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自由

作者：罗斯·怀尔德·莱茵（Rose Wilder Lane）
时间：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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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请注意：一，本文创作于1936年，阅读时请考虑当时背景；二，全文八千字，在长途跋涉之前请先泡杯茶）
我以不再是一位某党成员的身份离开了苏联，因为我信仰个人自由。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我视自由为天赋的个人权利，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必须和必不可少；就像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自然界元素。
那种我或许会失去个人自由的想法从未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过，我也无法想象会有众人愿意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
不过，在我多年游历欧洲和西亚的经历中，我确实失去了个人自由，也发现确实有很多人愿意生活在枷锁之下。到最后我明白了一点，相异的不仅是各民族的词语，而且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也截然不同。诚然，没有词语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准确的诠释；我们使用的词语是最复杂难懂，用来表达意义的符号，那种认为“战争”（war）、“荣耀”（glory）、“正义”（justice）、“自由”（liberty）......“家乡”（home）在两种语言中表达同样意思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在欧洲处处遇到活生生的中世纪等级制度和静态社会秩序例子。我目睹欧洲人抵制和积极反对个人自由和工业革命。
不懂法国的秩序需求、纪律、传统形式的束缚、集权警察制度对百姓生活的官僚化管理，就不能算是懂法国。那场猛烈的法兰西民主风暴不是在呼唤个人自由，而是在坚持上层阶级不应太过苛刻的剥削下层阶级。
在德国和奥地利，我目睹了四分五裂和群龙无首的羊群们东奔西走，渴望着牧羊人的再次出现并给予羊群们安全保障。
一步步的，我终于还是向我的意大利朋友低头承认：我看到了意大利精神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复活。在我看来，这场复兴仿佛是以把个人自由从工业革命中剥离出来为基础，而个人自由正是工业革命的原因和源泉。我要说，在意大利和俄罗斯，一个本质上是中世纪的，管制和计划的经济秩序正在夺取工业革命的果实，亦在摧毁它的根基——个人的自由。
“你为什么要谈个人权利！”意大利人宣布，最后不耐烦的说到，“一个个人什么都不是。作为个人，我们在各方面都没有重要性。我会死，你也会死，人们活着和死去，而意大利却是永恒的。意大利才重要，除了意大利，其他都无所谓。”否认自身作为个人的存在，我知道，这是某党的精神动力，我听说这种精神正在振兴俄国。无容置疑的，是法西斯精神复兴了意大利，数十上百件小事证明了这点。
在1920年，意大利是一个满是乞丐和小偷的跳蚤窝。他们扑向陌生人，狼吞虎咽的把他吞噬。行李片刻都不能少人看管；每份账单都是多收的，而且没有任何一项服务，哪怕是很小的服务，是不收钱的；出租车会躲进空无一人的街道，客船会开到一半停下，然后司机和船夫敲诈胆小怕事的乘客双倍的路费。在意大利每走一步都是争吵和打斗。
到了1927年，我的汽车在入夜后抛锚在了一个很小的意大利村庄的边缘。在一家小酒店里过夜的三个男人，一个侍者、一个烧炭工人，还有一位穿制服的替有钱旅行者开车的司机，修引擎修了一整晚。当引擎终于在萧瑟的曙光下突突发动了起来，三人都拒绝收取任何报酬。换作是美国人，在一个类似的情形下，会出于爱心和自尊而拒绝报酬，但是意大利人却坚定的说：“不，夫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意大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意大利人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而是以那种他们幻想出来的虚幻事物为中心，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生命——意大利，不朽的意大利。
我终于开始质疑起这个本该如此正确的个人自由价值观来。我看到了对个人权利的承认是历史上多么罕见和多么新鲜的一件事情。我思索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的毁灭，从布列塔尼到巴士拉，那些逝去的众生从未接受过人生而自由的观念，哪怕连短暂的领会都不曾有过。在六千年人类历史上，这个观念过去是一种信仰元素，存在于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宗教信仰里，从未被当作政治原则来使用。
