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美国如何对付中国的“珍珠链”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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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中国的“珍珠链”战略，美国空军专家提出，美国应充分利用空中力量、特别是陆基空中力量打击中国的战略薄弱环节――海上交通线。
马汉对中国海洋战略的影响
一位中国著名军事战略学者指出，目前，美国之所以拥有强大的国力，是因为它拥有无可比拟的海权。阿尔福雷德·马汉在一百多年前指明了美国通向财富和实力的道路。中国当前正在崛起，经济结构正在实现由内向型向外向型的伟大转变，海权战略的选择已成为当务之急。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理论正在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筹划和海洋构想产生重要影响。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提出，海上贸易、海外占领和独享进入海外市场的通道，将成为国家的财富和实力。重商主义国家通过控制海洋取得财富；制海权为生产、运输、殖民地和市场提供了安全保障。虽然中国对开拓海外殖民地不感兴趣，但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某种新形式的重商主义。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中心以及原材料消费国。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试图确保原材料进口以及拓展海外制成品市场的安全。
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尤其是在能源方面，成为它与美国之间出现紧张关系的根源之一。对于如何确保原油供应安全，美国和中国的做法存在明显差异。美国的石油战略目前已经从在源头控制石油转为重视全球市场供应和价格，而中国的石油战略仍然关注从石油产地获取可供进口的原油。从地缘政治角度衡量，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美中两国的能源利益发生冲突。美国的战略是确保世界市场有充足的石油供应，而中国的战略是掌握那些它想要进口的石油。当某个国家的繁荣取决于海外贸易而且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重商主义政策的追求将导致竞争以及海洋争夺。
由于中国依赖海上交通线进口自然资源并向海外市场运输制成品，其经济发展与海洋战略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领导人认为，控制海洋对于增强综合国力至关重要。
中国的传统主义者认同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强者生存原理，并且将中国的国家安全视为与美国之间的零和竞争。他们信奉马汉的理论，认为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会实现繁荣并赢得战争的胜利。倪乐雄教授是与解放军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高级国防专家之一，他指出，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海上生命线”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中国的军事教程中，马汉的思想已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关于海上交通线安全的研讨会上，所有发言者都毫无例外地引用了马汉海权理论中最具好战性的观点。中国对进口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且对“台独”势力高度警惕，这些因素都促使其增强了建设强大海军的紧迫感。
外界通常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还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中国学者则自豪地指出，中国曾经是统治亚洲海域的霸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甚至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舰队。1405至1433年，郑和率领着这支至少拥有317艘舰船和37000人的舰队多次出访海外。这支舰队的舰船数量超过了当时欧洲所有舰队舰船数量的总和，其旗舰是1艘长为
中国军事官员和学者指出，中国因海洋力量萎缩而遭受了严重损失。英国在十九世纪利用中国海洋实力的孱弱迫使中国同意英国享有贸易特权并独占中国港口。英国出动海军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领土，中国直到150多年后才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舰队的规模相当于中国海军舰队的四至六倍。日舰的火力完全压倒了中国海军，中国海军损失了5艘战舰而日本海军无一损失。作为停战协议的一部分，日本迫使中国割让了台湾。倪乐雄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清朝政府在此次战争之前就将资金用于增强海军作战能力，将会避免在战后付出相当于这部分资金八十倍的赔款。
在汲取上述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已表明中国对海权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放弃了以往奉行的海岸防御战略并采用了更加强调进攻性的近海防御战略。中国的“珍珠链”战略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制海权构成了威胁，根据这种战略，中国将发展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力量，从而使美国海军、尤其是美军航母面临险境。中国不断增强的海上作战能力为决策层提供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选择。中国全面加速海军建设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远洋油轮。中国海军力量能够对美国的作战力量投送能力以及其他能源消费国的石油生命线构成威胁。
