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乱世之奸雄 窃国之大盗

通过本书所述，我们知道袁世凯能力非凡。早在1908年以前，他就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在1911年、1912年，甚至到1913年，舆论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能使中国统一。【加引本书前述:“（孙中山）长期旅行也使其与国内同志产生了某种隔膜。这些人认为他太西方化、理想化，而他亦不能总是现实地估量国内政局。一些目标太抽象，以至于受过教育的革命者也难以理解。事实上，仅只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才对其追随者有明确意义。”“连孙中山的同志们也并不认为他适合担任共和国总统。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孙的战友同意袁世凯，并且在孙中山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返国前，就暂定袁任总统。”】然而，就在此时，袁世凯自己却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包括威胁、贿赂、杀戮等，以遂私欲。这是他的政治风范，而且不无结果。为理解袁世凯为什么如此行事，采取不同于伦理主义史学家的方法，并且考察袁世凯所处的历史环境是有益的。

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自此，袁世凯逐渐开始发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王朝土崩瓦解，民族主义崛起，虽然战败一事（对国内）震动极大。然而，代表正统的儒家观念的清议派官员，由于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于1898年发起了一场短暂的复兴运动。面临国难当头，正义感被激发起来的大多数清议派官员，实际上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无需向明君进谏，或者不必为昏君费心思，他们往往无动于衷。代表“清议”观点的“百日维新”以及由官方挟持的义和团起义均遭残酷镇压，几乎使清议派缄默不语。随着带有理想色彩的清议派官员销声匿迹，中央政权和拥有实力的地方要员之间的争端，使中国面临着分割的威胁。为了暂时稳定政权，君主便赤裸裸地借助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袁世凯的新军。而作为长远之计，政府则许诺实行立宪。然而，就清政府的权力结构而论，自1895年以后，唯一重大的发展就是皇家、特别是袁世凯的军事力量的增加。1900年以后，扩大军事力量的进程不断加快。立宪派并没有真正被认为是个实力集团。

扩充军力导致权力平衡的问题。矛盾集中在汉人和满人之间。为了维护他们所谓的在权力尤其是军权方面的法定比例，满洲人成立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宗社党。地方汉族要员的军事力量愈强，中央政府的满族亲贵就倍感威胁。1908年后，由于未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感化、没有慈禧太后的有力指导，摄政王强行削弱汉人的权势，以扩大满人的权力。然而以这种方式维持的统一是极不稳定的。由于双方都日益注重维护其自身利益和权力，因而满洲皇室和地方汉族要员之间的关系也趋向紧张。地方主义的发展必将出现军阀作风，虽然这种局面在1911年以前还未导致完全脱离朝廷，但对皇帝却已三心二意。

1895年中国被日本战败，进而忧惧亡国灭种的危险，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这种忧虑常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予以说明。著名的革命家胡汉民曾这样描述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之后知识界的气氛:“严复的书问世后，人们对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原则有了清楚的认识，因而，舆论发生了变化。确实可以这样说，当前事件发展的趋势，鼓舞了那些提倡排外反满、加强民族统一团结的人们。也确实可以认为，严复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这一时期的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引用“于列强竞争之世”这句话，说明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下去了，中华民族若要继续生存下去，许多儒家的传统观念必须废弃。1895年以后，中国的高级行政官员面临的问题是:已经不是怎样抱住传统的道德观念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而是要首先保存民族，同时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维新和革命运动兴起了。维新和革命运动均有民族主义性质，不同于以前提倡仅限于文化领域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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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大多数中国人只适宜当奴隶，而不配作国民。但是，这些作者认为中国的软弱并非天生的，中华民族亦并非劣等民族。相反，受日本民族是太阳神的后代这一神话故事的鼓舞，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恢复这种传说，即: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因此异常圣明。1906年萍、浏、醴起义的声明中宣称:汉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民族。无疑，这种言论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建立起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也就是后来蒋介石在他的杰作《中国之命运》中所称的“心理重建”）。由于满洲人的压迫，这个聪慧的民族事实上已被奴役。就体制（满洲人统治不力）和种族（遭受到劣等人种的压迫）而言，反满的理由是够充分的。

满洲人被称为“狗和山羊”、“五百万披兽皮挂号角的劣等民族”，摆脱满洲人能够达到两个目的:其一，能使“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得以恢复，自《春秋》至20世纪革命者的著作，对此传统均有详尽叙述。其二，消除制定宪法、实现民主、繁荣经济的唯一障碍。包括孙逸仙、章炳麟在内的20世纪初的革命理论家大多是反满的。几乎所有的革命团体和起义的主要主要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洲人的统治。

