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手段，鼓励先进企业兼并落后企业，从而使先进企业做大做强。还应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为先进企业的兼并活动开通更宽的资本市场通道。
环境整治调整
第五，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消耗资源与破坏环境基础上的。
到了目前阶段，大部分地区城市和农村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这样下去，即便有了现代化也没有用，因为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而且资源也已难以支撑了。所以，进行大规模的城乡环境整治，才能为中国经济未来30年继续高速发展打下基础。
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我认为“十二五”要以调整为主题的道理。当然这些考虑还很不全面，还可以补充许多内容，但调整是必需的，否则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就会越迈越小，会因为各种重要的结构关系理不顺而不得不慢下来、停下来。正像人一样，长期高速奔跑难免会带上病，需要一个时期治病、调理，健康了，就又可以跑起来。
调整就不会有高速度，所以“十二五”应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中速增长期，平均速度在7%—8%之间就应该满意，要把调整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而把增长速度放在次要位置。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6月15日）
财政部：更大力度扶持新能源和环保产业
2009年7月16日，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济南举行的全国财政经建工作会上说，下一步财政部门将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点抓好“五纵五横”新能源支持体系建设与落实。张少春还表示，下半年，财政部将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予以丰富、充实与完善，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重点支持五大领域
培育新兴产业是应对未来竞争、实现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近期美日等国家将经济刺激计划重心转向扶持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背景下，下一步中国的财政政策将如何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备受关注。
张少春说，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近期，财政部门进一步加大了扶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力度，如正式发布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与“农村地区推广”实施方案，加快太阳能、浅层地能在城乡建筑领域大规模应用。相继在北京等13个试点城市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此外，“金太阳工程”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将于近期推出。
他指出，下一步财政部门将重点抓好五大新能源支持发展体系的建设与落实，即围绕“光伏发电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生物质能源发展、风电规模化开发”五项重点领域，从“公共平台、技术研发、产业化、示范推广、消费培育”五个环节予以全面推动，力争在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取得突破。
此外，张少春强调，支持与培育新能源的发展，还需要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今后，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地方也要切实加强扶持力度。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张少春强调，财政经建工作承担着财政支持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职能与使命，下一步财政经建工作要把创新政策完善机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更加注重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提升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能力，下半年财政经建工作将着力体现三个结合。
一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相结合。着力健全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体系，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着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切实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深入推进节能减排，在保增长中更加突出结构调整，使增长更上层次、更有后劲、更可持续。
二是应对危机与培育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切实加大对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先导产业的支持，及早谋划、培育一批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力争做到在应对危机中实现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三是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与促进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加快环境资源制度建设，积极推进行业体制改革，促进建立中长期稳定发展机制，既要渡难关，又要上水平，切实促进科学发展。                    （摘自中国化工信息网2009年7月20日）
“十二五”规划单位GDP能耗最高降20%
2009年9月28日下午，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全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加快起草“十二五”规划，并于2010年上半年拿出框架，下半年拿出草案。
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会上指出，“十二五”规划编制要突出体现“统筹兼顾、创新驱动、绿色增长、共建共享”的原则。该会议确定了扩大内需，展绿色和低碳经济等八大重点内容。
此前“十一五”规划确定了相关GDP（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重、森林覆盖率、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减排等多项预期和约束性指标。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单位GDP能耗要5年下降20％。
“十二五”规划八大重点：
一是要通过扩大内需，特别是要通过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二是要通过增强创新能力，培育新型战略型产业，优化经济结构；
三是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和加快新农村建设，调整优化城乡结构；
四是要通过优化生产力布局，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五是要通过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是要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七是要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八是要通过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国际合作和对外竞争的新优势。
上述规划重点意味着“十二五”规划指标，将涵盖“十一五”规划的大部分指标。不过不少指标最终如何实现仍存在争议。
以第三产业为例，“十一五”规划提出，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应该比2005年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43.3％。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比重一直在下降。2008年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为40.1％，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为此，发改委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在9月27日的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上指出，过去很多单项指标完成得不好，经济结构反而更差，但是奇怪的是，“十一五”规划很多指标完成困难，但整个宏观经济运行在这期间是最稳定的。“所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原因，还需要深入研究。”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在2012年就“十一五”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算总账。
此前规划规定，“十一五”期末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末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2005年末下降10%的规划。而2006-2008年前三年，GDP能耗下降10.0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6.61％和8.95％。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9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目前距离20%左右的目标还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不过他也透露，新的政策还在加紧出台，“国家确定的‘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经过全国各个方面的努力还是有望实现的。”
单位GDP能耗可再降20%？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认为，鉴于“十一五”指标完成基本良好，“十二五”单位GDP再次下降20％问题不大，此外，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再次下降10%也可继续列为“十二五”的指标。
此前“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是按照GDP年均增幅为7.5％测算的。但是在过去的5年,GDP平均增速在10％。
为此，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则认为，“十二五”期间，GDP最好确定在8%左右，数字太高，会引发煤电油运紧张等很多问题。在此前提条件下，“十二五”单位GDP可以下降15%。“这与新近公布的2020年化石指标吻合。”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将进一步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同时还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我的森林覆盖率应该达到23%。比2010年比例再次提高3个百分点。
林伯强经过仔细测算发现，实现上述目标，意味着中国付出很大的成本。比如中国目前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不到10％，未来十多年这个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意味着核电的比重就要占到3％，这显然要使得核电装机总量在8000万千瓦以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日前表示，原先核电发展规划是到2020年对外宣布的是4000万千瓦，现在发改委将较大幅度地提高原定核电所占比例的目标。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9日）
“十二五”规划地方竞夺项目
“6个小时后，它将到达上海！”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和谐号”动车缓缓驶出福州樟林站。十月份才正式运营的“温福铁路”日前已经进入技术测试阶段。福建省发改委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过去福州到上海需要14个小时车程，温福铁路试运营，标志着福建铁路结束了只有单线、低速铁路的历史。
四年前，“海峡西岸”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作为海峡西岸建设的重点项目，“温福铁路”是“五年规划”（2005年前为“五年计划”）的受益项目，从动工到运营，用了不到四年时间。
对不少项目来说，进入“五年规划”就意味着能在未来五年内资金和投入将不再是问题。因为规划目标能否完成，是衡量过去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如今，新一轮的“五年规划”前期调研工作经悄然开始，各地方政府也“摩拳擦掌”，希望自己的“构想”能和国家规划接轨，本地的项目也能拥有“温福铁路”速度。
忙碌的还有国家发改委派出的“十二五”规划调研组，从年初开始，他们就已经分赴各地调研。日前，国家发改委提出了一个包含8个领域39个题目的“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选题指南，召集社科院、国研中心等专家召开“十二五”规划前期讨论会，并成立了课题组。
“西三角经济圈”或入“十二五”规划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徐逢贤告诉记者，按惯例，地方先初步完成其规划，然后统一到中央，编制全国“十二五”规划。“十一五”规划制定时，各地总共上报了500多个申报课题，最终入围初稿的有56个。
各地方政府中，西部的四川、重庆、陕西三个省市最为活跃——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政策10周年之际，中央一定会给西部送出“大礼”，并且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
6月份，四川省政协牵头组织专家撰写的《关于推进成渝经济区建设的调研报告（征求意见稿）》出炉，成渝经济区要争取纳入“十二五”规划。“成渝经济区”曾被写进“十一五”规划初稿中，成为惟一一个西部入围项目，但之后正式出台的“十一五”规划却没出现成渝经济区，一度让两地为之抱憾。
而重庆则提出更大的“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今年两会期间，重庆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抛出了以重庆、成都和西安三个城市为龙头的“西三角经济圈”，并语气中肯地“恳请全国人大督促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深入论证，并将其纳入国家的‘十二五’规划。”
