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自由观：他的早年与晚年

[内容提要] 本文对毛泽东为什么抛弃自由主义而选择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作者认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巨大的战争漩涡中，暴力活动遍布全国，讨论政治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并受到特别镇压;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民族救亡的呐喊超过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呼声;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集中的经济计划和共产党组织等思想;毛泽东思想深处残留有家长式的中国帝王思想，这种思想当时也广泛的存在与中国的社会中等，成为促成毛泽东思想上转变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自由观
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用自由作为标杆将20世纪与之前的两个世纪相比较时不合适的。从1914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战争、混合着多种目和不同结果的革命、以社会工程名义进行的镇压周而复始地爆发。上述这一切形成了某种未知的政体形式：用理论武装起来的、组织严密的、有历史使命感的政党国家。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毛泽东与20世纪的政党国家联系起来。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会说毛泽东的政党国家像世界近代史上的任何主要的政权一样完全否定自由。
然而，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并非如此。毛泽东在1915年写给同班同学的信中说到：“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也，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1](pp.18-19)在长沙师范学校的这几年，毛泽东的信条变成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他在中文译本的《伦理学原理》(包尔生所著)的页边的空白处写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1](p.115)1919年，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文章就是呼吁妇女解放的。起因是长沙一位年轻女士因为包办婚姻自杀了，毛泽东义愤填膺，于是写了这篇由九部分组成的慷慨激昂的评论对包办婚姻进行了猛烈地抨击。
因此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困惑：青年毛泽东是一位强烈的个人主义者，后来变成了毛主席——一位同化灵魂的工程师。张戎和乔恩?哈利德最近合写了一本书——《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一部片面的传记，试图通过罗列证据来证明毛泽东是一个“怪物”。作者说到，从毛泽东10多岁一直到老，“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一直侵蚀着毛泽东的心灵”。毛泽东的确多疑、疏远同事且对极端残忍的酷刑麻木不仁。但是我对毛泽东的道德远低于平均水平(不论中国的还是非中国的)表示怀疑。“坏蛋”一词并不能概括毛泽东。他带有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色彩的中国革命生涯呈现出悖论、进步、决心、意外和悲剧的一面。
24岁的毛泽东把1917年的俄国革命看作是自由的爆发，并最终引导中国走上了相似的道路。一位年轻女士反对毛泽东：“搞共产，好是好，但是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那时刚刚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他反驳道：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太敢使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太托连你们了。很显然，毛泽东是从女权的角度来观察列宁革命的。
将近30岁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支持湖南——他的家乡——从中央军阀政府的压迫中解放(独立)出来。在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毛泽东目睹了军阀割据的国内乱象和日本及其他列强对中国的欺凌。毛泽东那时候像一个热爱自由的狂热者，写到：“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多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个结果。” [1](pp.513-514)
“自由”最终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轰然倒塌的原因有四：其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一直处于巨大的战争漩涡中。暴力活动遍布全国，讨论政治成为一种奢侈行为并受到特别镇压;其二、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高潮时期，民族救亡的呐喊超过了“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呼声;其三、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集中的经济计划和共产党组织等思想;其四、毛泽东思想深处残留有家长式的中国地王思想，这种思想当时也广泛的存在与中国的社会中。
30岁之前的毛泽东深受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优点是“他从了解普通民众入手”。相反，从马克思那里，毛泽东找到了“极端暴力”。在毛泽东的理解中无政府主义是与他自己略带独创性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独创性的个人主义表现为洗冷水澡、爬山、在尽可能嘈杂的环境中读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将来能像他所崇拜的英雄一样担当大任而作的准备。毛泽东的个人主义思想部分地受到了长沙的唯心主义哲学教授杨昌济影响。杨教授在爱丁堡攻读哲学博士的时候吸收了T.H格林的自由主义思想。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这种思想的核心和儒家学说的要求非常一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尼采哲学的歪曲;他是一个主观主义者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对父亲的反抗是毛则东产生这种思想的心理根源。展开来看他也反抗其他的权威，包括学校的老师。他不服从老师管教并使学校的不少老师极其难堪就是一个例子。对中国的羸弱和混乱的沮丧情绪是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政治上的根源。毛则东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离家较远的乡村小学---湘乡县东山高小。早点名的时候，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这激发了毛则东的民族情感。毛泽东最初向往的国家是正在崛起的日本，那时候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衰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崇拜的第一个外国英雄是乔治·华盛顿，他非常钦佩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领导能力。毛泽东把个人的解放和中国的(从各种威胁和危险中)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毛泽东坚持并倡导体格锻炼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人们应该为国家救亡和正义而战。他在《新青年》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 [1](p.71)这绝不是道教的创立者庄子 所主张的“无为而治”的个人主义思想。
