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中国改革红利正逐渐消失 国并不富人均GDP也低

2010年10月13日 20:09财经国家周刊【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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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投行的“中国发展观”
“及早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改革这些长期深层次问题，有利于中国经济免于陷入僵化，避免落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谢鹏 何柳 乔继红
一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卓尔不群的增长，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面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并由此引发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面”特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国经济开始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眺望世界，努力前行。在这样一个新平台上，中国面临的短期和长期内外部经济风险何在？未来之路又该如何把握？
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美林、瑞银、巴克莱等五大国际投资银行中国业务主管及中国经济研究负责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阐释了自己及外资投行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
话题一：改革攻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如今，中国的改革进入又一个攻坚阶段。
方方(摩根大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如经济结构的矛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等，都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否则会给中国长远[0.35 -1.43%]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事情一定不能停顿，一定要往前走。比如说，经济发展一定要保持一个相对的速度，不能说停下来把问题先解决了，再来发展。这是不行的。
其次，应拿出相当大的魄力和决心，做一些大的改革决断。如果不这样做，不经过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没办法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也经历了许多挑战，也经历过若干次脱胎换骨的过程，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当时来看非常痛苦。但正是由于有当时的宏观调控，才为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3.18 0.00%]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比较健康快速地成长奠定了基础。
不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现在看似相对舒服，但会为后来的发展积累矛盾。我支持这样一种看法：今天的中国有良好的发展势头，有一个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拿出勇气和决心，大力地推进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发展，为中国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刘二飞(美林)：30年来“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要继续对外开放，才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资金、技术、先进经验。不能说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外资，不需要国外的先进经验了。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更需要国外的资金，引进高新技术，学习先进的产业模式和经验。
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一些不好的苗头。某些地方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倾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部分产业和领域向民营企业“关上门”，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所放慢、甚至停滞。这样的倾向要不得。继续推进改革，才是中国持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当然，改革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但在这个方向上我们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倒退。
对于目前社会上有关“国富民穷”的提法，我不同意，因为实际情况是“国也并不富”。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人均GDP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由于汇率的原因，货币实际购买力也处在较低水平。
对于“国进民退”的提法，我也不是太认同。不能对国有经济太苛刻。我们要给民营经济生存空间，也要给国有经济生存空间。不能说国有企业效率偏低，就不应该存在。要看到，过去几年来，国有企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经过一连串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措施，国有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都比原来增强。而且，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独大”，现在则是与民营经济平行发展。
当然，为有效激发市场的投资获利，一些产业和领域，例如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应该向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
汪涛(瑞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使相当数量的人摆脱贫困，也保持了较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改革思路、增长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阶段一个突出现象是，政府在中国经济资源中的支配作用不断上升，持续巩固。一方面，这种模式使得在危机时期的应对很有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带来某种“挤出效应”，影响到民间、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
乔红(高盛)：中国的“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的说法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凸显出来，外界对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存在质疑，但我认为，应该看到过去两年的世界经济处于攻坚阶段的大环境，市场出现了明显失效的情况，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强化是必然的。
进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决策层应该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提高劳动力收入。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尽管近年一直在增长，但增速不及财政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在经济成果这块蛋糕中的占比是下降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等方面予以调整，可以考虑减税和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时期后，应该逐渐恢复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调节手段。政府最近提出的开放家庭服务业等举措，是一个好趋势。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采取的是“有保有压”的政策，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态中获得经济均衡增长的目标，这可避免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
常健(巴克莱)：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恰好在深圳特区，中国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根本的体现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相比较于原苏联国家和印度，我们也远远跑在前面。前几年，年轻劳动力富余、城市化进程和对外开放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中期来看，未来5到10年，从内部讲，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工荒”，工资成本将会上升。从外部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下降，需求下降，中国出口自然就会放缓。
另外，中国还面临结构性改革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据统计，大部分的储蓄属于政府和企业储蓄，政府和国有企业似乎在分配中占优，这其实是一种经济学现象。过去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同时会压低劳动力成本，即工资，这就需要在二次分配中作协调。在未来转型中，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增强，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化解。
话题二：内外风险应对
