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与中国未来

一个时期以来，“富二代”这个话题被媒体持续热议。因为“富”所以引人注目，因为“穷”便被人们忽视，“穷二代”与“富二代”在社会关注度上的差别显而易见。
不论是从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从社会的发展、进步角度来说，都应该给予“穷二代”更多的关注。这一是因为在中国的人口分布当中，农村人口无疑占大多数，“穷二代”在绝对数量上要远远大于“富二代”，关注多数理所当然；二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穷二代”的未来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理论上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当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是最好的社会状态。而一般理论认为，人才的分布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天赋、智力与他的出身，比如家庭的穷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这种理想情况出发，如果“穷二代”与“富二代”所获得的机会完全均等，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实现“人尽其才”这个目标。然而，人类社会大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社会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使他们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曾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他说，“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当中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最起码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庭贫困，有些农村学生或早或晚在基础教育阶段便被迫放弃了学业，这个比例相信不会低；二是在接受教育的条件上，城镇学生与农村学生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一差距这些年还在继续扩大，因为优质教育师资一直就在反向流动，即好的师资力量在向城镇流动，新的师范毕业生则不情愿到农村去。人是不能选择出身的，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穷二代”在大学教育之前，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一步。这当然是社会现状使然。
据媒体报道2010年5月，浙江台州三名打工者的后代相约集体自杀，其中两人在喝下剧毒药之后抢救无效死亡。三人家境都很贫困，早早辍学，工作后压力重重，重负之下选择自杀。2010年7月，陕西扶风县五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古庙喝农药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送医急救。这五名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生活清贫苦闷，小小年纪就写了遗书，想一死了之。类似事件已经发生过多起。
而中国大陆不时传出“富二代”拿钱摆平交通事故，舆论开始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这些民企继承人画上等号。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絝子弟。根据网易的一项调查：82%的网友认为“富二代”是纨絝子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黎友焕对珠三角的老板進行调研，发现部分东莞老板的孩子不读书，平时就打麻将甚至吸毒。
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的千万富翁接近24万人。中小规模的家族企业更多。如果按照正常的家族代际传承，那么有资格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富二代”将达到数十万。
与“穷二代”相对应的除了“富二代”外，还有“官二代”。中国的的“官二代”除了同时也是“富二代”外，与“富二代”所不同的是，“官二代”还能捷足先登政坛，忙着争官上位。2009年8月25日中国国内有一则新闻报道：一篇题为《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黑幕：多半是官员子弟》的帖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该消息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当地官员的亲属，给人“继承”之感。而固始县委组织部对此也承认“情况属实”。此则新闻所反映的现象，遭到海内外网民的强烈抨击。但是，舆论的谴责却对中国特色下的官僚自利型体制毫无作用，反而变本加厉。比如《新华网》2010年6月29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考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子女，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如果说固始县还是黑箱操作的话，武宁县就已经是明火执仗了。
对此，有网评人士说，这种利用公权为“官二代”开创特权人生的作为，很符合中国国情。现如今干啥事都是领导优先：好房子领导先住，工资领导先涨，风景名胜领导先考察，闹了火灾领导先走，就连有的娱乐场所来了新小姐也要由领导先去“检阅”。在此常态下，领导的子女在不平等的社会事事优先，也就成为常态。
这种对“官二代”的特定维护，在中国已经开始愈演愈烈。比如，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各种“加分”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所谓“高考加分”就是各地为有“突出才能和特长”的学生，在高考成绩之外加上一定的分数，以提高他们的入学竞争力。据中国新闻网文章披露，浙江台州市第一中学获得加分的4个学生都是当地官员的子女，而绍兴市一中获得加分的19名学生中，有13名是当地官员的小孩。高考加分，已经沦为对“官二代”的优惠。此外，在中国高校招生过程中采用各种方式照顾官员子女的情况，比如扩招、委培生，定向给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事业单位委托培养学生，而这些学生绝大部分的背景是权贵阶层；几乎普通贫民老百姓的孩子无缘。
今天，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不过，在这种“难”面前，“穷二代”与“富二代”、“官二代”面对的境况显然不同。大学生毕业之后，就业也绝非唯一的选择，比如读研究生，又比如去海外做“留学垃圾”。不过，做出这些选择就都意味着学费的继续支付。对于那些“穷二代”来说，念大学的学费别人还四处借贷，又有什么资金继续读研究生？何况读完研究生如何就业仍然是一个未知数，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也比比皆是。而“留学垃圾”，是一个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专用词汇，它是指那些“留学”海外的中国官商子弟群体。中国社会的现状之一是：“富二代”、 “官二代”可以去海外成为“留学垃圾”，“穷二代”却被迫成为蜗居在某个城市。
社会学者给没就业或报酬过低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取了一个名字：“蚁族”，而九成的蚁族是“穷二代”。“蚁族”平均月收入为人民币1,956元，与农民工很接近，但是低于全大陆城镇人口每月2,435元的收入。《广州日报》说，“蚁族”主要有三个特色：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在一起。年龄集中在22到29岁，主要是以毕业后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群体。大陆城巿飞涨的房价让蚁族只能生活在城市边缘，住在昏暗、低矮、有如箱子般狭小的屋子里，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搭公车上下班。每人每月租金大约377元，居住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保守估计光是在北京就有10万名“蚁族”，以北京郊区的村庄－唐家岭为例，两年来当地人口从3,000人增加到5万人。
2010年5月26日，湖北省人才中心和武汉大学联合完成的湖北省蚁族调查报告也指出，武汉所谓“江蚁”的数量有3到6万人，47.3%的“江蚁”来自农村，也有34.5%的“江蚁”来自城市。近半数人每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
主持调查的武汉大学黎民教授说，80%“江蚁”出身“穷二代”，源于当前中国社会日趋成型的“代际壁垒”；“以自己带的研究生就业为例，凡到银行就业成功的，几乎都是父母或亲戚在银行的，或是父母与金融系统高管有一定关联的。从经验判断，经济状况一般或较差的家庭，由于少有特殊的社会资源，其子女就业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这也表明，“社会在开放性增加的同时，其阶层封闭性和固化趋势在加强；市场经济本有的开放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压抑。”报告显示，武汉“蚁族”主要分布在武昌的商圈和城中村；48.6%的‘江蚁’偶尔或者经常需要家里补贴生活开支。50.7%的人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事实上，以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对于“穷二代”来说，从他们出生，到接受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再到就业，直到他们最终完全踏入社会这一路看来，不能过激地说这个社会已经把他们某种程度“封死”，但与“富二代”、“官二代”的成长环境相比，机会的不均等是显而易见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无疑是一个社会的毒瘤。
如今的中国社会贫富日益悬殊，使得第二代的命运出现了天壤之别。“富二代”斗富炫富，招亲选美，飙车撞人；“官二代”飙官、世袭爵位、腐败弄权。而“穷二代”求学无门、谋职无路、人生无望、厌世轻生。富二代和官二代大大压缩、剥夺了绝大部分穷二代的生存及发展空间。
“穷二代”并不是输在学识智力和工作经验上，而是输在机会不平等；低阶层者進入较高阶层的困难越来越大。这种社会不平等正孕育着巨大社会危机。
虽然中国的“富二代”、“官二代”，如今已经有百万之数，看似群体不小，但“穷二代”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富二代”，是绝对多数。“穷二代”是在生活压力下苦苦煎熬的“倒楣蛋”；“穷二代”目前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它不仅关乎这个群体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讲，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大量的人才分布在这个群体当中，扼杀了这些人才的成长机会，就等于扼杀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命运直接关系国家前途和社会稳定。