辛亥革命时，“反满”促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秘密会党和新军联合，并激发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简言之，虽然反满斗争意义远非重大，然而却为20世纪初叶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满洲要人屡遭刺杀。更为重要的是，满洲人垮台以后，代表民族主义的同盟会突然被解散，谁又能对此作出别的解释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从满洲人中找到了替罪羊，并从普遍的支持和拥护中判断出，反满既是权宜之计，也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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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崇洋媚外，儒家正统观念逐渐消亡，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这些都导致了（清政府的）权力危机。正是在这一转折之中，袁世凯扩充了自己的力量。1895年以后，朝廷试图通过扩大军事力量以稳定全国的政治局势，而袁世凯在这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由于政府中军政界限含混不清，袁世凯拥有的军事力量全在政治方面起作用。袁世凯早年在朝鲜英勇作战，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到190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组建了自己的军队，袁世凯捞到了重要的政治资本。朝廷面临着被义和团击败的危险，他却拒绝出兵援助，以保存自己的实力。1911年，与革命党人进行的一次牵涉军事实力地位的谈判中，袁世凯采取欺骗朝廷的手法，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实力。无论是儒教还是民族主义，袁世凯充其量只是表面信奉而已。袁世凯不反满，他的行动当然也不能列入20世纪初民族主义的范畴。尽管他身为总统，但也决非坚定拥护共和国。他口念忠于共和国的总统誓言，暗地却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撕毁共和国约法，从而为袁氏王朝的建立铺平道路。

这一系列的背叛行为使人们对袁世凯的诚实颇为怀疑，他究竟是忠于朝廷，还是忠于国家，对于这点，人们尤感难以测度。因而，他被传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斥之为一切只是为了自己权力和荣誉的极端自私的机会主义者。然而，假如袁世凯的本性如此，那么他是切合时宜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道德标准的过渡时期。儒家的道德标准正日趋崩溃瓦解，而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则含糊不清。

同时这也是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普遍流传的时期，凡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学生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农民对政事普遍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的无知和缺乏文化教育。农民不参与政事和犬儒主义，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基于这点，清王朝与历朝不同，它未被农民起义推翻。事实清楚地表明，20世纪初的起义，只是由于乡镇转向城市，而没有波及到乡村中去。中国广大的农村一片沉寂，对革命态度消极。……

由于农民态度冷漠，使革命的社会基础甚为狭小，，仅靠一些知识分子、某些秘密社团以及部分南方新军。知识分子和秘密社团的联合往往很勉强，这种联合于1912年秋已不复存在。此时，战争贩子正在为争取社会地位、合法权利和议会民主进行着斗争。无论是谁，只要拥有军队，便有权左右政局。革命虽非袁世凯与知识分子所能驾驭，毕竟袁世凯凭借在军界中的威望，收买军人，使自己的权力超过知识分子。因而，他取得了孙中山，领导共和国。

满洲人被推翻后，统一国家的确是政府的当务之急。正如芮玛丽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政权落入了那些当然不属于革命者之列的人士手中，这些人可能曾参加过革命，但决非革命者。芮玛丽所指的“保守主义者”，包括新军、革命的秘密会党（这些会党曾在陕西、贵州、四川、湖南等省临时掌权）以及和地方绅士联合的知识分子。各派力量所占的比例决定了省级政权的形式。一般地说来，军人占优势。他们涉足民政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其士兵的衣、食、住。如果军队被迫遣散，这些军阀也不可能幸存下去。如同袁世凯一样，他们都是可怜的孔孟之徒，可怜的民族主义者。而不同于袁世凯之处在于:他们无须为其既得利益、职位和权力辩解。一旦这些拥有实权的人物赤裸裸地使用权力统治其所属的省份，中央政府则失去可靠的税收来源，一切税收都很可能被截断。对袁世凯而言，试图把中国统一在他他个人控制之下，仅仅就税收截断这一点，其理由已是够充分的了。

1913年袁世凯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就意味着、向统一迈进。然而，紧接着胜利接踵而来的是:袁世凯的许多作战部队变成了驻军，这些驻军司令变成了新军阀。没有这些军队，农村不可能安宁，然而这些军队的存在并且不断增多，又致使袁世凯统一国家的计划宣告失败。由于封建官僚政治的崩溃瓦解，这就需要各级地方司令来治理县、府、省。在阶级之间权力的转让过程中，传统的、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士逐渐被军人所取代。由于绅士既无力提供枪支弹药，又没有掌握军队，因此这种取代的步伐不断加快。

