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诗人刘希全（心香一瓣）

邓凯《 人民日报 》（ 2010年10月11日   24 版）
在中秋节的凌晨，我偏坐在幸福大街的一隅，远远地为一个不幸福的亡灵守夜。
在中秋节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1日的凌晨，希全走了，没有和大家告别。他走得很痛苦，心脏病突发。闻讯赶到医院的同事，看到心电图显示着一条直线。他的体温，在初凉的秋雨中渐渐弥散，直到冰冷。
因为只能承受，所以，我能接受任何人的死，包括他。每个人的一生到站了，就得下车，没人有特权。生命脆弱，我们每天行走的地带，都在生死之间。
但我仍然很难说服自己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在希全去世前的9小时，也就是9月20日的下午6点，他调离报社去《诗刊》后,第一次在报社碰到了他。“希全，这两天找个时间咱们聚聚吧？”他说节前很忙，犹豫片刻，说：“那就明天中午吧。”
谁能料到，这是永诀，留下一场永远无法相逢的聚会。
雨一直下。雨从他去世前的晚上一直下到他离去后的早晨。
得到消息，我开车去他家。雨打在车的前挡上，模糊一片，不知是谁的眼泪。没有悲伤，只是木然。一种虚无感攫住了我。好几次险些追尾，像梦游。
顶梁柱垮塌后的家充满了悲伤。没有工作的妻子。上中学的儿子。远在美国的被瞒住了儿子死讯的老母亲和身患癌症的小妹。
他的遗体，还在医院里，孤零零的，陪着他的遗体的，是他告别了人世的灵魂。
我有些透不过气来。
回到报社，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吸烟室呆了一会，那是希全经常呆的地方。他喜欢斜躺在椅子上，抽着烟，翘着腿，翻看一大摞报纸，一副幸福指数很高的德性。我们常常在中饭后把他撵到一边去，他也乖乖地腾出地方给我们打牌。这个和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的人，再也不会在那里看报了。
希全比我整整大一轮。他是诗人。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写诗的时候就知道了他，上大学的时候偶尔会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到了光明日报，有人介绍起他，我在心里错愕：哦——这就是刘希全。这个黑不溜秋的家伙！朴素得像胶东半岛的一棵红高粱。
和他做同事的12年里，说来也怪，我们很少交流所谓的“诗艺”。大概我们都觉得诗歌是一种很个人化很内心的东西吧。他只是在出版新诗集的时候会故作谦虚、半推半就地送我一本：“多指正啊！”我刚来报社的几年里甚至和他没有过多的社会层面的交往，但总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就像在一大堆动物里，两只动物闻到了彼此熟悉的气味，就会自然而然地和同类亲近起来。
但也有调侃他的时候。一帮哥们喝酒，背几句据说是他早年的情诗：“我宁愿瘸着一条腿/走进你的婚礼/看你成为别人的新娘”，他则涨红着脸辩白。黑里透红的脸，不知是酒劲还是其他。我也趁势恶搞一下：“希全一个猛子扎进爱河/又洗又涮”，多么有趣的庸俗啊。
虽然腼腆，但他真有得意的时候。中午喝完酒，一般步行回报社。路上他就会念几句得意的诗：“那些瞬间，还在那里:/一边是清凉的晚风/一边是你波动低回的迷人体香/多年之后，两者依然美不胜收——”,他似乎对“美不胜收”这个词极为满意，重复了好几遍。阳光照在他黝黑的脸上，却有明亮的笑容。
希全的这一点让我自惭形秽：从大学时代起，他一直没有放下笔。他甚至在开会时随便在破纸片上划拉几句诗。他还不无得意地对老部下说：“计亚男，你看我又能写诗，又能搞报纸发行！”想一想，他说这话时该有多么爽。而我呢，大学一毕业就扔下笔，搞得自己好像“一心扑在工作上”，听凭缪斯的幽灵一直在心底游荡。因此，我曾经给他的诗集《慰藉》写诗评时把他比作“阿甘”，不知为什么他给删了，大概觉得阿甘像个傻子吧。
一直觉得希全是个幸福的人，因为他有诗歌。在一个物欲横流、内心彷徨的世界里，当他失控，当他摇晃，诗歌以一种简洁的方式使他平衡；当他憋屈，当他忧郁，诗歌是他最好的出口。
无需交流，不必揣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读读他的诗歌就好。诗是最好的显影液，随着时间的过滤，能清晰地凸显一个人的本色。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年少轻狂也好，还是“中年听雨客舟中”的沉稳持重也好，还是“暮年听雨僧庐下”的心如止水也好，诗歌总会以它特有的温度、气息、声音、脉动和张力，还原一个人的另一种人生。
读希全的诗，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敏感的自然主义者：“清晨，浓雾漫无边际……/一两声鸟鸣，模糊、凌乱，而又/与往常有所不同：被拽紧，被压低”；他是一个爱情的理想主义者：“——我用没有写出的文字爱你/用不能平静下来的灵魂、惦念爱你/用我越来越少的时光/用我的呼吸、脸上的风霜爱你”；他是一个顾影自怜者：“我的胸中，有两颗心在跳动/一颗是我的，一颗是世界的……”;他是一个悲天悯人者：“我用一支笔，在一张白纸上/为他们设灵堂/我写下：安继坤，女，90岁，北川曲山镇水磨漆厂……在这个月夜，我写下这些名字/我一边写，一边掉眼泪/——我没有给这些名字加上黑框/我做不到，我不能让黑框/再把他们压住”；他是一个顽固的怀乡病患者：“在南宋村，我感到阵阵的恍惚/好像不是我回来，而是亲人们/终于找到了我/好像田野、水塘找到了我/他们把什么都带来了，比如/这些树、这些山、这些门、这些碗——”；他还是一个爱心满溢的父亲：“乐乐，我常常喊你，有时是无缘无故地/喊你，甚至是恶作剧般地喊你/其实没什么事，我就是/想听到你亮脆、稚气的声音——”。
在深夜重读这些诗，我感到一阵阵悸动。
当然，写诗不是他的职业，他赖以谋生的身份是新闻工作者。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光明日报，27年了，说实话，他对得起他的饭碗。工作认真，严谨，写的稿子，编的版面，得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奖。他主持发行部工作的几年里，我常常看他亲自划版，我称之为“光明日报唯一亲自划版的局级干部”。那几年常常听到有关报纸发行量的言论，作为发行部主任，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有好多次他在陪同报社领导去外省布置发行工作的间隙，还赶紧飞回来处理发行稿件，处理完马上飞过去 ——是只鸟也会累得不行啊。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应酬。酒量好又如何？身体总是自己的呀。一天到晚，总能听到他在与各地记者站打电话。这几年，报纸发行量稳步增长，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化时代，何其不易。
希全太累了。本以为去了《诗刊》可以轻松些了，因为杂志社一周上三天班，又是他喜欢的行当——爱好成了职业，谁曾想天不遂人愿。
想念我们几个人在小酒馆喝酒的时光。人松弛下来，没有了顾忌，话就多了起来。他是一个直率的人，把你当朋友，就会掏心窝子对你，尽管他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
我想起了布罗茨基的《诗悼托·斯·艾略特》中的一句：“死神不做鬼脸，不含恶意/在厚厚的勾魂簿中选择了/诗人”。然而，他又说：“如此说来，飞升是爱。/一劳永逸。飞向黑夜”。
让我们原谅希全的不辞而别。但愿他一劳永逸，飞向极乐世界。
但愿天堂有他熟悉的风景，但愿香草能传颂他的芳名。
世上再无刘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