中国的海上威胁
中国军队（尤其是其海军）并非“纸老虎”。中国海军消耗了三分之一的军费预算。中国拥有一支亚洲最大规模的海军，包括69艘潜艇、62艘水面作战舰艇、56艘两栖舰船、39艘扫雷舰艇、368艘海岸巡逻舰艇以及3艘海上补给舰。中国的五年计划将造船列为优先考虑的重点项目，预计中国海军的舰船数量到2010年将超过日本和韩国。按照目前的扩张速度，解放军海军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作战力量。该军种的现代化建设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具有更强防空、反潜和反舰作战能力的新一代水面作战舰艇；
·装备性能更先进的鱼雷和巡航导弹的现代化常规和核动力攻击潜艇；
·作战实力增强的海军航空兵部队；
·大幅增强的海上补给能力。
此外，中国还试图充分利用弹道导弹作为实施反介入和海上阻截行动的有效武器。
解放军海军采购了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俄制SS-N-22/“日炙”和SS-N-27“炎热”反舰巡航导弹（ASCM），同时也在加紧自行研发和制造该类导弹。“日炙”的弹头重量为
除导弹外，中国还从俄罗斯采购了技术较为先进的战舰。中国已接收了多艘俄制“现代”级驱逐舰，它们专门设计用于对抗美制“宙斯盾”级驱逐舰。此外中国还从俄罗斯采购了配备航迹寻的鱼雷的“基洛”级常规潜艇。
利用空中力量打击中国的战略薄弱环节
马汉的理论崇尚实力，但自从他1890年完成专著以来，扩大海洋影响的背景和手段都已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中国的“珍珠链”战略，美国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奉行的马汉式地缘政治构想中的薄弱环节，尤其应按照科贝特爵士提出的海军原则，利用现代化的空中力量制服中国。
朱利安·科贝特爵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海军历史学家和地缘战略学家，与马汉相比，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海上战争方式。科贝特较少关注舰队决战，而是强调实施商业禁运。他认为：“如果说海上战争的目标在于控制海上交通线，那么很显然，在这种战争中必须具备阻止敌方进行海上输送的能力……这种夺取或破坏行动是己方对敌方实施的一种惩罚，目的在于阻止敌方企图利用他们无力控制的海上交通线。”
科贝特认识到，海军战略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在目前的背景下，美军必须具备遏制中国引发冲突的能力，并在中国发动战争的情况下与其展开有效对抗。制海权的重要性在于，某个国家可通过使用海上交通线受益，而无法使用海上交通线的敌方则会遭受损失。对于美国而言，在亚洲海域保持海上绝对优势的主要好处在于：可保持投送作战力量的通道，施加地区影响，保持商业航线的安全以及自由实施作战行动等。美国保持有效的制海权也是阻止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中国对美国海上力量构成威胁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进而削弱了美军航母特混舰队的威慑价值。中国正在集中力量发展导弹和潜艇力量，并试图以此在特定冲突中击败美国。美国要阻止中国采取敌对行动，就必须在所制定的战略中强化惩罚性因素。也就是说，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增强使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的能力，并且作好打击中国战略薄弱环节的相应准备。
海上交通线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所在。由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它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亚洲情报》的一份报告称：“可以预料的是，对于一个绝大部分经济增长依赖于沿海地区且基础设施受到制约的大国而言，水上运输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且这种重要性一直在迅速提升……2003年，中国的水上运输量占其运输总量的比例达到55%。水上运输的相对重要性日益突出。”自1990年以来，中国对水上运输的依赖程度已提高了10%。如果丧失了主要从中东地区经海路进口的原油，中国经济将遭受毁灭性的沉重打击。
美国可利用中国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大做文章，而这正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弱点。美国国防部在其《中国军力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依赖于从海外获取的原油及其他战略资源，这意味着中国仍将依赖海上交通线满足其能源需求。”在中国东部海岸线的3000个海港中，有7个港口的吞吐量占到海运进口总量的90%，有4个港口负责输入绝大多数进口原油。美国国防部 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进口原油的港口是一些极易遭到毁坏的目标……其脆弱性已是众所周知。这些海港大都以固定设施为主，如起重机、升降机、油泵、控制站、储存设施、公路、铁路和输油管线等，都能很容易地从地图和航拍照片中获得相关的目标信息。此外炼油厂和运输枢纽也是较为脆弱的军事目标。”虽然这些目标较为脆弱，但攻击中国大陆的港口和炼油厂在政治上是一种无法接受的方案。