毛泽东头脑中的将个人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联系起来的思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经历和追求自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并不是因为单纯的个人主义的“国家救亡”阻碍了自由的发展，而是另外四个阻碍早期思想解放发生和发展的障碍。
那个时期的中国，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几年中，“枪杆子”在公众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像1919-1922年间的思想解放一样越来越显著，当时五四运动的目标是用类似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个人主义思想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是在1925年，毛泽东用暴力手段没收了湖南地主的财产。毛泽东的政治活动已经与暴力分不开了，这和他在多次战争中的得与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革命生涯成了马克思格言的鲜活例证，“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2](p. 527)
在城市里面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工人运动失败之后，毛泽东撤退到了井冈山上，并将那里的农民组织起来。毛泽东解释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3](p.63)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被淹没在战争的洪流中。毛泽东号召，要用机关枪来批判蒋介石这个独裁者。于是，他说出了那句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4](p.208)
第二个让毛泽东对自由失去兴趣的原因，是全民族的呼声超过了其它所有的主张。五四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找到一条将个人的价值和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的道路。他们鼓吹个人主义仅仅是作为一种(支持中国)方法。他们从未将它(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作为终极目标加以信奉。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就一分为二，左翼分子迅速地转到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上来，与此同时右翼分子继续坚持个人主义。左翼分子在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右翼分子——西方化的自由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因此，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都被列入到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行列中去了。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思想帮助毛泽东不断进步并使他开始反西方。1917年的俄国革命似乎沿着西方的线性历史观(和中国的轮回历史观正好相反)达到了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峰。然而，毛泽东最终并没有仿效国际革命中以城市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模式。他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放到了革命的中心，这最终导致他走上了发动农民进行武装起义的道路。
在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将个人主义看作是一种完美的、独立的力量。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其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在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无论什么牺牲看起来都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三个人最终都没能实现这一誓言。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特性超越了社会主义原则，这最终导致了北京和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决裂。
自由的第三个敌人与毛泽东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学到的阶级、组织和经济的理论有关。阶级划分本身就带有扭曲性;人民通常不是经济阶级的一员。当毛泽东(不得不)用农民取代工人进行革命时，“阶级标签”变得更加难以施用。最后，“阶级”仅仅成为了一种划分朋友和敌人的方法。于是在20世纪 60年代毛泽东的老同事刘少奇被毛泽东当作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揪了出来。谁曾想毛泽东从1922年起就与同为左派组织者的刘少奇在一起断断续续地工作了。
1941至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后来成为著名演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对“‘真’和‘爱’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毛泽东宣称，“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5](p.796)这样，在阶级斗争面前，所谓自由言论、团结、同情甚至是非观都不起作用了。
大多数的列宁党都出现了个人崇拜。这看起来是与列宁党的领导者理论有关，从党内的精英中选出一位担当最高领导人是合乎逻辑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从延安就开始了。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38年就称毛泽东为“天才”;毛泽东先前的同学萧三在1941年称他为“我们的大救星”。
苏联解体之后，一种普遍的看法是指令经济不能获得成功，并且指令经济在尝试计划那些本来不可能被计划的事情的时候会将自由扼杀。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这样看，他论证道，不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所有与经济有关的信息能被集中、被观察并被利用。相反，信息是分散的，不断变化的，且只存在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中。
自由因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末发动的旨在扩大指令经济的大跃进运动而逐渐萎缩。哈耶克给出的原因是：从最底层获利以满足需求是非理性的。由于地方政府不敢告诉毛泽东有关大跃进运动的真实情况，所以编造的报告接连不断地从基层呈送到了北京。接下来就是惩罚那些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这些人破坏了大跃进运动的美丽景象。
毛泽东曾经持有道德革命的观点，虽然他选择的是遵循儒家的学说。毛泽东曾经感慨道：“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1](p.639)最后，毛泽东做到了。他成了一个集托尔斯泰、马克思、秦始皇和孔子于一身的人物。