7月份，三地发改委已经形成具体工作方案，三省市政府也将在9月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并委托国家发改委编制“西三角”发展规划，该规划已经进入前期实操阶段。他们的目标是将西三角打造成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
但是“成渝经济区”与“西三角”的规划范围存在交叉，到底哪个设想最终会出现在“十二五”规划中，形势还不明朗。在徐逢贤看来，这两个设想目前还只是处在前期调研规划阶段，只有先形成区域合作发展纲要，上报国家发改委或国务院批准后，才能进入“十二五”规划正文。
“与成渝经济区、西三角相比，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早就形成区域合作，海峡西岸经济合作区运作也很成熟，这四个（区域）肯定会写进‘十二五’规划。”徐逢贤说。
据徐透露，“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四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也不会改变。此外，作为中国-东盟10+1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也有望写入“十二五”规划。除了已经在“十一五”规划中出现过的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外，其他5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会体现。
地方竞夺“十二五”规划项目
相对应的，不少省市提前筹备“十二五”规划项目，拿出国务院十大振兴规划的“地方版”，以增加入围概率。以海南省为例，该省发改委相关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该省与广东共建的琼州海峡跨海通道项目建议书日前已经递交国家发改委。6月，海南省省长罗保铭称，该项目规划即将通过，力争能够列入“十二五”规划。
地方如此重视“十二五规划”与目前的财税制度有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财税体制实行“财政大包干”的承包制。这种制度妨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致使区域发展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基本实现了占全国税收的60％的目标。
但分税制也留下财力分配的不合理因素。有分析认为，现行财税制度主要是在生产领域征税，“哪个地方工厂多，哪个地方的财政收入就高”，这种财税制度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的项目与政策争夺战,未被中央财政眷顾的省市地区自然颇为不平。
“地方的争先恐后不是坏事”，徐逢贤认为成立区域发展协调机构才是当务之急，此举可以增加区域经济的辐射作用，增强区域间的协调能力。
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各省争资源争政策扶持的情况暂且不会改变。如同2007年各省市争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名额、2008年四万亿刺激经济大单抛出后国家发改委门前的门庭若市，争取入围“十二五”规划的新一轮“竞赛”已经开始。
（摘自南方网2009年8月11日）
新能源规划有望纳入“十二五”规划
在第四届再生能源金融论坛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梁志鹏透露，新能源规划“将择机出台”，其内容将以核电及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到2020年投资超过3万亿。
新能源产业已经被提升至战略产业地位。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要加快新能源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新经济（净值，档案，基金吧）增长点。除了李克强的“战略产业”的提法，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提出，新能源产业是扩内需稳外需的有效手段。
“新能源产业地位提升的背后，是金融危机折射出的原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的困境，以及国际竞争的压力。”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把新能源当成一个产业来做，不是简单地推动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
国家能源局正在制定的新能源规划，把新能源的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源自高成长的市场前景和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新能源板块近期被热炒，股价大幅上涨。“只对今后3年做出安排。”针对新能源规划期限是2009年至2020年的传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解释说，“国家对能源的规划分别有战略性的重点和近期的重点，战略性的重点就是影响今后中国二三十年的清洁能源技术，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化需要做一些战略性的投资，而近期的重点就是三五年的事情。”
最近国务院和财政部全面推进新能源的发展，称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据林伯强介绍，新能源产业发展囊括了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煤化工等传统能源利用体系的变革以及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新材料。
“规划还包括很多子课题。”参与新能源规划制定的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高虎说，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将主要借助市场力量。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培育新能源的政策还会陆续推出，使得新能源的发展空间和速度可能会超乎想象。经济学家樊纲直言：“当你没有别的东西可投资的时候，新能源是一个新的投资机会。”
而今推动新能源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寄托经济复苏的主脉络之一。美国出台的刺激经济计划中，包括能源环境领域600亿美元的投资，如风能、太阳能等。
有望纳入“十二五”规划
“新能源的发展空间非常广阔，尤其是新能源的部分子行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参与新能源规划起草的发改委可再生能源研究所王斯成告诉记者，尽管4万亿元投资新能源产业并未分得一杯羹，但下一步新能源希望被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大盘子中。
“用于节能和环保及清洁能源的比例并不明朗。”韩文科也解释说，因为中国提出的4万亿计划要按年度来执行，在全国人大未批之前不可能把4万亿的清单拿出来。
“规划首次与能源结构调整相结合，而此前出台的所有规划都是针对既有行业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上述国家能源局法规司官员预测，到2020年，除水电外，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有望从目前1.5％飙升至6％以上。
受新能源规划的诱惑，各地迅速刮起一股上报项目的强风，其中较为成熟的风电项目从西向东,涉及新疆、甘肃、内蒙古、河北以及东部省份江苏。
“全国至少20个省开发建设了风电场，装机容量从1000万千瓦到5000万千瓦不等。”河北省发改委综合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五大发电公司、中海油和神华等大型央企正在为此上演一场争夺战。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相继卷入新能源的瓜分中。光伏产业大省江苏出台首份地方新能源规划——江苏省《新能源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涉及太阳能光伏、风电、核电和生物能源四大产业，3年内的销售收入将从目前的1800亿元递增到4500亿元。
同样旨在“建设新能源强省”的山东省也公布了新能源产业的规划方案。该方案称，山东省在未来3年内将重点发展五大新能源产业，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
“中短期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速度和潜力，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政策的大力刺激和政府投入。”林伯强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无论从能源资源和环境角度，新能源规划迫切需要纳入“十二五”规划，以便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安排。  （摘自中国思思网2009年5月20日）
碳税开征十二五有望破题
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低碳经济”成为备受关注的字眼。而发达国家计划征收“碳关税”的可能，也使得我国是否可以率先征收碳税的讨论愈趋激烈。
近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从长远看，我国推出碳税利大于弊。基于国际上的碳税热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我国有必要尽快开征此税。
“碳税”渐热
今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该法案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制定了边境调节税亦称“碳关税”制度。
“考虑到欧盟国家同样是碳关税的积极倡导者，且在推进全球减排方面态度比美国更加积极，不能排除其在效仿美国的基础上推出条件更苛刻、启动时间更早的碳关税的可能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在我国出口产品中高碳行业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林家彬认为，如果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开始实施，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会被大大削弱，有可能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减少。
当前，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并将成为新的增长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未来国际市场的竞争很大程度将是低碳产品的竞争，而开征碳税在一定程度上则迫使企业走节能、低碳、低污染排放的道路，不断提高竞争力。
“国际上的碳关税会对我国能源密集产品的出口起到负面作用，属于以环境名义设置的贸易壁垒。”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学博士曹静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我国国内征碳税，按照WTO的规则，美国很难再以碳关税的理由对我们征收，这样税收就能保留在国内，可以用来减免其他更扭曲的税收，或者对低碳技术进行投资，调整我国以重工业为主的不平衡的经济结构。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我国以往政策通常以命令控制型为主，实施效果成本较高。曹静认为，我国应开始经济刺激的政策手段，而这其中，环境税的方式要比排污权交易更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
“十二五”有望开征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可以考虑未来五年内开征碳税。
“‘十一五’很快过去，现在做些准备，‘十二五’肯定要进行碳税或者环境污染税征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他认为，开征碳税不仅考虑到要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更重要的是释放强烈的信号：凡是排放污染的生产者，都要付出成本。
“这个税制意味着中国从传统税制向绿色税收、绿色财政的方向转变。”胡鞍钢说，气候变化必然呼唤碳排放税，希望中国能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推出，然后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调整。
碳税的征收是否会增加企业负担，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专家认为，从长远看，碳税的征收是收益而非损失，对GDP影响有限。
“如果设计的好，例如用碳税的税收去抵消一些财政体系中更为扭曲的其他税，可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曹静说，不过，碳税可能会有累退的影响，这样就需要国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去缓减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此外，胡鞍钢还建议，碳税征收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逐渐提高税率，进而形成中国内部碳交易市场，如林业部门可以和火力发电部门交换，获取资金去种树，提升森林固碳作用，同时也可以和国际上的交易市场相结合。           （摘自中国化肥网2009年10月12日）
怎样构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我国整体国民经济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我们对我国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正常运行情况下的表现进行分析和预测，基于此，可以确定如下战略目标：
2010年，文化产业的总体增加值突破1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在“十一五”剩下的两年时间内，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调控目标是年均近17％，高于GDP年增长率（预计2009年7.5％，2010年9%）8—9.5个百分点。
2010—2015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调控目标是年均近17％，高于GDP年增长率（以8％计）9个百分点。“十二五”期末，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增加值超过2.2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4％。
2015—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调控目标是年均近13％，高于GDP年增长率（以7.5％计）5.5个百分点。“十三五”期末，我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增加值达到4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6％。这一比重相当于英美国家2002年的水平。
以上预测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很高的可行性和可信度。我们甚至可以预期，现实中，我国文化产业的表现比以上目标还要好，因为：
（1）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起点。2007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约6412亿元，同比增长甚至达到了约18.4％的水平，占GDP的比重约为2.6％。