除了攻击中国大陆目标的方案外，美国还可使用海军舰队和空中力量，在中国远洋航线上、尤其是靠近咽喉要道的海域实施巡逻，从而对中国最重视的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中国政府官员公开承认，中国经济依赖于原油进口；中国80%以上的进口原油必须通过一些狭窄的海峡才能运抵达中国沿海；这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战略弱点，中国方面将这种情形称为“马六甲困局”。中国领导人已认识到这种弱点，并大力增强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以及对抗美国海上优势的能力。
美国的军事战略家们不应通过增大海上作战力量规模的方式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而应该考虑采取其他措施。具体而言，必须跳出“武器平台中心论”的思维定势，不应再扩大海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规模以及增加航母的数量，而要考虑怎样合理有效地利用兵力，充分发挥其他军种的作用。运用空中力量就可使美国以非对称方式应对中国海上威胁，准确打击中国的战略弱点──对海上交通线的依赖。美国运用空中力量威胁中国的远洋货轮，可间接地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海军舰艇以及商业船舶仍然极易遭受空中打击，特别是在距中国海岸线较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国水面舰艇有组织的防空能力非常有限，这使得它们在美军空中力量的攻击面前显得较为脆弱，中国海军和陆基航空兵缺乏为解放军作战行动提供远程支援的能力。美军使用陆基空中力量，也有助于避免陷入马汉式的大规模海上交战的误区。
制海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命题。刻意集中兵力展开海上决战，不仅难以实现，也没有必要。反倒是作战力量的集中程度越低，越有可能促成大规模交战行动。实际上，避免海上决战最符合中国的利益。而美国又无法完全迫使中国与其展开大规模海上交战，中国可以采取保存实力的战略，中国海军的舰队没有必要离开港口去影响美军的行动。而且中国海军力量的存在还会迫使美国部署作战力量以防范敌方舰队的行动。这方面也体现了科贝特强调的制海权的局限性，他已认识到，夺取暂时的局部制海权就足以达成战略目标。
在海上集中作战力量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海上力量的集中程度越高， 所能夺取和控制的海上交通线和海域面积就越少。相反，空中力量在覆盖大面积地理区域的同时，还能灵活地适时迅速集中作战力量。空中力量内在的高速度和大航程特点，使其能够展开分散行动，可以更有效地控制海上运输线，而敌方一旦提供了可趁之机，又能大规模集中兵力作战。
除了海上交战外，封锁行动也是夺取制海权的一种方式。科贝特认为，实施近海封锁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战争形式，因为比起所要封锁的目标，这种作战行动占用了己方太多作战力量。近海封锁的目标虽然大多是繁忙的进出要道，但敌方往往在这些区域部署了实力较强的防御力量。而远洋封锁谋求的是区域防御，往往成效更为显著，不仅便于隐蔽己方作战力量部署的地点，也更容易引诱敌方海军力量展开直接对抗。由于海上贸易运输线往往根据陆地的自然结构汇集于某个海域，因此远洋封锁的主要目标是咽喉要道。这种特点具有极高的价值，大大缩小了所需搜索的海域。
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以及通过该海峡的贸易运输量，使其成为世界航运活动中的决定性制高点。谁占据了该海峡的入口，谁就能控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这条最便捷的贸易通道。要控制这条自然通道，实施远洋封锁以及贯彻科贝特提出的战略原则，空中力量都不失为最有前景的选择。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前任司令理查德·霍利上将指出：“亚洲-太平洋地区通常被视为主要适于海上作战的战区，但是这种观点并未切中要害。这片广阔的区域长期以来而且未来仍将由海基和陆基空天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空中力量不仅能对敌方作战舰艇和商业船舶迅速实施拦截，还可协助控制近岸海域。这种作战构想并不是简单地对比利·米切尔（美国空军之父）提出的空中力量可取代海军舰队的观点进行再包装，而是要充分发挥陆基空中力量对海上力量的支援作用。
陆基空中力量能够协助海上力量控制重要海上通道、贸易航线以及运河。借用马汉的话来说，机场可作为新的“加煤站”。更重要的是，陆基空中力量可通过提供防护、远程航行、情报、监视与侦察（ISR）以及空中打击，对海上力量起到增强作用。有人和无人情报、监视和侦察平台（以及天基平台）可提供重要情报，进一步增大战场“透明度”，使所有军种都能从中获益。信息准确性的提高可起到作战力量倍增器的作用，使指挥官能够节约兵力，实现部队的最优化部署。
美国运用陆基空中力量与海上作战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海上威胁，将迫使中国军队面对许多（而不是少数几种）作战问题。空中力量也可作为表明政治意图的工具，而且比陆基和海上力量更加灵活机动。美国《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普兰曾警告称：“永远不要使对手仅仅面临少数问题，因为一旦这样，对方都能一一化解。”因此，确保海基和陆基空中力量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包括切断中国海上贸易的能力，有助于完善美国的国家安全筹划。
要想扼杀以原油进口为重点的中国海上贸易活动，就必须在范围广阔的区域内分散实施作战行动。与其他地区相比，美国可能会将台湾海峡的海上行动列为重点，届时航母舰载机的航程可能无法抵达马六甲海峡，或无法向该地区派遣足够架次的舰载机。相关图表显示以马六甲为中心的作战半径约为
某种观点认为，为了在尽可能多的地点对付敌人，美国有必要部署大量小型航母，而不是少数大型航母。但是在美国海军作战舰艇数量不断萎缩的时代背景下，陆基空中力量就可弥补这种空白。在美国海军每艘战舰的图书室内，都能看到美国海军指定的《海军战略入门指南》，正如该书所述：“尽管飞机能否击沉战列舰的争论已是老生常谈，早有定论，但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未能切中要害……真正有眼光的观察家并不关注战舰如何在空袭中生存的问题，而是更多地置疑英国的大规模海上运输在德国空军的阴影下能否维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