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已经没有如果”：2007年民主学术笔记

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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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
走出北大校园的二十年来，俞可平一直低调并“著名”着。“全球化治理”、“善治”、“地方政府创新”、“民主陀螺”、“增量民主”等等名词陆续从他的笔下传播开去，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前沿学说。这个“非常用功，勤快，活跃”的绍兴男人，在2007这个特殊的年份成为中国最吸引大众眼球的政治学者，根源则是其为一本自己访谈录撰写的序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不但老百姓耳目一新，海外媒体也为之震惊，被视为北京政治风向重要指标，显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识形态枷锁，准备为执政的合法性展开新论述。
俞教授会受到如此重视，不仅因为他深刻论述民主，更因他身居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高位，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竟然如此敢言。“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因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没有民主的权利，人类的人格就是不完整”。这番话与胡锦涛在华盛顿向世界所作的宣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似一脉同源。俞本人也被外界称作“智囊”或“文胆”，恰逢十七大召开前的敏感时段，来自上层的任何言论都会让人浮想联翩，人们因此联想到，俞的此番言论是否代表了政治高层的声音，一时间，社会各界激辩云起。“××是个××东西”成为流行体，好东西、坏东西、不坏的东西……讨论使得民主的面目看似模糊混杂，实际却也明了，以民主为代表的普世价值已是为官方与民间、高层与百姓认同的共识。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上学容易了、看病不贵了，让老百姓过得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学者王占阳有其自己一套独特的“普遍幸福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已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运动，一种制度。……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情感，一种意志，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组织机构，一种社会结构，……如此等等。
我们可以将“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等视作普世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价值是什么？自由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社会平等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公正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共同富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民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社会和谐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在各种社会主义价值之中，只有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才真正是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
作家黄集伟在其博文中这样写道，“‘幸福’这一概念多么模糊啊！它有时很硬——跟收入、住宅关系密切；可有时它又很软——假使有一天，我将医生的谆谆教诲抛诸九霄云外，细细致致吃掉一小碟道地的回锅肉，那种幸福感满满的，都会溢出来……”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06年春天，以“西山会议”为标志，关于中国改革方向的大讨论一时之间热至沸点。但随即又迅速降至冰点。此次争论的焦点恰集中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而此次沉默却不平静，而是各种思潮在暗自涌动，一俟机会，又会产生激烈的碰撞。《炎黄春秋》杂志第2期刊登了一位老同志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文引来万人评。
我们能不能摸着民主社会主义这块石头来过中国的河？这场中国第三次改革大讨论的延续和升华的参与者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和民间研究者，可以说，它标志着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领域正达到一个空前的活跃。
吴稼祥先生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将恩格斯和列宁比作“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证婚人，并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在西欧和中国迥异的“婚后生活”进行了细致描述和客观比较。吴先生将社会主义运动比作世界上最浩瀚、最广阔的水系之一。而如今仍在奔流的只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它们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缔造的第二国际，徐崇温先生亦将两者比作“两股道上跑的车”。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泰斗高放先生撰文指出：如果我们能真正改革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弊病，建设成功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岂不是“山穷水复闯新路，柳暗花明在本村”吗？那就不会有人投向民主社会主义了。
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比民生更重要。
“再过20年我们再次相会于桂子山”

这是政治学者徐勇在今年6月纪念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二十周年国际研讨会闭幕致辞中的结语。1980年2月，广西宜山县屏南乡合寨村农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僵化体制的束缚，率先实行村民自治，以自己的伟大创造，揭开了中国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历史序幕，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二十余年来，“海选”逐渐成为流行名词，国内外均对中国农村出现的此番奇迹表示惊讶，并且也产生极大的好奇，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草根民主”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此后，两票制、公推公选等等极具创新意味的选举方式陆续出台，学界和基层政治实践者在探索乡村政治运行制度方面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努力的实验。
民主选举看似解决了村级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但在后选举年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却难以得到很好处理，甚至均未能正常开展。村民自治作为官方从上而下推行的移植式制度，在实际供给过程中出现低效率、多缺陷等，村级政权并未因村民自治的实施按照文本中的设想路线发展，乡村治理中的诸多尖锐矛盾并未迎刃而解，主导乡村政治运行的，依然有其一套“潜规则”。村民自治是各方均认同的制度选择，也是今后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和前提，但如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村庄的特点，处理好显制度与潜规则的关系，找寻到乡村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合适路线，兴许应当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的方向之一。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田园牧歌
这是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教授在其新作《乡村的前途》的开篇中，引用陶渊明的诗句，对其心中未来中国农村前景的描述，这位着魔“农村问题”的中年学者，开始尝试用别样的视角关切陷入迷茫困境的中国乡村，从他浪漫式笔调的描述和细致缜密的论述中，我们也许可以寻觅到一片农民安居乐业、安享生活的“桃花源”。

因官方高层的推动，冠以“新农村建设”的各类创建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由上而下的指标式管理给这场中国农村的巨变蒙上了一层面纱，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新农村到底是谁的农村，新农村和新城镇之间是否可以画等号？
中国乡村前行的方向应当是决策者首先应当厘清的概念，但新农村的建设者们却似乎对此不解甚至迷茫，许多农村干部均将此作为上级交办的一项任务。乡村两级组织陷入了“会海”和“纸海”中，每天忙于准备上级多头要求的各类文牍材料，统计数据由上而下分解，盲目追求农民增收“神话”，在一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先生的那句“乡村运动，乡村不动”恐怕又被应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应当是广大村民，但依事实看，村民在这场自己家园的建设运动中，大多处于被动，或者干脆与此无关。
没有理想图景的建设令人感到可怕，而错误的图景则会加速乡村衰败的步伐，贺雪峰式探索，不是句号，只是开篇。
“如果已经没有如果，我将无怨无悔，因为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我已尽了全部努力！”
在一份述职报告中，张锦明如此写道。
2007年换届，党委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制，张锦明主动请缨，分管新农村建设。
张锦明无疑是中国政坛最亮丽的一张“明片”——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魅力女人，一个推动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美丽魅力女人。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做官的张锦明和做女人的张锦明，那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纯粹”。而我们却不知道该用多少词才可以道出张锦明这十年的感受：艰辛、青涩、游移、困惑、惊喜……也许都不确切。
步云直选前日，也是农历冬至日，她的内心十分忐忑，在信手撕下的一个纸片上赋词一首《冬至》，最后一句是：“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步云直选被上级批评，她夜不能寐，感叹，“一电惊全省，梦断步云。丹心一片问苍天，相知谁人？”2006年11月，上级领导亲临雅安，对雅安的改革给予高度评价，张锦明忍不住地感叹，“一言抵过多少误解、无奈和困扰”。
乡镇长直选是大胆的尝试，也触及敏感话题，各界褒贬不一、看法迥异，这场讨论全因一篇如何搞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的文章而暂时中止，政改试验，路在何方？
编辑叶子说过，“布谷飞过，天空中留下声音和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