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关雎》本义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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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关雎》本义探微
□ 陈 飞
摘 要:从汉代开始,《关雎》的本义被指为是言后妃之德。本文将从《诗经》分类方法、《关雎》研究状况、文字释义以及《关雎》喻意四个方面论证《关雎》的真正本义,即《关雎》仅是一首描写贵族爱情的诗歌。
关键词:《关雎》 后妃之德 爱情诗 贵族
《关雎》做为《诗经》的首篇,聚焦了历代诗经学者的目光。关于《关雎》的喻意问题,众说纷纭。汉代时就并存两种说法,三家《诗》都认为《关雎》是“刺康王”,毛《诗》则认为《关雎》是说“后妃之德”。宋代郑樵、朱熹等人虽说在《诗经》研究上有很大革新意识,他们初步懂得要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但在《关雎》的喻意问题上仍然相信“后妃之德”一说。《诗经》研究到了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独立思考派的大师认为: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婚之作。到了现代,郑振铎、余冠英等人提出《关雎》为结婚乐曲或是贺婚歌。在当代,各教科书大多把《关雎》解释为贵族的情歌。到底哪种说法最具有说服力?笔者比较认同《关雎》为描写贵族爱情诗歌的观点。
《关雎》描绘了一个上层青年男子对意中女子的爱慕和追求,及其想象与那美丽少女结为伴侣时的欢乐情景。《毛诗序》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毛诗正义》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序》以后妃乐得淑女……欲使天子至于庶民,悉知此诗皆正夫妇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当天子教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风天下而正夫妇焉,既言化及于民,遂丛民而广之,故先乡人而后邦国也。”这些观点都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或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才提出的。这些观点对统治者来说可以“取一好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夫妇用情者之准。”所以“后妃之德”的观点得到重视和宣扬。
一、历代《关雎》喻意的研究
汉代至今,关于《关雎》的声音不绝于耳。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有四种说法:后妃之德、思古刺今、君子思淑女和贺婚歌。下文来介绍一下这几个观点的内容。
(一)“后妃之德”,“后妃求贤”
《毛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郑笺》有云:“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毛诗正义》解释:《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比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伤处窈窕悠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共事。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善道之心,止是《关雎》诗篇之义也。
(二)“思古刺今”
《诗本义》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鼓钟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
(三)“君子思淑女也”
《诗志》曰只“窈窕淑女”二语已定,便极正大蕴藉,不必更加奉神灵、正纲纪等语。此谓君子思淑女也,若作宫人辗转反侧便无谓。“友”之字法所谓如宾如友,“友”字,宫人如何说得?即此可见诗非宫人作。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语,已尽此诗之妙。“不伤”者,舒而不道,“不淫”者,淡而不浓。细读之,别有优柔平中之旨,洁净希夷之神。
(四)贺婚歌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这样说:“在周南,召南里,有几篇民间的结婚乐曲,和后代的‘撒帐词’等有些相同。《关雎》里有‘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明是结婚时的歌曲。”①余冠英《诗经选》于《关雎》篇后注说:“最后两章是设想和彼女结婚,琴瑟钟鼓的热闹是结婚时应有的事。”②
以上四个观点,是笔者认为在《关雎》研究史上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中的“后妃之德”则是本文要论证的重点。