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帝王光环的喜爱，甚至是帝王的自我感觉占有相当大的位置。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是领导者们正在宣称旧的文化已经死亡的时候，毛泽东离开了北京。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还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
几年后，毛泽东在家乡建立党组织，毛泽东和他的弟弟就是否应该在毛氏宗亲周围成立党支部产生了巨大分歧。毛泽覃对毛泽东火冒三丈：“共产党不是毛氏的祠堂!”而当毛泽东成为一位老人后，他看起来更喜欢自称“孤家寡人”。他深受中国王朝历史中的影响，他在那里找到了既有吸引力又有实用性的家长制作风。这是毛泽东使个人自由弱化的第四个原因。
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最后扮演的角色就像他曾经激烈反抗过的父亲。老年毛泽东的所有事情都和他父亲当年做的一模一样——包括认为毛泽东太年轻什么也干不了。“成为像他的父亲一样的人”意味着毛泽东成了中华民族的专制家长。毛顺生讨厌看到他儿子读书;相应地毛主席后来开始蔑视书本知识。毛顺生逆着他儿子的性子让他在田里干活;毛主席则将上千万的年轻人送到农村去改造。毛顺生曾经当过兵;毛泽东将军事价值观作为衡量民族价值观标准。
在最后的20年中，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个人，毛泽东都在不断改变。受父亲的专制思想和其他的反对自由的势力影响，毛泽东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局面并没有出现并且他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毛泽东和两个他永远都不能战胜的幻影进行了斗争：他所期望的繁荣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拒绝简化成毛泽东党。这些令人失望的事情使得他更加专断。“修正主义”这个词成为毛泽东称呼那些令他失望的叛徒们的专用术语。但是修正主义仅仅是一个幻影。毛泽东从未对这个词进行过清晰的定义;因此它从未找到消灭它的方法。他打倒了像刘少奇这样的修正主义者，但是从未真正达到过修正主义。
语言能够反映自由的缺失。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言语犀利的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他甚至用简单而又犀利的语言进行战斗。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毛泽东的政党国家中，口号标语和陈词滥调充斥于报纸和杂志。言辞不再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他们变成了信号显示器，用以从独裁者那里接受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
1949年的6月，毛泽东完全赢得政权已成定局，他在谈论他所引进的阶级理论时，这样说道：“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是天生对立的，但是前者被迫向后者学习。”既然这样，社会主义独裁会是样样都好么?事实上，在毛泽东身上，年轻时代那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渴望会周期性地出现。时不时地，他也会真的关心自由。
青年毛泽东喜欢克鲁泡特金胜于马克思，他那时非常关心底层民众的主张。在鼎盛时期的井冈山，毛泽东听起来好像一个民主党人，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长征前的那些年中，他明白只有听取底层民众的主张并和他们商量才能制定出好的政策。在大部分情况下，对于外界的观点毛泽东是持开明态度的，但时这中开明态度是间歇性的(因为毛泽东本人仅仅只读过中学)。
或许有人会说1949年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巩固了他所获得的政权而非自由。这包括如何将一个巨大的国家组织起来、如何稳定货币、生产钢铁和机械工具、如何培养使用人才，以及维持同苏联、美国之间的平衡等问题。基于种种现实的原因，独裁的苏联愿意为毛泽东提供帮助，而民主的美国则刚好相反。
然而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推动民主和自由的冲动的确在渐渐消失。对个人来说什么是自由?答案之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个概念是个人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已经成熟起来的毛泽东对自由的这两个概念都不相信——尽管他喜欢前者甚于后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他所想要的。那绝不是每个公民都去实现自我，而是按照毛泽东设想成为建设斯巴达式的亚洲的一块砖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带有孔子、托尔斯泰色彩的改良冲动和现代国家的功能混为一谈了。
毛泽东很少认可磋商和争论的结果。这一点在1956年夭折了的“百花运动”中表现得很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需要对僵化的体制进行调整。但是，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香花和毒草的区别。而且花苞必须按照园丁的旨意长大和开放。毛泽东设想：各种批评和抨击可以防止政权的僵化，可以保持活跃的思想;但是辩论的结果必须和共产党早已确定的目标保持一致。结果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告诉右派，要他们批评是为了帮助整党，”但“决不是要他们去反党或者从党的手中夺权。”
毛泽东最终将运动变成了一种“治疗”行为，而不是运动参与者原先期待的结果。
毛泽东似乎认为“错误”的言论就等于错误的行动(当然决非他一人如此)。毛泽东和哲学家梁漱溟发生过一次公开的冲突。这个自诩中国的甘地的人直截了当地说朝鲜战争是一个错误，而阶级斗争更是荒谬。毛泽东暴跳如雷，“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而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6](pp.107-108)难道说批评就是谋杀吗?
最终，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不可能对自由有更多偏好。他相信争论，但仅仅是为了预先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植入一个真理。这一真理与社会政治形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相一致。在这种社会政治形态中，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将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毛泽东T.H.格林的自由主义还有少许儒教，同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帝王式的家长制作风进行了嫁接。
自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的政体的一些重要方面已经发生改变。对意识形态幻想的追求不再是国家的驱动力量，而政治进程正按其固有的方式发展。今天，稳定、中国在世上的地位、经济增长、以及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近年来，自由化的尝试在部分领域已经出现，包括局部财产权和律师、新闻记者以及其他职业者开始独立。最重要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已经有了远离政治的自由。当然这仅仅只是开始。毛泽东领导了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了政党国家。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的运行轨迹，并使发展经济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任务。也许有人会认为江泽民和胡锦涛将继续邓小平开创的事业，重视研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型关系，并使之制度化。但是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