（2）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近期趋势。综观最近这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增长，要高出同期GDP增长率6—7个百分点，年均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2009年，月均增幅保持在17%的水平上。
（3）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国民经济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文化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而我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就达到3266.8美元的水平，今后中国经济仍会相对高速增长，这就保证了文化市场继续扩大的势头。
（4）文化产业发展的逆势规律。国际经验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整体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具有逆势上涨的特点。如今，世界各国均陷入经济危机，我国经济也受到影响，2008年经济增长下降到9％，中央政府更将2009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8％的水平。而且根据诸多经济学家的估计，不少国家要在2010年—2015年间，也即我国的“十二五”期间，才会走出经济危机。这种形势为文化产业的逆势上涨提供了条件。
（5）我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视和支持达到空前的高度。这种重视不仅基于民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提高，也因为我国以物质资源消耗为基本特点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发展文化产业正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选择，还因为我国政府对于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刻体认。我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重视，将会体现为财政支持力度的提升，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多重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府行为之中。
（6）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文化产业目前的迅速发展是建立在存在各种问题的文化体制基础之上的，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远未完成。而随着这一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人民的文化创造力必然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激励，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势必重放光芒。正是这一前景，为我国文化产业在此后多年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文化娱乐消费就会同比例地增加。制约经济对于文化消费的正向拉动机制的因素，就是公共服务体系。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低下的公共服务水平，对我国人民的文化消费构成显著的制约。而随着我国提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我国民众的文化消费势必得以释放，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空间。
为了达到以上战略目标，我国政府可以采取的战略措施是：
（1）大力实施文化产业空间战略。鼓励和支持我国东部地区，也就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优先发展高科技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善专业化、富有创新活力的产业集聚，加快创新型城市的升级和功能再造，建设世界性的文化创意中心城市。为又好又快的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重点扶持文化产业的高端部分，促进高科技和创意结合的新兴数字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政府应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涵养文化生态，重点发展依托于独特地方文化的文化旅游、文艺演出和文化产品生产。
（2）借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之机实施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虽然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将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等诸项新技术引入文化产业，但是这种行动并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高新技术为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势必体现为对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的投入不足，体现为投入行动的无系统性。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制定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以战略引导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
（3）设计科学高效的财税信贷支持体系。
第一，提高政府对文化消费的财政支持力度。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常常离不开政府对于文化消费活动的补贴。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没有文化市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政府补贴是拓展文化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文化市场空间受制于民众有限的购买力水平，难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提高文化消费的财政补贴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界的一致认识与心声。
第二，鼓励文化内容出口，建立文化内容出口退税制度。
第三，对文化企业、文化园区和文化基地实施优惠性的土地政策。
第四，鼓励金融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4）深入推进文化产业的行业结构优化工作。大力推动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产业兼并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打造规模大、专业化、实力强的文化企业集团，促进龙头企业的形成；以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为手段，促进文化企业的跨地区并购和经营，改变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地域分割和地域垄断的局面。
（5）针对不同产权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具体而言：
第一，加大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将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战略措施来抓。近几年来，我国以制造“文化航母集团”为目标，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上。但是，正如德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在文化经济中，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部门。不仅如此，文化产业还有其特殊之处。由于文化产品和服务既有标准化、规模化、大众化的要求，也有区域性、差异性、小众化的特点，比起一般产业，文化生产单位更为丰富多样，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个体都能成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且相互不可替代。那些为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企业，小而精干反倒是其优势所在。此外，文化产品对独创性要求很高，很多情况下一些文化生产单位常常以个体或人数很少的创意团队完成。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在当前乃至未来若干年里都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对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而言，大学生正是产业发展的巨大资本，是我国的优势所在。不过，想要发挥这部分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中小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为这类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保驾护航。倘若政府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不仅能显著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而且将会化负担为优势，借机迅速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文化的大繁荣。就这个取向而言，国际经验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企业孵化器是达到扶持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方式，借孵化器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财政资助和服务资助。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尤其关注中小型文化企业，首先要赋予中小型文化企业以合法地位，然后通过建立企业孵化器的方式，向这类企业在政策、资金配置和服务方面给予广泛和有效的支持。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度来鼓励文化小企业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建议，对于雇员5人以下，或者销售收入50万元以下的文化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第二，在财政扶持上打通体制内外。政府要跳出国有、民营的界线，不再将做大做强文化企业的目标仅仅寄托于国有文化企业，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要具备做大做强的实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都可以扶持。民营文化单位其实是中国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市场培育的最基础的群体，面对垄断的渠道，民营企业的议价能力非常弱。在财政对产业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应该有所倾斜。为此，政府应该改变扶持对象遴选标准，一方面不再强调产权的国有属性，另一方面强化对企业实力的要求。由于目前一方面国有企业集聚了大量优势的资源，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更具活力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项临时的平衡性措施，在“十二五”早期，政府还应该适度偏向民营企业，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设计扶持对象的遴选指标体系时，给予民营企业更高的权重。
第三，加强对国有文化企业的监管。国有文化企业是行业垄断的主力军，因此加强对这类企业的监管，构成在文化产业避免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重点。对于“事业体制，企业运营”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坚决剥离其经营性业务，使其转变为纯粹的事业单位。
（6）设立创意产业扶持基金。建立国家和省市三级文化发展基金，文化发展基金占政府支出比例的1％—3％左右。鼓励企业、机构和个人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按非赢利机构进行注册和管理。鼓励文化风险投资。研究和建立促进文化投资的税收和融资机制。
（7）延续《“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措施，继续促进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智能化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
（8）针对不同的文化产业领域，除了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作之外，我们还建议：在电影和舞台表演领域，应尽快打造中国自己的全国票务网络系统，尽快制定和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建设覆盖国内大中城市的票务销售网络，可以把对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终端市场把控在我们自己手中，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链的健全与发展，有利于扶持国有院团增强市场能力、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整合集成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力，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大国际竞争实力。电影分级制度的实质是对电影审查标准化、透明化的期待。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虽然已经多次有人提出应该建立这样一套机制，但是这一制度迟迟不见出台。我国对电影的审查就是通过对电影中某些镜头的删减以达到让所有年龄观众都可以观赏的目的。所谓“众口难调”，这种“老少咸宜”的要求对电影创作构成显著的制约。由于目前电影内容的贫乏直接导致观众对影院的冷淡态度，如果分级实行，则电影创作会有更大的空间，毕竟分级制度能照顾到更多层次观众的口味。
（摘自人民网2009年10月19日）
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金融业
是“十二五”战略要旨
当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的战略拐点。它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全面总结金融危机的根源和教训，总结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中国“十二五”规划，以及未来更长时期的发展战略。