二、《关雎》非指“后妃之德”也
《关雎》要表达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今借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关雎》并非为《毛诗》所指的“后妃之德”。也不是什么婚乐曲,它就只是一首描写贵族爱情的歌曲。
(一)从《关雎》研究状况上进行论证
要追及“后妃之德”一说的源头,就不能不提胡念贻先生的一篇文章《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胡念贻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诗经》在春秋战国时代,在知识阶层中,受到特殊的重视,然而他们都是侧重于应用,包括在社交场合中‘赋《诗》’和言谈中引《诗》等。《汉书·艺文志》中没有一部秦以前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③关于这一点,我比较赞同。孔子有言:“不学诗,无以言”,《左传》引诗百分之九十五均见于《诗经》。《诗经》在春秋战国时期多重于应用。胡念贻先生提出:“对《诗经》写出专门的著作开始于汉代。汉代并非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作为经学来研究。”④《诗经》因为被孔子做过一些整理,战国时代儒家把它列为“六艺”之一,“六艺”在汉代又称“文学”,这是封建统治者所认为的在一切学术之上的学术,是政治、伦理的教科书。《诗经》因为有这种特殊的身份,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加上一层政治教化的外衣。“汉代《诗经》学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只是一个中转站,把古说传递下来;而是一些在古说招牌之下的新产品的兜售者。他们为了投合汉朝统治者,总是从《春秋》杂说里找一些材料来和一些诗牵合,或者别出心裁,把一些诗说得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⑤
《诗经》从一开始就被“兴义”,服务于封建统治,而自汉以后的《诗》学大家必受“后妃之德”观点的影响,对前者定有所承。
(二)从《诗经》分类方法上论证
要探究《关雎》是否为赞颂“后妃之德”,首先要搞清《国风》是否出于民间《诗经》分的风、雅、颂三大类,古人按什么标准来分的呢?郑樵《六经奥论》有言:“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风曰雅,宗庙之音曰颂。”古人所谓“风”,即指声调而言。《郑风》就是郑国的调儿,《齐风》就是齐国的调儿,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就好像现在的唱曲绍兴调一样,它们都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声调。十五国风即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诗经》在先秦时多以乐的形式出现,所以,郑樵按音乐来分类成风、雅、颂是理所当然的。
《毛诗》曰:“言《国风》者,国是风化之界,诗以当国为别故称之《国风》,其《雅》则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须言国也。”⑥ 《大序》有言:“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谣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正义解释为:“是以《关雎》之篇,说后妃心之所乐,乐得此贤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忧,忧在进举贤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伤处窈窕幽闲之女未得升进,思得贤才之人与之共事君子,劳神苦思,而无伤害普通之心。此是《关雎》诗篇之义也。”《关雎》既是“后妃之德”用以“正夫妇”,“正夫妇”的意义一言概括:“取一好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夫妇用情者之准。”
由此可见,“正夫妇”的教义早已超过“风化之界”达到“政教刑于四海”的层次,就应该像《大雅·大明》、《大雅·思齐》一样把《关雎》分入“雅”中。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关雎》乃指“后妃之德”之说有些牵强。
(三)从《关雎》释义方面论证
要明白《关雎》全诗的含义,首先要搞清诗句的词义。
“君子”,在古代“君子”是对贵族男子的一种称呼。“好”字,今天常读上声,作形容词用,读去声作动词用的情况倒是少一些。但“好”在先秦多作动词、助动词用,意思是“爱好”、“喜好”。《毛诗》解释“逑”字说:“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是把“逑”当作名词,解作“配偶”,把“好”当作形容词。到了汉末,郑玄则把“好”解成动词“和好”,解“逑”作“仇”,并引“怒偶为仇”的古文,说“好逑”是后妃为君子和解妻妾之间的矛盾。(此观点《诗三家义集疏》中有出现:“毕公王室荩臣……庙在今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逑”为“聚敛”。《诗经·大雅》也有“以为民逑”的句子。所以,“逑”字似乎为动词,与“逑”通。如果“逑”为动词,“好逑”即为“好求”,可以讲作“想去追求”、“向往”。但是,郑康成训“逑”为“仇”,说明东汉时还有写作“仇”的版本。“逑”与“仇”古时同音,音同就可以借代,只是不知这里到底“逑”是“仇”的代字,还是“仇”是“逑”的代字。《尔雅》“仇”与“匹”同训,那么毛亨的解释又未必不对,“好逑”则宜训为“好配偶”。与其不知强说,不如两存。