比较李鸿章、袁世凯和段祺瑞的权力结构，这一取代过程也就一目了然了。李鸿章，进士，最后一名行使大权的儒家绅士，依赖其总督辖区内的文官，幕府中的幕僚，以及他统领的军队。袁世凯的权力结构与李类似:依赖于军队，以及由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和现代专家组成的文官队伍。然而，他既然没有科名，当然不能称为儒家的上流人物。在清朝，像袁世凯这样无科名的汉人能登上如此高位，仅此一例。继袁之后，段祺瑞依靠传统的上流社会人士、安福系（它类似一个政党）以及他的军事力量。段祺瑞是个赳赳武夫。由于中央政府一级的高级志位，军人取代了科考之辈，所以在县一级，一个营、团长现在可以欺侮地方官员，各级文官必须服从其穿军服的上司。这种权力的转让影响到做出政治决策的形式。说理往往让位于压制。

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府被迫采取武力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策。袁世凯1913年所为，其实质正在于此。他的下一步目标是要进一步实现统一，他同时充分使用帝王传统和荣辱观诱骗人民忠于他的事业，增强他的威望。袁世凯恢复旧名号、旧习俗拉开了复辟帝制的序幕。复辟帝制以加强中央政府进而又增强民族力量，这便是袁世凯的目的。袁世凯相信，沿袭了若干世纪的古老的封建传统，还没有被仅有几年历史的共和制观念所取代。如果有人同意袁世凯的这一观点，那么袁的这一计划似乎是实际可行的。武装反对洪宪帝制，出人意料。当袁世凯意识到自己无力镇压这一突然的叛乱时，形势对起义很有利。袁世凯所属部队之间的分裂加剧，起义的行动赢得一些强国的同情。袁世凯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

从戊戌变法到1916年逝世，袁世凯在中国的每一个主要政治发展阶段都有影响，甚至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他在辛亥革命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然而，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方法的一个侧面——20世纪的立宪运动来看，袁世凯的尽责和失职都是明显的:一方面，袁世凯位居直隶，后升任军机大臣，却没有向朝廷吁请立宪；另一方面，尽管无效，他还是进行天津地方自治政府的实验，以此作为宪政的准步骤。

据1905年7月的报道，袁世凯曾支持并提倡推举出5个高级官员从事对外国立宪政府的研究工作。后来他又表示支持采用地方自治的办法，以便打破地痞、士绅独霸农村的局面。就立宪一事，他曾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见解。第一，他认为西方国家的人民智识高，当他们采取抗议、示威游行甚至起义暴动等手段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中国如有一个慈善的政府，情况则大不一样。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准备把政治权利给予人民，那么她必定会让人民知道自己应尽缴税赋、服兵役等义务。他说道:“我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引导人民，以免他们误入歧途。”第二，他认为，如果时机尚未成熟，立宪就应该推迟到地方自治政府建立之后。

袁世凯对立宪缺乏积极性，可能是由于慈禧太后对此事态度冷漠的缘故。自从袁世凯于1895—1896年参与变法后，他的晋升一直不畅，因此，他对立宪态度消极，也可能是由于谨慎所致。

普遍认为袁世凯一直是赞成君主立宪制度的，洪宪帝制就是君主立宪。然而，袁世凯对20世纪初形成的立宪理解，与其说是受英美的影响，不如说是受普鲁士和日本的影响（袁世凯很可能是通过杨度而受日本的影响，杨度在袁的幕府中供职），袁世凯不准备也不可能接受那种对最高统治者有约束力的约法。他认为这样的约法有碍于中央政府的强化，从而有碍于民族的统一团结和国家的富强。换言之，袁世凯所能采纳的方案是: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领导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最后，让我们来对袁世凯究竟为其国家做了些什么做一番估价。袁世凯任职总统，是与中国唯一的一次推行约法民主的尝试在时间上恰好相合。由于袁肆意撕毁约法，或至少可以认为是阴谋破坏立宪民主而遭到谴责。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有这种设想，即:若不是袁世凯发难，此次尝试可能已告成功。然而这种设想的合理性颇受怀疑。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民主是士绅的民主，而并非公众的民主。实现这一民主，并非意味着广大群众而只能是极少数上层人士在政治上的觉醒。这些人凭借在国会、省议会所拥有的席位、投票权、控制的（如记者、政治评论员等）舆论宣传工具、把持的财权、军权等，左右政治局势。按照社会集团分类，士绅是由传统的绅士、现代的知识分子、地主、商贾以及军人组成。知识分子在上层人士中所占比例甚大，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坚信约法民主，懂得如何行使宪法。但只是在1913年的国会（期间），他们才真正发挥了代表的作用。然而袁世凯很快解散了这一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社会大杂烩——约法会议。国会有227名议员受过现代教育，仅有127名议员有传统科名；而约法会议的全部66名议员中有46名议员有传统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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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党派内部，几乎都没有针对个人的纪律（梁启超的“公共伦理观”），因而，国会内也是如此；相反，儒家的社会准则却是排他主义占上风。每当用儒家的语言来处理来自外部的压力和诱惑时，各党派和国会往往由于意见分歧而导致分裂。由于有钱有人，袁世凯和军界要员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对议员软硬兼施和施加影响的结果，是首次争取民主的尝试以惨败告终。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约法民主如果未经修改，则无需再进行尝试。为了建立不针对个人的戒条，即使是最坚定的拥护者现在也鼓吹某种形式的政治保护。同样，在后来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会意识到制定一项干部政策，同时采取众所周知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是必要的。