所谓战略拐点，核心是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面向未来的总体金融战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有很多问题，比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香港金融中心定位、港币的前途、国内金融体制放开、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国际化、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乃至如何创造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如何推动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都必须依靠本国金融业的全面发展和创新，都需要将这些问题放到总体金融战略上来加以考虑。这也是“十二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中国整体金融战略的一个基本架构。
未来金融大势的四个基本判断
其一，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时代”，美元仍将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十二五”规划时期乃至未来20—30年，美元本位制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迎来深刻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演变为一个寡头竞争、类似“战国时代”的货币体系。美元地位将相对下降，欧元、人民币、日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等其他主要货币之地位将相对上升。不过要明确的是，美元地位会下降，但基于美国科技、经济、军事实力和政治稳定度，美元将不会像一些评论者所声称的那样“彻底崩溃或破产”。
当前，金融危机刺激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国，都在深入思考本国的货币战略和国际金融战略。前不久俄罗斯高调举行圣彼得堡论坛，中心议题是俄罗斯卢布的前途，俄罗斯希望构造一个卢布货币区。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重点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其二，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将愈演愈烈，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将逐渐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
我国政府决定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世界对此高度关注，甚至可以说警惕。国际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对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乃是其综合国力强大的象征。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上海和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非常有可能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和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甚至位居更重要地位。
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从劳力、资金、贸易整合角度观察，香港、上海所在的地区最有条件构成一个庞大的货币区。香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将与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直接相关。
其三，未来数年，发达国家经济体将陷入低速增长，出现“滞胀”的可能性不容低估。
最近数年，甚至直到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欧洲和日本尤其如此。而由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加上美国的巨额外债和国际收支逆差，发达经济体出现通胀的可能性绝对不容低估。
对于“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中国来说，假若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一直缓慢增长，甚至出现“滞胀”，将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出口将长期萎缩，另一方面通胀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的资源进口成本，造成中国严重的通胀压力。出口持续萎缩和进口通胀压力，将是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最困难的两个方面。中国必须未雨绸缪。
其四，金融危机触发全球产业大规模地分化、整合和转移。金融危机将导致全球许多产业产生大规模、大范围的分化、整合和转移，包括金融业和制造业等很多产业，汽车行业的全球分化和整合仅仅是个开始。新一波全球产业分化和整合浪潮已经“波涛汹涌”。
发达国家很多产业还是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十二五”规划时期，能否将全球产业的分化、整合和转移，与中国的产业政策、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最近中铝集团入股力拓失败，民营企业收购悍马公司引发激烈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产业未来发展的基本困境。
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基本国策，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内，重点推动三大类产业发展，来启动美国经济新一波的高速增长。即清洁能源或新能源、生命科学或生物科技以及以航天和航空科技为代表的军事科技领域。三大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主要是日本和欧洲。三大产业取得成功，又将深刻影响世界产业布局。中国也必须提前制定相应战略和策略。
四大战略应对全球变局危机创造机遇，机遇需要战略。
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赖以实现的许多关键战略和策略，已经不可持续，需要根本变革。一是对出口的过度依赖；二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三是“重税收、轻金融”没有根本改变；四是区域经济过度偏重沿海，中西部经济发展依然严重滞后；五是人口政策面临根本调整压力。
“十二五”规划和未来长期战略必须围绕上述五个重大问题展开。考虑到未来国际经济金融层面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国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着重考虑。
其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就必须建立一个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
刺激内需首先主要依靠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对税收体制和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其次是建立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刺激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依靠现代金融服务的普及。
没有现代金融或信用手段的帮助，刺激内需长效机制很难建立。据有关研究机构统计分析：13亿中国人民，真正享受现代金融服务之比例低于10％，好些人有个银行户头、存款取款，却没有享受任何金融服务。或许，美国的信用消费或超前消费严重过度，中国却是严重不足。
其二，“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迫使我们痛定思痛，坚定立足自主创新，但是自主创新必须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为支点。
过去30年以来，中国产业政策的思维和意识似乎逐渐淡薄，或者虽然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却没有得到坚决贯彻执行。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依然没有跃居世界汽车产业技术的前列，尽管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潜在市场。
依照产能计算，我国许多产业位居世界冠军和亚军之位，却没有主导世界市场和价格能力，钢铁和铁矿石就是一个显例。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是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从而导致很少有产业的技术能力和品牌实力能够称霸世界。
以坚定明确的国家意志，强力扶持某些重点产业的技术进步，努力提升重点产业跃居全球领袖地位，是世界大国产业复兴的共同经验。美国对军事工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扶持历来如此；欧洲对空中客车的支持也是。而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现代产业政策则是最经典案例。
没有明确坚定的产业政策，就谈不上自主创新。自主创新的关键动力是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一方面，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控制中国产业和企业，另一方面，却一定要鼓励中国民营资本或私人资本参与所有产业的竞争。
体现国家意志的产业政策并不是非要国有企业来执行，应该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所有产业领域公平竞争。这就需要进一步放松产业管制和准入门槛。
其三，必须尽快改变“重税收、轻金融”之思维，加速金融对内放开的步伐刻不容缓。
所谓依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主要功能，核心是依靠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传统历来是“重税收、轻金融”，与英美“重金融、轻税收”的传统正好相反。西方国家凭借金融的力量可以非常有效地让全球资源为之服务，它们通过金融工具控制全球的资源。
金融危机教育我们，不掌握一般购买力的创造，就不能参与和分享国际一般购买力，终究要吃大亏。不必过度担心向民营资本和私人资本大幅度开放金融行业。美国最高峰时期，全国有3万多家银行，百多年风雨洗刷和改革变迁，至今还有7000多家银行。
我们的习惯思维，总以为金融对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放开，那些开银行的私人老板就会乱集资或携款潜逃，将风险留给政府。其实中国历史上有非常好的守信用传统，山西票号和浙江钱庄完全是民间金融，信用极佳。为什么金融对内放开就不能相信私人资本、民间资本呢？
实际上，整个国家的金融行业全部掌控在少数几家国有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手上，风险往往更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有银行坏账比例超过40％，坏账总额高达数万亿。最后是依靠两条途径来解决：一是将坏账剥离出去，拿财政资金为国有金融机构补充资本金；二是刻意压低居民储户的存款利率，扩大贷存款利差，让国有银行舒服赚钱来填补“坏账窟窿”。今后要是国有银行再次出现“巨额坏账”，可能还是要照此办理。这是真正的隐形金融危机，其损失丝毫不会低于今日的“金融海啸”，只是没有那么吸引眼球罢了。前几年，好些国有证券公司因胡乱经营，纷纷陷入破产，最后不也是各级政府拿财政资金填补“窟窿”吗？
与其如此，还不如对私人资本全面开放金融行业，才是振兴我国金融的正确方向。没有国内金融业的对内放开和充分竞争，也不可能真正建设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四，金融对外开放战略应该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可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我国的对外金融战略，最重要和最迫切的就是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的重建。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的华盛顿G20峰会、今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和刚刚结束的“金砖四国峰会”上，始终倡导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强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是公正、公平、包容、有序的体系，必须是稳定、可预期、多元化的体系，这是高瞻远瞩的正确判断。
易言之，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不公正、不公平、不包容、不有序的体系，是一个不稳定、难以预期和霸权式的体系。如何改变这个货币体系呢？有人建议将IMF的特别提款权提升为国际储备货币或超主权储备货币，将IMF提升为“准世界中央银行”。然而，此建议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性。对中国而言，最可行的途径就是贯彻胡锦涛主席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主张。
这其中的核心战略就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步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香港金融中心的定位、未来港币的前途，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之现实步伐通盘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应该成为“十二五”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建议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步骤，首先是创建“大中华货币区”，再过渡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第三步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贸易、资金和劳动力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已经具备构建货币区最重要的条件。中国已经有能力作为中心国家来构建货币区。当然，三个步骤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辅相成。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6月22日）
张燕生：“十二五”我国经贸环境重大变化的十大因素
我国经济即将进入“十二五”时期。从目前情况看，有十大因素可能引发我国的经贸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这十大因素分别是，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进入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期；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环境将有新变化；自主创新将是提升出口竞争力关键；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增强出口竞争力提供重要支撑；开放竞争将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助推器；人才、资本、产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破解；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进一步改善。为此，我国应着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解决自主创新的环境和动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等作为改革、发展的重点。