“流”《尔雅》、《毛诗》都训为“求”;朱熹《集传》说是:“顺水之流而取之”。“寤”是“醒”,“寐”是“睡”,寤寐就是“白天黑夜,时时刻刻”;“服”字历来也是焦点,《毛诗》说“服”就是“思”,郑玄说是“服事”,朱熹说是“怀”,而《关雎新丽》认为“思服”两字中当有一个是语气助词。
分析完整首诗的字义,我们可以看出诗义应该为:“君子”在水边看见“淑女”采荇而生起思慕之情。从全诗的语气来看,主人公是“君子”,“求之”、“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主语全是这位“君子”,这总不能有怀疑。纵观《诗经》,采摘野菜的,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女性,如“卷耳”、“采绿”等等,所以“君子”看见的这位“淑女”多半是个贵族女儿。姑娘顺水采撷荇菜时的倩影,令诗人日夜不能忘怀,渴望而又不能得到她,折磨得年轻人忧思终日,彻夜难眠。他想象着自己要用优雅的琴瑟换取姑娘的友谊,用动人的钟鼓换取姑娘的欢心。
《毛诗》曰“关雎,后妃之德也”,而纵观全诗,没有像《大明》、《思齐》等篇那样,将“文王、大姒”的名字写进诗中。
由此可见,《关雎》为“后妃之德”有些牵强附会。
(四)从“关雎”的喻意问题方面论证
从汉代开始,一直到近代,经学大家都千篇一律地指出:“关关雎鸠”为雌雄和鸣以喻夫妻和谐。《毛传》曰:“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郑笺》曰:“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孔颖达、朱熹在“关雎”的解释上也袭用了《毛传》。陈子展的《诗经直解》以及闻一多的《诗经通义》都没用“雌雄情意专一”、“尤笃于伉俪之情”一说。由此可见《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来喻夫妻之和谐相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儒以“仁”为根本,却把一种专吃鱼类的猛禽喻为夫妻和谐,这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正如刘毓庆在《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雌鸠喻意问题》提出的观点:“汉儒以‘关关雎鸠’为夫妻和谐象征之说,是缺少根据的,因为在《诗经》的时代,没有以鸟喻夫妻的证据。”日本著名的《诗经》研究专家松本雅明曾说过,就《诗经》来看,在所有鸟的表现中,以鸟的匹偶象征男女爱情的思维模式是不存在的。不仅古籍中没有,在春秋前的古器物图案中,也难找到雌雄匹配的鸟纹饰。在良诸文化遗物及金铭图饰中,出现有连体鸟型器物与双鸟致饰,但那多是为对称而设计的,看不出雌雄相乐的意义来。自从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中以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诗经》中的鱼连及食鱼的鸟作出男女求爱隐语的解释后,《诗》学家才开始有了新的考虑。孙作云先生在《诗经恋歌发微》中,提出了《关雎》以鱼鹰求鱼象征男子向女子求爱的观点。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在此基础上对上古时代诗歌及器物图案中的鱼、鸟作了全面考察,以为鸟与鱼有分别象征男女两性的意义,并进一步认为雎鸠在河州求追,即是君子执着求爱的象征。雎鸠喻夫妻的单一诠释方向。从这一解释出发可以认定“关关雎鸠”乃是雌鸠“在河州求爱”,而非“雌雄和鸣”。《毛传》的“……以正夫妇”以及《诗风偶识》的“取一女子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夫妇用情者之准。”等说法,显然是受“雎鸠雌雄鸟”的错误思想的误导。《关雎》真正的含义则是一名男子在水边看见“淑女”采荷而起思慕之情。
根据上面几个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关雎》描绘的是一个上层青年男子对意中女子的爱慕和追求,以及想象与那美丽少女结为伴侣时的欢乐情景。《毛诗序》的:“关雎,后妃之德也。”《大序》的:“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这些观点是受到当时政治的影响或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才提出。用《读风偶识》的一句话概括:“取一好德思贤笃于伉俪者冠之,以为天下夫妇用情者之准。” 正因为这样“后妃之德”的观点才在历代得到宣扬和维护。“后妃之德”之说更多是附加了政治成分,它早已偏离了诗的本义。
由此,可以肯定的说,《关雎》的本义是一首描写贵族爱情的诗歌。它所描绘的画面是一个贵族青年男子对意中女子的爱慕和追求,并想象与其结为伴侣时的欢乐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