个人自由作为一项政治原则来使用，也仅仅是最近的两个多世纪里才出现的事情，也只被运用在地球上很小一部分人身上。亚洲没有这个观念；非洲也没有；欧洲从未完整接受过它，而如今正在否定它。
我开始问到，什么是个人自由？当我问自己：“我真的自由吗？”我开始渐渐懂得人的本质和人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我最终明白了，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被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自由，正如我被赋予了生命；我的自由和我的生命休戚相关，因为自由即是个人的自我控制本性；我的自由即是我对自身生命活力的控制，因为如何渡过自己的一生是我个人的责任所在，也只有我才能对自己负责。
但是实践自由则是另一回事，因为每当我使用自己的生命活力，我都会遇到阻碍。一些阻碍，如时间、空间、气候等等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遇到的外部阻碍；而另一些则是自我强加的，来源于对自身现实的无知。我在欧洲的这些年里，统治欧洲各国的警察力量对我造成了很多很多麻烦。
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即人生而自由，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个体对自我的控制，都是个人承担着思考、言论和行动的责任。而天赋的自由能够被实践的边界则取决于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外部压力的轻重。狱卒无法强迫囚犯说或做那些违背囚犯自身意志的事情，但是枷锁能够阻止他行动、塞口物能够阻止他说话。美国人享有的思想自由、选择自由，和行动自由是这个星球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媲美的。我们生来就不受社会身份的限制和出生阶级的约束，可以自由梦想，自由翱翔。
我们没有监视我们一举一动的政府官僚机构，警察不会记录到访朋友们的名字，到达和离去的时间，欧洲警察这样做，为的是万一我们被谋杀，他们可以有充分的情报。我们的警官不会义正言辞的以征收汽油费之名，在我们进入或离开一座美国城市时，随意拦车测量油箱里的油量。
我们没有义务像欧洲大陆的人们那样，随身要带着一张警察局发的劳动证。这张卡定期要付工本费更新，上面印上自己的照片，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双亲、宗教信仰和职业。
美国的劳动者不会被归类；他们不用带着劳动证上班，老板也不用每天在证件上记录；他们的娱乐场所不和上层阶级分开，他们的娱乐活动也不会被警察突袭所打断；警察们会冲进来检查每个劳动者的证件，如果证件表明他上周没有工作，就把他当作一个小偷抓起来。
在1922年，我作为一个驻外记者，在布达佩斯参与了这样一次警察突击行动。警察局长向伦敦警察厅刑侦处前来交流的侦探示范了他的工作机制。我们在晚上十点出发，率领了六十个警察，他们走起路来就像士兵那样标准。
就在局长解释说这是一次普通的例行检查，整个街区每星期都会像这样梳理一遍的时候，他们包围了城里的一处劳动者街区，把那里封锁了起来。我们突然出现在了劳动者的小餐馆门口，这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木屑，一个乐师可怜巴巴地拉着廉价的小提琴，试图弄出一点音乐来；衣衫褴褛的男人和女人坐在光秃秃的桌子旁，小口细啜着啤酒或咖啡。他们见到制服警察时的惊怖之情是让人绝望的。所有人都站起来，恭顺的高举双手。此时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警察们咧嘴而笑，颇为享受着这个上帝时刻。
他们仔细搜查了这些人的口袋，时不时的拿这件和那件东西打趣。他们找到劳动证，检查它们，再塞回到口袋里，简单一句“放行”，然后这些人就跌回到椅子上，抹了抹前额上的汗水。
每到一处地方，总有一些劳动证没能通过检查。在过去的三天内没有老板在上面签字画押。于是这些失业人员就被扔进了囚车。
偶尔，我们在正门一出现，有人会企图通过后门或窗口逃跑，当然，都落入了警察的手里。我们能听到警察们的笑声。警察局长接受了英国侦探的赞美。一切都非常完美；没有一个人漏网。
一些女人发狂的抗议，叫喊，跪下来哭求不要被拷进囚车。一个年轻女孩拼命挣扎，声嘶力竭的尖叫着，用了两个警察才把她制服；他们没有动粗，只是当她向抓住她手臂的脏手咬去时，第三个警察扇了她一记耳光。在囚车里她还是发疯似的尖叫。我无法理解匈牙利语。局长解释说是因为一些女人拒绝接受妓女证。
如果一个家庭佣工连续几天找不到活干，警察就取走证明她是一个劳动女子的劳动证；再发给她一张妓女证。几天没工作的男人则以偷窃罪论处而被关上一段时间。局长说，很明显，如果他们不在工作，那他们就是妓女和窃贼，否则他们还能以什么为生？