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提升出口竞争力的重要一环已迫在眉睫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07亿人，农民工总数2.2542亿人，其中在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农民工有1.4041亿人，在本乡镇以内就业的本地农民工8501万人。现阶段城镇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约1200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估计约1.2亿人。即，我国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经进入一个结构转换的过渡期，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在未来15年内基本转移完毕，如果“十二五”不能够加快对外贸易方式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未来调整的压力会更大。尤其在印度的劳动力资源更年轻、人均收入更低的情况下，挑战则更加严峻。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和印度2008年的人均GDP分别为5345美元和2753美元。另一组数据表明，在15至34岁人口组中，中国占总人口的29.07％，为38011万人；而印度占总人口的34.99％，为38296万人。要在“十二五”时期加快对外贸易的战略性调整，形成新的出口竞争优势，应持续增加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的投入，把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职业训练、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值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源新优势。
加工贸易和招商引资环境将发生新变化
我国目前的对外依存度（进出口额/GDP的比例）明显高于美国的22.4％和日本的28.2％，低于德国的69.6％。但德国的对外贸易以区内贸易为主，对亚洲和北美市场的依赖较小；并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为主，贸易摩擦较少。而我国的出口对欧美市场依赖大，并以加工贸易为主。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41.1%，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7.3％，加工贸易顺差达2968亿美元，高于外贸总顺差2955亿美元。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额达5721.95亿美元，占外资企业出口总额的72.37％。
加工贸易是国际资本与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的一种有效的贸易方式。但下一步的挑战是，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加工贸易还会留在我国吗？国际资本，尤其是欧、美、日、韩等资本是否会寻求新的劳动力来源地呢？中国和印度投资环境目前的差异主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假设日本未来投资2000亿美元来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基础设施，中印基础设施差异在未来10年至15年内显著缩小，印度是否会成为全球新的加工组装基地呢？2008年，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日本企业在亚洲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一旦上述情况成为长期变化趋势，国外生产性直接投资逐渐减少，加工贸易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大幅减少。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推动对外贸易及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已经刻不容缓。提升加工贸易的本地增值、本地配套、主体本地化的比重，同时提升民营出口企业的增值能力和技术含量，是战略性调整的一个方向。
自主创新是提升出口竞争力之关键
前30年，我国企业的技术来源主要依靠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招商引资、购买国外发明专利及技术特许权等渠道。我们的一项研究发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只有7.1％的企业有研发行为，其中国内企业的研发强度明显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另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1995—2006年间，中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2006年，我国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约有65％是在高新区等特殊区域完成的。其单位价值往往比在美、日、欧生产的同类产品低几倍、几十倍。要改变企业技术落后局面，就要变模仿创新单轮驱动为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双轮驱动，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企业创新能力弱、中小企业创新环境弱、FDI直接技术外溢作用弱等问题。事实上，美国研发支出的8％是用于基础研究（技术的获得），25%用于应用研究（技术的应用），67%用于开发项目（技术的改进）。
对于我国的技术选择而言，高技术产业是产生重大技术突破和产业结构提升的基本力量，但先进适用技术由于直接面对市场，能够提升满足多样性需求的供给能力，经济效益较好。我国现阶段自主创新政策的着力点，应优先解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当自主创新的内生机制逐步形成以后，再把重点向世界科技创新前沿推进，渐进式地缩小与世界先进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这就决定我国对外贸易的技术竞争优势仍放在技术改进层面上，实现动态提升。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从世界发展经验看，从制造业转型到服务业，从传统服务业转型到知识型、高增值服务业，从国内贸易、金融、商业中心转型到国际贸易、金融、商业中心，是一个大趋势。要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即为生产活动提供中间增值的服务环节，如研发创新设计、物流运输仓储、金融保险投资、信息咨询专业服务等。在过去，生产性服务环节大多是内化于制造企业的产品增值链之中，现在则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提供网络。
其意义在于，首先，能够创造出多层次、大容量、关联强的新就业机会；其次，能够带动制造环节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环节延伸，尤其是通过总部经济的发展，包括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培训中心、销售中心及物流配送中心的发展，集聚人才，提升管理，延伸服务，技术增值；再次，能够带动各种形式的跨境服务提供，在服务贸易层次上引入外来竞争压力，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合作、国际交换及国际竞争。
开放竞争将成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助推器
研究发现，研发全球化主要集中在美日欧“大三角”之间，产业转移的科技含量与国际化成反比关系。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之一，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下进行的，跨国公司被迫开始跨境转移一些具有更高技术和服务含量的业务部门或增值环节。为防止核心竞争优势的丧失，跨国公司会普遍选择独资、相互配套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竞争策略，把可能产生的模仿、技术外溢、知识扩散等控制到最低限度。
要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最好的应对策略是开放竞争，强化跨国公司之间以及与我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用竞争压力迫使跨国公司把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关键创意和诀窍、核心人才引入我国，在开放竞争中加快实现这些优质要素的本地化、技术外溢和知识扩散。为此，要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市场竞争环境，搭建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鼓励内资企业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提供更高技术含量和增值含量的配套，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国际合作中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我国人才、资本、产业、产品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
首先，加快推进人才国际化进程，建立高端人才集聚和发展平台。当前，要提升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外贸战略性调整支撑之关键，是需要引进或培养一大批透彻了解欧美，并有真才实学和经验积累，又懂中国国情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人才总是喜欢扎堆的，而不是流向人才稀缺的洼地。目前即使在上海，人才的国际化程度仍较低。2008年，上海发放的在沪外国人就业许可证总计为7万人次，而上海人在国外工作的达22万人次。因此，要营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
其次，加快推进资本全球化进程，提升对外金融资产的全球化运作能力。到2009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2131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60％以上），其中美国国债为8015亿美元，在过去一年中累计增持2947亿美元。这种对外金融资产结构是很不合理的。下一步要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同时，大力推进我国股市、债市、期市、汇市以及其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在合理管理和运用外汇储备资产的同时，建立藏汇于民、支持“走出去”、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目标；在改善对外金融资产的币种结构的同时，推进金融组合、直接投资组合、战略性资源储备组合的新配置。
再次，加快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逐步建立我国的全球生产体系。2002-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年均增速达到56%。到2007年底，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179亿美元。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521.5亿美元。作为加快推进我国产业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通过“走出去”建立全球营销网络、加工组装体系、农业和矿业生产基地、研发设计中心、工程承包及后勤配送网络等，都是未来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
最后，加快推进产品国际化进程，提升我国企业综合物流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能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地区内贸易、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离岸贸易和转口贸易等新贸易方式将显著增长。
当前，美日欧经济减速将减少其进口需求，我国扩大内需则增加进口需求，这将有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但不利于我国出口增长。在这种形势下，应争取扩大与东亚地区的区内贸易，建立和完善新兴市场的营销网络，增大零部件产品出口的比重，减少对欧美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尤其在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发展的基础上，国际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的比重将显著上升。同时，通过对外投资推动全球供应链管理发生变化，是节能优先和环境优先的需要，是对冲全球风险和分散顺差的需要，也是探索就地投资、就地雇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全球资产多样化贸易方式的需要。为此，要试点贸易、实业、金融、科技一体化的对外贸易发展策略联盟。今后建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等“走出去”平台，建议增强区域市场分销、信息咨询服务、综合物流配送、售后服务配套等生产性服务功能，尤其应重视完善中小企业“走出去”发展外贸的平台建设。
破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首先，重启多哈回合谈判。最大限度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维护我国及地区共同的核心利益，避免世界各国陷入贸易战、贬值战、政治战陷阱之中，在全球有效需求大幅萎缩的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要高度重视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尤其是欧美国家以减少碳排放为题，提出碳泄漏、碳关税、或过高的环境和排放标准，损害我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高度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反补贴、劳工标准、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主权财富基金等为由对我国设置新贸易障碍。
再次，要针锋相对地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尤其在发达国家掌握多边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情况下，研究制定有利、有理、有节的应对预案和策略。