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对政策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何评价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在现阶段应特别关注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内外部经济风险？
方方(摩根大通)：事实是最好的答案。今天看来，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做法可圈可点。
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从2007年3、4月开始，次贷危机的苗头已经很盛，但在那时，中国经济仍然处于非常高涨的阶段，一直在强调要降温，要宏调，这是2007年。到2008年5、6月份后，我们明显感觉到全球都是风声鹤唳，中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一种情况，到了2008年10月份开始强力推出宏观经济刺激政策。
从这个决策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一个隔热层，美国已经是温度很低了，中国仍然在解决发烧的问题。关键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应该说世界所有国家中最高的。2008年10月份做了决定，11月份政策就出台了，资金就已经开始下来了，政策就已经到位了，这就确保了在2009年在全球经济极其动荡的状态下，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比较稳定地发展。
目前，从全球看，欧洲有债务危机，美联储也表示美国经济不稳定因素非常多。这时候大家就有一种想法，希望中国能够维持经济刺激和宽松的政策，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增长动力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政府现在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海外经济体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国内通胀苗头不断出现。所以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在保持稳定发展的同时强调关注通胀形势。我感觉对中国经济来说，通胀威胁大过通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清醒的看法，要对内对外同时进行判断，走自己既定的路线。
刘二飞(美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危机期间显示出了较强的宏观和区域性经济调控能力，很多政策效果立竿见影，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集中和分配全国性财力、协调区域性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和优势。同时，巨大的投资需求也有赖政府发挥规划、引导、协调的作用。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西方反思：西方国家政府有时候决策效率偏低，而在危机面前，不决策就是最大的失误。
不过，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依然面临不少内外部经济风险。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很多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世界经济复苏脆弱，外围形势严峻，使中国出口存在反复的可能性；二是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显著增加，尤其是房地产泡沫风险的管理十分复杂和困难；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潜在和难以准确预估的风险；四是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多元化的目标，如何兼顾速度和质量、效率与公平，时常令调控当局陷入两难局面；五是面对通胀预期、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如何处理好凸显的社会矛盾，是政府面临的另一大任务和难题。
汪涛(瑞银)：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目共睹，成绩得到普遍认可。进入后危机时代，决策层对形势的判断也比较准确，比如在2009年底就开始考虑信贷收缩的问题。
但政府应该克服成功产生的麻痹心理，关注全球和本国经济产生的结构性变化，适时作出政策调整。不应过度关注经济的短期波动，不要试图通过宏观调控使每个季度的经济都很平滑，这样可能会阻碍经济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
中国决策层提出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等思路是明智之举，及早关注这些长期深层次问题，有利于中国经济免于陷入僵化，避免落入所谓的“拉美陷阱”——拉美不少国家在人均GDP进入5000~6000美元阶段后，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问题突出等现象。
乔红(高盛)：高盛分析团队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政府应对危机、调控经济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比任何国家看到得都要早，执行得都要快，力度都要大，是全球的典范”。中国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相当部分投向基建等领域是非常明智的路径选择，因为投资基建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明显。
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从短期看，在于需求存在下行风险。内需今年三季度四季度能否持续增长需要观察。高盛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压力始终很大，房地产明显供过于求、政策刺激转为政策拖累以及补充库存的因素逐渐衰减等因素，美国后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也不容乐观，甚至存在通缩风险，这对它的进口需求构成持续压力。
从长期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在于政策变动的因素。
从外部环境看，美国经济处在长期的去杠杆化过程中，欧洲方面财政压力较明显，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提供缓冲，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内部，“十二五”期间如何解决人口红利因素下降、高储蓄、寻找新的增长亮点等，都是重大问题。不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仍有很大空间，比如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比为超过30%，而发达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在15%，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仍有很大空间。中国正在筹划中的户籍制度、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改革以及提高民生幸福指数的各项制度设计都是有益探索。
常健(巴克莱)：中国政府在此次全球危机中的应对措施及时、务实，是有侧重点和针对性、全面一揽子的，总体是有效的。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中国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行动在西方社会赢得了声誉。
当然，有些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有难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协调，市场化手段不足，以行政化手段执行起来，会有一些困难。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外部风险。中国经济增长对外依赖性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为25%，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欧美经济复苏反复，外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另外，房地产市场调整效果有可能从明年开始显现，价格有可能下降，新开工和在建数量将下降，会影响投资。中长期来看，人口结构调整将从沿海到内陆不断蔓延，会从根本上影响经济发展。
话题三：“中国责任论”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国际上“中国责任论”呼声也日显高涨。实际上，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方方(摩根大通)：无论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确实在日益提高，这是值得我们庆贺的事情，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要养活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能够把这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事情办好了，确实是对人类地球村的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中国目前仍然应该关注自己的发展，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经济的全球化，以及资讯、交通、网络的发展，使全球经济连成一体，所以中国要想办好自己的事情，不能够只是眼睛对内，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中国的事情已经和全球的事情分不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矿产资源进口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粮食出口国，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策。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兼顾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事情，应该把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适当地运用起来，使得我们无论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还是国际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力都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利用好中国的软实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同时也为地球村的和谐发展，做出应做的贡献。这两方面是连在一起的。