也许靠他们的积蓄？我建议说。
劳动者每天挣的钱只够填饱肚子，他们没有积蓄，局长说。当然，万一天上掉了馅饼，他们中有谁通过诚实途径得到了一些钱，而且又能证明金钱来源，那法官就会释放他。
搜遍小餐馆，我们开始搜查住处。我在纽约和旧金山的贫民窟都生活过，诸位，没有见过欧洲贫民窟模样的美国人绝对想象不出那里的凄惨。
直到破晓，警察都一直在爬过那些肮脏的地方，钻进穷人的地下室，翻弄着他们的破衣裳，要求一副副惊恐的面孔出示他们的劳动证。我们没有在那里逮到太多的无业人员，因为要睡在有棚的屋子里得有钱才行，否则只能在小餐厅里过夜；这些人有地方住的事实就证明了他们有工作。警察叫醒和查遍了每一个人，他们动作很安静，脾气也很好；这次突击搜查丝毫不像美国警察突击时的那样暴力。如果一扇锁住的门没有打开，警察会先试过所有的万能钥匙，最后才用肩膀把门撞开。
来参观交流的英国侦探赞叹说：“值得敬佩啊，先生，值得敬佩。欧洲大陆的警察制度真的不可思议。局势全在你的掌控之下。”然后他的英国骄傲又来了，带着一贯的不以为然态度，“你知道吗，在伦敦绝对做不到这样，一个英国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诸如此类的事情等等。我们要有搜查令才能搜查一个人的住处和他的身体。很碍手碍脚。我们的控制力完全不如你们大陆。”
这是我在欧洲见到的仅有的一次对劳动者街区的搜查。我不相信大陆的其他地方会荒谬到强迫女人做妓女的地步，也许如今的匈牙利也不再这样做了。但是我知道，系统性包围和搜查劳动者街区的行为在欧洲各地都很普遍，而失业也被假设为会把人推向犯罪的边缘。
就和任何居住在欧洲的人一样，我有好多次在回家的路上被有彬彬有礼的警察拦住，要求查看我的身份证件。这种情形太普遍了，几乎不需要解释。我知道自己那完全受到尊敬的，中产阶级街区也被围住过，仅仅是作为警方搜查的常规做法，当时那里的所有人都被要求出示证件。
然而，我还是怀疑警察制度控制下的欧洲，其治安会比美国好上多少。所有报纸都以简短的篇幅形式报道大量的犯罪新闻。美国城市里没有街区是我在晚上害怕而不敢单身前往的。而在欧洲城市，总是有许多街区在夜间是属于绝对危险区域，那里的犯罪阶层会杀害衣着打扮稍微精致的男人、妇女和小孩，仅仅是为了抢走衣服。
令人感到恐怖的是所有这些针对个人的监控措施都是出于一个良好和理性的动机：没有这个监控体系，统治者该怎样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呢？
人天生有一种自我保护和有序的本能，从而自由的民众能够马马虎虎的相处下去。歌剧散场后，人群涌出剧院的方式毫无效率可言，没有人满意，大家都没有耐心，挤在那里浪费时间，然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挤到人行道上而不会打起来。而秩序则是另一回事。老师都知道没有管理，监督和纪律，就不会有秩序的道理。这是一个程度问题：纪律越严格，秩序就越好；最独裁的政府也是最有秩序的社会。任何真正的社会秩序都以划分等级、制定规章制度和个体的服从为其第一要素。个人自由自在，各有齐心，各有其志，唯有通过强制才能让个人顺从。
社会秩序付出的严重代价就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在等候室里干坐着直到排队来到某官僚的办公桌前对任何美国人来说都不啻为一种绝对的损失，生活在社会秩序下缩短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在官僚办公室之外，这些为了公共利益的管理措施也经常妨碍到人们日常的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你别想自由行动，就好比在游行队伍中想要走的快点或慢点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商业法令不会阻挠到所有的职员和消费者，不过在法国却不一样，于是每一次去百货商店购物，都会额外浪费掉半个小时。法国商人和美国商人一样聪明，但是他们不能在中央出纳部安装真空管道和一个敏捷记账系统。有什么必要？他们会这样问你。他们依旧有义务在买卖双方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把每一笔交易都记录在一本分类账簿上，这是拿破仑颁布的法令。
这项法令在拿破仑颁布的时候，还算是一项英明的法令。不过时至今日，法国商人能改变它吗？这是在开玩笑，他们会说，而且一点都不好笑。这些法令和官僚主义并发症纠缠在一起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而且，考虑到它的废除会造成多少人失业吧。想想那些疲惫的收银员，用规定的墨水蘸了蘸钢笔，新起一行记录下日期和时间，然后问道：“您的姓名，女士？”写下；“您的住址？”写下；“用现金支付？”写下；“您把购买的东西带来了吗？啊，好”写下；“让我看看：一卷棉线，棉花，黑色，尺寸多少？”写下；“您付了多少钱？”写下；“付款就绪；一法郎，”写下；“从一法郎，我注意到，女士，我找给您五十生丁。好。您对这次购物满意吗，女士？”。