稳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首先，作为对冲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我国应考虑在未来十年内分阶段建立对全球或地区开放的汇市、股市、期市、债市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相关的金融和风险管理服务工具。这必然会涉及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各自定位及分工合作关系问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才、资本、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取决于金融市场深化、虚拟化和一体化程度，也取决于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和机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也取决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和市场深化的综合能力，取决于其区域金融和实体资源的整合能力和创造力，更取决于两岸及内地与港澳的金融竞争与合作所焕发出来的强大发展动力。由此可见，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要成为亚洲的华尔街都需要进行大的转型。最终的决定仍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和全球投资者的认可。
其次，加快推进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和推广。由于人民币结算及国际化有利于抵补企业跨境交易的货币和金融风险，有利于降低国民跨境交易成本和风险，有利于提供跨境货币和金融交换便利和自由化，因此，应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行，包括扩大人民币结算的金额、地域和业务范围，尤其是通过香港、澳门地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进行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清算，培育人民币离岸业务和离岸市场。
再次，“十二五”时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加快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推进人民币汇率风险防范的市场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差额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战略性调整，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升出口竞争力、增强进口保障作用，既是重大机遇，也是严峻挑战。
对外贸易战略性调整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200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45.7%，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在满足基本需求、多样性需求和高端需求的不同生产和服务层次上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要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既要解决好劳动密集型中小出口企业、服务外包企业、传统跨境服务企业的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好人力资本密集型、物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和服务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创造农民工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由于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较小，出口导向的生产和服务企业主要设立在东部沿海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条件最好的地区或中小城市，如珠江口东岸、苏南、宁波、温州等地。
然而，日益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现代服务业主要是人才、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主要是全球化和多层次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专才，其就业场所大多建立在国际大都市或中心城市的核心城区，并与子城市体系、周边城市形成梯次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联系。对外贸易下一步的发展，在空间上将遵循“地方不在大，集聚就行”，如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GDP的73.6％，人口的68.7％。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提出，世界是不平的，世界半数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美、日、欧的总人口不到10亿人，却集中了世界75%的财富。同样，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降低运费的结果，进一步密切了核心区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关系，而不是远距离区域的贸易关系。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对外贸易要更加重视解决商品和服务、资本和劳动、信息和观念跨区域流动的困难，消除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流动性体制和其他障碍，促进内外贸易一体化的市场体制机制对接。
我国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环境急需进一步改善
首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外需萎缩基本上成为定局，外需和订单大幅减少已经成为中小进出口企业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之一。要转危为机，应充分利用“10+1”、“10+3”、CEPA、ECFT以及中智、中新等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体化契机，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等境外发展平台，开拓新兴进出口和投资市场。事实上，我国产品在非洲、拉美、澳新、中亚等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很大。为此，建立多层次、宽领域、混合型国际营销渠道和网络，通过各种形式的展览展示活动把我国中小进出口和投资企业的品牌、产品和服务系统系列地推向国际市场，探索建立国家队、中央军带动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制和体制，是一个严峻挑战。
其次，加快推进贸易方式创新。目前，越来越多的贸易企业加快了结构调整，包括努力提高增值含量和技术投入，完善会展、分销模式，完善全球维修和售后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加工、物流、研发一体化新体系，进一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据估计，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约有20％的贸易企业已经完成了结构转型和产业转移，有20％的企业已经陷入停产、破产或转产，剩余的50％至60％的企业仍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在“十二五”至“十三五”时期，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贸易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再次，中小企业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缺资金，对此，要多管齐下加以综合治理。要建立健全有财政资金参与、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放开小额信贷管制，完善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体系。目前，中小企业的征信体系、信贷体系和合作融资体系发展滞后。要“变危为机”，推动中小企业融投资的体制创新和市场化步伐，从制度上和市场体系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四，要统筹协调好扩大内销与稳定外销之关系。对中小企业而言，进入国际市场除可以扩大销售规模外，也是借助国际市场的成熟规范来培育、发展和壮大自己，包括利用国外创新、融资、分销、物流环境等。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口转内销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国内商业环境、交易成本、诚信文化与国际市场的巨大差异。缩小内销和外销的市场化制度差异是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改善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是一个大战略。
第五，中小企业要把握住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机遇，及早调整用工制度，重视员工培训，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目前，国家正在推出一系列扩大就业、加强培训、鼓励大学生创业等措施。此时，中小企业应利用这些契机积极调整企业人才结构，主动送更多员工参与各种职业培训计划，切实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最后，在“十二五”时期，中小企业更要加快产品增值链的调整，加快部分工序或生产环节向其他低成本地区延伸扩展。据调查，物流运输成本及便利是生产区位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内外竞争压力下，企业已经开始了产品增值链布局的调整，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例如珠三角部分企业已开始购入电动织机以淘汰手动织机，并把被淘汰的手动织机通过农民工带回其家乡，形成珠三角生产高增值产品，而低成本地区加工低增值产品的格局。                                           （摘自陕经网2009年10月20日）
土地增值税或在“十二五”期间取消
围绕土地增值税的争议在未来可能不会存在了。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财产行为税司有关官员处获悉，在未来的房地产税制改革中，有可能会取消土地增值税。
这位官员表示，正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制改革将会对此做出统筹安排，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方案，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即2011年-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显示，财产行为税司具体负责与房地产有关的各个税种的征收管理工作。
相关人士分析，取消土地增值税应该是与物业税等房地产税制改革结合起来。
土地增值税相对收入较少
中国开征土地增值税起于1993年颁布的《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所谓土地增值税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以转让所取得的收入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为计税依据向国家缴纳的一种税赋，但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增值额×适用税率-扣除项目金额×速算扣除系数。
上述财产行为税司官员表示，房地产税的税种很多，其中，土地增值税相对是收入比较小的税种。2008年全国土地增值税收入537亿元，同期，同为房地产税的契税收入1300亿元。契税是房地产交易环节最主要的税种。它是反映房屋交易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约为房价的1.5％，购买第二套住房时的契税约为房价的3％。
来自国税总局的消息显示，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房地产颓势并未影响房地产契税的税收。契税只在今年1月有过负增长，在今年的其他月份，契税只是增速有所下降，绝对值还是在增加的。而且从今年前7个月来看，契税收入增速已经超过10％。“今年契税预计增长超过10％，”上述官员对增收很有信心，他说，因为契税收入相对滞后于房地产市场，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对契税还是很乐观的，“房地产进入上行周期以后，收入在下半年会体现得更明显一些。”
征收确实有难度
业内人士表示，土地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较少，只是促成改革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则可能缘于征收困难。
上述官员表示，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确实有难度。这是因为房地产工程的周期比较长，涉及的面比较广，产品也比较复杂，因此客观上会比一般的税种征收要复杂一些。业内人士称，单就土地增值税来说，其税基并不小，应该是个大税，但是实际征收上来的比例却不高，变成了小税。由于税务部门很难计算房地产的真实成本，现在地方税务部门只能按照销售收入的1.5％—2.5％预缴土地增值税。
不过，上述官员认为，土地增值税的征收情况并不存在特殊的问题，因为“企业想少缴点税的心理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不仅是回避土地增值税，对任何税种都是一样的”。这位官员表示，税务部门对包括土地增值税在内的任何税种都比较重视。“特别是在经济走低以后，财政收入降低，税收压力增大的时候”。“未来，土地增值税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性，还很难说。”在谈到正在酝酿的房地产税制改革时，这位官员表示。
至于取消土地增值税的前提条件，这位官员称，如果需要调节房地产的超额利润，就还需要保留土地增值税。如果房地产将来恢复正常了，土地增值税也就没有必要存在。这位官员表示，中国的房地产税种比国外要多一些，税费应该怎样清理，司里正在做统筹的研究规划，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具体实施的时间可能会在“十二五”期间。
推进房地产税收“一体化”
除了还在酝酿中的房地产税制改革，在征管方面，国家税务总局正在深入推进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的工作。
财产行为税司的另一位官员表示，房地产税收“一体化”工作不但增加了房地产税收，还为房地产税制改革做着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中国的房地产税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契税、耕地占用税等。这些税种分别由不同的税务部门征管。
由于房地产各个环节都有税务部门在征收，但税务部门对各税种的信息并不对称，而房地产业又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从各个环节入手得到的税源信息肯定是片面的。通过房地产税收“一体化”将从各个环节采集到的税源信息进行整合利用，既可以解决各个环节掌握税源信息不足的状况，又可以加强自己本环节税源的征收监管。
据介绍，税务部门从2005年就开始开展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的工作，一开始主要是在交易环节，以契税为切入点。现在已经掌握了交易环节的税源信息，交易环节基本上实现了预期的目的，今后房地产税收“一体化”将向开发环节、保有环节推进。
