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的陈伯达

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为了打击张春桥，也为了林彪能当上国家副主席，冲锋陷阵，不遗余力，结果却惹恼了江青，激怒了毛泽东，继而成为又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陈伯达的两位秘书回忆了入狱前的陈伯达所作所为。
陈伯达“完了”
从60年代起，我们一直担任陈伯达的秘书。1970年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们俩未参加，在北京留守，是由缪俊胜同志(当时也任陈伯达秘书)陪陈伯达去的。1970年9月7、8日，缪俊胜同志从庐山来电话，通知我们说他和陈伯达几时几分乘飞机回京，让我们准备去接。
9月初的一天，我们坐车去西郊机场接他们。飞机降落之后，接人的都兴致勃勃地迎上前去。陈伯达是最后下来的，他穿着灰色的夹大衣，表情显得灰溜溜的。他给同时下机的人打招呼，人家都是爱答不理的样子。
一上车，陈伯达就对我们说：“这下完了！”小缪怕司机老俞听到，便说：“哎呀！别说了，回家再说嘛！”陈还是毫无顾忌地说：“政治上彻底完了！”
回到家后，陈伯达简单说了山上发生的情况。我们看了他带回的文件中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也感到问题确实严重。
陈伯达诉苦
陈伯达对我们说，在主席写《我的一点意见》之前，他找主席谈过一次话(这也是他和主席最后一次谈话)，谈得很好。
陈伯达说：“主席对我说，‘你看你把个会议搅和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办？’我说，‘我下去，下基层去，当农民。’主席说，‘你可以去找和你一起工作过的几个人谈谈，团结起来。’
陈伯达说：“这次谈话，主席还谈到吴冷西、胡绳，当时主席还一下子想不起胡绳的名字来了。主席说，‘那个《人民日报》的吴冷西，还有那个……那个……就是红旗杂志社那个副总编辑……。’我说是胡绳吧！我告诉主席，他们现在都在干校劳动。主席说，‘对文人应该宽容一些，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嘛’。
陈伯达说：“所以，我觉得这次和主席谈话还好，我犯了错误下去就行了，可他们(指江青等)把你们给寄去的语录给了主席，其实吴法宪他们早有了语录，这个语录实际上没用上，可主席看了以后对我非常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了我。”
陈伯达又极为懊悔地说：“我使主席太生气了，太生气了……”
稍微平静了一会儿，他又似有信心地说：“嗯，主席还是很喜欢知识分子的，过一段时间，他会对我说些公道话的，会宽容些的。”
我们说主席年纪大了，来不及了。他听了后点点头说：“可也是呀！”
陈伯达挨骂
陈伯达说：“原来主席让我找他们谈，我去找了江青，她一见到我便说，‘啊！稀客！’我说和她谈谈，她不谈，说要谈就一块谈。于是江青把我带到康生那儿，我以为是和康生谈，结果进门一看，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早就坐在那里了。江青说，‘你不是找我们谈吗？你说吧！’我还没有说上几句，他们就骂上了，他们都骂我，无中生有地骂，哎呀，什么都骂了呀！叫人难以启齿！……我真是无地自容呀！
陈伯达说：“我觉得就总理还好，我从会议简报上看到，他说主席说我30年来在一些大的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是说在一些问题上，不是说在所有的问题上没有配合。这是总理在人极为困难的时候说的公平话呀，我心里很感激他！反正这次我使主席太生气了。”
陈伯达叫屈
陈伯达说：“在会上、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都躲着我、不理我，是怕沾边，这是可以理解的。”
陈伯达回来没有两天，就要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剃成光头。我们劝说也不听，他坚持一定剃光，说要去当农民就要剃光。王保春只好去警卫连借来了理发工具，就这样在陈伯达的头上练起了剃头。
这时候，陈伯达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他已经预感到一切都完了。
我们心情也很不好。起初中办还给陈伯达照送文件，后来文件也不送了，只给报纸、参考资料。我们等待着，一点信息也没有。陈伯达起初一味要下乡当农民，他经常说这样的话，我们都烦了，就对他说：你将来怎么样，中央还没有说，不是你说下农村就下农村了，也许你想下去还不让你下去呢！我们这样说，他也不说话了。其实，他也是心情烦闷，不知所措，看书看不进去，坐立不安。
陈伯达吃憋
陈伯达想给主席打电话约个时间去谈谈自己心理的想法，缪俊胜同志给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打电话，徐业夫在电话里说主席休息了，那当然不能见面了。到第二天，王保春用电话问了徐业夫，徐说主席有客人，自然也不能去。但陈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陈又让王文耀给徐业夫打电话，徐业夫说：主席刚开完会，等什么时候主席有时间，我通知你就是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问了。
这下死心了，陈伯达当时对我们说：这不就行了，问一下就好了嘛，谢谢你们。说罢便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陈伯达看到主席不会再见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给康生打电话。
康生不接电话，陈又给康生的爱人曹轶欧打电话，曹也不接他的电话。
后来，陈伯达给总理打电话，是秘书接的又转总理。总理接了电话，对陈伯达说：你现在不要到处找人谈，你要冷静下来考虑一些问题，学习学习，现在大家都需要学习。周总理后来又让王良恩等人来陈伯达家里通知他说，快过国庆节了，不要到处去跑，北京外国人多，叫他们看见了也不好。陈伯达当时对国庆上天安门城楼还抱幻想。王良恩对陈说：你上不上天安门还没有定。
陈伯达听了王良恩的谈话之后，还对我们自慰地说：看我还是挺守纪律的吧，从山上回来以后，我哪儿也没有去。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心情外出遛弯儿了。
陈伯达“销赃”
过了国庆节，陈伯达的心情极不稳定。知道江青、康生心狠手辣，会将他抄家批斗的，包括要剃成光头，都是有所准备的。几天来他有些鬼鬼祟祟，拿着东西东藏西塞。我们看到陈把他写的一些旧书、字画揉成团，正在寻找隐藏的地方。保春走过去从陈的手中抢了过来，扔到我们办公室的废纸篓里。过了没有多久，陈又偷偷摸摸地捡了回去，文耀后来在卧室卫生间的抽水马桶里找到了，由于纸团太大，水冲不下去，文耀把它捞了上来。打开一看没有什么，都是些古旧书什么的，其内容可能是他的家庭里的一些事，什么家谱这类，还有一张彩色画像，好像是明朝的。我们知道是他的祖宗画像。这本来是他的家史，他很看重，可是现在他为了避免加重他的错误，将它摘下来隐藏。在那个时期，我们也怕引起麻烦，搞不好会说我们划不清界限，和陈一起销毁什么证据等等。因此，我们对陈伯达的这种行动总是劝止。
国庆节刚过，就接到他的儿子陈小农由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打来的电话，打听他父亲为什么没有上天安门。我们答复说，你爸爸最近身体不好，未上天安门，搪塞过去了。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