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评价

毛泽东早年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杨昌济于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渠之父先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Q)毛泽东也着实听老师的话，下工夫仔细研读过《曾文正公家》、《曾文正公日记》。现在韶山陈列馆还收藏着木刻本的(家书)第四、六、七、九卷，每本的扉页上都有他当年留下的手迹“咏芝珍藏”。1917年8月23日，他在与黎锦熙论学的长信(以下简称《论学书》)中写道：“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者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  青年毛泽东何以对曾国藩作如此崇高的评价呢？通过研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可以看出他作过多方面的审慎考虑：一“圣人既得大本”。
曾国藩服膺程朱理学，宣扬大本一源之道。他说：“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纷而殊矣。”① 又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② 毛泽东早年在杨昌济老师的诱导下，也钻研过性理之学，尤刻意探求所谓本源问题。他在《论学书》中反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他所阐发的本源论同曾国藩一样，都出自朱熹的理一分殊论。在历史观方面，曾国藩强调以心力转移风气。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己。……此一二人者之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
③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心力的作用，他在一师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得到杨昌济的激赏，破例给打了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在《论学书》中，他还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尸这样，他就把天理与人心贯通起来，并使心力的作用，落实于经世纬国之大业了。
宇宙之真理虽然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但有偏全之不同。据此，毛泽东在《论学书》中又提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这就接触到了儒家思想特有的圣人观问题。
如何成圣，是历代儒家反复讨论的话题。孔子把圣人看成与天同样伟大，同样崇高：“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把圣人从想象的天国接回人间，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确立了“圣人可及”的思想。曾国藩继承孟子的思想，作《圣哲画象记》，开列了32个圣哲名单。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一一笔录。其中“文周孔孟”、“周程朱张”是内圣的典范；“葛陆范马”是外王的表率；“班马左庄”、“韩柳欧曾”、“李杜苏黄”是词章的圣手；“许郑杜马”是考据的专家；“顾秦姚王”是清一代学界的宗师。曾国藩说：“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①  可见无论从义理、考据、辞章入手，条条道路都可以超凡入圣。切诫广心博骛，浅尝即止。
毛泽东对圣哲的类型，也作过分析。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②“传教之人”即所谓“内圣”一途。“办事之人”即所谓“外王”一途。在毛泽东看来，内圣与外王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至若考据、词章，他似乎并未看作圣门的要务。
《讲堂录》中有这样一条：“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又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这就是说，礼乐典章以及一切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都是圣人的创作。“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并未穷究天道人性之大源，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讲堂录》中还有这样两条：“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欠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破仑)是也，而非圣贤。”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贯通大本一源之道的圣贤。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即令功盖当世，也不过是“办事之人”，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录》把曾国藩称为“传教而兼办事之人”，这就是一种合内圣与外王于一体的境界。《论学书》中晶评近代领袖人物的那段话，为此作了详细论证。袁世凯精于封建时代的帝王术，希图以手腕智计笼天下，但却与圣贤学脉完全绝缘，“如秋潦无根，如何能久?”孙文创建革命事业，忠心报国，但却从抓武装起义入手，而不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康有为从陆王心学和今文经学出发，融合西方学术与政治思想，提出了一整套论古改制、变法维新和三世大同的理论，表面看去，“似各有本源”，然而，细加分析，则正如梁启超所道破的，是“支绌灭裂”、“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折衷主义的杂凑，并没有探得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在近代中国，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的，只有曾国藩一人。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将曾氏与周孔及二程并称，更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二  “收拾洪杨一役”
至于“外王”一途，主要表现于“收拾洪杨一役”。这件事为功为罪，争议最大。
众所周知：毛泽东从小扰富于反抗精神与激进情绪。在家里，他每每冒犯父亲毛顺生的家规；在社会上，他热切地同情湘潭县彭铁匠的造反和1910年的长沙饥民暴动。后来他通过血与火的斗争，成长为革命领袖，并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什么独独在情绪最容易激动的学生时代(大体上是五四前期)，竟会完全赞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呢?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中出现的这一曲折，需要掌握当时的具体思想资料来进行分析。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杨昌济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康梁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反对暴力革命，提倡渐进改良的保守主义倾向。早在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曾就革命与改良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康有为猛烈地攻击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并强调以彼为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会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而只有从“新民”、即改造“人心道德”入手。辛亥革命时，毛泽东曾满怀革命激情参加过革命新军。但待到他退出军旅重新入学时，又接受康梁影响，认真地进行反思。在1916年7月25日《申萧子升信》中，他忧心仲仲地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1917年9月22日，他同张昆弟谈话时又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又表明他所赞成的决不是辛亥革命那种“兵戎相见”的暴力革命，而是在精神领域通过批判的武器所进行的除旧布新。归根到底，还是沿着康梁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前进。
在保守主义思想支配之下，青年毛泽东既然对法国大革命和我国辛亥革命都怀疑惧，那末，他对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持否定态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丁。
进入90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抬头。因此，对洪秀全与曾国藩的重新评价，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于文化论坛。1994年10月出版的学术集刊《原道》第一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无本者竭，有本者昌》的文章。其所谓本，意似与“大本大源”相同，即指儒家文化的道统。作者辛岩认为，洪秀全与太平军认同西方宗教，造成“文化断裂”，是近代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和一切祸乱的滥觞。而曾国藩之所以能战胜太平军，则负载着延续儒家文化传统历史使命，固得本而昌。十分明显，辛岩的持论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所表现的立场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但却与青年毛泽东在《论学书》中所阐述的文化精神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又都带有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主要应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或阻滞作用。洪秀全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某种粗陋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创建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决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只会把中国推向比清朝更落后的带有神权色彩的封建王权的轨道上去。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要求相背离。但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实际上比曾国藩所维护的清王朝更落后、更腐败。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些议论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就不详及了。
三  国学津梁
民国初年，新式学校多采用姚姬传编的《古文词类纂》或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为国文教本。青年毛泽东于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对两书作了一番比较。他表示：“国学者，道统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所谓道统，即儒家一脉相传的大本一源。内圣外王的道统，宋儒亦称之为义理。清代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姚姬传并把它同汉学考据以及词章之学并列为三，以为天下之学术尽在于此。曾国藩上承桐城派之遗绪，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①  但是，曾氏强调三者之中，应以义理为本：“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途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②  既然将考据排除在外，那剩下的当然就是以词章来发挥义理了。所以郭嵩焘称曾氏“因文以证道”，是很中肯的。
“因文以证道”，必然宗经。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每类皆以经冠首。并说：“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尔，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①
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姚氏的《类纂》而发。曾氏一向言词谨慎，此处直指其为忘祖，话语显得相当尖刻。青年毛泽东则一方面批评姚氏《类纂》有“畸于文尸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盛赞曾氏《杂钞》有尊经重道和总揽四部精华的优越性。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写道：  “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顾吾人所最急需者，国学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这段赞语就不只是把它看作学习古文的范本，而且尊奉为通晓国学之津梁了。
以上三点，皆举其荦荦大端，已可看出毛泽东早年对曾国藩的学问道德文章以及镇压太平宰的功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除此之外，《讲堂录》中还记录了曾氏的多条语录，视同座右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他思想急遽转变的1920年6月，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标举：“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缅怀先贤之深情，溢于词表。1921年建党前后，他的世界观实现了根本转变。1926年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里所肯定的是曾国藩“手段”高明，并非全面评价。自此以后，再没有看到他对曾国藩的公开评论。其心灵深处的变化如何，也许是永远无法解开之谜。
(本文作者：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