（摘自《济南日报》2009年8月24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建立标准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一五”规划的亮点。“十二五”时期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研究制定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标准、设施标准、人员配备标准、财力匹配标准；需要建立与这些标准相对应的数据采集系统；还需要建立与这些数据采集系统相关的绩效评估体系，从而使“十二五”规划达到一个新水平。
标准化工作滞后制约科学发展
我国还没有针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来建立一套针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标准，以及与这些标准相对应的客观因素评估法，来核定地方财政平衡能力，根据地方的税源、税种以及税基、税率等计算各地的“理论收入”和计算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与地方“理论收入”之间的差额，以及政府间计算转移支付的数额。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一些标准比较模糊，大部分文件或政策只说明按照当地的情况考虑，没有给出最低标准，各项公共服务的人均占有标准也没有，一些方面的服务标准还没有被考虑，标准制订工作还比较滞后，适应不了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标准制修订工作透明度不够，标准修订不及时，有些标准标龄太长，标准老化，有些标准未能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一些标准比较模糊。以老年养老设施标准为例，民政部“十五”规划标准要求全国百名老人平均拥有床位为1张，“十一五”规划要求达到1.2张。2004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试行）》的“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项目，对直辖市每百名老年人口拥有社会福利床位数提出三个指标要求：大于2张、大于1.7张、不大于1.7张，以1.7张为标准、2张为优。这些都不利于精确计算和测量。
规划缺乏基础数据支持。以社区服务体系规划为例，从“十一五”时期开始，这类规划不仅缺乏社区服务设施、设备、人员的国家标准，而且也没有全国各地社区服务设施、设备、人员情况的基础数据，很难对实现目标精确界定，也很难把各类实施措施具体化。
标准制定落后于现实发展。一是我国制定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标准在程序上是：研究、制定、审批、实施。这个过程大致需要2—3年，所以新的标准往往会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2~3年的距离。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许多规划依据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有的指标体系和数据系统很难反映实际情况，各类标准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三是现行统计指标体系更多反映的是过去注重经济发展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把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很好地纳入进来。
看一看国际经验
建立公共服务的国家最低标准。一是许多国家在建立财政均等化机制的同时，制定公共服务的国家最低标准，基本做法是：国家制定均等化目标和基本标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国家制定标准，有利于商品、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减少各行政区之间无益的支出竞争。二是这种模式的最佳方式是，中央政府在制定最低标准的同时，直接拨款，无需地方政府配套，这样可以弱化地方政府限量提供服务的动机，有利于资源有效配置。
在客观因素评估基础上，确定转移支付数额，减少转移支付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科学准确计量转移支付的数额、减少转移支付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降低人为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是许多国家在实施均等化战略时考虑的问题。
一是使用客观因素评估法核定地方财政平衡能力，在此基础上实行严格、灵活、多样的补助办法。
二是根据地方税源、税种以及税基、税率等计算各地的“理论收入”。日本大藏省每年根据各种因素测定地方基准财政支出需求数额和基准财政收入数额，一旦地方基准财政支出需求数额大于基准财政收入数额，大藏省就会在不指定专门用途、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把国税中的所得税、法人税和酒税所得收入的32％下拨给地方。加拿大的做法是计算每一税种的全国平均税率；计算标准收入能力；测算各省总财政收入能力；计算转移支付的数额。
三是计算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与地方“理论收入”之间的差额，根据差额，计算转移支付的数额。这样，既可以避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也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目标量化挑战“十二五”
“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已经启动。每次制定五年规划都遇到目标量化问题，而量化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是确定标准和基础数据采集，这几乎成为所有主体规划和单项规划中的瓶颈。“十二五”规划要着力解决这个技术性问题，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统一的标准和准确的数据也有利于迅速查找问题，提出可行的对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一五”规划的亮点。“十二五”时期继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有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研究制定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标准、设施标准、人员配备标准、财力匹配标准；需要建立与这些标准相对应的数据采集系统；还需要建立与这些数据采集系统相关的绩效评估体系，从而使“十二五”规划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思考和建议
高度重视基础性、技术性工作。一是对“十二五”时期的各类规划必须明确要求：建立与规划目标相对应的基本标准和基础数据支持系统。在明确标准和完善基础数据系统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明确规划目标。二是把规划标准和基础数据建设纳入规划预算，各级政府要在财力上大力支持各类有关规划的基础数据系统和标准体系建设。三是对缺乏基本标准和基础数据支持系统的规划不予批准。
建立货币与实物标准相统一的标准体系。一是在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与实物标准相对应的货币标准。货币标准要确保满足实物均等化的要求。二是坚持实物标准与货币标准相统一的原则，统筹考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夯实转移支付体制的基础。
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系统。一是根据设定的发展目标建立指标体系，根据指标体系的要求建立数据采集系统。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统计制度，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把基础数据的采集与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指标体系要体现对象和数据可得性的结合。业务部门应当把本部门有关的基础数据建设放在业务管理的重要位置，作为基础性的管理工作来抓，加强与统计部门的合作，及时修正统计指标体系。及时把反映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纳入统计体系，尤其要从国家层面着手完善指标体系。三是鼓励各地在兼顾国家标准和国家指标的同时，根据实际，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体现地方发展特色。
进一步完善全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
一是明确我国法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需要均等化的地区和领域。
二是通过编制发展规划，确定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的种类、标准。
三是至少要考虑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教育的实物标准，包括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实物标准，包括设施、设备和人员配备；考虑了当地价格和消费指数的全国统一的社会福利标准和养老保障标准。
四是通过规划的执行，来监督和检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改进和完善转移支付体制和机制。
五是研究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为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问责制度奠定技术基础。                     （摘自《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7月30日）
扶贫移民将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2009年10月17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1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当日，在北京召开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发言介绍，国家正着手完善扶贫开发战略和政策体系，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制定未来十年的扶贫规划，即《中国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据了解，新规划将在过去十年扶贫规划的基础上，调整目标、任务和政策重点。在扶贫瞄准对象上，中国的扶贫对象将增加到4000万人以上；在政策瞄准点上，将把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结合起来，各种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区域开发将得到强调。
同时，在国家正在制定的“十二五”扶贫规划中，“整村推进”和“扶贫移民”两个专项规划，已经过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该规划制定后，将纳入国家“十二五”基本建设计划中。
扶贫对象：4007万
一系列数字可说明中国扶贫工作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据范小建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减少数量为两亿多。
最近20年来，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世界减贫人口的70％以上，中国是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
但面临的问题仍不乐观。范小建表示，整体看，我国扶贫对象规模依然较大。按我国政府新的扶贫标准，到2008年底，扶贫对象数量为4007万，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而如果参考国际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贫困人口数量大约在1亿左右。
同时，在一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贫困程度仍然较深，这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社会形态特殊、公共服务欠缺，贫困人口比例一般在30%-40％，而由于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劣，许多人只有通过易地搬迁才能解决温饱问题。这些地区扶贫工作难度很大，成本较高。
在已经逐渐脱贫的人群中，返贫问题也比较突出。据范小建介绍，自然灾害频繁依然是农村贫困人群致贫返贫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个别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率是其它地区的5倍。
同时，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又令扶贫工作变得迫切。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1：1，2008年扩大到3.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在一些乡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容忽视，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在最近一次扶贫会议上直言，在一些乡村，少数人群的畸高收入掩盖了多数人的贫困。
范小建还提到，国际金融海啸的发生，也对扶贫工作带来了新影响。表现之一是农民工外出务工机会减少，贫困人口工资性收入增幅显著回落，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扶贫重点县增长为7.6％，后者六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农民打工收入减少”。
其次是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明显下降。2009年上半年，中国畜产品价格同比下降12.7％。一些农产品出口受到影响，如畜产品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0.9％，苹果汁出口金额同比下降55.9％。
第三是由于市场需求下降，扶贫龙头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出现困难；加之部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贫困地区优势产业经营效益下降，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放缓。
范小建表示，尽管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使这些现象有所扭转，比如2009年第二季度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现金收入增长9.5％，增幅有可能超过全国农民增收平均水平，但经济下行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影响到目前还不同程度存在。
扶贫模式创新
面对上述问题，政策层也在采取措施。
首要的是对各省区贫困人口的“瞄准”。按照2009年新调整的扶贫标准，全国扶贫对象共有4007万人，这比原来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增加大约2500万人。这些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抽样调查推算而来，是一个总规模，并不能立即还原为县乡村具体的贫困人口，因此要通过扶贫战略实施，将这4007万穷人尽快甄别出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