没人考虑过这种规定会造成多少每天耐心等候的众多顾客失业，没人考虑过如果这些职员从未受雇干这一行，则他们或能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做一些创造财富的事情也未必。拿破仑希望终结他那个时代的市场因杂乱无章，欺诈和争吵造成的浪费。他也说到做到。结果就把法国社会如此多的部分永久固定在了拿破仑的时代不再进步。如果他任由法国人浪费和争吵，欺诈和亏本，就像美国人当时在同样原始的市场里所做的，那今天的法国百货商店一定会打造的和美国同行那样无比高效和省时。
那些梦想着理想社会秩序，梦想着用一种计划经济终结浪费和不公平的人士，从来都没考虑过有多少精力和多少人力被浪费在管理和遵守规章制度上。他们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规章制度会变得多么僵硬死板，或者说，他们自身必须变得僵硬死板并抵制任何变化，因为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让人们维持在原状，不去承担机遇和变化的风险。美国人不曾有过社会秩序下的纪律体验。我们说制度有些地方错了，实际是我们连制度都没有。我们使用从欧洲传来的词组，却对那些词组在实际生活经验中的意义没有丝毫概念。
在美国我们甚至没有全民军事训练，而那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教导每个男性公民屈从于政府，并且抽去每个年轻人生命中的数年时光，也因此削弱了所有采纳这种制度的国家的军事力量。
在美国，一份公寓租赁合同在签署时就生效；没有必要非得把它带给警方敲过章才算数，也不要一式三联交给国内税收部门的收税员，欧洲人这样是出于税收目的，因为我们的登记收入或许会低于房租的十倍。在经济理论上，把超过10%的收入用来租房毫无疑问是不合适的，也许用税收来惩罚任何奢侈到付更多房租的人是出于经济正义。去争论这些欧洲官僚背后的动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的动机都无一例外的绝对善良。
一个美国人可以张眼望向身边的世界，拿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只要他有能力。唯有刑法和他自身的性格、能力和运气在限制他。
这就是欧洲人，在我们的国家待上几天后，所宣布的：“你们在这里太自由了！”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在长期的海外生活过后，最令人宽慰的事情就是回到故土，没有之一。你可以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从一座城市移动到另一座城市，可以闯进一家商店买下一卷棉线，可以在半夜三点坐上一辆四点启程的火车，可以买一辆汽车，只要有钱或信贷，而且可以驾驶它开往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可以做所有的这一切而不用向政府报告。
但是任何自由的人，比如像我这样一直尽力自由谋生的人，都知道这种独立自主反过来说就是责任自负。
美国拓荒者的措辞相当清楚和直截了当，他们说：“小猪生根啊，或完蛋”（Root hog, or die）。
放出畜栏的幼猪没有第三个选择，他不可能去他想去的地方，做他想做的事情。个人自由就是个人责任。谁做决定谁就要为结果负责。当普通人是奴隶和仆人，只要顺从就会被喂食，但是他们在瘟疫和饥荒里成千上万的死去。自由人以离开那种虚幻的安全保障来换取自由。
问题在于个人自由是否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艰辛的努力，背负永远无法解除的压力，还有风险，要承受自力更生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险，是否值得以这些努力、压力，和风险为代价呢？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对那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个人化的。但是最终的答案不可能个人化，因为除非民众选择了自由并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否则在一个社会里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不可能存在。
民众不会选择自由，除非值得为自由付出。不仅仅要考虑自己灵魂的价值，还要考虑公共福利以及国家的未来，这就意味着个人的安全健康和他们孩子的将来。
因此，对个人自由的价值测试，也唯有通过在一个国家里的实践结果来确定，而这个国家的制度、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都要诞生自个人主义。唯一这样的国度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在这片新大陆上，没有共同传统的人们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创立了这个共和国。这个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唯一，领土被普遍殖民，文化被那些西北部欧洲人支配，而由于那些殖民者的推动，个人自由观作为一个政治原则首次走进了世界历史的长河。
