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窃国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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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窃国大盗？千千万万人可能听说过，但大概都不甚了了。其实，真正的窃国大盗就在我们中国，就在我们中国的昨天。
令人不胜惊骇的是，昔日中国一些权贵竟然堂而皇之，像囊中取物一般从国库中拿走了数十万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和典籍。一些政治人物被打倒以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揭发如下：
康生、江青、叶群 侵占国家珍贵的一、二级文物7700多件，珍贵典籍330000多册。
林彪、叶群 除上述外还有珍贵唱片1083张、笔134只、宣纸1451张、本159本。
陈伯达 侵占珍贵文物432件、珍贵字画127件、图书5355册、字帖301件、笔159只、纸13卷、本4本。
黄永胜 侵占国家珍贵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唱片180张、笔88支、纸49卷。
吴法宪 侵占国家珍贵文物151件、图书620册、笔57只、唱片162张。
李作鹏 侵占国家珍贵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笔87支、唱片191张。
邱会作 侵占国家珍贵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唱片599张。
……
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江青和康生。关于康生，《星岛环球网》2007-08-31发表《 文物大盗康生》写道：
……
最可恶的要数康生。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 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将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又假意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劫走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坚持也要一件。当时文管处库存已无此物，只好从外贸部门以1350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给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岩石注：当时价格，下同），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旅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开展览。
其他不说，仅只以上所述，这些权贵个个都是超级富豪。其财富少则几千万元；多则，如康生、江青、高达几十亿元。这种估计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