“从9亿多农民中找出4007万扶贫对象，犹如大海捞针，工作量相当大。”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坦言。
扶贫办的设想是，与民政部、财政部、统计局、残联等单位一起共同推进，首先在全国选择11个省、20个县试点。
同时，国家的扶贫战略和规划也在推进。范小建介绍，目前正在着手制定未来十年中国扶贫开发纲要，无疑，这将作为今后一段时间扶贫工作的方向指引。
此外，根据此前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国务院扶贫办正在研究制定“十二五”扶贫规划。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整村推进”和“扶贫移民”两个专项规划，已经过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该规划制定后，将纳入国家“十二五”基本建设计划中。
围绕上述规划，一系列制度将得到陆续完善。其中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衔接，将二者衔接的具体方式制度化。
今后农村各种专项扶贫将与行业扶贫、区域开发、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移民搬迁扶贫等具体模式也将得到推进。
另据了解，一些创新扶贫模式也在试点推进。
其中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被认为行之有效。该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合作，总投资600万美元，在广西、四川、陕西和内蒙古四省（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60个贫困村，进行小规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农村社区发展基金以及社区资源管理和环境改善等内容。
该项目的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将扶贫资源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管理扶贫资金，自己负责扶贫项目的申报、决策、实施、管理及监督，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据了解，下一步该试点将进一步推广。
扶贫资金难题的破解也在探索。最近，国务院扶贫办和农行联合下发了《关于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加大对扶贫龙头企业扶持力度的意见》，设专项贷款扶持扶贫龙头企业。
在筛选扶贫龙头企业和项目上，除继续坚持由省、县扶贫办向农行推荐项目、农行“自主选择、独立评审”外，还将进一步发动群众和社区参与，挖掘更多的有潜力而又确实困难的龙头企业。
同时，国务院扶贫办与农行还将共同推出“金融参与、连片开发”试点，通过更多贷款的支持和资金整合，推进整村开发，促进区域经济的提升和贫困人群的最终减少。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21日）
丁宁宁：战略回顾及“十二五”的政策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按时间顺序，我们已经或者即将面临的战略性挑战可以归纳为四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老龄化。认真地回顾一下过去各项措施的客观效果，展望一下“十二五”以及未来15年的发展趋势，实事求是地确定下一步的政策取向，中国才有可能在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中，逐步接近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虽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早在1984年就召开了“国际新技术革命及对中国的挑战”研讨会，并准确地预言了互联网、新材料和空间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但中心“2000年的中国研究”中，与实际结果差距最大的仍然是对通讯领域的预测。除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外，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市场机制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市场竞争迅速打破了收取高额电话初装费的行业垄断，手机的普及速度大大超过了固定电话。这不仅验证了许多专家预言的“后发优势”，而且使手机的普及面迅速扩大到低收入阶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移动、联通、铁通、广电等都在扩展自己不同技术标准的全国性网络；这不仅与国际第四代互联网的技术发展趋势相悖，而且在已经浪费大量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优势互补。问题出在哪里呢？思想观念上走极端：从“计划即法律”滑向“市场万能论”；政府放弃了自己规范市场、干预垄断因素的责任。网络的重复建设并不会自然而然第消除互联网的垄断因素。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有关方面说明：互联网的垄断因素是接口标准和地址；在这个环节上，政府必须进行强制性的干预，否则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是无法实现的。这一问题在和平时期并不明显，但如果遇到战争、灾害等极端情况，就会大大影响民众的通讯权利和政府的反应能力。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拥有手机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也跃居世界第一，但无论在微处理器等硬件问题上，还是在操作系统等软件问题上，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中国迅速扩展的互联网经济，本质上还是一个泥足巨人，没有任何网络安全可言。事实告诉我们，在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上，“市场换技术”的原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将政府的决心、规划、投资和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探索。
消除房地产泡沫，规范预算制度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就和搞农村问题研究的同志说过：在平均一人一亩三分地的情况下，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速度迅速提高，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很快突破了3000万，但城市化速度依然不过每年800万左右，其中农民工连一半都不到。按照这个速度，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农民的比重也难以降低到50%以下。障碍来自何方呢？来自98年以来的房地产政策。在城市白领都买不起房的情况下，农民工即使打一辈子工，也无法变成城市居民。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但地方财政包干的利益格局没有改变。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速，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迅速扩大，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正当它们无所措手足之际，亚洲金融发生了，中央的住房商品化政策从“租售并举”变为“只售不租”。在按“成本价”售房的诱惑下，凡是占有公家住房的干部、职工，都愿意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住房；也确实收到了扩大内需与干部、职工满意的双赢效果。然而，由于拍卖逐渐成为城市土地流转的唯一方式，各级地方政府迅速发现了一个新的财源——征用农地出售。房地产价格随之飙升，未曾占有公家住房的干部、群众越来越买不起住房。那些为房地产泡沫叫好的人，忘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房地产利润的本质是地租，由其他产业的利润转化而来。如果房地产泡沫抽取了过多的工业利润，则不仅危及宏观经济稳定，还会延缓城市化的进程。
其实所谓的土地批租，不过是港英当局97前攫取更多利润的工具，在英国本土并未普遍实行。对这一做法进行反思，并根据中国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情况来规范土地的“农转非”，实事求是地制定城市土地的使用办法，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重新规范、健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包括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最终消除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
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准备好了吗
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外贸依存度从18%迅速上升到37%，使中国经济最终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走上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但谁也没有料到：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荣登“2007年烂书排行榜”榜首之后不久，他所预言的美国次贷危机却“不幸而言中”地现身了。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启动上次危机时曾经有效的财政、信贷扩张措施，但命运之神还会特别眷顾中国吗？
其实连老百姓都明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中国经济不可能在西方经济见底前重新恢复高速增长。4万亿投资拉动的内需扩张，难以抵消出口的连续萎缩。在最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张型的财政政策加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推高证券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既有害于产业结构调整，也不利于抑制通货膨胀。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把中国和美国的利益第一次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却没有给债权人一点自我处置的能力。购买资源的建议之所以苍白无力，是因为决定的因素是政治而不是价格。中国资源进口份额高居国际市场榜首，却一直缺乏定价权。其主要原因是国际资本的年交易量远超过国际商品的年贸易量——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市场供求状况，而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向。
全球化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准确地描述了全球化的前景：它是以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的说教之所以不足为凭，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靠“比较优势”来实现工业化的，“自由贸易”的背后是炮舰政策，“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殖民地经济。西方国家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要不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是因为无法改变“两弹一星”带来的战略平衡，以及它们自身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王建同志提出国际大循环理论之初，中心的一些老同志就说过：在计划经济形成的分配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大进大出有利于缓和内需不足的矛盾，加快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问题是我们在政治上准备好了吗？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像一只大象误入了狼群。不仅自己不适应，人家也不适应。大象说：我不称霸，狼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
不承诺看病免费，坚持预防为主
我这个经济学博士担任了10年的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其间社会部只干了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情，那就是通过对医疗改革的反思，使政府重新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责任。但是在“全民基本医疗”已经变成政府官员口头禅的时候，我不得不再一次表示担心：如果把“全民基本医疗”简单地解释为免费看病的话，那么新出台的医改政策，出不了10年就会破产。
原因很简单，从2005年开始，战后生育率高峰的一代人开始超过60岁，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由于健康水平的改善，这些人的期望寿命有可能接近80岁；加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深度和持续时间，将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如何降低这一平均余命超过15年的老年群体的医疗费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当初我们撰写医改报告时，之所以将“基本医疗服务”定位于“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和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是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大多数疾病依然是治不好的。与其在新抗生素研制上和生物耐药性赛跑，不如把科技新成果应用到提高人类自身的免疫能力上来。尽管退行性疾病无法痊愈，但对于多数老年人来说，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进行适当的身体锻炼，做到生活自理并不困难。
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从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到愧对祖宗的计划生育；从自我剥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到无所顾忌的市场化过程。这个历史悠久、农业早熟、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总是能够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创造出奇迹来。也只有这个不信基督的民族，出于自己天人合一的传统，更加容易接受安乐死的理念。不管是气候变暖还是小行星碰撞，只要中国在努力探索，世界就有希望。
（摘自国研网200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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