当我们思忖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为什么这块地方会成为美国？为什么那些出走英格兰的不列颠殖民者会遍布了这片新大陆几乎一半的地方？
早在英国人来到弗吉尼亚和马塞诸塞之前，西班牙人就已经在密苏里殖民。法国殖民者在伊利诺斯的历史相当久远，法国在密苏里的矿场向西方世界供应子弹，法国在阿肯色建有贸易站，这些都是早在农夫们在列克星敦向英国士兵开火前，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为什么美国人在向西部开拓时，没有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或充满活力的殖民地前往法国抗议他们出售路易斯安那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人是唯一的殖民者，会把他们的住宅都修建在自己的土地上，彼此之间相距甚远。美国是今日我所见过的唯一国家，农夫们不会紧紧挨在一起，住在安全的集体村庄里。她是我所知的唯一国家，每个人都不会感到和某个阶级以及那个阶级里的某个集体有着必不可少和永久的联系。第一代美国人来自于欧洲的类似集体，但是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是反抗集体的个人。在北美的荒野上，每个人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建造自己的住宅，和其他人相隔一段距离。这就是个人主义。
人类天生多样化，天生就倾向于像一个探索者找到他自己的路那样走向未来，人类的这些天性在那些亚特兰大海岸线的英国殖民地里被释放了出来。来自英格兰群岛的人们是如此热切的冲向自由以至于议会和国王拒绝开放更多的殖民土地；当时的统计数据清楚证明了北美殖民地向西部的扩张会让英格兰人口减少。
尽管如此，在茶叶越洋来到波士顿的海港以前，无法无天的殖民者们已经渗透到了阿巴拉契亚的山峰和山谷，并在向远方的禁地勘探。
没有任何计划指示着这些年轻的州去覆盖这片大陆一半的土地。纽约和华盛顿的想法远远落后于潮流。就在杰弗逊认为会殖民俄亥俄州的时候，这股被释放的个人活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西部涌去，风卷残云般扫过更内聚民族的居住地，直接奔向了太平洋。
我对拓荒者的描述不带有任何幻想成分，我祖上八代都是美国拓荒者。我记得还是个孩子时，对一个比美国普利茅斯的年纪还要大的先祖感到无比自豪，我的母亲会让我忆起一个高叔祖父因偷了一头奶牛而被关进过监狱的故事。
拓荒者根本就谈不上是欧洲最优秀的那类人。总体上他们都是那些底层阶级出生的捣乱分子，而欧洲也很高兴能够摆脱这群制造麻烦的社会渣滓。他们带来的不是大量的知识和文化。他们的首要愿望就是随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们也根本不是理想主义者。当他们无法偿还债务，他们会两天之内溜之大吉。当他们的态度，他们的个人习惯，或他们那些大声表达，通常都是无知的见解冒犯到了有教养的绅士，他们就来一句：“这是个自由的国家，不是吗？”他们一个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自由和独立”。他们也说：“我会把所有事情都尝试一遍，”和，“我当然会试试看！”
他们是那些会闹事的投机分子；他们投机土地、皮毛、木材、运河和定居点。在小镇还没建成时，他们就成了小镇的地皮推销员，很经常的，很多小镇永远是空中楼阁。他们是无知的农夫、探矿者、自学成才的老师和律师、夸夸其谈的政客、印刷工人、伐木工人、窃马贼和偷牛贼。
每个人都挖空心思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俗话说“落后者遭殃”（Devil take the hindmost）。在每一次灾难面前他们都分道扬镳，每个人走自己的路；他们有人类的怜悯和仁慈，却没有一丝一毫的集体精神。拓荒者对马有嗅觉，对赌牌有心得，对金钱有意识，却唯独没有社会意识。拓荒者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也确实有这份胆量。
这就是美国人的基本特征，不是用来创建一个国家或形成一个令人钦佩的民族性格所会选择的那种特征。今日的美国人是一群最无所顾忌和最无法无天的人，但我们也是最富于想象力，最性情化，最千差万别的一群人。我们是地球上最善良的人民；每日善待彼此，对每一个不幸的传闻都报以同情的回应。只有在美国，一辆路过的汽车才会停下来，把轮胎工具借给一个抛锚的陌生人。只有美国人才会做出无数微小的个人牺牲，将财富洒向全世界，为亚美尼亚和日本这些遥远地区缓解痛苦。
无论在哪里，在商店里，街道上，工厂里，电梯里，或高速公路和农场里，美国人都是最友善和最讲礼貌的一群人。美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欢声笑语。个人主义正在创造着这个国度，而以上就是产生自个人主义的一些人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