为建立不针对个人的戒律所进行的斗争，其本身就是中国道德腐败的反映。依靠这种衰败，蔓延的机会主义使各党派之间关系变得令人反感，变得失去效力，以达到其夺取民族财富、篡夺国家权力的目的。政治活动家和反孔人士都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危机。（1919年的五四运动正面抨击正统的儒家道德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加深了这一危机。）中国各党派团体都一致同意有必要重振中国的道德观念。对此，由于袁世凯思想贫乏，所以他只能劝导人民尊孔，同时妄图恢复儒家的礼仪和儒家政治结构。后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就是恢弘儒教，指望不针对个人的戒律能从儒家的道德观念中产生，犹如期待黄河之水自清一样。因而，毛泽东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他要改变各政党之间工作的方式，并采取了前所未有极有胆略的行动，以对毛泽东的崇拜取代了对孔子的崇拜。

只要儒家思想还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影响，那么，总会有人认为它是医治中国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因而，儒家政治的帝王观念决不会彻底消除。无疑，袁世凯是复辟帝制的最后一人。溥仪的自传曾披露:1916年以后，为了让末代皇帝复位，曾进行了反复努力。即使共和国明显受到最坚定的支持，复辟的可能性也决不会立即消除。张勋1917年赤裸裸地复辟了王朝，尽管段祺瑞为捍卫共和国而粉碎了张勋复辟，然而张勋复辟最初很可能是得到了段的默许。徐世昌和满洲的张作霖元帅等人1917年之后仍表示效忠皇室。最后，在日本的支持协助下，清朝皇帝也曾于1932年复过位，这似乎表明了儒家的文化传统最终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水火不容的。

憎恶共和国的行为，怀念昔日皇恩浩荡，导致了复辟帝制的尝试。共和国之失败，不仅由于缺乏稳定性，而且由于没有把它所代表的精神发扬光大。官员和学究们仍然珍视他们在废除科举之前所获得的“进士”、“举人”等功名。他们在信函中仍使用相当于共和国同等职务的朝廷官衔。因此袁世凯不难对文职官员再冠以“卿”、“大夫”、“士”等头衔。旧时具有相等特权的官员通常被称为“总督”，“督”就是“统率”、“监督”之意。因而，共和国的省长也只得称都督、督军、督理、督办，把“督”加以保留，以示权威和荣誉。袁世凯提出的“将军”这一名称，他们则加以蔑视。那么，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其说是出自个人的野心，不如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压力。

袁世凯唯一最大的功绩是造就了一大批军阀。这些军阀既不是忠于朝廷的儒将，也不是决心为捍卫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而战的国民军军官。袁世凯是否实际上就是仿效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历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经常发生争论。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军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为了表示矢忠于皇帝，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之后，便立即宣布解散。李鸿章派遣其部队赴满洲和朝鲜抗击日本的侵略。1900年李鸿章的残余部队甚至与北京、天津共存亡。与此相反，袁世凯的军队在庚子之役中却不参战；1912年袁劝皇帝退位，从而叛离朝廷，并且从不参与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

更加糟糕的是，在共和国期间，这些部队已改编成驻军，他们只维护其防区的利益，而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袁世凯的统治行将结束的那几年，这些军阀们甚至无视其主子的政令。随着袁世凯的逝世，他们最后撕下了效忠其主子的面纱。他们在军事上搞派别活动，截留中央政府指定的税收，干预民政，压服各级民政领导，中国军阀以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权利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姿态步入20世纪30年代。这些军阀的存在和影响，使中国成为地位低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