刘二飞(美林)：中国依然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解决好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优先选择，同时也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
现在，不少国家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理由就是GDP总量排在世界第二。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也被一些国家横加议论。还有一些邻国可能出于对中国发展的不安全感，觉得自己可能受到威胁，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过于敏感。
因此，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所处的位置，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踏踏实实发展经济。不要听太多杂音，也不要过度强调话语权，应把重点放在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上。说到底，其他国家对我们说三道四，还是我们实力不够。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要继续发展自己，增强实力。
汪涛(瑞银)：从人口和经济占比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事实。正因如此，中国应优先考虑本国发展问题；其次，随着近年地位上升，经济总量提高，中国对其他国家会产生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例如中国内需变化对一些产品国际价格的影响。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承担责任也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应该看到，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中国也应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从历史和现实看，尽管世界各国经济力量都在增长，但此消彼长是必然的规律。不仅是中国，新兴经济体整体实力都在上升，这必然对旧有格局产生冲击，这需要国际间的磨合和协商。
乔红(高盛)：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贡献近年明显提升。根据高盛收集整理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速都超过10%。
在本轮危机中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进口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现在中国的进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除了以往的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还有包括机械和电子产品在内的大量资本品以及消费品。
欧盟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情况较好，其中一个重要动力来自出口拉动，来自中国的需求是一个重要因素。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二季度经济环比折年率的增速超过9%，甚至强于中国，中国对其出口的拉动功不可没，中国可能很快超过法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些趋势说明，中国过去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输出产品为主，现在则逐渐加大“吸”力，对外部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对总体需求不振的世界经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当然，考虑到人均GDP、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增长基础、发展布局、社会成熟度、保障体系、创新能力和贸易结构等各类指标，现在谈论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性质进行重新定义还远未到时候。这一点在业界也没有疑义。
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的明显提升，承担责任和义务是不可回避的。但中国不应接受外部强加的责任，不应为“不是自己的过错”负责，不能牺牲放弃自己的重大利益。现阶段中国仍然处在“战略发展期”，依然需要韬光养晦。
常健(巴克莱)：中国正在学习如何与伙伴共处，强调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要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有选择性，应该与自身能力和发展阶段相匹配。中国政府也在逐渐改变和适应自己的角色转变，从5年前对发展避而不谈，到现在越来越驾轻就熟，角色转变正在发生。
中国需要承认并学会面对经济发展，也要学会正面认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增加，因为这客观上也是中国影响力增大的结果。
话题四：价值观与软实力
一个国家在发展历程中仅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并非最优选择，中国该如何提高国民的文化认同感，提升国民的价值观，打造国家软实力。
方方(摩根大通)：我从两个角度来谈。第一，中国有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第二句话是恩格斯说的，他说没有哲学的民族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也就是说，如果你纯粹只有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不会长远，你在国际上也不会受到尊重，这反过来也会拖累你的经济发展。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可做的事情仍很多。比如说，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观，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社会里面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当我们出国旅行，当我们在全球进行文化交流、外交交流的时候，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代表。这样一种意识，这样一种体系的建立，现在是不够的。
另外，中国声音对全球传媒的影响也还不够。现在全球传媒如果想得到中国信息，他们会找到中国媒体，但是如果他们想去看对希腊问题的评论，或者对意大利建筑的评论，它可能不会想到中国媒体。而恰恰在这些方面，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渠道，会对国际社会的思想，特别是会对下一代人的思想、理念、观念起到影响。
这些方面是我们可以做更多工作的地方。有一天，中国能给全世界提供新的思想，新的观点，然后用各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全球思想文化体系里面去，润物细无声，慢慢影响全球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的认识，这才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标。
刘二飞(美林)：我想着重提出的一点是：首先要硬实力，然后才有能力实现这些修饰语：环境保护、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复杂的地方在于，实现这些修饰语都是有成本的。一方面，经济必须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另一方面，又要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绿色发展，软实力提升，这些目标加在一起就比较沉重，给中国提出了很难的课题。
实际上，一个阶段内很难实现太多的目标。经济发展的火车就那么快，一会加上这个负担，一会再加上一个负担，对速度就会有影响。那么，怎样才能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那就要求我们继续改革开放，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汪涛(瑞银)：不论个人还是国家，不追求物质利益不现实，但仅追求物质利益又不完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通过强调解放生产力，解决了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重大转变。进入当下，中国的各级管理者在注重GDP数据的同时，如果更多地将就业、治安、民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管理评价体系，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久发展。
中国发展的绝对速度和相对速度都很快，同时中国的大城市、东部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别。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关键不是硬件，而是普通人，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是如何生活的，他们获得了怎样的福利和服务，获得怎样的社会机会。这一点中国与西欧北欧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乔红(高盛)：现在国家间的竞争，比规模，更比增速。这一点上中国是很突出的。从我的工作经验来说，5年前研究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前提。发达国家中像日本，我个人感觉对于老年人更适合，日本多年基本没有增长，十年前看到的一个店，到今天还是那个样子，没有变化，缺乏刺激。而在中国，似乎更适合年轻人，新事物层出不穷，充满活力。随着中国的进步发展，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才，会越来越好。
常健(巴克莱)：世界还不了解中国，中国要有一个大国的心态，需要有耐心给他们时间来了解，创造机会让他们了解，奥运会、世博会都是很好的机会和平台。近年来，中国也做了一些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一个大国不仅要有快速增长的经济和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更需要考虑向世界提供一种文化和制度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